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们才第一次说话。第二天，主办方为作家们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是大学校园。草坪上面支了八九个白色伞形帐篷，围成一个很大的圆圈，离远了看，草坪好像绿色的水，帐篷好像白莲花。帐篷下面的塑料桌子铺上了桌布，用一次性餐具取了饮料和食物的人，随意选择位置坐下。宴会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傍晚时分，阳光仍然灿烂，同样灿烂的是人们的笑容，到处都是咧开的嘴巴和整齐的白牙。草坪中心突然传来调试麦克风的声音，“Hello，hello？”大家都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特蕾莎是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她拿着麦克风在嘴边吹了吹，确认没有问题后插回插座，她张开手臂，在空气中画了几个圈儿，脸上绽放出笑容，给大家介绍这个写作项目：几十年的历史，参加的作家超过千人，其中一些作家获得了世界级的文学奖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提升了这个项目的规格，为它带来国际性声誉。她很高兴今年的写作项目迎来了新的作家朋友们。她对作家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机构搞笔会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每一次都有惊喜，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特蕾莎说完，作家们要依次走到草坪中央，对着麦克风进行自我介绍。我对宥真毫无印象。实际上，那天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家没有几个，宴会场地宽阔，时间漫长，夕阳正在西下，很多人漂洋过海地来到这里，时差都没倒过来，吃吃喝喝之后，精神更加倦怠。新西兰的女诗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走到麦克风前面，没有讲惯常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是诗人或者作家”，开口就飙高音，两句抒情的咏唱直上云霄。帐篷下面响起一片“哇哦”的感叹和低低的笑声，我们桌边一个人正昏昏欲睡，受了惊吓似的坐起来，睁大了眼睛，想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新西兰女作家之后，是来自丹麦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头发胡子都白了，脸蛋却是婴儿般的粉红色，如果现在是冬天，我们还以为是圣诞老人本尊下凡了呢；印度男作家穿着翠绿色的裤子，讲话时夹杂着很多手势，仿佛随时都要起舞；来自德国的年轻女作家身高接近一米八，白色超短裙加上高跟鞋，像一只白鹭飘飞到草坪中央，她说话的声音像个小女孩儿。第一天（加上时差的话其实是两天），我倒了三次飞机。第一次转机是在首尔。我在免税店里买了点儿东西，找到一家冷面店吃了碗冷面。还在一个咖啡馆里坐了半天，红薯味儿的摩卡咖啡甜得让人起腻。在同一个机场，同一段时间，宥真也吃了快餐，喝了咖啡。我们登上了同一架飞机，在超过十四个小时的飞行中，每隔四个半小时，机组会有一次送餐服务。这些餐食让原本已经污浊不堪的空气，变得更加暧昧黏腻。有些人拒绝餐食，蒙着头或者戴着眼罩睡觉，发出吐泡泡般的呼噜声，间或还哽咽似的突然停止，噎住了似的。睡不着的旅客们为了缓解头痛、憋闷、腿部肿胀、腰背酸疼，时不时地从座位上起身，走到饮料区：有人边打呵欠边泡茶，有人端着咖啡在有限的空间里徘徊，有人对着机舱外的黑暗发呆，有人往杯子里倒大量的冰块，可乐瓶被拧开时发出“滋”的一声——也许宥真当时也在。也许我们遇见过，但灯光昏暗，谁都懒得打量谁。我们在芝加哥机场下飞机，换乘飞往大学城的小飞机。中间我找了一个黑人地勤问路，我说不好意思，我英语讲得不好，我想知道怎么找到换乘航站楼的小火车。他举起手制止我，他的手心黑色套着粉色，粉色中间是一小块白色：“你的英语很好，你看看，你都能跟我问路，你不要再说你的英语不好，你很棒！”说完了他往不远处一指，“瞧，那儿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在大学城下了飞机，我找到举牌接我的司机。他说还要等一个人。我们等了二十分钟，同机的旅客们陆续走掉，大厅变得空荡荡的。司机跑去打听情况，回来跟我说，我们先走吧，另外一个作家出了点儿状况。我不知道另外一位作家是谁，出了什么状况，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懂了司机的话，我晕乎乎的，一上车就睡着了。后来才听说宥真的箱子在转机过程中被弄错了，她那天在机场滞留了两个小时，跟机场工作人员解释了好几次情况，第二天，她又跑了一次机场，才把行李箱取回来。吃早餐时，她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她是从韩国来的。我跟她说我英语不好，但我可以听懂一点儿韩语。她说她去过中国，边说边从手机里面调出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面正下着雨，湖边有一张长椅，扶手和靠背处是雕花的铁艺，弧度如花蔓。雨滴像水晶珠子，溅落在长椅灰色的木板条上，还在地面上溅起水花。“杭州西湖？”我随口问。“你认出来了？！”她笑了，翻到下一张照片。这张更容易辨认，是雨中的断桥。“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这里一见钟情的。”我随口开了句玩笑。她没明白。我只好进一步解释。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有条蛇，修炼多年变成了女人，而且很美，她在西湖玩儿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男人，很喜欢，为了搭讪，她挥手变来了一场雨。男人出于绅士风度把自己的雨伞借给她，他们就这么认识了。她说她听导游讲过这个故事，“蛇变成美人，跟人类相爱，生了孩子，后来被压在塔下。很神奇。”我给她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去年冬天，我去杭州。那天下大雪。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江南还会有那么大的雪。雪下了一天一夜，积雪像厚厚的奶油和糖霜，覆盖了整个城市，树枝被积雪压得垂下了枝条，西湖变成了黑褐色，像一大块巨大的巧克力。那天晚饭后，我们去西湖边的一家茶楼喝茶，从茶楼的窗户，远远能看得到断桥残雪。这样的雪夜，楼上除了我们几个，没有别的客人。我们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喝着热茶，聊着天，偶尔举起手机对着窗外拍照：路灯灯光形成一团又一团淡黄色的光区，雪花在光区里落下时，仿佛夏天的小昆虫在飞。一个女朋友下楼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问我们：看到狐狸了没有？我们被问得惊呆了。看到了狐狸没有？！而且她问话的语气，就好像狐狸是我们的朋友。她说，刚刚下楼梯时，一只狐狸跟她擦肩而过，走了上来。“你们居然没注意？！”我们四下打量，如果在哪个空桌边，一只狐狸在椅子上或蹲或坐，等着服务员送来茶叶茶具和刚刚烧开的水——我们是不会惊奇的。“真是太有意思了！”宥真把杭州的照片又拿出来看了一下。我也探头又看了一下。仿佛那张空椅子上面现在多出了些什么。宥真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动，给我看其他的照片：白色细长的灯笼，各种各样的扇子、刺绣作品、整匹晾晒的蓝花布、油菜花田漫漶无边，灿黄色简直要从手机里溢出来；粉墙黛瓦的建筑，白墙被雨水挂上了些斑驳的印迹，形成了天然的水墨画；竹林掩映下的茶馆，石子铺成的小路游没在竹林深处——当我们更熟悉以后，我才知道她有多爱旅行。为了攒下旅费她不买衣服鞋子包包，甚至不介意一日两餐或者一餐。她去了很多地方。理由各不相同，比如因为喜欢电影《花样年华》，她跑去了柬埔寨吴哥窟，像电影里的周慕云，对着石洞长出来的杂草，说出自己的秘密。“你的心眼儿就那么小，连秘密都藏不住？”宥真眨眨眼睛，笑了，“——你是个坏人。”非洲男作家过生日。我从来没有搞清楚他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作家，他看起来更像个运动员。大家搞了个生日派对。实际上没有人过生日，大家也经常找个名目派对一下。挑选礼物太麻烦，将近一半的人带了酒过去。房间很大，几张桌子拼在一起罩上了桌布，上面摆放着水果沙拉、几种点心、装薄皮比萨的盒子摞得老高，一堆打开的酒，威士忌、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啤酒，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装了酒的纸杯。我们坐的位置非常好，靠着窗边，闹中取静；窗外，一棵树挂满了银色的串珠，随着夜色转浓，这棵树变得熠熠生辉。印度男作家郁闷无比。下午他和埃及女作家联合举办了作品推介会，介绍他们的长篇小说。埃及女作家走的是简·奥斯汀的小说路线，写爱情婚姻，世俗人情，以喜剧方式强调女性的卑微地位；印度男作家则讲了某个印度男人的情感生活，这个男人同时跟五个女人交往，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这两位作家的搭配产生了奇妙而有趣的效果，笑点不断，活动进行到一半时，一个黑人女保洁把工具放到角落里，拉开我们身边的椅子坐下，抱着膀子听两位作家互相调侃。到了现场观众提问环节，我和宥真正准备溜走，黑人女保洁起身，举手要来了麦克风，她像说唱歌手似的开了腔，语速极快，滔滔不绝，带着强烈的节奏感。我的英语水平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印度男作家被她骂得脸色灰败，中间好几次他试图解释，但她根本不容他插话，周围观众们刚刚还被男作家的域外幽默逗得哈哈大笑，转眼又被黑人女保洁员圈了粉，好像她是个天王巨星，或者民运领袖，大家几乎要随着她讲话的节奏拍起巴掌、跳起舞来了。“我们家里的仆人有几十个，”印度作家说，“从来没有哪个人敢这么跟我说话。”“她不是你们家的仆人。”有人提醒他，“这是在美国。”宥真去餐台拿比萨，来自白俄罗斯的中年男作家刚又添了酒，凑到她耳边说了句话，宥真的表情瞬间呆住，整个人都僵硬了。回来的时候，她的身上带着一股怒气，在我耳边低声说：“他说我像日本艺伎。”我想笑，但忍住了。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宥真的粉底打得既厚又白，画过的眼线和眉毛漆黑、纤细，嘴唇又小又薄，涂了鲜艳的口红。“他没有什么恶意——”音乐声比刚才大了一倍。一些人开始跳舞，来自中东的女作家头发甩得像风中的旗帜，跳了一会儿她把外衣脱掉扔到椅子上，身上的亮片吊带衫随着她的动作像两片儿水波荡来荡去，她的腰在水波之下，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隐进去。几个男作家围着她跳舞，扭腰摆臀，包括那个白俄罗斯男作家。“他们国家的食物里面有很多香料，那些香料——”有个男作家用下巴朝中东女作家点了点，对另外几位男作家挤了下眼睛，“你们明白的。”他们笑了起来。宥真跟我说头疼，想回去。我说我陪你一起吧。“那个白俄罗斯作家，”宥真说，“有天晚上带了妓女回房间。那个女的穿着长靴，戴了假发，嚼着口香糖。他们搂抱着，说话和笑都很大声，不知羞耻。”前几天我们去一个相邻的小镇看画展，在车上我坐在白俄罗斯作家的身边，他给我看他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妻子胖胖的，在阳光下面大笑；女儿一头金发，抱着只猫，她和猫都是竭色眼珠，都眯着眼睛看镜头。“好像，他的小说写得还蛮好的。”“写得好就有特权吗？”宥真说起韩国一个著名作家，每次吃饭或者聚会，都要安排两个漂亮的女作家或者女诗人坐在他左右，随着聚会时间的延长，他的手落到身边女人的身上，从肩膀开始，沿着后背一路向下，轻拍、抚摸、捏弄，有时借着酒醉，还把手探进到女人衣服里面。我很吃惊。两年前中韩作家举行过一次文学论坛，告别晚宴上，宥真说的作家作为特约嘉宾被请出来，席间他朗诵诗歌，举杯祝酒，激情洋溢。晚宴结束，从汉江上的轮船下来时，他拉着我的手走了一小段路。“——会不会是误会了？”“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怎么可能误会？！”宥真停下脚步，语调上扬，“我还被他拉到车上——”我看到有些话涌到了她的舌尖，旋涡似的打了个转，被她咽了回去。“世界如此黑暗，阳光普照，伸手却不见五指。”宥真朝河流的方向看去。那条河白天像匹青色长练，环绕着作家村，夜深时，河流却仿佛是大地的伤口，血流汩汩。“好好睡一觉，”回到作家村，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说了一句傻话，“天一亮，心情也跟着亮了。”宥真苦笑了一下。我们互道晚安，各回各的房间。我洗了澡，边敷面膜边在网上跟朋友聊了会儿天。午夜时分，在派对上尽兴后，作家诗人们陆续回来，笑着闹着，互道晚安。我坐起来，重新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在邮箱里面。是宥真发来的：“以前的人，心里如果有什么秘密，他们会跑到山上，找一棵树，在树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秘密全说进去，再用泥巴把洞封上。那秘密就会永远留在那棵树里，没有人会知道。”这段话似曾相识，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它们来自电影《花样年华》。我哑然失笑，这封邮件是个口罩。走廊上的喧响像河流被搅扰、浮动起来的波浪，重又变得安静，夜色幽蓝，把作家村变成湖水里面的盒子。中期旅行的时候，宥真和我都选了断臂山——黄石公园这条线。“这段时间都没见到你，”她问我，“你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写一个短篇小说，快写完了。我避开了以前常去的牛肉面、寿司店还有拌饭馆，寻找新店。“莉莉”西餐店的煎三文鱼不错，配菜是几种豆子做成的豆泥；一家叫“蓝鸟”的小馆，意面很棒。我参加了两次宥真不在的聚会，一个法国舞蹈家希望我们能提供某些意象，由他的舞蹈团队来转化成舞蹈作品。他说话的时候，手臂像水草那样舞动。“你呢？这段时间在写诗？”宥真苦笑了一下，“心情很坏。”我犹豫了一下，“——这段时间天气确实不太好。”“不是天气。昨天我等到半夜，国内的一个诗歌奖评奖出结果，”宥真说，“我落选了，没有评委肯为我力争。”她脸色发青，眼袋肿胀，眼睛里面还有血丝。“‘生活在别处’，”宥真生气的时候，嘴唇显得更薄了，“还有谁比我更适合这个主题？”“来这儿之前，我申请在一家大学当文学讲师，我的推荐人是个很好的诗人，但我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聘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作家，她才发表了一篇小说就得了奖，”宥真扭头看着我，“你猜猜谁是评委会主席？”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面有忧伤和愤怒，也有机舱外面蓝水晶似的天空和棉朵般的白云。飞机降落在一个小机场。旅客和工作人员稀稀落落的，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牛仔，他们肤色发红，格子衬衫配牛仔裤，脚上蹬着长靴，头上戴着帽子，跟飞机上下来的朋友大力拥抱，撞撞肩膀，拍拍后背，边说话边走了出去。机场大厅挂着幅很大的画，是由各种不同花色的面料拼接起来的，大部分时候，它们被做成被罩，铺在床上，这一幅被裱在一个大框架里面，变成了艺术品，倒也别具风味。旅馆派了一辆中巴车来接我们，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山上的旅馆时，天快黑了。旅馆由十几个分散的房子组成，每位作家一栋，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回房间安置行李，简单洗漱后，我们去饭店大堂会合，那套房子有其他房子的三四个大，像一个项链的吊坠，木石结构，举架很高，炉火在壁炉里面闪着蓝黄色的火苗，燃烧的木柴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壁炉台上面摆放着一个牛头骨，牛角打着卷。老板在调餐前酒，吧台上面摆了几种下酒小食，早到的人已经聚拢在吧台边儿上喝起来了。我和宥真前后脚到达，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老板给我们倒上酒。宥真突然尖叫了一声，刚端起来的酒杯掉到了地板上，滚了几下，居然没碎。我被她扯了一下，差点儿从高脚凳上栽下来。“蛇。”宥真指了下老板，逃到壁炉前面的沙发上坐下。老板的手指在颈项间抚弄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一条小黄蛇缠在他脖子上，像个项圈儿或者丝巾，衬衫有领子，遮挡住了蛇的一部分。“一个小朋友。”老板把小蛇抓下来，在手指间盘玩，“它漂亮死了，对不对？”我也逃到了宥真的身边。吃饭的时候，宥真惊魂未定，用叉子在青菜沙拉的盘子里翻来翻去，好像青菜下面能藏着什么似的。老板娘端上桌来的牛排有平时的三份儿大，好像就烤了一成熟，血水流进了盘子里，还滴滴答答地滴到了桌子上，点了牛排的人接过盘子时一片惊呼，连声问身边的人，“要不要来一点儿？”吃完饭大家各自回房间休息，宥真拉住了我，“我们一起住，行吗？”我们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七天。白天安排了很多活动，最有挑战性的是骑马上山，好几个牛仔陪着我们。有时候他们用鞭子轻轻抽马，让它们快走，有时候他们又拿出零食喂马，拍拍马头。我骑的是匹母马，名叫琳达，正怀着孕，我非常紧张，唯恐自己一不小心伤了它们娘俩儿。宥真在我身后，我回头看她时，她举起手机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们还去河边野餐了一次。吃的无非三明治、水果沙拉之类，好在风景不错，河水清冽寒冷，光脚探进去的一瞬间，脚底板儿火辣辣的，然后才觉出刺骨的凉。树上好多鸟，后来还飞来了更多，这是固定的野餐点儿，它们知道人们离去时，会给他们留下盛宴；我们还去了一个印第安文化的博物馆，我买了条丝巾留作纪念。夜里我和宥真在房间里共用一张大床。虽然我们把几个垫子隔在中间，但仍然呼吸之声相闻，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夜最别扭，我想我肯定会整夜失眠，第二天熊猫眼加上眼袋，为了消肿不得不喝双份咖啡。我为什么不能拒绝宥真呢？她担心老板看管不好自己的宠物，让那条小黄蛇四处乱窜，还有山里的蛇，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钻进房间，像捆绳子那样把她捆住，然后在她的动脉处咬上一口——不只是蛇，旅馆周围树林密布，窜出个什么动物来都不奇怪。既然这样，当初为什么不选去洛杉矶或者拉斯维加斯呢？“我喜欢李安的电影，《断背山》拍得太好了。”宥真说，“那两个男人的爱情荡气回肠，比任何男女之爱更让人感动。”呃，好吧。“我可笑吧？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钱，没有青春——”她举起手，手指头一个个地弯下去，变成了拳头，好像是在宣誓，“我前夫说我是个疯子。”“——有梦想总是好的。”“我前夫也这么说，他说我白天晚上都在做梦，梦游，早晚死在梦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宥真笑了，偏转头看看我。一个小时前她素颜、裹着浴巾从浴室里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失去了高跟鞋、裙子、化妆品后，宥真变成了陌生人，身材枯瘦，脸色蜡黄，皮肤上面有过敏似的红色斑块儿，眼角四周皱纹密布，没有了眼线，她的目光变得涣散、绵软了。“但他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实话实说。”“我和我前夫是相亲认识的，他比我大八岁，公务员，哪方面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介绍人把他夸上了天，好像他是什么明星闪闪发亮，好像我找到他是拣了天大的便宜。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没什么固定工作，我会写诗，但谁在乎这个？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外出的时候，他的目光会随着那些身材性感，说话嗲声嗲气的女人转。好几次我想说我们分手吧，没有爱情的交往实在太没劲了。但我不能。我需要个住的地方，有人能养活我就更好，我就可以安心写诗了。我们相处了半年，有一天我们吃拉面，他吃光了他那一碗，抹抹嘴，问我，要不，我们结婚吧？他说这话的三天前，我装作无意之中随口提了一句那个月我没来月经，然后就换衣服去了，我从镜子里面看见他发了好一会儿呆。他求婚后我对他说，我来月经了，这个月推后了几天，如果你是为了我怀孕而求婚，那没这个必要；如果你是因为爱我而求婚，那真是太好了。他不想结婚，但不好意思收回自己的话。我们就这么结婚了。结婚唯一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去英国度蜜月。事实上，无论哪个男人，只要他请我去英国转一圈儿，我都愿意嫁。”结婚以后宥真心思都在写作上，逛书店的次数远远超过逛市场和超市。经常是丈夫下班了，她还没想起来做饭。夜里她读书读得入神，半夜才睡，第二天她丈夫只能用麦片和吐司当早餐。她发表了很多诗歌，她把那些诗歌杂志拿给丈夫看。“你能得诺奖吗？”他问她。宥真说不能。“那你能成为韩国最厉害的诗人吗？”宥真说也不能。“那你能给我做顿晚饭吗？”宥真打量丈夫，等着笑声从他的嘴唇里面喷薄而出，这样她也可以跟着笑起来，顺势蜷进他的怀里，让那个夜晚变得温馨快乐。但她丈夫没笑，他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宥真把杂志收起来，进了厨房，切菜的时候她把手指头割了，血流了很多，她举起手指，让血滴滴进正在炖的酱汤里。再后来，丈夫不怎么回家吃饭了。他在外面跟同事喝酒，或者自己吃饭。闲余时间多了，宥真报了个英语班。初级、中级各花了一年时间，读高级班的时候，带班老师是个英国小伙子。尼克喜欢东方文化，来韩国之前他去过中国、印度、泰国、日本。宥真和他有很多可聊的话题，琴棋书画，衣食住行，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她讲什么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东西？”尼克很认真地对宥真说，“你很厉害，你知道吗？”“哪有。”宥真被他夸得脸红了。“她是韩国最好的女诗人。”他们有一次聊天时碰到尼克认识的人，他这么介绍宥真。“不不不，”宥真连连摆手，“我不是。”“你是！”尼克说，“在我看来你就是最好的！”她看着他的眼睛，灰蓝色的眼珠，小时候她在海边长大，夏天时一头扎进去的海水，颜色和他的眼珠一模一样。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她带他在首尔四处转，品尝美食，用烧酒和啤酒调制“炸弹酒”，看民俗村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有一次他们去了一家绣品馆，偏居陋巷，门票便宜，他们乘坐很小的电梯上了四楼，展厅也就二百多平方米，展品乏善可陈，看不出有什么艺术价值，除了他们没有别的观众。但既来之，则安之，她指着几件虽不够华丽但还颇有些古意的绣品做讲解，他紧跟着她，她偶然回头时，不小心撞进了他的怀里，他扶她站稳时，亲吻了她。他细高细高的，弯下来时像一只白鹭，他的吻仿佛在啄她。他们约会都是她订酒店，每次见面前后，一起吃饭或者看戏也是她付账单。她想了很多理由：他是外国人，他比她小十岁，他收入不高，他周游亚洲，花钱的地方多，他误以为她很有钱——她的私房钱很快就花光了。她想尽办法节省家用，自己在家里时只吃泡菜拉面，有两次还趁丈夫酒醉时，从他钱包里面拿了钱。反正不久后她和丈夫摊牌离婚时，她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她开始为将来做各种计划，她和尼克结婚以后，两个人一起周游世界还是在哪个地方定居？如果在韩国，她得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回英国，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会接受她吗？她患得患失，心情潮涨潮落。尼克开始失约，让她在酒店房间里枯等，每一分钟一百元韩币，她数着时间，数着随着时间逝去流失掉的钱。她心疼。每一秒都更疼一点儿。但她没离开，她觉得下一秒钟门就会被敲响。尼克离开的时候甚至没跟她告别。告诉她消息的同学意味深长地说：“你居然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呢。”她回到家里。很久以来对她熟视无睹的丈夫盯着她，接连发问：“怎么了？”“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她的脑子就像浇铸了水泥，板结硬化了，她看着丈夫，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那么一句话来：“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说完她哭了起来，放声大哭，死了人似的那样哭。“你跟踪我？还是雇了私人侦探？”她丈夫问，“怪不得这段时间你神神秘秘的，还从我的钱包里偷钱。”她抬头看着丈夫。“反正我也要跟你摊牌的，”她丈夫说，“我们离婚吧，好聚好散。”宥真一时间忘了哭泣，虽然眼泪仍然不断地从眼眶里面滚落下来。“别装得好像你多在乎我似的。”丈夫说。宥真笑了起来，边笑边哭，身体凉一阵热一阵。丈夫给她留了一笔钱。她拿到钱的当天就订了一个旅行团。东南亚的旅行团有一半是韩国大妈。她们穿着款式接近的旅行服和运动鞋，戴着遮阳帽系着小丝巾，随身带着一次性杯子和袋装速溶咖啡，遇到有热水的地方就一窝蜂似的凑过去冲上一杯，把倒空的细长咖啡袋当成搅拌勺在咖啡里面搅一搅，她们有说不完的话，句句高八度也不会哑嗓子，在印度神庙里看到男女双修的雕像时，她们笑疯了，挤眉弄眼互相推搡，然后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宥真尽可能地远离她们，装作独自旅行的样子。同团里的男中学教师，也避大妈们唯恐不及。“我们都落单，后来就变成了旅伴。他是历史老师，在一些看上去很没意思的地方，他能讲出非常动人的故事。”宥真说，“他的故事激发了我的灵感和热情，我写了很多诗。”他们相处融洽，她喜欢他对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博闻强记；他喜欢她的诗歌和浪漫，“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你的脑袋里面装满了鸟语花香啊。”临回国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在泰国。他和她的房间挨着，大妈们的房间都分到了电梯间的另外一侧。他们拖着箱子往房间走时，大妈们边说笑边扭回头看他们，“好好睡哦！”宥真没搭理她们。“你们也好好睡哦！”历史老师回了一句。他的话惹来了大妈们的哄笑，像一串鞭炮在另外一侧走廊炸响。宥真回房间洗漱，整理旅行箱的时候，历史老师带着本书过来找她。是泰姬陵的画册，印刷精美。“留个纪念吧。”他把它送给了她，“这里记录着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痴情。”宥真道了谢，见他有聊天的意思，给他沏了杯立顿袋泡茶。“这个团太可怕了，幸亏有你。”他说。“我也是，”她说，“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熬过这十二天。”他们四目相对，有一瞬间她以为他要过来拥抱她，他犹豫了一下，“——你怎么想起加入这个团的？”“着急出门，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多待了。你呢？”“我是老师，暑假才有时间，”犹豫了一下，他说，“为什么你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多待了？你要是不愿意说没关系的——”她哽住了，“——我想喝点儿酒。”她给酒店吧台打电话要了一瓶威士忌。“点这么贵的酒——”他感慨了一下。“你送我的书也很贵啊，”她给他们倒了酒，举杯碰了一下。“威士忌都喝了，”他说，“跟你说点儿实话吧。”他在中学教世界历史，他的很多学生有出国旅行经验，而他从来没出来过，那些小崽子们的蔑视很伤自尊。他得出来转转，不能老是纸上谈兵。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回国以后又得开始找工作了。她原本是因为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找了个丈夫的。他是乡下人。家里没什么钱。家里最扬眉吐气的事情是他考上了名牌大学。靠着父母帮衬加上自己打工，好不容易读完了硕士，找到工作后他妈妈才告诉他，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为了帮儿子完成学业他放弃了治疗。她跟他讲了尼克。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激情说没就没了？还不告而别？！他太没礼貌了，他欠她一个解释。她也承认，这次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幻想过能和尼克不期而遇。现在他跟他妈妈一起生活，家里的债还没还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考虑结婚。他们喝酒，眼看着窗外的夜色从墨黑变成炭黑，继而变灰，灰白，青白，直至天亮。“就喝了一夜的酒？”我问，“没有火花？”“我们喝多了。”宥真说，“整整一瓶，都被我们喝光了，我吐了，他上飞机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机场安检人员画了一条五十米的线，警告他，如果能笔直地走过来，就让他过关，否则他得等酒醒后换航班回国。他点点头，笔直地一点儿也没摇晃地走过了那五十米，我们那个团的大妈都给他鼓掌叫好，人家还以为他是什么韩流明星呢。”“回国后没再联系？”“我跟他要了电话，说会打给他。出了机场我就扔掉了。”宥真说，“说了那么多实话，没法儿做朋友了。他就像个镜子，能照见我自己，我们在一起，是双份儿的不幸。”旅行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作家村。笔会临近尾声，大家都在忙着整理行李，有些作家归心似箭，有些作家要利用签证多出来的两个月继续留在美国。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派对，很多作家都喝多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么多话，”宥真对我说，“我在你面前，是个赤裸的人。”“我会把你说的话放到树洞里。”我拍拍她，“放心吧！”回国后我们通过几次邮件，每次她都在找工作，在努力攒钱。她总有很多想去的地方。钱总是不够花。最近几年，我们只在新年前后发个问候和祝福。我参加过几次中韩文学交流活动，见过几十个韩国作家和诗人。“有个女诗人叫宥真的，”我曾跟韩国诗人们打听，“你们知道吗？”有两个人说知道。一个说，十年前她还挺红的，经常参加文学活动，还得过诗歌大奖。“她没得，”我说，“差一点儿得，但没得。”另一个人说她现在跟谁都不怎么来往了，隐居了似的，作品也越来越少见了，“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离了婚又没孩子的女人，心灵很容易空虚的吧？”“me too”运动来了，在韩国，不只娱乐圈儿地震，好几个中年演员出来谢罪道歉，文学界也引爆了导火索。春天的时候我要去首尔参加一个笔会，我给宥真发了个邮件，把会议日程发给了她，“如果你方便，可否找时间一见？”几个小时后宥真回了个邮件给我，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她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脸上多了很多皱纹，仍旧画着浓妆，穿着牛仔裤，灰色T恤衫外面套着蓝灰色针织衫，我走进咖啡馆时，她起身迎过来，我们拥抱了一下。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瘦，隔着衣服能摸到她的骨头，她像鸟儿一样脆弱。“你好吗？”我们互相问。我说我还好。她说她也不错。宥真住在水原，有好几份工作，一周三次给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当护工。他只能坐轮椅，挑吃挑喝、脾气暴躁，但他爱诗，尤其爱听宥真读诗，爱跟她讨论诗，“他还准备写诗呢”；社区有个诗歌普及班，每个周六周日，宥真在那里上课，“一共四个学员，还经常有缺课的”；宥真还在一家烘焙咖啡店打零工，“我迷恋煮咖啡和蛋糕出炉时的香气。”我跟她提起“me too”运动，还记得那个著名作家吗？他被好几个女作家女诗人实名举报，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了。“我看新闻了。”宥真说，“他被记者们围堵在家门口，一堆话筒对着他，摄像机都快怼到他脸上了。他的头发白得像朵菊花，被风吹得要谢了似的。”我们喝了口咖啡。“碰到喜欢的人没有？”我问她，“有谈恋爱吗？”“我老了。”宥真说，“我五十多岁了。”“谁说五十岁就不能谈恋爱？”宥真沉默了一会儿。“很长时间没来首尔了。”宥真说，“今天过来见你，我在地铁站提前了两站下车，步行经过以前我学英语的那个培训学校，学校还是老样子，几棵柿子树上结着漂亮的柿子，橙色的小灯笼似的。学校的两边新开了几家店——我遇见了尼克。”我放下了咖啡杯。“我每年都去东南亚，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日本，一次又一次，从来没遇上过他，他居然就在这里！他从一家咖啡馆出来，胖了，结实了，以前他瘦得像根竹竿，有时候会硌疼我——“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没认出我，至少第一眼时没认出我。我站在原地盯着他，他走过去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次他想起我是谁了，他犹豫了一下，冲我笑笑：have a nice day!然后他就走了。”“Have a nice day!Have a nice day!”宥真一字一顿地说，“我最近要出本诗集，是我这几年出国旅行时写的，修修改改，打磨了好几年，一直没想好诗集的名字，现在有了，Have a nice day!”咖啡馆门口有棵枫树，树叶金红。我们在树下告别。天气已经很凉了，她穿得那么单薄。我把围巾拿下来给她戴上。“我不冷——”“是为了留个纪念。”我按住她的手，压住鼻腔里面的酸楚，“——好好儿的。”“放心吧，”她笑笑，眼里泪光闪动，“我有诗，我是个诗人，每天都have a nice day!”她的话引来一阵晚秋的风，我们头上的枫叶们，哗哗哗，鼓起了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