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地球之眼》选读1
石一枫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等，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等，见于国内期刊。另有译著<猜火车>。曾获十月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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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学时认识的那些狐朋狗友里，后来混得最差的叫安小男，混得最好的叫李牧光。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人嘛，都有混得好的和混得不好的。尤其是如今这个年头，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几乎有变成两个物种的趋势了。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混得最差的安小男原来可没有那么差，相应地，混得最好的李牧光原来也没有那么好。他们在学校里的状况和后来的境遇恰好相反。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社会嘛，通行的标准肯定不是上学时的那一套，否则“混”这个词也就没有那么准确而传神了。
那么我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是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那段奇特的雇佣关系。
还是先介绍一下安小男。他本来跟我不是一个系的，念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但是宿舍离我很近，就隔着一个水房。对于理科生，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大脑发达但是思维狭隘，生活很没有情趣。当我们像孔雀开屏一样每天不知道瞎咋呼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在实验室里吭叽吭叽地埋头干活，课余时间也就是守在电脑前面打游戏或者下“毛片”。埋头干活是为了拿学分，打游戏是为了放松大脑，下载“毛片”是为了在右手的帮助下抚慰肉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着简单而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用”，这是他们普遍信奉的生活哲学。然而安小男却好像和大多数理科生不一样，他跟我熟起来，恰恰是通过讨论一些“没用”的话题。
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学校的考试季快到了，我闲散了一个学期，如今只好捧着复印来的笔记到图书馆里死记硬背。这种工作是很折磨人的，往往还没有背上两条名词解释，我就会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然后不得不跑到楼下去抽一颗烟。一颗不够就两颗，两颗不够就三颗，其间还要喝汽水买零食，再瞄两眼穿得比较暴露的女同学，一个晚上下来，浪费的时间肯定要比背书的时间长得多。有一次正坐在水泥台阶上发呆，背后忽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这位同学。”
一回头，便看见一张又瘦又黄、胡子拉碴的脸，让人想起北京人用来搓澡的老丝瓜。我想了想，似乎是在宿舍楼道里见过这人的，便问他：“有事儿吗？”
“你是历史系的吧？”
“是啊，咱们共用一个厕所。”
“你对中国历史一定很有见解。”
“至今还比较懵懂……期末考试可能会挂。”
他又说：“那么就是说，你主要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问题喽？”
我有点儿被搞晕了，但也只好敷衍道：“这就更不是区区不才所能关心的啦。”
这人却热情地一拍我的肩膀：“你太谦虚啦——咱们谈一谈怎么样？”
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我身旁的台阶上，瘦膝盖尖锐地顶到下巴上，脸却四十五度角上扬，呈现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我更加惶惑了，同时还稍微有了一点不安，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另一侧挪了挪，问他：“你想谈什么呢？”
“谈一谈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中国会向何方去？”
“这也太宏大了吧。”
“那么就谈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好了。你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
面对他那诚恳而热情的目光，我吭叽了半天，说：“这又太抽象了。就算我想谈，你又让我从何说起呢？”
“怎么会抽象呢？我的问题非常具体，而且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他说着，突然把手往半空中的某个方位一扬，“比如说那里，很可能就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
我顺着他的手，也朝斜上方四十五度角望了过去。我看到远处的围墙之外，一幢碉堡般的建筑物耸立入云。那是我们学校的“三产”，一个在中关村乃至全北京都很著名的电脑城，里面每天川流不息着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二道贩子。而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来钟，电脑城通体黑黝黝的，只留下顶端的一圈儿航空警示灯正在有规律地明灭着，仿佛这幢大楼正在呼吸。分明是指路明灯，他是怎么看出道德问题来的呢？
“恕我肉眼凡胎……”
那人一拍膝盖，“咳”了一声，语速飞快地对我讲解起来：“国家规定，离地高度90米以上的建筑物航空警示灯，其闪光频率应为每分钟20至60次之间，有效光强不低于1600坎德拉——坎德拉也就是一种光学上的计量单位。然而根据我的实地测量，这幢大楼上的警示灯是每四秒钟才闪烁一次，也就是说每分钟只有15次。更危险的是，光强也根本没有达标，在下雨或者大雾天气，很难对几百米上空的飞机起到提示作用。我还查了一下，国内生产信号灯的厂家很多，达到法定标准也并不需要多么先进的技术，那么采购的人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不合格产品呢？这分明就是拿了回扣嘛……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而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
作为一个高中“分科”以后就没有再翻过物理课本的人，我固然对他的那些技术用语感到糊涂，而好不容易听明白大概意思之后，糊涂的感觉却越发加剧了。我仍然想不出来几盏劣质信号灯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真有一架飞机晕头转向地撞上了我们学校的电脑城，那儿离我睡觉的宿舍也还远着呢。进而，我不得不把眼前这位仁兄归入了“校园神经病”的行列。在我们这所号称兼收并蓄的大学里，这类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的女神经病症状倒还温和，顶多是到比较英俊、比较有风度的老师（比如中文系的一位著名诗人）课上去发发春，当堂朗诵几首题为“翡冷翠”或者“我底爱人”之类的诗歌什么的。男神经病就要激烈得多，我在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个长相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超实用主义民间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论调，说的是应该把社会上那些“没用的人”统统消灭，肉做成罐头，脂肪用来生产力士香皂，皮拿去做鞋。他宣称，如果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所谓“校园神经病”大多数是一些半流浪状态下的旁听生，还有那些考了几年研究生都没考上的落榜者，年龄也都在三四十岁上下，而这人明明是个热门专业的在校生，他发哪门子神经啊。
更加让我纳闷并且懊恼的是，图书馆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他干吗非要找我来“谈一谈”呢？难道我看起来比别人精神不正常吗？
于是我截断了他的话头：“打住打住，我可没工夫听你瞎咧咧。”
“我知道你是个谦虚而低调的人。”他居然露出了委屈的神色，“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触及本质，你可以反驳我，但不能把我扔下不管呀。我确实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听起来好像我对他、对中国社会负有多大的责任似的。我差点儿急了：“凭什么呀？你想跟我聊天我就必须得陪你聊吗？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你把我当什么了？三陪？你给我钱了吗？”
对于我的一连串问话，眼前这人却不慌不忙，从随身携带的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摞书来。上面的几本分别是《中国大趋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而压在底下的那本则名叫《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看到那色调花花绿绿，仿佛刚拍扁了一只老鼠的图书封面，我突然傻了眼，又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难道不是你的著作吗？我在楼道里见过你连夜整理书稿。”
他没说错，那本跟风烂书的确出自我手，但这么说又有点不全面。事实的情况是，我在上个学期想和女朋友郭雨燕去九寨沟旅游，顺便在路上把她给“办了”，便经人介绍从一个书商那儿领了这个活儿，打算用挣来的钱支付路费、门票和宾馆的房费。书里面的内容全是我到网上扒下来，再胡乱拼贴到一块儿的，至于署名，我给自己取了个颇有“民国范儿”也颇有自知之明的笔名，叫“老放”——比起“老舍”和“老残”，我所干的事儿和通篇放屁也没什么区别。顺便说一句，这本《谁敢不让中国说不》刚一上市，雇了我的书商就破产跑路了，说好的报酬也没给我。又过了没多久，郭雨燕认为我这个人既无能又言而无信，一怒之下把我给踹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导致我在考试的紧要关头遭到“热心读者”的滋扰，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前女友郭雨燕那小狐狸般的眉眼和一对大胸，不免感到了真诚的哀伤。我站起来，茫然四望，想找个由头甩开身边这人。恰好这时，我的身后又扬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咦，你怎么会认识他这种怪胎？”
我再次回头，看到的却是我的表妹林琳。她是比我低两级的数学系学生，长了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眼睛又黑又亮，眼窝还有点儿异族风情的凹陷，看起来好像用气枪“砰砰”两声，把两颗葡萄打进了一坨奶油里。兄妹两人都考进了同一所著名的大学，这很可以被传为一段佳话，也说明我们家族的基因比较优秀——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姥爷那边儿，他当过“反动学术权威”嘛。然而我这个表妹自打入校伊始，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几乎见面如仇人。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曾经以林琳为诱饵，勒索那些暗恋她的傻小子们请我泡酒吧、打台球、到小西天的中影公司放映厅看进口大片，甚至还打算召集全体有姐姐妹妹的男同学，组建一个“换亲俱乐部”，把“因为太熟而不能下手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下手的资源”。林琳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已经被我同时许配给七八个人了。
而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林琳也认识这人，并且也认为他是一个怪胎吗？可再一打量，她说话时的眼神明明是看向我身旁那人的。也就是说，她在向对方宣布我是一个怪胎。我不由得气哼哼地说：“我好歹也是你哥。”
“狗屁哥。”林琳同样气哼哼地说，“摊上你这种哥，我算是倒了血霉啦。”
然后忽闪着大眼睛对那人说：“你是安小男吧？我在去年的高数冬令营里见过你。你解开那道函数方程的思路，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那人却露出了和刚才的我如出一辙的惶惑，然后又转换成了乏味。他把我的著作和其他几本书一起放进包里，站起来说：“问我也没用，我也讲不明白。你自己查查书去吧。”
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
作为一个长期被本系男生像狗似的围着“嗅”的漂亮女孩，林琳遭受到这种待遇，恐怕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我心里升起了古怪的快意，顺便问她这个安小男是什么来头，脑子到底有没有被驴踢过。林琳却鄙夷地瞥了我一眼，说：“就你，还看不起人家呢？”
据林琳介绍，安小男的确是个“神人”，这里的“神”是神奇的“神”，而非神神叨叨的“神”。他简直可以被称为近几届理科生中的传奇：高中曾经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从来没上过高等数学、理论物理的专业课，但考试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写就是满分；可以背诵小数点后一千多位的圆周率……他还是个电脑高手，不管多复杂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只要看一遍就无师自通。据说电子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近七十的老院士曾经摩挲着他的脑袋，笃定地说：
“这里面装着半个硅谷！”
这话说得，倒令我感到那位“民间哲学家”的思想应该修正：需要活体利用的其实是安小男这样的奇才，只要把他的大脑像杏仁豆腐一样一勺一勺地挖出来，就够中科院之类的单位忙活上几十年的了。
林琳又问我：“他找你做什么？”
我矜持地说：“事实上，他有一些问题向我请教。”
林琳的眼神更加鄙夷了，仿佛在看《围城》里自称“被罗素请教过几个问题”的野鸡哲学家褚慎明。而我也的确疑惑起来：安小男为什么会对《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以及《谁敢不让中国说不》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感兴趣呢？经过一番思索，我的答案是：这恰恰可能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奇才，“自然科学”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一望可知的领域令安小男感到了乏味，而“人文思想”的本质则是混乱的、含糊的，想不明白的东西更能容纳他那无穷无尽的智力，也就更让他觉得有意思。就像老鼠特别爱啃桌子腿一样，是因为桌子腿好吃吗？不不不，只是由于老鼠的牙齿过于发达。这样一想，我在感到滑稽的同时，又有了那么一点肃然起敬。
总而言之，经过那天晚上的一面之交，我和安小男就熟悉了起来。一个楼道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在此后又被他频频骚扰，请教一些历史学以及有关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他的请教常常发生在厕所里，有时我们正在并排尿着，他突然就撇过来一句：
“农耕文明是否终将被海洋文明打败？”
或者我正在蹲坑，他从隔板外面撇过来一句：“官僚体制是否扼杀了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
他那虚心向学的态度令我越来越不好意思了，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我表妹林琳写了一封信，逼我转交给安小男。那封信我毫不犹豫地拆开来偷看了，内容很简洁，说的是她有几道数学难题一直没解开，想请安小男帮她讲解一下；还说希望安小男能和她结成“对子”，在晚自习期间一起探讨、共同进步。言辞虽然纯洁，可是其心昭昭——对于文科生而言，恋爱的发端是借书，对于理科生就变成解习题了。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啦？”我直截了当地问林琳。
林琳还想抵赖：“你管得着吗？”
“当然要管，狗屁哥也是哥嘛。”我苦口婆心地劝她，“我知道在你看来，安小男有很大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聪明。可是找男朋友又不是数学比赛，聪明不是唯一的标准，否则你直接找台586去谈情说爱不就得了吗？对于男朋友，还是需要看看长相，看看性格，看看他有没有……魅力嘛。”
“可我恰恰觉得他有魅力。”林琳涨红了脸说，“他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再配上聪明得冒尖儿的脑袋，让我觉得帅极了。”
这个小书呆子，对男性的口味也真够古怪的。我劝她不动，只好冷笑两声，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信交给了安小男。而安小男自然是看不出林琳的潜台词的，他吭叽了几声，极不情愿地说：“我是看你的面子才去的。”
当晚他便离开了男生宿舍，到理科楼后面的小自习室去和林琳会面了。这两个家伙待在一起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呢？我躺在下铺饶有兴致地猜测着。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安小男回来了，他敲开门告诉我“任务已经完成”，我表妹的数学难题全被他解开了。
“除了数学题，你还解开了别的什么没有？”我相当下流地问。
他好像没听懂一样，继续汇报道：“不过其他的事情，她让我很为难。”
我更加好奇并且焦急了：“她让你干吗了？”
安小男说：“我们从自习室出来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大家都是爱学习的人，所以不要在勾勾搭搭上浪费时间，如果我喜欢她，那么就亲她一下好了。”
“你怎么做的？”
“她把脸一仰，眼睛一闭，我就趁机跑了……这不直接回来了么。”安小男摊摊手说。
我“咳”了一声，穿鞋出门往外就跑。安小男居然把一个向他求吻的漂亮女孩孤零零地扔在了大街上，这他妈的是人干的事儿吗？好找歹找，我总算在食堂斜对面的冷饮店里找到了林琳，这时候她已经咕噜咕噜地喝下去了三瓶酸奶。好在林琳并没有因为羞辱而大哭，她只是眼神儿发直地盯着呈等边三角形排列的瓷瓶，幽幽地说了一句：
“他比我更不愿意浪费时间。”
后来林琳就再没动过谈恋爱的念头，一心念书，考GRE，没过两年就出国留学去了。而经过这件事情，我对安小男倒有了点儿模模糊糊的好感，对于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兴趣，也不得不郑重对待了起来。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我劝他扔掉从地摊儿上买来的“说不”系列，转而到图书馆里找几本“有营养”的书籍进行深入学习，比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斯塔夫利阿诺斯的《1500年以后的世界》和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之类的。那些书我只是听说过却压根儿没看过，但是既然被公认为名著，那么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况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厚，都是能压弯一根勃起的阳具的大部头，这有利于更多地消耗安小男的时间和精力，让他少来烦我。
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本人也承受着一定的思想压力。我有时会想：我间接地助长了安小男把他那得天独厚的大脑浪费在“没有用”的事情上，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国家错失一个诺贝尔奖，甚至让整个儿人类的科技进步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呢？再举个历史八卦作为例子，抽水马桶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侍臣哈灵顿爵士发明的，但如果女王在当时勒令爵士先生去研究点儿别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还得忍受厕所里的臭气熏天。但我也安慰自己：万一安小男本来会变成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发明出一种能够毁灭地球的机器、电磁场或者计算机程序呢？那么我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把全世界人民给救了。
在跟安小男的接触中，我倒是越来越有科学精神了。
就这样又熬过了一个学期，暑假来了又走，我们这茬儿学生迎来了大四学年。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我特地昼伏夜出了好几天，为的是躲开安小男。躲他有着另外的原因：按照他的认真劲儿以及智力水平，那几本大部头应该全都“啃”完了吧？如果他再来缠着我“谈一谈”，而我却一问三不知可怎么办？那个人可就丢大了。事实上，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上个学期问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越来越头疼了。身为安小男在人文领域的指路明灯，我既感受到了荒唐的虚荣，又不知不觉地心虚了起来。我担忧自己这个“伪劣产品”会像电脑城顶端的引航灯一样，被他有理有据地揭穿。
然而躲是躲不过的，我总得拉屎撒尿嘛。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夹着本书溜出了宿舍，正好在厕所门口撞上了同样夹着一本书的安小男。只不过我手里的书是看了第三遍的《笑傲江湖》，而他的则是法国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狭路相逢，我心下一凛，在那一瞬间多么希望他考一考我东方不败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或者华山派共有几人为了修炼《葵花宝典》而把自己给阉了。
那当然不太可能。安小男的眼神依然热切，拉住我说：“跟你说个事儿。”
“你问吧。”我又瞥了瞥他的书，心里绝望地打着鼓。
安小男却说：“我想从低年级的专业课听起，把历史系的所有课程都听一遍，你说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你图什么呀？”
“当然是解决问题喽。”他用食指指了指太阳穴，但那动作却像是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你给我推荐的那些书我全读了……都很好。但是对于我心里的那些疑问，它们似乎都说了点儿，但又都没说清楚。再来问你呢，恐怕也不是个事儿。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你和我一样年轻，和你探讨一下问题，共同进步是可以的，但要想答疑解惑，恐怕还得求助于教过你的那些老师。他们都是真正的专家，我想我有必要系统地接受一下他们的思想。”
也许安小男已经看出我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儿了？他的话让我一阵失落，同时却又感到释然。但随后，我却真切地为他担忧了起来：“可是咱们都已经大四了啊，马上就要找工作或者考研究生了，哪有时间去听外系的课呢？况且你还要听全本儿的。”
“那就申请延期毕业嘛。”安小男挥了挥手说，“实在不行我就转系，从历史系的大一开始念起。我查了学校的规定，这在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他那既淡然又决然的态度，简直让人想起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也许一个天才的脑袋，就是和我们这样的俗人不同。但我仍然本着一个俗人的善意，继续劝解着他：
“这恐怕有些不妥……你应该三思而后行。没必要为了爱好把专业都扔了啊，那可是你将来吃饭的手艺。”
安小男却说：“我意已决。”
说完，他就错开身子走了出去，而我也没再说些什么。这一来是因为我感到自己至今仍然缺乏和他这样一个“神人”沟通的能力，二来则是因为我已经快憋不住了，再废话裤衩上就要多出一个“柿饼”来了。后来不出我所料，安小男的延期毕业和转系申请果然闹出了不小的风波，他本人也成了我们毕业季里一桩奇闻的主角。
首先是安小男的母亲，一个肉联厂洗肠工，从河北H市赶到了北京。她冲进我们学校的校务办公室，怒斥有关责任人“没有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导致她的儿子眼看就要自毁大好前途，去钻研“连猪屎都不如的没用学问”。她质问校方，如果安小男真的转了系，那么谁能为他注定穷酸到底的未来负责？又有谁能为一个含辛茹苦的寡妇的晚年生活负责？如果只是学生家长闹一闹，那还不算什么，但是经由这一闹，安小男的问题就演变成了电子系和历史系两个团伙之间的矛盾。没过几天，电子系的系主任，曾经断言安小男的脑袋“装着半个硅谷”的老院士也向学校施加了压力。他表示，一般的学生倒也罢了，但是如果把安小男埋进了故纸堆，那实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老院士的言辞固然委婉，但也使得我所在的历史系深受侮辱，老师们抗议说，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怎么说话的逻辑也像家庭妇女一样呢？这不还是在说历史作为一个冷门学问，不如电子、信息、自动化之类的“格致之学”有用吗？进而不又是在说人文学科的人不如理工科的人有用吗？你们这些理工科也太欺负人了，盖大楼你们先盖，拿项目经费你们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连买汽车都能从项目里面报销，到了这时候还不忘踩我们一脚，让不让人活了？
本来是一个学生的一厢情愿，只要稍有阻力，那么说不要也就可以不要的，但是本着不争馒头争口气的精神，历史系的老师却怂恿历史系的领导，跟电子系“杠”上了。他们向校方递交了一份意见：学生选择专业，本是个人自由，又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焉知损失“半个硅谷”，换不来一个范文澜、陈寅恪或者钱穆？进而又大谈历史学乃至全体人文学科之重要性，并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搞文科的人都是善于言辞之士，那份意见写得冠冕堂皇，让校方也不好反驳，于是决定破例为安小男举行一个多方面试，大家来决定一下这个学生到底待在哪个系比较好。
没承想，那个面试会议又把风波推向了新的高潮。在会上，电子系的班主任先代表老院士发了言，说的还是人尽其才那一套。安小男表情呆滞，无动于衷。接下来，历史系颇有名气的商教授便闪亮登了场。我们系的老师里，能在学校外面混得开的人物不多，这位商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入选了好几个政府机关的参事，为不少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写过讲话稿，隔三岔五还会在党报的头版“刷”上一篇社论；而给他带来最大名气的事儿，当然还是登上过央视的《百家讲坛》，讲的好像是“中国宦官干政考”。大家公推这样一位人物出面，可见是想先声夺人，让对方知道我们历史系也不全是碌碌鼠辈。
商教授保持着他在电视机里的一贯做派，先轻轻胡噜了一下毛泽东风格的大背头，又抖了抖西门庆风格的“五彩洒线揉头狮子”对襟唐装，然后才循循善诱地开了口。他问道：“这位同学，你贵姓？”
“姓安。”
“那么我可以叫你小安子吗？”
不得不指出，这话说得实在有些轻佻。而商教授这个人，向来的确是轻佻的。对于轻佻，他还专门发表过一番解释：既然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把轻佻当有趣，而人在任何时代都在追求有趣，都在尽量活得不那么沉重，那么轻佻一下又何妨呢？他还引证说，许多历史上的名士，譬如阮籍、金圣叹和唐寅，骨子里都是些轻佻的人。这么一说，他的轻佻好像就有了传承与深度。再加上这套做派在电视上和领导干部的圈子里都很受欢迎，那么商教授更可以理直气壮地插科打诨下去了。
果不其然，商教授一开口，原本凝重、尴尬的会场气氛登时轻松了下来，许多人脸上不知不觉地泛上了一丝笑意。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他们很善于改变周遭的“气场”。现在，全体教职工都在等着欣赏这位电视名人的表演了。
对于商教授的问话，安小男的反应是愣了几秒钟，然后磕磕巴巴地说：“这不妥吧。”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您又不是慈禧。”
此言一出，现场的人们就真的忍俊不禁了。不要说学校教务处的领导，就连电子系那两个满脸“常量函数”的教师代表都互相看了一眼，嘴里“扑哧”一声。本来嘛，地球又不是围着一个学生转的，搞得那么兴师动众干什么？而得到了安小男不经意间的“配合”，商教授就更加胸有成竹了，他笑容一敛，将谈话引入了正题：
“还是说说你平时都看一些什么书吧——我指的是在课余时间里。”
安小男便将我开给他的书目一一报上名来。要知道，这些书连许多历史系的研究生都是没有读完的，就像很多中文系的研究生却没有读过《红楼梦》一样。商教授眼睛一亮，有些惊奇也有些技痒，便当堂考问起安小男的学问来。
一考之下，令人惊奇，安小男对答如流。他不仅能够把商教授提到的具体章节精确地复述下来，而且对于关键的段落还能全文背诵。他原本是木木讷讷的模样，一谈到书本却像插了电一样，眼珠子里往外喷射的全是精光。如果不是商教授及时打住，那么他可能会孜孜不倦地说下去，直到两个嘴角下方越积越多的白沫流到脖子里去。
“大家都看到，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商教授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转向了校方代表，“这位小安……同学在历史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虽然他的阅读稍嫌不成系统，还有点凌乱，但是他对重要著作的熟悉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我想如果不是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不可能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的。而学校作为一所人才培养机构，为什么要扼杀学生的兴趣呢？这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搞教育的都有爱才之心，电子系诸位同仁的心情，我们历史系也能理解。不如由我个人来提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给予小安同学电子系和历史系的双重学籍，他继续在电子系读研究生，同时还可以到历史系来念本科，由我本人亲自担任辅导老师。现在的大学教育不是提倡打通，提倡跨学科吗？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都是通才：笛卡儿既是一名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同时也热衷于演奏小提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也爱好着古典诗词以及翁帆女士……”
商教授好不容易正经了片刻，终于又在发言的结尾流于轻佻。但这轻佻却是恰到好处的轻佻，它让在座的众人哄堂一笑，有了皆大欢喜之感。既把安小男的人留在了电子系，又保全了历史系的面子，多么完满。只要这种长袖善舞的人物在场，那么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校方的领导们满意地点了点头，宣布“再回去研究一下”，假如对学生好，对学校好，“特事特办也是可以的”。
大家欠起屁股，已经准备离席了。但没想到，安小男却在这时候又开了口。他的话是对商教授说的：“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历史系。”
难道今天的会不是为了你转系才开的吗？这时候说这种话，不是消遣人么。商教授不免一愣：“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系统学习历史之前，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安小男说。
“你也想考考我吗？”商教授饶有兴致地笑了，“一个问题够吗？”
“就一个。”
“那你说。”
“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商教授又一愣，但过了半晌，笑容便重新圆熟起来：“历史当然不如电子有用啦。但是兴趣嘛，喜欢嘛，如果再纠缠于有用没用，是不是有点儿俗了呢？”
“您没听懂我的意思，可能我没表述清楚。”安小男舔了舔嘴唇，直视着商教授说，“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
“比如说什么问题？”
“比如说中国人的道德缺失问题。”
“明史鉴今当然也是一种思路……但是我想，没必要把历史学理解得这么直接吧。”
“可是有些问题明明是绕不过去的。或者我再换一种问法，您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缺失有什么看法？想过怎么解决它们吗？”安小男说。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商教授的眼神便开始迷离了。他一定感到了和我当初一样的惶惑。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
在安小男的锲而不舍之下，商教授又吁了口气，看了看与会者中有着领导头衔的那些人。历史系的党委书记还没有走出门去，据说这人有可能要提成主管文科教学的副校长了。于是商教授陷入了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容不得轻佻，但也容不得过分郑重的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上个月《新华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我今年刚写的，其中也有一部分谈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面对今天的现实。”商教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分清主流和支流，比起繁荣的、蓬勃的历史主旋律，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小小不言的。”
“也就是说，可以不关心吗？”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主流，或者潜心于自己的专业……”
安小男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您很无耻。”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在会场上却有如炸雷。一些人被定住了，另一些人则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离开。商教授着实是懵了，他半张着嘴，瞪着安小男，僵在了原地，连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安小男便抬起了一只手，手指尖利地指着商教授的鼻子，开始了滔滔不绝的大鸣大放大批判。他质问道，中国社会已经沦落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难道您没有看到吗？难道您不忧虑吗？如果是一般的人也就罢了，但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在公共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居然选择了鸵鸟策略甚至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何种用心？安小男还说，他之所以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认为比起中文、哲学和社会学等等其他人文学科，历史最有希望解决他的“核心问题”，但今天看来他错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高大，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一群“没用”的家伙。
谁能想到，安小男的历史研究之路沿着汤因比、费正清和布罗代尔等等大师绕了一圈儿，又绕回了在那个盛夏之夜和我讨论的领域。他挥斥方遒地发表了十来分钟的演说，直到商教授也面色铁青地溜走了，会场上空无一人，才喘息着停下来。据说此时的他已是满脸热泪，他居然哭了。
毫无疑问，转系的事儿被彻底搞砸了，而安小男也在文科生之中出了大名。再顺便说一句，那位商教授曾经把我们折腾得不善，他自己忙于上电视和走穴，基本上不给学生上课，但到了考试的时候却摆出铁面无私的架势，把题目出得非常难，一定要“挂”掉一批人才过瘾；他还把系里比较漂亮的几个女生招致麾下，通宵达旦地为他整理新一期《百家讲坛》栏目《中国秽乱宫闱考》的讲义。基于这个情况，大家虽然认为安小男有可能疯了，但也不得不感到大快人心。一时间，大家争相到电子系的宿舍去瞻仰、声援安小男，每天都有人隔着门帘对他挥挥拳头：
“干得漂亮！”
按照众人的理解，安小男之所以突然发飙，正是因为那个“小安子”的玩笑——那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进而失去了自控能力。再细一想，他对商教授的指责虽然突兀，但又来得多么刁钻，多么让对方无所适从。一个研究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同学阐释道，按照福柯的理论，疯子虽然和正常人驴唇不对马嘴，但是他们的思维其实有着严密的内部逻辑，一旦进入那个逻辑，正常人的经验和智慧便丧失了作用，甚至也有可能会被搞疯掉。这也是以商教授之机智老辣，却被一个小毛孩子诘问得张口结舌的原因。
在这种时候，我却越发感到自己有必要躲开安小男了。作为一个骨子里很“怂”的人，我对于那些具有狂暴因素的人与事，向来抱以本能的敬而远之。然而还得怪学校宿舍的布局以及我们排泄系统的生物钟，躲了一阵，我终于又被安小男堵在了厕所里。
那是一个清晨，我刚冲完水，正迈着发麻的两腿从隔扇里挪出来，正好撞上安小男也站在小便池前。他迅速抖了一抖，提上裤子拦住了我的去路，眼里满是悲伤。
我抠了抠眼屎，仍旧不知说什么才好。安小男却先开了口：“我想，你应该理解我。”
“理解你什么？”
“我的初衷并不是想去故意捣乱，更没有针对商教授个人的意思。”他的一只嘴角抽搐了两下，“我很真挚，的确是希望历史学，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能够帮助我解决困惑。”
“对不起，我们都让你失望了。”
“怪我，我不该强人所难……我太幼稚了。”
安小男说完，抛下我转身走了。而我却沉默地站在原地，生出了一种类似于羞愧的心态。那感觉，就好像急匆匆地方便完了，才发现自己闯进了一间女厕所一样。
选自《十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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