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罗雅琳：迎向浪漫消逝的时代：读《我只想坐下》

Original 新女性写作专辑十月杂志 2022-10-16

罗雅琳，1992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长期为新媒体写作文化评论，著有《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信出版社，2020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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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浪漫消逝的时代：读《我只想坐下》

罗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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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张天翼的新作《我只想坐下》，当刚读到第二段那句“今年最兴的剧是《还珠格格》时”，我还对为何作者要将一个火车上的场景设置在二十年前心存疑惑。直到读得渐入佳境，我才突然意识到二十年前的火车和当下的差异：二十年前没有高铁和动车，机场更是仅集中在极少数大城市，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绿皮火车是长途旅行时的唯一选择。相比之下，在中国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高铁里程、飞机甚至可以直达部分县级市的今天，人们在展开旅行之前就因选择乘坐飞机、高铁、动车还是绿皮火车而被分隔在不同的空间里，交通工具的差异将不同阶层的人群彻底隔离开来。尽管二十年前的火车也有软卧、硬卧、硬座和无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它所汇聚的人群阶层要比二十年后广泛得多，也因此更为强烈地浓缩了社会中的人情百态。
《我只想坐下》讲的是，二十年前，女大学生詹立立坐无座火车回家，一路上既有富裕的女同学孙家宝给她让出座位，也有被大汉欺负、抢走座位的经历。詹立立在拥挤、无聊、漫长的旅途中对于长相英俊的男列车员心生浪漫幻想，并被他邀请进入乘务室休息，甚至有了看似推心置腹的密谈。只不过，这个突如其来的优待背后是男列车员不怀好意的觊觎。受到骚扰的詹立立经过一番挣扎选择默默忍受。二十年后的她在重述这一经历时，称自己不过是“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小说充满了性别寓言的味道。詹立立在火车上为了一个座位而展开的种种挣扎，象征着一名女性为了获得社会位置所要付出的艰难努力。一开始，詹立立之所以舍不得加钱买硬卧票，是因为重男轻女的父亲舍不得给她花钱。詹立立的无座票隐喻着女性较之于男性在起点处的落后，她的“无座”和孙家宝的“有座”也影射着不同阶层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差异。接着，孙家宝下车后给詹立立留下的座位又被大块头男性抢走。这对应着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的势单力薄。对于列车员发出的在乘务室休息的邀请，詹立立刚开始还有些羞涩，而后便心安理得地享受甚至炫耀特权。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性骚扰的阴谋。这样的结尾几乎是对于种种社会潜规则的写实。女性有时因为性别而获得特权，但这种特权也需要女性付出特别的代价作为交换。80年代文学的代表作《哦，香雪》也写到了女学生与火车和列车员的故事。当纯洁的香雪对于火车所代表着的现代世界满怀期盼之时，她一定没有想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等待着她的是詹立立这样的艰难旅程。张天翼写出了二十年前的火车乘客们拥挤却亲密、缺乏隐私却也格外热络的旅途生活。“能听到所有热门的偏见、历届领导人的秘闻、女演员的风月新闻，车厢宛如一个狭隘与伧俗的移动展览馆”。不愿加入这些“狭隘与伧俗”的女大学生詹立立在火车上沉浸于混沌的幻想：“她预感到跟那个列车员‘还没完’。雨将落未落，悬念像雨滴悬在半空，她只想把悬念当一颗话梅，尽情地咂吮，滋味无穷。” 这个余味悠长的幻想空间，是二十年前绿皮车漫长旅程的无聊所催生的。惟其无聊，詹立立才有闲心反复品味与列车员的每一次对话、精心准备与列车员的每一次相遇。相比之下，在二十年后的火车上，智能手机以丰富的资源收缴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小说称这种状态就像麻辣火锅——“中辣、巨辣、变态辣”，“清汤寡水的、粗粮小菜的，早就倒闭了”。由智能手机陪伴的火车旅程使人们不再无聊，但同时，张天翼说，这也是“目不暇接的无聊”。詹立立那如同话梅般青涩和丰富的幻想，在麻辣火锅般的时代也不复存在。火车只是这篇小说的背景，故事的重点是詹立立，但如果没有二十年前那种与现在迥异的火车旅行状态，詹立立的故事也就没了可能。如今的高铁一人一块小桌板，座位采取同一朝向，更以不可调节的扶手划定了明确的间隔，符合于现代个体的原子化生存状态。相比之下，张天翼在小说中以细密的笔触复现了一幅绿皮火车时代的硬座车厢状况：行李需要放在椅子下方，座位是面对面的三连座，人口密度“稠得濒临凝固”、充满“热腾腾的肉味”。比起二十年后的高铁与动车，二十年前的绿皮火车上有着更密切的人际关系。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不得不在旅途中结成暂时的小团体，故事也从中诞生。在小说中，詹立立对列车员讲了两个长辈与火车的故事，其中，作者都不动声色地强调了旅途时间。第一个不知年代的故事里，姥姥为了把外孙从新疆带回老家，坐了六天七夜的绿皮火车。第二个故事的背景是1966年，堂姑去北京参加大串联，需要在火车上呆五天。20世纪末的詹立立回家需要二十九个小时，相比之下时间已经缩短了很多。而在2020年，通过高铁，人们几乎可以在半天之内从中国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任何一个地方。火车速度越快，耗费的旅途时间越短，路上能发展的传奇故事也就越少。但张天翼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二十年前的火车浪漫唱一曲赞歌，而是一直致力于揭示出詹立立之浪漫幻想的虚假性。小说始终在粗粝的现实与经过詹立立美化后的感受两个层面展开。詹立立在浊臭、嘈杂的车厢里一面忍受肉体的酸苦疼痛，另一面却充满了自恋与自怜。作者对这两面的交替描写，让人想起《包法利夫人》里的著名场景：一面是农业展览会上关于豆饼与公牛、养粪池与种植业的发言，另一面同时进行着的是爱玛·包法利对于罗道耳弗的欲望涌动和衷情倾诉。在《我只想坐下》中，詹立立的手被人踩了一脚，“她拿另一个手的手心把鞋印揉掉，捧起手来，吻了一下，再吻一下，手以为有人来慰问，还有软软的嘴唇来哄，不好意思了，就疼得轻了。”这个姿态，与在贫瘠的乡村畅想浪漫生活的爱玛·包法利就更为贴近了。在结尾处男列车员的馈赠被揭示为阴谋的那一刻出现之前，詹立立一直可以顺利地使用某种修辞方式对尴尬现实进行美化与纾解。对于列车员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小动作，詹立立都视为掏心掏肺的情感表达。被人占了便宜，她可以描述为“吃亏是福”；不敢争抢，她也可以称之为“委屈的尽头是福气”；就连被性骚扰，她的第一反应里也包含“他太喜欢我了”的猜测。不过，詹立立并非像爱玛·包法利那样从小说中接受了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陈套，而不过是习得了整个社会所发明出的一种使女性心甘情愿接受压抑的修辞。不仅詹立立如此对自己的受压迫进行美化，就连舍不得给女儿订卧铺的父亲也可以豪迈地说“年轻人吃点苦也不坏”。列车员明知詹立立是白白被人使唤，却也可以转而称她为“贤惠”。人们总认为，当一切修辞都成为伪饰之后，唯一真实可靠的只有身体的感觉。可是，在小说结尾处的性骚扰事件中，詹立立的身体感觉也分裂为两种：一种是感到了“温和的节奏”和“爱惜地摩挲”，另一种却是从内心迸发出“屈辱与气愤的叫嚷”。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如果将列车员的行为定义为性骚扰，那么答案必然是“屈辱与气愤”。但这样的答案隐藏着一个预设：女性必然是客体，只能是无助弱小的受害者。然而，如果将女性视为可以获得快感的主体，那么，列车员的骚扰或许反而如结尾处詹立立所言：“就当免费按摩！要是什么都不想，还觉得有点舒服呢”。还有另一种答案，那就是“换”——“老娘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值了。”不过，这种对于“换”的认知，只有二十年后已然成熟的詹立立才能做出：“那时她已经又跟好多人‘换’过了好多次，有的值得，有的不值得，她将为自己能笑得出来而欣慰，而悲哀，而前仰后合。”这是对于社会潜规则的妥协，也是女性对于权利的主动出让。这样的“换”，隐藏着女性在选择将自己描述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徘徊。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所有可能的答案都在结尾处爆发出来。张天翼对于女性的社会处境充满了反思，但同时也没有将女性完全视为被害者。在不同答案之间的选择，到底只是一种话语的转换，还是说，其中可能存在着一种最为真实的感受？不管怎样，抛去那些关于爱情、贤惠和“吃亏是福”的幻想，直面切肤的身体感受，才是认识真实性别状况的开始。浪漫的火车文学一去不返，但迎向浪漫消逝的时代也并非坏事。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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