2021单月号-2《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非虚构）∣周晓枫：雌蕊①
雌 蕊
周晓枫
他们宁愿付你一千美元得到一个吻，也不愿意花五十美分倾听你的灵魂。
——玛丽莲·梦露女性之美，摇曳多姿。
银幕形象，有奥黛丽·赫本那种超越尘世的童话之美，优雅古典，清凉到具有镇静的作用；也有玛琳·黛德丽那种，让人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地狱，她都去过，而且幸存了下来”。舞台上，时装模特展示深陷的双颊和完美的锁骨；芭蕾演员展示精湛而对称到几乎非人的腿；《花花公子》的月历女郎们，在海滩、旅馆、喷泉、加油站等场所，展示她们动荡的美：闪动杏蜜色流光的皮肤，提琴般凹陷的腰肢，高跟鞋上赤裸的足弓，缓慢揉散的头发，微微肿胀的湿亮嘴唇，以及，从比基尼泳装边缘隐约露出的蔷薇色乳晕……美，若夹杂了一点危险，更有益于它的侵略。
玛丽莲·梦露是性感女神的代表，她的面容，奇异结合着女人的诱惑与儿童的天真，介乎纯洁与放荡之间——很奇怪，她就是具有一种孩子气的美貌，具有一种无辜的诱惑。尤其，是她挺胸扭臀的步态，颇具挑逗性。《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阿瑟·盖尔布说：“当她走路时，就好像她有一百个身体部位分别向不同的方向移动，你不知该看哪个部位。”她正是凭借独特的步态当上演员的。去《快乐爱情》剧组参加女配角的选拔时，演员格劳乔·马克思让她走几步：“不是指那种连老阿姨都会走的样子。这个角色需要一位年轻的女士，她从我身边走过，光步态就能唤起我年老的性欲，让我的耳朵冒烟。”梦露按照他的要求走了几步，格劳乔说棒极了，哈勃·马克斯说：“不要在没有警察的地方那样走路。”据说，梦露从十三岁就开始练习慵懒的走路方式……浓烈的风情，使她沿途散发出雌性的腥甜，她以这样的走姿展示着她那令人渴望的身体。
我以前对梦露无感，直到读了她自传里的部分片段。在这本《我的故事》里，她的表述抵达写作者的精准。她不厌其烦数次提到自己是性冷淡：“我为什么是个妖女，我完全不，我的脑海里没有一丝关于性的念头。我不想要接吻，我也不会幻想国王或者电影明星的诱惑，事实上涂上口红、染着眉毛，加上早熟的曲线，我却像化石一样没有欲望。”“即使那些追求者弄乱了我的头发，我也从来不觉得他们冒犯了我。如果我有的话，我嫉妒他们，我想要拥有他们那样的占有欲，因为我什么都不想要。”她毫不隐讳对好莱坞的敌意：“好莱坞，一家拥挤的妓院，一个为种马备了床的名利场。”“在好莱坞，一个女孩的品德远远没有她的发型重要。好莱坞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宁愿付你一千美元得到一个吻，也不愿意花五十美分倾听你的灵魂。”人间尤物容易被认作无脑的类型，但梦露有生动的灵魂。在我看来，这些表述就像她的步态那么性感。
笔，就是灵魂的步态。有如冰刀在冰面上的划痕……行云流水，是因为行于刀刃之上。
我喜欢女性的独特表达。尽管在我的阅读书单上，男女作家的比例平分秋色；尽管我从男作家那里获益颇多——但我依然偏爱许多女作家的文字，不知这是性别的帮助还是限制。世界辽阔，盲人摸象不是笑话，而是确凿的事实。没有人能够触及全部的世界，只有彼此信赖，我们才能对触摸不到的部分有所了解。林语堂有着通达的人生理解，他说：“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辛酸。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依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重感情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擭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尊重基础上那种性别经验的分享，非常重要。即使有些男性概括女性叙事多强调自身感受与内心经验，所以感性而破碎，潜台词是批评女作家总是在说“我”，而不是“我们”，认为她们沉溺于细节而缺乏整体的宏阔视野……我认为，即使被偏见地看待，女性写作也天然与文学有着深切的联系。弱者，边缘，体恤，这些词汇就是文学自身的立场。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的女作家性别特征明显，有些几乎完全消灭了自己的性别，我无法判断执笔者是打领带的还是穿裙子的。什么是文学中的女性力量？难以提炼答案对它进行准确的描述。力挽狂澜是一种力量，以柔克刚是一种力量，与命运拔河是一种力量的体现，但随波逐流中的逍遥自由也可以是一种内心力量的体现。女性的写作，让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理解和释读，增加了认识的角度和切入的深度。
我怀疑，我之所以偏爱某些女性作家的表达，与她们色彩特别的经历也密不可分。
2
生命是一场飙车，我有权自毁。
——萨冈前些年，国内评论界频繁使用一个合并词语：“美女作家。”现在少有提及，好像一碗滚汤凉了以后结了冷油，没谁有兴趣再喝了。即使在当时的评论体系里，所谓“美女作家”，也暗示着某种专业水准的降低。单论美女，她不够格；单论作家，她也不够格——搭配在一起，似乎就不彼此迁就了。其实，的确有许多货真价实的“美女作家”，她们的容貌匹配着她们的才华，几乎是一种外在的诠释。
法国的“美女作家”萨冈早在十八岁就名满天下，成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她漂亮出众，个性鲜明。赌博、酗酒、飙车、吸毒、负债累累，她离经叛道，却备受钟爱，被称为“迷人的小魔鬼”。其实萨冈诞生于一九三五年，她跨越新世纪，活到近七十岁的时候离世，可她在评价和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俏丽的短发、少女的样貌、狂放不羁的性格。
“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她不屑于纪律性的人生，不在乎生活的无序——“有什么关系？我数学一向不好。”萨冈的表达，具有简捷明快的摧毁力。作为“一个持续性事故”，她说：“我相信自己有权自毁，只要这不伤及他人。”
像糖一样腐蚀牙齿，像毒药一样瓦解意志……没有谁像她这样勇敢追求消极的未来。天真的神情和老练的堕落……在持续的自毁中，她体现一种狂欢化的人格。萨冈赤足飙车，甚至在饮酒之后，车祸使她几近丧命，但并未阻止她的疯狂。她的人生，就像别人需要维修而她却不做丝毫保养的跑车，带着青春一路的噪声驰骋。
尽管始终有种奇怪的、缺乏来源和证据的、真实的痛苦，萨冈的文笔却轻快、易读。我是在同样年轻的时候看过她那些年轻的小说，但从未迷恋她的风格。除了小说，萨冈的随笔也才情纵横，比如她写《马》……她自己就像一匹赛马，可以在竞速中横空出世；即使并未夺冠，也会是马群中耀眼的那个。但，她是否恰恰被自己早慧型的才华所耽误？在我看来，她那让人胆寒的早慧，随后并没有沉淀为更令人尊重的智慧。不过，这些原本就非她所愿，她宁愿在微醺的沉沦和略重的丑闻中，在自愿选择的肤浅中，享受她带点无耻色彩的理想生活。
早在二〇〇四年萨冈离世之前，就有人评论活跃于法国文坛的古灵精怪的女作家阿梅丽·诺冬为萨冈之后新一代“畅销女王”。其实诺冬一九六七年生于日本，国籍是比利时，但运用法语创作的诺冬与萨冈的出道存在相似之处。诺冬从十七岁时开始创作，首部小说只花了一百二十个小时就完成，年少已功成名就。
我读诺冬的《午夜四点》，惊艳，有天赋的人任意笔墨，才华横竖都溢。成名以后的阿梅丽·诺冬，据说习惯以黑色礼帽作为自己的标签，需要隐藏身份时就不戴帽子。她用自己的照片当《幸福的怀念》的封面，戴了一顶造型奇异的帽子，似乎是在一座富有禅意、风格极简的日本庭院里拍摄的：斜逸的几条寒枝，颗粒均匀的卵石，方整的砖石，素朴的院墙。照片上的她看起来有点奇怪，让人判断年龄时略感犹豫，我说不清是因为保养得当而显得年轻，还是因为心智超常而显得成熟。她的黑色连衣裙，上面紧身设计，下面花苞样张开，有点像儿童的蓬蓬裙；她的手，就像乌鸦尾羽那样张开；她的妆容，五官因敷粉而得以强化，介乎东方艺伎与西方马戏团女伶之间，又似两者的融合。诺冬的这个形象，纯真又邪恶，生动又神秘，在庄重与荒谬之间保持着敏捷的反讽。像能未卜先知，诺冬仿佛是用塔罗牌预测命运的流浪者，带有一点从噩梦借来的勇气和邪念。她的样子和她的文字，都古灵精怪，恍若莫测的梦境。
无论萨冈还是诺冬，像结合女童的永久天真与女巫的早熟沧桑。
3
为了创造你，先要毁掉你。
——杜拉斯是从纯真到沧桑，从年轻到年老……她的脸，从花园变废墟。少女时的杜拉斯面容精致，有银器一样干净的光芒，随后遭到严重摧毁，在时间中变得污浊。杜拉斯少女时和老妇时的照片，判若两人，她已成自己的叛徒。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两张脸之间，彼此绝缘。她的皮肤呈现出干水果表面的皱缩，是个矮小干瘪的老太太。
杜拉斯与萨冈一样抽烟酗酒，加之难以驱遣的孤寂，曾经的美貌彻底被破坏了。“当一个女人饮酒时，犹如一头野兽或者婴儿在喝水。酗酒对女人是丑闻，女酒鬼是个少见的、严重的问题。它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本性。”醉醺醺的杜拉斯不乏清醒地说，“我意识到我在我身边制造丑闻。”
近七十岁的时候，萨冈死于烟酒毒品导致的肺栓塞；同样是近七十岁的时候，杜拉斯开始写她的初恋，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场刻骨铭心的相遇。这部名为《情人》的半自传体小说这样开篇：“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杜拉斯以小说的方式，复述叶芝的名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杜拉斯的作品并不依靠剧烈的戏剧冲突，情绪的力量大于情节，具有法语的乐感和梦呓的魔力，既无耻又纯洁，野性十足，又不失古典与严肃性。她在国内曾风靡一时，广受追捧，但热度并未始终持续。我原来也喜欢过杜拉斯，但时间很短，她更像一种青春期的躁动，很快不再对我产生阅读上的吸引力。我甚至觉得，杜拉斯就是更成熟一些的萨冈。虽然这是我的偏见，但抱持类似看法的背叛型读者应该也不在少数。数年后，杜拉斯再度引起强烈关注，并非文学，乃是因为她的私生活。
扬·安德烈亚，出版了关于杜拉斯的回忆录。扬比杜拉斯小三十九岁，是她最后的情人，也是她的秘书、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关系持续十六年之久。在女性艺术家那里，这种现象并不鲜见，比如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陶艺师情人尚·汉密尔顿，就比她小了将近六十岁。
我们歌颂青春，是因为身置其中的人享有更为辽阔的未来……但扬、尚等情郎们，并不存在年龄落差带来的优势。相反，他们有时被彻底征服，就像母兽统治下的幼仔，被雌激素控制的小昆虫，哪怕赴死而来。
扬疯狂迷恋杜拉斯的文字，他不读其他书，只读她的书。的确，杜拉斯的笔法率性而为，扑朔迷离，张扬如情欲，通透如高潮。有的句子水银一样，神秘、凝练、有毒。是怎样自由飘忽的灵魂，才有这样恍惚迷离的文字？一九七五年，与杜拉斯初次见面时，扬是个大学生，他从此几乎每天都给杜拉斯写信，并不等待回音。写了五年。直到杜拉斯同意，并且招募……扬成为奴隶式的情人。
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不仅如此，杜拉斯还高高在上，控制欲很强。她命令，并且决定扬的喜好：从“应该”吃的食物，“应该”喜欢的羊毛衫，到“应该”喷的香水。“为了创造你，先要毁掉你。”在扬的回忆里，杜拉斯不仅有日常的阴郁和快活的残忍，还怀有病态的占有欲。杜拉斯的爱里，包含着凶狠的侵略性，是以一种野蛮施暴的方式来展示的。杜拉斯酗酒严重，就像从破碎的葡萄里酿酒，她从摧毁的肉体和精神里酿造爱情的浆汁。无处着陆的悲伤，无以名状的绝望……无论是酒精、文字还是爱情，杜拉斯都追求一种濒于致死的强度。
一九八〇年，扬刚来到杜拉斯身边不久，他喜欢不停地打电话，每天十个小时，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包括只见过一次的人，包括十年前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见到的人。或许，某种即将失去自由的预感，使他沉迷于此。随后，他的自主生活被终结，给老朋友打电话被杜拉斯所禁止。扬认为：“她囚禁了我。”是杜拉斯给了扬一个新的名字——从名字到生活，扬都被关进杜拉斯的世界。杜拉斯不允许作为同性恋的扬去见男人，也不许见女人，包括扬的母亲。
扬照顾她，忍受她，怨恨她。这个专横而才华横溢的老女人，时而是迷人的精灵，时而是讨厌的癞蛤蟆。作为同性恋的扬曾试图逃离，消失又回来，带着赎罪般的惶恐，继续接受杜拉斯的某种盘剥。这位所谓年轻人说：“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扬，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
有人说，杜拉斯的写法其实非常不健康：“她是以伤害自己的一部分，去滋养另外一部分。”她把这种自我伤害的手法，作为遗产，留给了扬。尽管杜拉斯从来不允许扬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直到临终，自恋的杜拉斯特赦了扬，并且羡慕地嘱咐：“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写我吧。”杜拉斯死后，扬通过写作来克服抑郁，但文字风格与杜拉斯很像。从语感到结构，当主人死去以后，因为熟悉主人的命令，奴隶依然能够发出主人的声音——扬是终身制的俘虏，甚至在杜拉斯死后。掠夺得如此彻底，扬被劫持一生——二〇一四年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她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于七月十日在巴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杜拉斯和扬的关系，让我想起一种长相奇怪的鱼，它擅长以自己棘刺上的拟饵诱捕鱼虾。
刚刚打捞出海的鱼软塌如一团烂掉许久的肉，周身包裹大量黏液——它们多是雌性。为何被捕捞的鱼通常都是雌性呢？因为雄鱼出生不久个体还很小时就寄生在雌鱼身上，终身相附，大多已同雌鱼结为一体。雌雄这样亲密，配偶这样纠缠，在动物界比较少见。雄鱼一生的营养都由雌鱼供给，所以如果雌鱼被捕获，它会随身携带着一个殉葬的情侣。
4
但愿我的嘴唇能嫁给那样的创伤！
——西尔维娅·普拉斯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恐怕殉情的女性占比更高……她们死于自己感情的强烈或极端。
比如普拉斯。普拉斯，杜拉斯，并蒂莲般的名字，但命运迥异，就像她们分别拼写为Plath和Duras，毫不相像。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她是早熟的天才，普拉斯十二岁时的智商测试已高达一百六十分；她也是早夭的天才，死于三十一岁。昙花一现的美，始于也终于黑暗的摧毁。
黑，太多的黑——来自死去的父亲，来自死去的爱情，来自即将死去的自己。《爸爸》一诗写于普拉斯自杀前的四个月：“你是只黑皮鞋/我曾像只脚住在这里三十年/可怜而苍白/几乎不敢打喷嚏甚至呼吸。”不仅是黑皮鞋，父亲的形象还被比作法西斯和魔鬼。普拉斯在这首爱与畏惧交混的诗歌里，表达着不安、反感、怜悯、悲痛等复杂情绪，也表达着受压与受束中的质疑与反抗。普拉斯八岁丧父的创伤，在尾句中这样传递：“爸爸，爸爸，你这个混蛋，我受够了。”令人感到一种终极的寒意。
一九五六年，西尔维娅·普拉斯邂逅英国诗人休斯。尽管休斯当时带着自己的女友，他依然暴力般亲吻普拉斯，扯下她的发带；普拉斯回应这些吻，并且像受到攻击的蛇那样在休斯脸上狠咬一口。休斯淌血的面颊，留下环形圆丘般肿胀的牙印，此后一个月都未褪去伤痕——这是象征，休斯此后一生，都未褪去普拉斯留下的烙印。
普拉斯陷入一见钟情的狂喜：“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旋风般席卷的爱情，让这对诗坛天才迅速步入婚姻。
他们有过美好与甜蜜，一起享受创作的愉悦。童话里，王子与公主往往到了结婚典礼，就算到了故事尾声，因为要回避描写婚姻里那几乎是必然的磨损。这对金童玉女般的甜蜜佳偶，在现实的婚姻里渐生怨恨，充满了争执与冷战、怀疑与指责。关系如履薄冰又剑拔弩张，他们甚至上升到肢体冲突。当然休斯多情，我甚至妄加猜测，他对普拉斯当初的迷恋和随后的逃离可能是因为同样的东西，比如极度敏感。作为情人，普拉斯的敏感是一种艺术化的情绪；作为妻子，她的敏感会渐渐变得棘手。后来休斯另结新欢，迷恋上加拿大诗人的妻子阿茜娅·魏韦尔，导致他与普拉斯之间的裂痕难以修复，珠联璧合的婚姻变成废墟。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普拉斯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将用衣服裹住的头部伸进烤箱垫板，拧开了煤气开关。她事先为孩子们准备好牛奶和面包，然后用湿毛巾堵住卧室的门缝，以免泄漏的气体伤害到他们……尽管她知道，当入睡的孩子醒来，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妈妈。
普拉斯死后，休斯以未亡“罪人”的身份活着，一生受到舆论的围剿与诟病。尤其普拉斯自杀的数年之后，阿茜娅·魏韦尔以几乎同样的自杀方式，喝下安眠药并打开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以及她与休斯的两岁女儿的生命。饱受责难的休斯不做申辩，不予还击，但在私信中他曾表达苦衷：“我知道我的沉默可能会让人们以为是证实了某些对我的指责，但我宁可这样，也不愿被扯入斗牛场中，被逗弄，被刺激，被激怒，直到我吐尽与普拉斯生活的所有细节，以供成千上万的英国文学教授和研究生们做更高级的消遣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怀有低级趣味的好奇心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不管他们如何道貌岸然，假装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他们的好奇心是属于土里土气性质的，大众喜爱的流血运动性质的。”休斯不相信新闻记者的公正性，很少接受采访。无论是出于难辞其咎，出于对自己隐私的捍卫，还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休斯的缄默加重了旁观者的兴趣——是的，我们愿意以体面而堂皇的理由，窥私，并加以假设。
仅从简要的资料上看，容易把普拉斯想象为传统色彩的痴守者，其实不然。按普拉斯自己的说法，她在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约会过数百个男孩，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快”而名声不佳。普拉斯热恋过别人的新郎，对方十周前刚刚结婚。第一次与休斯同居的第二天，普拉斯就去巴黎找她的旧情人萨松——就像她说休斯为“世间唯一能与我匹配的强壮男子”一样，普拉斯也曾称萨松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爱。朋友们聚会时，已婚的普拉斯在休斯在场的情况下，在桌下偷偷用腿摩擦诗人理查德·墨菲的腿进行挑逗。不过，普拉斯对墨菲说，谁也破坏不了她与休斯的婚姻，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完美的。由此可见，休斯不忠，普拉斯多情，再完美的结盟也带来限制。毕竟婚姻的领域狭小，没有天空那么大的鸟笼，也没有河流那么大的器皿，可以盛下想要犯罪的自由。
休斯的移情是引线，引爆的是普拉斯的性格缺陷。普拉斯生前出版的作品很少，获得的成就远低于她自己的预期。一方面，她热情奔放、野心勃勃，一方面又极易被沮丧击倒。普拉斯阴晴不定，喜怒无常，经常处于紧张、惶恐、焦虑、嫉妒、怀疑、自闭、抑郁与狂躁之中，甚至在歇斯底里中，做出不计后果的破坏性举动。其实每次歇斯底里，都包含一场小型而血腥的自我践踏。她把别人逼疯，也把自己逼疯。走向崩溃的普拉斯多次试图自杀，为此曾割伤自己的腿，曾服下大量安眠药，曾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曾蓄意制造车祸。普拉斯宣称：“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而我使之分外精彩。”生命的花园虽然盛大，但每天都需要为死神剪枝，普拉斯向往成为那祭献的玫瑰。“就像玫瑰花/合上花瓣/在花园里/僵冷/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然而，她并不能如自己诗歌里说的，“像猫那样死上九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伤害和危险恰是灵感的来源，看似非法的交易以命作赌。所谓艺术品，就是在她们的心脏和头颅里雕镂，身体和精神因此百孔千疮。在她们眼里，“幸福”总是显得俗套，散发出难以祛除的贬义倾向的体味。她们很少写哪怕只是低糖分的句子，她们习惯更多的苦，诗句像被直接碾轧过的血肉。与休斯分开如遭撕扯的普拉斯疯狂写作，也许是亡命徒般离去的预感，也许写作是她对死亡诱惑的挣扎、抵抗与自救。一切，有如潮汐，在离去时，海滩露出斑驳的死物和生机勃勃的活体……它们共同形成普拉斯的灵感，形成裸呈而致命的诗歌。
普拉斯生前绝未预料自己不久将成为女权运动的偶像和烈士。不错，她在诗歌里表达女性的抗争，但她同样表达了妥协与屈服。从爸爸到爱人，从父权到夫权，她的经历看起来更像失意者，尤其是婚姻的牺牲品。其实，婚姻并不那么容易令人做出事实判断，就像普拉斯形容过的钟形罩，象征某种巨型而透明的笼罩，它既提供保护，又限制着自由的翅膀——普拉斯像只头破血流待在里面的受伤之鸟。后来普拉斯赢得的哀荣，与休斯关系很大；我们很难剥离与休斯关系带来的利弊，就像很难剥离普拉斯身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普拉斯绝大多数的作品，是她去世后由休斯整理、编辑、出版的——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在美国出版，连续数月居于畅销书排行榜之首；普拉斯的《诗集》获普利策诗歌奖，已故作家极少获此殊荣。不仅如此，休斯谈到普拉斯的“自杀尝试和意外幸存”，谈到普拉斯的某个短篇如何“像马戏团空中秋千的回旋光芒一样萦绕深切的恐怖：她的电击休克治疗经验带领她逃出了那远离自毁倾向的冬眠期。”……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她扭曲的心灵。
休斯的第一本诗集《雨中的鹰》是献给普拉斯的。休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生日信札》，汇集了他几十年来默默为普拉斯生日所写的八十八首诗作。十月二十七日是普拉斯的生日，在最后一次度过亡妻生日后的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休斯死于癌症治疗期间的心脏病。这是彼此折磨一生的感情生活，这是纠缠到最后的怀念。休斯与普拉斯初见时，在凶狠的吻与血痕中，已注定这场狂暴的传奇。第一本和最后一本都是献给她的……命运，像条咬噬尾巴而毒死自己的环蛇。
无论情爱或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美如烟花的幻觉……我们唯有靠灰烬证明它曾经存在。
5
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
——弗兰纳里·奥康纳许多女作家的写作焦点，终生围绕在解决配偶或母亲的关系上。无论是从事文学研究，还是读者的八卦心态，都愿意挖掘作家的情感线索，以期了解作品的成因。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一个令我极度偏爱的作家，但从有限的资料里我找不到关于此的任何信息，是否是因为她的疾病与早逝？与普拉斯一样，奥康纳也是童年丧父，也是英年早逝，并同样是死后赢得重要的奖项。但奥康纳从未受到婚姻的束缚，也没有体验过恋爱带来的剧烈冲击和强力撕扯，我们在她身上找不出爱情的勒痕。
奥康纳的父亲很早死于红斑狼疮，她备受父爱呵护的童年也随之结束。作为独生女，奥康纳继承基因里的遗传，二十五岁时同样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她当时靠输血渡过危机，后经注射当时在实验阶段的激素得以控制病情。大剂量使用的激素使奥康纳骨质疏松，她的髋骨不能支撑体重，她起初借助手杖，到三十岁时不得不依靠铝制拐杖才能行走。疾病缠身，奥康纳的骨头和关节疼痛，脱发严重，坏死的牙床进食困难……直到三十九岁，她同样死于红斑狼疮。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奥康纳和母亲以及三位姨妈住在农庄。奥康纳痴迷鸟类，养殖鸡、鸭子、鹌鹑、天鹅和孔雀。有张照片就是她架拐站立，欣赏她养在庄园里的孔雀……相比之下，孔雀有着更为强健的腿力，它们可以支撑收束其后华丽而嚣张的尾屏，并在簌簌作响中轰然打开。据说奥康纳五岁时，教会她所喜爱的矮种鸡倒退行走，为此曾被百代电影拍成滑稽短片放映。黑白胶片里，五岁的奥康纳一晃而过，形象是像童星秀兰·邓波儿那样的洋娃娃；七岁时奥康纳的照片，显露出近乎男孩的英气和超乎年龄的严肃；及至青年，奥康纳变成一个标准文员的模样，像公司里平凡的打字秘书；再后来，奥康纳戴着眼镜，包着头巾，脸上那种古怪而早衰的成熟，使她跟老年杜拉斯的类型相似，仿佛潜藏随着岁月推移就会逐渐显现的丑陋。也许这是多年患病导致的摧毁……所谓疾病，就是一种日常化的身体暴力。
然而，奥康纳并不流露自怨自艾，她乐观幽默，惯于自嘲，顽强到堪称强悍。奥康纳有过的唯一一次出国之旅，是前往欧洲的卢尔德。这座小城是天主教的朝圣之地，据说能用泉水治愈疾病，尤其是瘫痪，所以每年会聚慕名而来的残疾旅客。奥康纳在一篇描写此次疗养之旅的文章中写道：“在那儿，我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祈祷，而不是为我的骨头，我没那么关心自己的骨头。”她认为，“除写作外我不需要做任何事，为此我可以藐视我的病，视它为一种福分。”疾患如影随形，以及死亡那响尾蛇发动攻击的倒计时预警，让奥康纳的写作变得非比寻常，具有惊世骇俗的震撼力。
她这么总结：“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病痛和成功。其中之一单独并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不错，这或许是由病痛参与才导致的成功；然而，“病痛”这个词写起来有点抽象，“成功”这个词用得有些潦草。作为一个被死亡威胁的患病作家，奥康纳目标清晰，全力以赴，有着超人的自律和勇敢。她每天坚持打字，即使是过世那年的春天，在医院中刚刚输完血，她也要继续动笔——写作是唯一来得及的道路。
我曾设想，奥康纳之所以缺乏情感纠葛，是因为患病的她一直在维修和维护自己，无暇他顾，没有处理爱情的余力。后来，我读她的《善良的乡下人》，极为精湛，让我瞠目结舌的同时，又似有所悟。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赫尔珈三十二岁了，她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遗憾的是装有一条假腿。当遇到上门前来推销《圣经》的腼腆青年，享有智力优越感的赫尔珈在引诱下有些春心萌动。但她自以为是了，这个伪装的“善良的乡下人”，是个十足的恶棍。赴约而来的赫尔珈被诱导着，穿过大道、牧草地、森林和山坡，进入贮藏多余干草的老谷仓，并且爬上梯子，来到阴凉、黑暗而生锈的仓顶……最终被丢弃在这儿。那个看似恭敬、纯朴而痴情的推销员早已提前走了，离开的时候，他得意而幸灾乐祸，因为此前他摘除了赫尔珈的眼镜，赢得了她的吻，他的提包里还携带着一件最为重要的战利品：那条从赫尔珈身上取下来的假腿。
奥康纳的人物，总是有着非常突出的“生理特征”——身体或心理的畸形感。她在《小说家和他的国家》中这样表达过：“一个生动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僵死的正常人却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我们很难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作者的个人轨迹和自我意识。但《善良的乡下人》里的角色赫尔珈，有条行动不便的假腿，奥康纳似乎借此，主动对拄拐的自己进行反讽。奥康纳是否毫不在乎自己的某种残疾，才无动于衷地将之用作小说素材；抑或，那个心酸而残酷的结尾，其实是对自我的预警、告诫、恐吓和惩罚……爱情，是否是一条彻底被她自我否决的道路？
作为相貌平平的未婚姑娘，奥康纳的才华和性格依然不乏爱慕者。她对待感情非常冷静，她的热情似乎在别处。一位老师曾做证，奥康纳没过多久就能成为圈子里的明星，但她“用她的讽刺吓倒了男孩子们”。相对于许多女作家跌宕起伏的戏剧化人生，奥康纳的情感经历相对空白。如果勉强寻找，有个似是而非的短促瞬间，在《善良的乡下人》里留下线索。
一个名叫埃里克的丹麦人，曾经在一九五三年的某天，路过奥康纳和她妈妈的农场，结识了她们母女。埃里克推销的并非小说里的《圣经》，而是大学教科书。据奥康纳的传记作者说，两人之间“至少带有一点浪漫的痕迹”。这点介乎友人与恋人之间的亲近，让奥康纳和埃里克之间有了一次尴尬到败兴的接吻。事后埃里克这样回忆：“当我们接吻时，我觉得她的嘴几乎完全松弛，这使我的嘴唇没有挨到她的嘴唇，而是碰到了她的牙齿，像是在吻一个死人。”小说中的骗子，拿走了姑娘的假腿从此杳无音信；真实生活中的丹麦人返回国内，奥康纳还保持着与他的通信，并且在男方已婚后，满怀“最美好的祝愿、情感和祈祷”期待着：“我们很开心你计划返回南方，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的妻子在这里有家的感觉。把我们当作你的自己人，因为我们便是这样想你的。”奥康纳善意的书信，与埃里克像是吻到一块石碑或者骨头般无情的话，形成一种尖锐的对比。
他们之间，只有浅尝辄止的吻。也许，奥康纳只有在写作里拥有非凡的天赋，在爱情领域笨拙无比；也许，奥康纳太过孤寂，她会陷入一时的软弱与妥协，但在陌生的情感领域又有所犹豫；也许，受损的健康使她根本无暇他顾，在爱情面前止步是她出于理智的退让；也许，奥康纳根本志不在此，她并不能从情不自禁中得到享乐，吻触不过是游戏性质的一时体验；也许奥康纳对丹麦青年并无绻绻深情，她的僵硬只是某种礼貌地拒绝；也许，奥康纳总是用诙谐的甚至嘲讽的口吻来谈论自己的痛苦处境，亲密接触的刹那，她的心神已经游离出去旁观。总之，人们可以把男方的一面之词当作辛酸的证词，也可以当作滑稽的笑柄，来说明奥康纳的笨拙、怪诞、疏冷或纯真无邪……当认识的人回忆起奥康纳，说她“在某些方面，确实天真得不可理解”。
就是这样的弗兰纳里·奥康纳，生活在农庄微型的母系社会里，生活在一群禽鸟之间，难以自如远行，连像样的恋爱经历都没有，她却写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奥康纳想象超群、才华横溢，有着别具慧眼的洞察力。她的描写像斧子一样，前端的斧刃足够薄，后面的斧头足够沉，结合了精度和重量，无往不至。奥康纳的文笔离奇、阴暗、陌生、冷酷、凶狠、暴戾，同时极其幽默、生动、神秘和美妙。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奥康纳：“她的作品比十几部诗集有更多的真正的诗意。”因为“充满了野蛮、同情、闹剧、艺术和真理”，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这样评论奥康纳：“我发现很难想象一个更有趣或更可怕的作家。”
我第一次读奥康纳的作品时，就像真的挨了一记闷棍。暴力和不幸事件在她的小说里出现得如此频繁：枪杀、溺水、大火、猝死、抢劫、车祸，层出不穷。《好人难寻》收录十篇小说，全书死了十人，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奥康纳真是狠啊，写得那么结实。她在平静叙述中隐藏凶险，让人毫无提防就发生陡峭的反转——此前读者和戏中人物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多么临近悬崖。漫不经心，循序渐进，手起刀落，杀人如麻，超然物外。天啊，弗兰纳里·奥康纳，她根本就是一个无法被学习的作家。
有人对阅读奥康纳感到不适，不知所措。最为震惊的，是奥康纳出生并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虔诚，似乎没经历信仰危机。她过着修道士的规律生活，总是前往教堂祷告，床头永远放着《圣经》。她在生活中，竟然成了恭顺听话的乖乖女，她曾致信神父，请求准许她阅读被列为禁书的纪德。奥康纳连想读一本禁书都要请示，既然如此，她怎敢写得百无禁忌、居心叵测、近乎邪恶？
她的小说在早期遭受过宗教媒体的批评，指责她的作品是“对《圣经》的粗暴否定”。奥康纳的认知恰恰相反——“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更能胜任艺术家。”“我阅读很多神学作品，因为这让我更大胆地写作。”她是笃信者，并且拥有不可思议的爱、勇敢和自由。她的作品，反思的主题是爱与罪，是天启与救赎。至于那些夸张而惊悚的写法，奥康纳解释：“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为此她坚持，“有些时代是能够向读者求爱的，有些时代却需要更为激烈的东西。”
种种矛盾之处，这些都是围绕在奥康纳身上的谜语。再次回到《善良的乡下人》和那个丹麦青年的呼应关系上，回到读者始终的迷惑上。奥康纳到底置身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丹麦青年埃里克对那个吻满含刻薄的描述，无异于羞辱和伤害，就像抱走了赫尔珈那条木制的假腿，是否智慧的奥康纳早已做出先验的判断？是否奥康纳根本就处于“无性的世界”，一吻只是验证了她的麻木和抵触，她没有半点世俗的情欲，唯有对上帝的满腔奉献？还是说，情感受挫的她，利用小说完成了对男主和自己同样恶意满盈的报复，因为文字和宗教的力量足够她释放所有的敌意，从而在现实中变得豁达宽广？抑或，奥康纳太纯真了，因精神的纯真才能在文字里享有作恶的果断，就像只有清澈的水滴才能倒映万物，只有无邪的孩子才能犯下不被道德困扰的罪行？
我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散文和书信集时，得到某种解读，和我的猜测有所呼应。作家可以在小说中隐匿自己的身影，在散文里却难以擦除指纹，其态度、倾向和立场会得到直接的呈现。奥康纳令人战栗，她可以轻描淡写地完成掷地有声。
她说：“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
她说：“罪恶并不纯然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要忍受的神秘。”
她说：“我不知道同情是爱的开始，还是爱的腐败；也不知道爱完美的事物更难，还是爱衰弱的东西更难。”
在我看来，奥康纳只有这样一句话，就完美诠释了在虔诚教徒和邪恶作家之间存在的所谓矛盾。她说：“你只能凭借光来看见黑暗的东西……而且，你借以看见的光可能完全在作品自身之外。”
这个没有活到四十岁的天才令我迷恋，她是如此的磊落与出色，无畏非议，毫不犹豫。因为虔诚，她才看似邪恶，因为残忍背后是至深的怜悯。正因为她在生活里是严肃而执拗的，才会在文字里释放那么强烈的反讽与幽默。这是一种对峙，也是一种平衡，她的作品因此充满张力与强度。
什么是美？从黑暗里镂出来的光。这是她躲避黑暗的方式——深入其中并持久闪耀。由此证明，黑暗并非不可击穿，我们就是它的溃口，就是能够隐藏其中并透出的光线。
6
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茨维塔耶娃如果说奥康纳的写作不需要爱情，茨维塔耶娃相反，她每时每刻都需要爱情——就像需要水和空气，否则活不下去。她写道：“命运的经卷/对一个女人毫无吸引力/对她来说/爱的艺术是世上的一切/心，对所有的春药/最衷情/一个女人天生就是一种/致命的罪孽。”
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人关系，是著名的诗坛佳话。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里尔克，介绍茨维塔耶娃，并请求里尔克把诗集寄给茨维塔耶娃。其时，里尔克在瑞士，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茨维塔耶娃正流亡法国，在巴黎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相互通信，那是至深的渴望，那是源自内心的交响乐——像恒星发射着强劲的电波，尽管相隔遥远的距离，他们的情感、才华和见解彼此照耀，像光束穿透宇宙之间黑暗的光年。
不过，这段佳话在传诵中被渲染与赞颂，在许多文学爱好者眼里，已提纯为一场伟大到失真的传奇，诸多历史细节不被追究，乃至被蓄意忽略。我们知道，一九二六年十月患有白血病的里尔克采摘玫瑰时刺破了手指，引发急性败血症，死于他无数次书写的玫瑰。可早在死去之前，里尔克就停止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了。茨维塔耶娃的激情易燃，表达直露，诚挚而莽撞，猛烈而无所顾忌。她的爱储备着巨大的能量，甚至只需要对方几克感情的酵母，她就可以在自恋般的爱意与想象中陶醉到疯狂。面对“我爱你，我想跟你上床，就这么简单，这是友情难以企及的简单……”这样无所顾忌的告白，以及茨维塔耶娃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的要求，让里尔克心生畏怯。尽管里尔克的情史丰富，尽管只是书信里的炽烈，尽管里尔克与克拉拉、莎乐美、侯爵夫人等有更多、更亲密、更深入的书信来往，但茨维塔耶娃进攻性的大胆奔放，还是让病中的里尔克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不安，并迅速以礼貌的方式退场。这是纸上的拥吻，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通信时间不过数月，其实他们终生没有见面。
而流亡海外的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在通信期间一共见过两面——尽管有过多次见面之约。当一九三五年帕斯捷尔纳克赴巴黎开会，终于再次与茨维塔耶娃相遇，他们泛泛交流之后匆匆分开。通信里的情投意合并未换来现实的热烈，曾经的默契变为意外的尴尬。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通信长达十三年，尽管她假想帕斯捷尔纳克是未来的丈夫，并想和他生个儿子，但这些都是假设，似乎超越世俗的爱意根本无法逾越俗世的门槛。
虽然与帕斯捷尔纳克是柏拉图式的恋情，但茨维塔耶娃并不排斥肉体的欢愉。她贪图情欲的享乐，这不仅安慰她的孤独，也激发创作的灵感。正因她自己是个带电体，才能频频遭受爱情的电击。茨维塔耶娃一生爱过很多人，她与曼德尔施塔姆有过短暂的爱情关系，也爱过丈夫的亲兄弟，以及同性的帕尔诺克。如此孜孜不倦、迫不及待，她的灵魂有一种剧烈的饥渴——不停歇、不满足，她永远像个感情中的饿婴。即使痛苦和受挫，她像雌壁虎一样，有着惊人的爱的再生能力。茨维塔耶娃如此浓烈地渴望爱情，如此频繁地需要肉体与灵魂的结盟，又这样能量汹涌、缺乏克制、不计后果……人们容易把疑惑的目光，转向她的丈夫埃弗隆。
事实上，茨维塔耶娃基本上以失败告终的爱情，并非是在向婚姻复仇，但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都与丈夫埃弗隆相关。他们在彼此的纠缠与折磨中不离不弃，算得上同生共死。
一九一一年，茨维塔耶娃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埃弗隆相遇，他俩的生日是同一天。次年，两人结婚。茨维塔耶娃将他们的结合视为上天的神迹，并说：“我和埃弗隆真心相爱，此生永不分离。”虽然婚后有过种种受挫，但埃弗隆因参战而失踪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四处写信寻夫。埃弗隆的政治立场有过数度变化——那不像是主动的选择，更像被动而软弱的摇摆。但茨维塔耶娃就像给埃弗隆的信中所写：“你只要还活着，我就会像条狗一样地追随你。”一九二二年，茨维塔耶娃投奔流亡到德国的丈夫，后又辗转布拉格和巴黎，最后回到俄国。埃弗隆也说过，他和茨维塔耶娃谁离开谁都不能活。一语成谶，1941年埃弗隆死后，茨维塔耶娃同年自缢身亡。
埃弗隆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给远在俄国的老友瓦洛申写了一封信，这是对研究茨维塔耶娃创作重要的材料。他的确太了解她了！“茨是极易动情的人。比先前，我离开时变本加厉。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先前）建筑在自我欺骗上。情人一经虚构出，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现出原形，茨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直到新的煽动者出现才有所减弱……今天绝望，明天狂喜、爱情、献出整个身心，过一天重新绝望。而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刚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无用的灰烬抛掉，而木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木柴坏，烧完得快，木柴好，烧完得慢。不用说我早已点不着火炉了……她回家了，可心里老想着别人。人不在跟前反而能使她感情升温。我知道她确信自己失去幸福。当然只到不久就将出现的下一个情人之前。现在一心写献给他的诗。对我视若路人。不让碰她，老发脾气，几乎到了恨我的地步。我既是她的救生圈又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生活快把我折磨死了。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比一天更糟……”一个月后，埃弗隆继续写道：“最近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即将返回俄国，也许因为受伤的野兽往往爬回自己的洞穴。”埃弗隆是个绅士，擅长隐忍，但茨维塔耶娃追求自己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他难堪到无法承受。一九二五年，茨维塔耶娃生下儿子格奥尔基，这个孩子正是茨维塔耶娃和丈夫的好友罗泽维奇的结晶。
她是那样一个女人：多情、主动、直接、感性、彻骨、咄咄逼人……她的内心像个总在发情期的母兽，感情骤燃，充满蛮力。很多人的感情储量恒定，舀去一勺就减少一勺；而她有个魔碗，即使被掠走一半，剩下的马上疯长回碗沿。无论有多少次经历，也不能累积为经验，她永远是幼稚的、急迫的、糊里糊涂的、掌握不好火候的、迷失而狂热的。远距离的关系似乎更适合她，她与许多人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接触，就已结成精神上的同盟。她为生死未卜的丈夫写诗，为遥远之外的某个人写信……触不可及，正好让现实不构成干扰，她的想象强大到足以制造一个比现实更结实的建筑。她的热情，几乎等不及对方的回复，就已完成对感情的自我美化与肯定；假设对方的回应挫伤了她的自尊，她可以另换人选，以重新开始这样的程序和循环。茨维塔耶娃并不长久忠诚于某个具体的爱人，她忠诚于爱情本身。
之所以如此，有性格或命运的各种潜因，我想，至少并存数种可能。
因为她孤独。无论无心还是蓄意，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的诗歌阵营，与流亡的侨胞圈子，都保持疏离，不那么合群。但是写作需要读者的回声，就如她在给帕斯捷尔纳克信中所写的：“我写作的时候，除了作品什么也不想；写完以后——想念你；发表以后——想所有的人。”每每写完作品，她需要得到立即的反馈。她喜欢朗诵，只要有人请求，甚至不等请求，她自己就主动表达：“想不想听我来给你们朗读诗歌？”茨维塔耶娃越是孤独，越是急于找到灵魂的相知。我想到一句卡夫卡的话，分外悲伤：“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为冷而烧成灰烬。”
还有，我们看到的疯狂，可能是她的慷慨，她在进攻里包含渴望奉献的一切。能量多得满溢出来，自称“同时可以爱十个男人”的茨维塔耶娃，在《我砍开我的血管》这首诗里，修辞凶猛：“我砍开我的血管：不可遏制/不可回返的生命喷涌向前/快接住你的盘子和碗/很快，每只碗将会太小/每个盘子显得太浅。”茨维塔耶娃与曼德尔施塔姆在国内战争期间，有过短暂的爱情关系。后来，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这位文学史上伟大的遗孀，她靠记忆使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得以存世，她说：“与茨维塔耶娃的友情关系，在我看来，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她认为，正是因为遇到“光彩夺目的、野性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才发生了重要的调整，并且“她在他身上打开了生命的爱，和一种能力——一种发自本能的和无羁的爱的能力”。根据她的看法，“茨维塔耶娃拥有一种灵魂的慷慨，不自私，从不要求相等的给予。它直接地出自她的任性和激情，而这些，同样不要求相等的回应”。茨维塔耶娃的女儿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她为人慷慨，乐于帮助他人，最后的急需物品也能和人分享，她没有多余的东西。”种种资料表明，茨维塔耶娃愿意在各种情感关系和人际交往中展现个人魅力，并且渴望奉献自己的身体、才华与激情。我想，她是特殊材质的女人，具有惊人的感情储量和爆发力，她强悍到，能够经得起连续的给予与摧毁。
也许最重要的，是写作。我需要再次引述埃弗隆的信，注意这段：“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刚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茨维塔耶娃迎接爱情的动荡，也能平息爱情带来的损耗——只要它们转化为写作的燃料。受到限制的时候，爱情就是她的自由；在悲惨落魄的时候，爱情更是她的享受……无论任何时候，爱情都是对平庸现实的反抗，就像诗歌一样。不过爱情确实是俗世的情感宗教，当你成为信众，你将迷狂，高烧，失去自我免疫，将在其中每日祈祷，如果不是祈祷幸福，就是祈祷死——就像诗歌一样。每当茨维塔耶娃疯狂追求爱情，她总是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生下“儿子”。她多次表达渴望，无论是与罗泽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或巴赫拉赫，她总想和他们生“儿子”。难以分辨，“儿子”到底是孩子还是诗歌，她表达的，到底是她作为女人的生育渴望，还是作为诗人的创作激情。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极具艺术直觉，她的写作也需要调动生理性的本能，才能达至高潮。感情中的混沌和盲目，对她的创作来说反而是一种理性和自觉。她无须挑剔，无论是艺术上的大师，还是平庸甚至是想象中的情人，只要能激发她的创作火焰——烈火吞噬一切，木柴、纸团或尸体。无论是爱情的催生还是毁灭，都使她的才华得以在其中成倍增长，就像海浪遇到鼓动的暴风或阻碍的悬崖。何况，爱情已是茨维塔耶娃的自限性疾病，她承受忐忑、迷醉与狂喜，也承受挣扎、高烧、谵妄与种种撕裂之痛，之后总会自愈的，并且留下诗歌的结晶。她就像去苦涩的海水中取盐，那些诗句，有盐度和硬度，还有闪耀如钻石的光度。所以，她根本不需要从所谓的糊涂与挫折里学到什么教训，恰恰相反，她从中获益。她愿意忍耐身体的不良反应，将之视为对艺术的自救。她从来都是愿意为诗歌燃烧的，她早已将之视为命运，并接受坦然的牺牲。所有的爱情都来吧，因为她需要引燃自己，让文字的火焰升腾。她认为，文学是靠着激情，靠着偏爱，靠着极端和纯粹来推动的；对于想要表达的，她一直要说到允许表达的终点。她有凶狠的柔情，她的肉体、灵魂和才华都是一体的，她的语言、个性和命运都是极端的。
茨维塔耶娃的父母都是艺术家，她一生充满了挫折、打击、变故与死亡。历史上许多耀眼的天才死于被毁的命运，原因有个人的、有社会的。与一切都不协调的茨维塔耶娃可以说参与完成了自己的悲剧，但最大的力量，来自时代压迫下的厄运。她的丈夫失踪，她的孩子被流放、被饿死，她不断忍受着贫困、饥饿、流亡与诀别，甚至作品也不被允许发表，她不得不靠帮厨或打扫卫生之类的粗活来糊口。一九四一年，没有任何生计来源的茨维塔耶娃向作协恳求一个洗碗工的岗位，被拒之后，她自缢而亡。她的遗言极其简短，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意义的修辞，只是告诉自己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因被捕而生死未卜的丈夫和女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她都在爱着他们。茨维塔耶娃对死亡的唯一忧虑，只是请求人们“检查仔细点，不要活埋我”。这是那个写下“我不会背叛我灵魂的鸽子，以它来取悦蛇的下颚”的孤傲灵魂，最后乞求一点落实在她遗体上的关怀。茨维塔耶娃随后被埋在一个无名墓中，没有谁参加葬礼，甚至儿子也没去。她终生渴望爱的获得与给予，离去时无一亲人。这样一个饱满、生猛、孤傲的灵魂，像牲口一样被套住脖颈，悬于一线，最后死于窒息和绝望。女儿曾回忆茨维塔耶娃：“她不太害怕炎热，却特别害怕寒冷。”她是烧灼的，不惜以自己为燃料……直到，火死灰寒；她是汁液充盈的，空气中全是她慷慨的香气……直到，像烂掉的果实从梗柄处折断。
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几乎成为她一生的注解：“脚踝上的脚镯多么残酷/骨髓渗进了铁锈！/生活：刀尖，爱人在上面/跳舞——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她的悲剧命运和天才能量都太强烈了……耀眼到刺目。隔着时间和语言翻译，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孤绝的光芒，那种丰沛的激情和超载的力量。她的文字灼烫，燃烧的同时又有凛冽寒意，火焰之中有灰烬。任性到痛彻，热烈到绝望，强悍到极端……茨维塔耶娃表达奇诡，叛逆而具颠覆感。即使她不惜肝肠寸断的自毁，也具有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她的作品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觉得必须是“茨维塔耶娃”，而不是“茨薇塔耶娃”，否则就无以表达那种合金般的质地。
我最喜欢的茨维塔耶娃作品，是她的回忆录。恰巧，我偏爱的几本回忆录都与俄国相关，比如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比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二〇〇三年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茨维塔耶娃文集，其中的回忆录是她对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自己早年经历的回顾——纪念碑式的写作，令我深受震撼。其中所描写的人物，无论是母亲、普希金，还是幻觉中的鬼，她都写得如此传神——传神在此处作双关解：一是传达出传主的神韵，二是透露出神明的参与。她的风格铿锵而奇诡，只能相信，神使她的句子在腕力下运行。其实对于遣词造句，她既是天才，又有手艺人的极度精确。她给丈夫的一首诗，第二节曾有四十余种不同手稿。她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大量构思和修改方案，反复筛选和推敲。
我曾想过，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读者需要甄选译本，因为她的文字里蕴含着狂野的自由和天赋的教养，天才能掌控那种剂量之间的平衡，假设译者不具备舌头上的精确味蕾和笔头上的精确火候，就难以微妙传达，或因粗糙失去其中韵味，或因规矩失去其中活力。不过，茨维塔耶娃太强悍了，强大到经得起误读和错译。是什么练就如此文字的材质？是轻而易举的爱情，是亡灵喃喃不息的耳语，还是苦役般对词语千万次的锻打？她真是拿命来写的人啊。没有工具，她用手指凿挖现实的硬砂岩。我觉得，这双作家的手，即使指头流血、甲缝藏泥，也是一双世界上最干净的手。正如她在日记里写的：“我可以吃，以一双脏手/可以睡，以一双脏手/但是以脏手来写作，我不能……当缺水的时候，我就舔干净我的手。”
……（未完）
▲2021单月号-2《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天物墟/005 孙 频
寒风中的杨啸波/036 叶兆言
天湖寺/092 黎 晗
我的诺言伤筋动骨/196 徐建宏
短篇小说
门和门和门和门/054 韩 东
牛 圈/106 索南才让
散 文
大河上下碎碎念/072 邵 丽
船娘/079 苏沧桑
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数学/184 韩小蕙
Azad、梭罗与豆田哲思/193 王 彬
春秋传
天与春秋/064 李敬泽
新女性写作专辑·非虚构
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主持人语）/115 张 莉
雌蕊/117 周晓枫
镜中颜尚朱/146 塞 壬
泰伊思：看美丽星辰如何陨落/154 徐小斌
亲爱的“泥水妹”/157 彤 子
译 界
赫列勃尼科夫诗选/217 汪剑钊 译
诗 歌
一轮明月/222 沉 河
第五级台阶/225 王学芯
故事张家界/228 胡丘陵
落叶的背面/231 汤松波
悬崖歌/233 刘 年
柔软的花枝/235 麦 豆
诗三首/237 张于荣
立冬辞/239 余海岁
艺 术
封 面 思清远［布面油彩］ 杨海峰
封 二 飞来的蝴蝶［布面油彩］ 李贵君
封 三 飘动的红丝巾［布面油彩］ 李贵君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陈新文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