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女性写作答辛梧

翟永明
中国当代诗人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6年离职，后专注写作。1998年在成都开“白夜” 酒吧，亦为文化沙龙，在此间策划、举办了一系列跨领域文化活动，经营至今。著有诗集《女人》《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十四首素歌》《行间距》《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诗文集《最委婉的词》，散文、文论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赋如此》《毕竟流行去》等。编剧作品有电影《蜻蜓之眼》，与贾樟柯合作的《24城记》。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并在上述语系国家发表出版。2007年获“中坤国际诗歌奖”，2012年获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同年获得第三十一届美国北加州图书奖（31st Annual Northern California Book Awards）翻译类图书奖，2013年获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2019年获上海国际诗歌节“金芙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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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梧：你好！
收到一封从伦敦寄出的长夜来信，让我倍感时代的巨变。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读者和作家朋友，都在我的城市距离以内；当我开始发表作品时，我的读者和作家朋友扩大至国内范围。而现在，地理上的距离对我们而言，已不成问题。连“朝辞彩云”都不用，拇指一点，来信“已过万重山”。看，这就是互联网的便利。我们共享了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无法与你共享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我思考与你相同问题的年代，那是中国女性诗歌发韧、激宕、渴求长存的年代。你在信中说“作为读者与女性诗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和您对话”，你将自己定位为“女性诗歌创作者”，我感到意外和惊喜。因为在国内，大部分女性写作者，女艺术家都会回避这种身份认同，取而代之的是“超性别写作”。今天，我读到一位我喜欢、看重的女性批评家的文章，她说：做女性研究，好处是自我发现、自我反思；坏处是别人会觉得你只能做女性研究。最后她声明：没有一定之规，女性写作者并非只能做女性和性别研究。我读后非常悲哀，因为，这个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女性诗歌”的崛起，就伴随着这样的分类。我们的性别处境在四十年内，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倒退。而女性写作者们，为了避开这样“只能做女性研究”的男性思路，还是只能选择弱化自己的性别。这也是众多女作家拒绝贴上“女性写作”这个标签的原因所在——“女性写作”受到双重歧视：来自男性惯性思维和女性自身的回避与妥协。你还说“当女人有了期待，萌发了自我，觉醒了意识，男人与拥护男性话语的女人便厉声苛责”，感觉你对女性意识是有很深的认知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性别的生理含义，在定义我们的性别意识；而是意识形态的最深处，那些在我们出生之即，就开始对我们进行的规训，在主持我们的日常思维。所以，我既遇到过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男性，也看到过更多的“拥护男性话语的女人”。这的确取决于我们对这样的规训，是服从还是反抗。女性天生的思考，也许是与男性完全不同的结构：它也许是直觉的、即兴的、瞬间的、迸发的、顿悟的。那是纯女性的视觉和观点；是细节和敏感，很细微的观察和思考，是很女性的个人体验，有着某种东方式的哲学向度，但不一定在过去即定的框架里面，而是在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中，发挥作用。女性难道不能自己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理论系统；有可能跟男性完全不一样，但却是与之相互呼应？我们不应该回避性别带给我们的优势，而应该去拥抱它，以它为基石，来开创新的文学标准。我觉得，你在信中用九个“渴望”词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迸发式的思考。我从中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像蚕茧一样包裹我们的束缚，既有可能是黑夜的压抑，也有可能是集聚力量的蝶变之初。是的，在写作之初，女作家们都会面临那样的焦虑，“女性写作”的标签，或多或少地遮蔽着女作家的才华，她们感觉到被归类到一个较低层次中，所以试图挣脱它、超越它。就如你所经历的压力，它让你试图以“铿锵的笔法与强硬的主题将自己与男性作家同化”。不，我们并不需要“文学花木兰”，那个女作家没有签名权，只能模仿男性声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许多女性（尤其在西方）事实上已经进入涉及到“国家、历史、战争”这样公共事务的范围里，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一定是艰难和稀少的。正如我刚刚看到的一部女性电视剧里，一位男士将自己形容成西西弗斯，抱怨自己推着一块巨石，在斜坡上来回地蹒跚；旁边的女士无情地说：你穿上高跟鞋试试。
就是这样，女性想做一件过去是男性做的事，比如研究思想史，你必得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证明性别不是你的短板；你可以参考电影《隐藏人物》里的女主角，哪怕你是天才，你也必须为了你的性别，争取你自己的卫生间；也可以参考近期疫情中出现的乱象：哪怕你以赴死的决心，准备冲上抗疫的最前线，有人仍觉得必须为了你的性别，奉上象征女性特质的祭品——长发，以“去性别化”的方式，来证明你也有与男性一样的决心和能力。虽然中国的性别处境已有很大改善，但仍是进十步退五步的艰难前行。所谓的激宕，便是在这种挣扎和冲击中，挺身而出，参与其中。你来信最后说：“女性作家应当更加注重自身，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在不断的矛盾与激宕中挖掘我们作为女性的潜能。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太多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但至少，文字，会让更多的女性看到真实的自己”。如何在激宕中长存？我想你问我的问题，你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我期待读到你的诗歌，以及其它文字；我期待你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个特殊的、不妥协的、独具魅力的声音。

翟永明2020.03.14

「我读到您的采访文章，童年时候祖母的去世同样也析出了死亡的意象，出现在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而谈论死亡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失去与停留，黑夜与白昼，毁灭与控制，身体与情欲，狂热与冷漠，伤害与温柔。尤其记得，当我向周围的朋友提到我梦境中沙乐美一般的少女赤脚踏在被篝火点燃的土地上舞蹈时，我的朋友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一定是疯了……我渴望探索世界，我渴望接近镜前的自己，我渴望无涯的爱恋，我渴望生，我渴望终有一天可以亲手拥抱太阳。而与此同时，我渴望束缚的温暖，我渴望绝望的毁灭，我渴望纵容与自由，我渴望用冷若冰霜对抗现实的无意义。这样对立的情绪，时常像缠茧一般困缚着我。很长一段时间，八方来袭的暴烈每日撞击着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即将被这激宕吞噬。」

「如何在激宕中长存?我想，这是每一位女性，每一位女性作家都会产生的诘问。」

「这仿佛是大部分现代女性时常走入的情感困境;一边乖巧地藏匿着欲望，一边暗地里渴望着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这种悖论看似戏谑，却充斥着女性自身的悲伤。贪念着韶光，奢望着永久。期许着承诺，背叛着义言。我想，这不仅是女性面临的矛盾，更是人类社会在砥砺前行面临重重枷锁时的矛盾。从前，我认为女性作家应当化掉“女性”的限定词，用铿锵的笔法与强硬的主题将自己与男性作家同化。现在，我认为，女性作家应当更加注重自身，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在不断的矛盾与激宕中挖掘我们作为女性的潜能。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太多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但至少，文字，会让更多的女性看到真实的自己。」

（特别感谢《艺文力研究所》微信公众平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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