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聂梦：最重要的时刻——从张天翼《我只想坐下》说起

Original 新女性写作专辑十月杂志 2022-10-16

聂梦，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文摘》等学术、批评阵地发表论文、评论近30万字，著有评论集《小说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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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时刻

——从张天翼《我只想坐下》说起

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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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每年在这个时候都聊一聊女性话题，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提出漂亮的问题。漂亮的问题很重要。对好的答案是一种激发，即便只是自问自答。去年这个时候，也被要求写这样一篇文章。当时就觉得困惑，许多事情想不明白，当然，现在也并没有蒙出什么更好的答案。我想，可能是因为性别问题是个大问题，但落实到具体的小环境和个人身上，体会还没有那么深。好在这次能以张天翼为“靶子”，还是略开心的。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她的创作，现在仍能回想起初读《花与镜》《重逢的三个昼夜》时的惊讶和惊喜。在处理极度纯粹的情感方面，张天翼有着令人赞叹的天赋。她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就是站在人心的惊涛骇浪中间，捧出每一波细小微澜，平静地诉与人听，或者是于绝对孤独的状态下，展示已经毫无退路的人，如何对信与真保持强大的信念，并高贵地活。细细想来，张天翼的叙事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女性色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难得的“少女感”——对深重的感情、对善好与自救保持无条件地信任，始终怀着巨大的热情去描绘并感染他人。并且，这种少女感来得并不轻浮，不会让人轻易联想到不经世事的热望。因为在其背后，为这种热情和感染力提供支撑的，是写作者对崇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性力量的共情。然而，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我，却从来没有在哪个时刻想过要从女性话题的角度去观察她的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在张天翼的表述方式里，看不到预设的“男性俱乐部”，也看不到先在的假想敌。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多以平等自重为基础，极少表露出明显的对抗性。这意味着，作者此前的绝大多数文本形象中，并不包含对性别问题有定见成见这一项。眼下，她被女性主题小说专辑CUE到，原因可能方方面面。但对于需要以性别问题为切口的评论者来说，却也未必不是利好——如果作者因为命题的缘故，刻意在小说中表达相应的思考，或许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些关于性别问题的社会规约，如果依旧按照以往的惯性和节奏来写，那么小说进程里关于性别问题的基本理解可能更加自然，也将会是难得的采样——无论写作者自觉与否，评论者话都有得圆，场面不至于太惨烈。因此，这一次我试着提出的问题是，在《我只想坐下》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时刻在哪里。这自然是一道送分题。小说以春运为背景，大学生詹立立和同学结伴坐火车回家，只买到站票的立立一路蹭座，各种为难。其间遇到帅气的列车员左一夏，两人互生好感。终于，当立立有机会坐进乘务室里歇脚时，迎接她的却是左一夏赏心悦目的侧脸，和无声的令人屈辱气愤的抚摩。这里，抚摩的出现，就是整篇小说最重要的时刻。在两人关系愈发亲密暧昧的途中，身体侵犯，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强行插入进来，一刀斩断了一个本可以继续浪漫下去的情感叙事。这一设定，和张天翼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篇小说《雏》有些相似。《雏》中的少女也叫鹂鹂。鹂鹂将对异性、对另外一个充满智识的世界的最美好盼望，全部放在了堂姐的对象小时哥哥身上，然而她无法预料的是，这位同她最投脾气的、脸上永远亮晶晶的人，眼里有一天也会闪现出幽深的光，正是这光，让她再也无法唱出童贞的调子。两篇小说，两个LILI，一个在极具现实感的熙攘的列车空间里，一个在相对单纯的情感世界里，遭遇着相近且久久难以平息的伤害。两篇小说中，最重要的时刻，均由有好感的异性对主人公的身体侵犯而触发。所谓重要，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对故事节奏和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时刻过后，所有的温情急转直下，故事瞬间改变了色调，亲近与美好迅速崩塌，错愕、厌恶、世俗、庸俗升腾起来，对于立立来说，“家里可供传下去的、关于火车的故事又多一个了”，鹂鹂则摔死了自己心爱的鸡雏，在鸡雏的挣扎、摇动、缠斗的过程中，麻木地体验着辜负一个活物的信任而带来的“让人屏住呼吸”的快感。另外一层重要是指，身体侵犯过后，小说中关联的“性问题”正式转向了“性别问题”。学者贺桂梅曾在文章中指出，所谓性问题，更多地和生理、身体和自然化差别及其欲望关系连在一起，指向的是情绪性、感官性、体验性的个人经验。性别问题和研究则是关注这个将“性”分别开来的过程中隐含的权利关系，比如在性别关系中，强调男人的主动性甚至攻击性，而要求女性的是被动性和客体性，这就是一种权利关系。具体到张天翼的小说里，对性问题的关注（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集中体现为作者擅长的“少女感”向的情感和心理描述。它们平稳细腻地在文本中运行，占据了小说的绝大多数篇幅，为即将到来的情节内爆做着耐心的、长久的铺垫和蓄势。而重要时刻过后的人物关系崩坍，则可以看作是性别问题显现的重要指征，是两性关系中权力结构施力的一种典型表现。此前的种种情感延宕在此处骤然变质、爆发，少女感被最终置换为沧桑感，受害者“啪嗒一声关闭眼皮，犹如一个冷酷的旁观者，看着外面一桩唯他可见的暴行，啪嗒一声合拢了窗帘。”对于崩塌引发的痛楚，作者在两篇小说中都作出了隐忍却清晰的描述：喉咙里仿佛炸开一个冰凉的催泪弹。眼珠发热发胀，有沉重的两颗冷却成形，一跃而出，挣脱眼眶，从黑暗跳向黑暗，坠落下去。（《我只想坐下》）在这样四面镶嵌刀尖的刑求笼里，动一动就皮开肉绽。世上所有雏鸟、所有不够强硬的飞羽、所有尚未长成的翅膀的力量加在一起，都不足以飞离这只盒子。（《雏》）催泪弹的出现也许是偶然的，但无法飞离的盒子则是必然。它们共同宣告着，包含有偶然因素的身体侵犯一旦发生，两性关系中结构和力量的失衡必将紧随其后，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体侵犯，LILI们不得不承受人生当中最为残酷的“成人礼”，身体伤害自此转向精神囹圄。通常，我们在考量性别问题时，往往更关注这样的情况，那些想成为大科学家、大法官的优秀女性，因为性别、种族等种种因素而遭遇困境，或者是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一方面承担着太多重担另一方面却不被家人和社会理解，甚至遭到歧视。做性别研究时，为了避免问题的混淆和简单化，也会尽量将讨论限定得更加详细具体，倾向于将身体、情感和社会性结构性因素区分开来。这些都是我们在对待性别问题上的进步和收获。但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思路也有可能导致普通的、包括看似异常美好的情感关系中的性别创伤被无意中悬置，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这种创伤所带来的伤害同样难以估量。张天翼在《我只想坐下》和《雏》中的文学表现，从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启示。小说以具体的人和日常生活为基础，探讨在一段真挚的情感关系中，性别问题造成的精神创痛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文本的陡转和浑然一体，也暗示着在具体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呈现里，将性问题与性别问题区分开来的复杂与艰难。它提醒我们，对于惯常的描写和研究思路仍需时时保持反思。小说的另外一重好处在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为了问题而问题。她在作品中着力展现的，是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和性别身份之间冲突磨砺的不同瞬间和未完待续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真实、疼痛、不可思议与残酷，让人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引导我们透过问题与反思，看到文学表达中性别问题的更多面向和持续深入阐释的可能。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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