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典藏|陈平原：四十而惑（散文）
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十而惑（散文） 文/陈平原 “四十”与“自述” 拟题目而必须加引号，实在是再蹩脚不过的了。说是因适之先生有言在先，不好意思侵犯其“著作权”，其实有点勉强。像“四十自述”、“八十抒怀”之类题目，古今中外人人可用，很难加以注册保护。真正的障碍在于：既有胡适、林语堂以及钱玄同等关于“四十”的雅言在前，还有我效颦的余地吗? 胡适当年有感于中国之缺乏传记文学，到处劝人写自传，并且以《四十自述》为引玉之砖：“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林语堂咏《四十自寿诗》尚不过瘾，又用英文写了长篇自传，其《弁言》称：“作自传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一定是自尊过甚的，写自传的意义只是作者为对于自己的诚实计而已。”“琐碎生活”人人都有，“对于自己的诚实”也不难做到；写自传而且能为读者所接受，其实还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其人总有特异之处。不曾“做过一番事业”，起码也得有隽言雅事。比如钱玄同，当初如果不是激进到宣称四十以上都该枪毙，其：“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鲁迅《教授杂咏》)，也就不会被传为佳话了。 四十岁的感觉确实非同寻常，整个生命的辉煌与黯淡，都在这一瞬间呈现，难怪胡适等人选择这个时刻来写自传。其实，古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南朝陶弘景许愿“年登四十，毕志山薮”；明人金圣叹也称“四十而未仕，不应再仕”。之所以考虑出处进退时，将仕宦的最后期限定在四十岁，想必是意识到此乃生命史上重要的时刻。今人寿命大增(古代先贤中如“山中宰相”陶弘景那样活到八十五岁的毕竟凤毛麟角)，颇多老骥伏枥，自不必以“四十”为意。碌碌如我辈，虽无出处之焦虑，却仍不敢忘怀此冥冥中可能存在的“转折点”。 既不曾“做过一番事业”，也没“隽言雅事”需要流传，本无“自述”的打算。只不过为文时，偶尔慨叹时间之流逝，以及“不惑”之虚妄。等到“四十”真的擦身而过，再也无缘相会，方才懊悔没有抓住时机，留下生命的足迹。于是，检点文稿，找来几篇能大致表现这“四十初度”心境者，略加修饰，汇成一编，也算一种自我纪念。 题为“自述”，可少记事实，多发感慨，于今人之“自传”自是体例不合，但汉人著书，往往别作一篇叙经历、明旨意的《自序》或《自纪》，以便读者知人论世。本就以读书著述为生活的中心，如此结构文章，说好听点，犹“未失古意”。至于穿插“游园”与“惊梦”，并非为了调节文气，而是“实录”：生活中就这么点“戏剧性”。 九五年初春 十年一觉 一场秋雨，一层凉意。东京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开始飘落，进校门便是一地金黄。如果恰逢正午的太阳，景色颇为壮观。报载北京前两天下雪，想来北大校园里的银杏早已凋零。银杏有大小，一地金黄的时间也有先后，可两座校园确有不少相似处，难怪初来时老有梦里曾相见之感。 客居异国，不免思乡，忽忆起杜牧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倖名。”并无杜牧的才气和艳遇，也难得“烟花三月下扬州”，只是凭空觉得“十年一觉”四字惊心动魄。 屈指算来，从第一次到北大寻梦，到今秋东渡访学，刚好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适逢从“而立”走向“不惑”!倘若不是此次偶然的出游，造成一种时空的距离和陌生化效果，当不会如此清醒地“追忆似水年华”，也不会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十载燕园梦的飘逝。 十载燕园梦，自是以读书为主。在《我的读书生活》中，曾分析四种类型的学友。论及“学友间各有所长，见识大致相当(学术观点不同无所谓)，或合作，或竞争，谁也不欠谁，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型”时，举的例证便是与钱、黄二君的合作。这段描述只是举例，不免略去前因后果。说起“燕园雅集”，主要应归功于他们两位。不只是当年我见识无多，聊天时多带耳朵少带口，更因我之进北大，全靠二位“提携”。 八三年初春，我第一次坐上北行的列车。那时并没打定主意进北大，只是觉得北京的初春很有魅力。刚来时万木萧疏，才几天工夫，路边的柳树便日新“夜”异，迎春花也不甘寂寞起来，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相形之下，南国的四季常春反而乏味。当然，北京令人心醉的，还有琉璃厂的古书和故宫的红墙绿瓦。 这年的深秋，我第二次跨长江过黄河，目的是为毕业后进京工作探路。当时联系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燕园拜会子平兄时，被劝知“一定得见见老钱”。在“钱老师”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聊了一个下午，临别时呈上我刚完成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据说当天晚上十点多，读过文章，老钱便急匆匆赶去找子平，商量如何劝我转投北大。 事后，老钱真的说服王瑶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功亏一篑后，王先生又毅然决定把我收为他(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不是子平的热心引见，老钱大概不会如此认真阅读我的文章；若不是老钱极力推荐，我也难得闯进这已经颇为拥挤的燕园。 为了使我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老钱多次去信指导。再加上另一位朋友朱晓进帮助打听有关考试的各种具体事宜，那阵子我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我在北京有女友，老师们也有所耳闻，都说我急于离穗“可以理解”。于是，我提前半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那一届硕士生各校自行规定学制，北大两年半，而中大则三年)，收拾行装，进京赴考来了。 正式拜在王瑶先生门下，“钱老师”便成了我的“师兄”。遵师兄之命，改口称“老钱”，这样聊天时方才无拘无束。那时我初闯燕园，人地生疏，钱、黄二家便成了主要聊天场所，唯一不同的是，到子平家聊天还能“蹭饭”，张玫珊烧菜手艺甚佳；而老钱的夫人不在身边，面对“永远的煮面条”，还不如到食堂打饭。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 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八五年春天在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此后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又是由子平执笔。可熟悉我们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的朋友都知道，躲在幕后的老钱才是这“三人谈”的核心。有趣的是，我们三人虽说都是“文革”后北大培养的研究生，可年龄相差很大(老钱大学毕业那年我刚进小学)。就因为联名发表文章，统统成了“青年评论家”，老钱平白无故地被降了一级。好在他颇有童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走红时，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希望就此设想撰写专著。不是完全不动心，也曾有过大致的计划，可很快发现自身根基不稳，不想仓促上阵。于是激流勇退，写我们各自的专著去了。 不想一年后，老钱又“卷土重来”。说是缩短战线，就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这回人多势众，开会时一本正经，还得准备发言提纲，不像以前聊天那么洒脱了。忙了两年，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还颇获好评。只是第二卷以下千呼万唤至今未出台，大有虎头蛇尾之嫌。除了政治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诸君都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在一起交谈很愉快，合作起来却不容易，尤其是希望写成一部“有整体感”的著作时更是如此。 最后一次的“三人行”，倒是我牵的头。八八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我谢绝了。无意中提起可分专题从文化角度编选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倒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大热天，三人又挤在老钱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里“集体读书”。忙了一个暑假，总算有了初步的眉目。一开始只是希望得到一套文章可读且印刷精美的小书，做下去便成了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相约认真写好各书的序言，为日后的研究，留几个足迹，埋几根桩。 这套小书的编选经过及理论眼光，在《漫说“漫说文化”》一文中已有说明。需要补充的是，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使得后五本书险些难产。等到出版社表示愿意继续出版时，子平兄正打点行装准备远游。原先由他负责的《生生死死》和《神神鬼鬼》，便转到了我头上。虽说尽了最大努力，仍有点心虚：倘若由子平编选并作序，或许更精彩。值得庆慰的是，这第三次合作没有中途鸣金，十本小书好歹也算“战利品”。 子平走后，我和老钱仍常在一起聊天，可就没了当年一聊就聊出个学术课题的豪兴，或许，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本来就只能属于八十年代。除了心境及学术思路变化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二人转”不如“三人谈”能激发灵感。前者往往是谈拢了容易趋同，谈崩了无法回旋。有了第三者的存在，谈话的格局便变化莫测，像万花筒一样有无数种组合方式，远不只是“合纵”或“连横”。 真不知日后三人重逢，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了某个学术观点争得脸红脖子粗。记得老钱一激动就提高嗓门，被戏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子平擅长以柔克刚，你越着急他越慢条斯理地酝酿他的警句；我则老是事后诸葛亮，关键时刻笨嘴拙舌的。 有这么三回学友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点缀，更有那么几本小书作为“同学一场”的纪念，十载燕园梦因而显得不太苍白，也不太凄清。 人生在世，大概总免不了有“十年一觉”的感叹，我能把这声“感叹”埋在未名湖边，也算是一种幸运。 1993年12月6日于东京白金台，时烟雨溟濛，窗外枫叶凄艳欲绝 踏雪访梅 昨夜大雪，电视报道东京附近若干高速公路关闭，铁路上发生撞车事件。今早起床，撩开窗帘，但见白皑皑一片，对面楼顶积雪十几厘米厚，路边栏杆悬着的雪挂也有手掌宽。忽忆起半月前游附近寺庙，似乎在那儿见过一株寒梅，今日说不定已悄然开放。东京不乏赏梅的好去处，旅游书上多有介绍，可我更愿意拜访“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隐士”，何况还有踏雪之“雅趣”。只可惜当初没在意，记不得此梅隐居何寺。好在那几个寺庙相距不远，不妨逐家寻访。 说来惭愧，虽然念过不少咏梅诗词，可踏雪访梅这还是第一次。粤东平原气候温和，不适于寒梅的生长。小时候，每当忆及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陆游的“月中疏影雪中香，只为无言更断肠”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家乡常见的桃红李白。学画时，我的梅花总显得过于肥大，无论如何出不来“冰清玉洁”的感觉。直到负笈广州，方才见到“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梅林。只是广州四季如春，有梅无雪。十年前初到北国，最为激动的“事件”便是终于见到真正的“雪花纷飞”。此后，每当窗外洁白一片，我便“踏雪”去也。遗憾的是，北京多“雪”；却又少“梅”。 雪仍在下，不过变得若有若无。风过处，抖落一树梨花。撑着雨伞，朝最远的常光寺走去，目的是一路包抄，保证不会错过。 常光寺有“国史迹”——“福泽谕吉先生永眠之地”纪念碑，地图上作了标示，很好找。寺不大，两层楼房，乃战后所建。上次已经侦查过了，除了福翁之碑，无古迹可寻。墓地静悄悄，修剪过的矮树丛上铺着一层厚雪，墨绿色的碎叶缀着如此“飘逸”的白花，居然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大概是看多了葬礼上的花圈，很容易由白花联想到死亡的缘故。奇怪的是，墙角真的摆着四个挺厚实的花圈，这在东京的墓地里很少见。走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寺僧废弃的汽车轮胎，一夜大雪竟成了天然的花圈。 福翁墓前雪地上，已有两行清晰的足迹。脚印颇为零碎，大概来访者年纪不小。墓前供养的鲜花，本就以白色居多，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花。正在墓前合十，忽闻妻子惊叹，说是又发现了一处“古迹”。就在福翁墓的斜对面，有一座“幼稚舍创立者和田义郎碑”，碑文乃福泽谕吉所撰。福翁不用汉文写作，猜读起来不免稍费工夫，以我的日语水平，见到复杂一点的句子就头痛，碰上俳句或和歌则只有投降一路可走。 忽想起鲁迅留学东京时，不知是否也有踏雪访梅的雅兴。之所以有此联想，就因为《野草》中有一则，提及朔方的雪花“永远如粉如沙”，而江南雪则“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后者“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正是借此寒梅透露出来：“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东京的气候及生活习惯，近绍兴而远北京，想来其雪也是远朔方而近江南。鲁迅见此梅花点缀的东京雪景，是否也给予“滋润美艳”的评价?我没有在江南踏雪访梅的机缘，正好借此行补读鲁迅先生的《雪》。 东京的寺庙门口多有应时的和歌或俳句，我大部分“熟视无睹”。没想到今日隆崇院所书白隐禅师诗句，既好解又切题，似乎为我而设：“旧年寒苦梅，得雨一时开。”白隐乃江户时代复兴临济禅正宗的名僧，有《夜船闲话》、《槐安国语》等传世，不知此诗句出自何集。隆崇院并无梅花，倒是有一尊延命地藏大菩萨铜像颇为可观。此像已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原为纪念一心院专念寺某上人说法一万回而造，1927年方才移居此寺。铜像本不算高大，加上座基也就四米左右。可周围是墓地，菩萨身上又披着雪，静穆中确有普度众生的慈悲在。此寺的僧人颇勤快，墓地里几条主要的小石径已经打扫过了，而且路边的雪堆也略作修饰，没有突兀的感觉。尽管我更喜欢白茫茫一片因而显得圣洁的墓地，还是很感激寺僧的好意。 对面的清岸寺又是另一番景象。两个少女正捧着小树丛上的积雪，一边说笑一边打闹，见游人来便回屋里去了。此地寺庙与民居杂处，没有截然的分界；再说日本和尚允许娶妻育儿，寺庙有少女出入一点也不奇怪。我访此寺，纯粹为了那株两百多岁的樱花。时近立春，樱花尚未苏醒，半截枯死的主干上堆满白雪，跃跃欲试的旁枝也镶了一道白边。倚着树干的，是一幢两米高的石灯笼。东京随处可见石灯笼，但要找古拙质朴且显得很有年纪的也不太容易。关键是那象征着岁月流逝的青苔，不大好伪造。或许是因为下半截有矮小的柏树遮丑，上半身有苍老的樱花陪衬，再加上雪天雪地作背景，此君忽然“古雅”起来了——记得上次来访时并无如此风韵。 就剩下离家最近的妙圆寺了，寒梅准在那儿!转过几道弯，远远望去，果然一树红梅，正傲雪怒放。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欣赏者，倚着佛寺，独立寒风，自得其乐。数千朵小红梅，顶着厚厚的白雪，显得不胜娇羞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眼中只有梅花，不免怠慢了雪地。下坡路滑，险些摔一跤。为避免“乐极生悲”，只好谨慎着脚下。好在寒梅不会舍我而去，总能一步步接近…… 又是鲁迅，不过这回是《在酒楼上》：“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今日北京之飞雪迎春，并不总是如粉如沙、如烟如雾；未名湖边红男绿女的游走嬉戏，更使得白茫茫的雪地充满生机。久居燕园，本不以鲁迅南雪北雪之说为意，直到目睹此红梅之“傲慢”，方才明白江南雪的“滋润美艳”，确有不可及处。 只是阴差阳错，我本南人，居然像鲁迅所说的，用“北方的眼睛”，来阅读并惊叹“江南的雪”，而且还必须借助此异国的红梅。 一九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初稿，岁末修订 四十而惑 平日喜欢为自己写的书作序，因那好歹证明又完成了一件工作，不妨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编学术自选集可就不一样了，总得说说自己的学术经历什么的。这可就有点为难了，不能瞎吹，也不能乱贬。说得太差，有负出版社和读者的雅意；说得太好，又实在没有那么厚的脸皮。思前想后，不如撇开具体评价，单说治学的甘苦。 那天有位女记者来访，说了一句我很不爱听的话。已经习惯“青年学者”的称呼，突然间发现被人家当作“中年学者”的代表，心理上实在无法接受。在我的“抗议”下，女记者只好同意修改文稿。事后想想，是我不对。人家已经请教过有关专家，四十岁该不该算青年?据说答案是否定的。幸亏她的提醒，我才猛然间明白自己的处境。即使按照中国已经相当宽厚的年龄划分，我也不好意思再“青年”下去了。只好学张爱玲小说，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永远告别那尚未真正呈现的“青春”。 人活在世间，总有遗憾。作为学者，这种遗憾尤其明显。回首往事，你会发现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并感叹所花精力与所获成就太不成比例。因此，我不大愿意算总账，只希望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可毕竟编“自选集”是第一回，而且“四十岁”也是个惊心动魄的符号，只好破例从头道来。 不谈具体学问，就“读书”以及“时间”而言，我受孔夫子和鲁迅的影响甚深。不敢自认私淑弟子，也不想承继什么曲里拐弯的“学统”，只是小时候半懂不懂记下来的话，长大了越琢磨越有道理，颇有“终生受用”的意味。 第一句自然是关于读书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就让背《论语》中这段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时年幼无知，颇以比孔夫子还早地“志于学”而自豪。后读《大戴礼记》、《白虎通义》，方才明白古人八岁学书计、十五入大学的通例。 今人不学礼，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只好落空了。不过三十岁那年，我刚好北上求学，算是个人学术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车过黄河时，曾下决心好好思考这“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可一进燕园，就被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吸引住了，根本没时间算那陈年老账。现在想来很可惜。有些感觉，当时没有记下来，时过境迁，再也无法追忆。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声，以及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至今仍不时闯入梦境。这些对我极为重要的人生体验，全都压在一脸严肃的学术论著的纸背，不为读者所感知。 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很想收录一篇大学时代的文章以作纪念，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这个胆量。 当初踏出中学校门、走向“广阔天地”时，我说了一句“豪言壮语”：十年后见！那时只是不认命，以为能凭自己的努力回到我所喜欢的书桌。其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大概只能像大寨人那样，永远地“站在虎头山，胸怀全世界”了。年轻时对时间很慷慨，一出口便是“十年”。哪曾想到，人生其实没有几个可以“潇洒走一回”的十年!走进大学校园，感觉上就像搭上了末班车，丝毫不敢怠慢。紧赶慢赶，总算是抢回了点时间。收在集子里的头两篇文章(《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和《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是硕士生阶段的习作。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书桌。“十年辛苦不寻常”，也就留下这么一点记忆。除了证明自己缺乏天赋外，也隐隐透出我们这代人治学的艰难：从洗净腿上的泥巴，到坐稳校园里的冷板凳，路长着呢。 赶巧了，北上求学，至今正好十年。表面上，这十年我很顺利；可静夜沉思，总觉得心虚，真的“如履薄冰”。偶尔与人道及，得到的安慰是：古人早有言在先，学然后知不足。这么说来反而是好事?我不信。意识到自己在治学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才是“心虚”的症结所在。既然如此，也就不好意思絮絮叨叨地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 这种“心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对“时间”的恐惧。“十年”就这么从自己的手指缝溜走了，而且无声无息!再也没有少年时的慷慨与豪迈，每念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总有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我不相信荀子和董仲舒关于这段话的解说，什么“似道”、“似德”、“似义”、“似勇”，未免太理智了。我只是将其作为关于“时间”的千古感叹来解读。 面对“生有涯而知无涯”这一永恒的矛盾，我的策略来自鲁迅的《过客》。不管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既然“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我就只好往前走。 记得头一次翻开新版《鲁迅全集》，就被“开篇”吸引住了。这得归功于编者的技术处理，《〈坟〉题记》写于一九二六年，假如编全集时按文章写作时间或著作出版顺序收录，它都不可能排在第一位(比如一九五八年版便以《呐喊》打头)。若如是，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被如下这段话所深深震撼： 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鲁迅将早年文章集为《坟》，除“埋藏”兼“留恋”外，也给敌人的好世界“多留一些缺陷”——这个意思在《写在〈坟〉后面》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的文章不属于社会批评，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战斗性，这后一层意思自然不好妄加比附。何况，我欣赏“坟”这个意象，并不限于出书编集子，而是希望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埋藏”自己的过去，当然也不无“留恋”。在我看来，不会反省，则无所谓“埋藏”；没有“埋藏”，则很难再往前走；毫无“留恋”，则又未免过于乐观——焉知将来一定超过现在? 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的《小引》中，我曾这样解释自己治学时某种程度的跳跃性：一方面是自觉学术尚未成熟，总想多试试几套拳路几种枪法，不愿就此摆摊卖药；另一方面也因天性好强，老跟自己过不去，总觉得还能往前挪半步，不想就此打住。 似乎没有过“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时候，不过就喜欢这么一点点的“自我超越”。我承认，这里有刻意制造“新坟”的诱惑，也有无法安营扎寨打硬仗的危险。对一个学者来说，不断的自我反省，未必都是好事。 但愿有一天，我能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充满自信。那时如果再有编选集谈治学的机会，肯定比现在轻松愉快得多。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于京西蔚秀园 此文为《陈平原自选集》的作者自序 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我急急忙忙往回赶，好在飞机、汽车都很顺利。见面时，父亲说病情已经大为好转，很快就能出院。父亲要我坐在床边，谈谈自己的学业，还有国家大事什么的。父亲笑得很开心，苍白的脸上渐渐现出血色。我答应父亲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近年父亲身体不好，无法到外面走动，白天就坐在四楼的阳台上看风景和行人。我每次假期探亲，都是来去匆匆，父亲嘴上不说，可我知道他有怨言。这回无论如何要多住些时日，跟父亲谈谈他最喜欢的怀素或者东坡。不过，得先安顿好手头的工作，请朋友代一下课；还有，走时得带上两本书，以便在家里阅读。不过，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北京还是潮州?父亲呢，怎么不见了…… 又是一个噩梦，醒来时心口还隐隐作痛。父亲去世已经三年半，这一两年老有类似的梦境出现。不用心理医生，我也知道这是因为潜意识里有强烈的忏悔和弥补的愿望。望着父亲日渐衰老的身影，我也曾暗暗许愿，等工作告一段落，一定回家好好陪父亲。可工作永远没止境，我的心愿也就永远只是“心愿”而已。突然有一天，父亲撒手而去，我这才明白自己是如何不可饶恕。 虽说父亲临终时，我赶到跟前，略尽了为人之子的责任。可此前几年父亲多次住院都不通知我，说是怕影响学业；往往是危险期过了才告知，并且嘱咐，路远不必往回赶。回家乡时有人说起此事，加了句评语：值得吗?意思是说如此为子女考虑，那“学业”真是那么重要吗?父亲年轻时投身革命，没能完成学业，因而特别希望孩子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出书、获奖或者提职称，在旁人是小事一桩，父亲则看得很重，似乎真有多么了不起。为了让儿子能专心治学，父亲多少次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念及此，我就记起“值得吗”的评语——受嘲讽的应该是所谓一心向学的孩子，而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要说时至今日，学业仍无成；即便真有大成就，也不见得就能避免这种深深的内疚与自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责”或许将有增无减。不是说将事业“神圣化”没道理，只是相对于父子情深来说，“道理”总显得过于苍白。学海无涯，个人的成就无论如何是渺小的；而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却是如此铭心刻骨。静夜惊梦，醒来时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孔子家语·致思》中的那段话： 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 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本是古已有之的“永远的悔恨”，可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头上，都感觉格外沉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不便向旁人剖白，旁人也无法使你解脱。特别是当你生存处境好转时，这种“悔恨”会成几何级数增加。 记得父亲晚年常说，他的生命就像荷叶上的露珠，随时可能随风而去。父亲说这话时，语气略带自我调侃。第一次听来惊心动魄，习惯了也就没当回事，只是觉得这意象过于凄清落寞。 终于有一天，我也明白生命是如此脆弱。何止掠过天际的风，即便嬉戏的游鱼，逍遥的小鸟，甚至不安分的青蛙，都可能无意中撞落了荷叶上本就颤颤巍巍的露珠。或许，我没有能力帮助父亲擎好那荷叶，也阻拦不了骄横的命运之风，可我本可以让游鱼、小鸟离远点，起码让父亲晚年生活得更舒心些。可我没做到。现在说这些近乎多余，总不能借此安慰自己。 有朋友来访，忧心忡忡，说是父亲病了。我心头一热，真希望自己也有病中的父亲……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三日午后，梦醒而作 发表于《十月》，1995年第5期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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