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散文|耿占春：沙上的卜辞（2010—2011，节选）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大本诗集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一本诗集，尤其是集体的、合集的，看起来如此奢侈。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本诗人的合集更奢侈。奢侈到挥霍、浪费、过剩、贫瘠。翻开一本又一本这样的诗集、合集、诗刊，过剩掩饰了稀缺。诗在整个世界上是奇缺的。然而诗集在这个世界上又如此过剩。就像真理的奇缺与印刷物过剩之间的反讽一样。大部分著作是“疑似哲学”，大部分诗集是“疑似诗歌”。这么多的诗集和书籍使我感到难堪——何况我还要写那些“疑似”什么的文字——直到偶尔从一部合集中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把一大本诗集从物品式的堆放中拯救出来，把自己从一个几乎陷入沮丧的下午投入一种灵感。
疑似经典
经典化就是一部书的现在时的结束，属于失去现在时的事物。但一切经典都渴望抵达更远的未来。处在“终结观”或“结束论”之中的写作不会再有经典，因为已经没有未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短命的，都只有一个片刻的闪耀。
“当心，魔鬼，它老了。”
《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句诗：“当心，魔鬼，它老了。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引用这句诗的意思不是指的年龄，“重要的不在于年龄。重要的是正视生活现实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和承受现实并在精神上胜过现实的能力。”他在这个演讲中稍后的地方说：“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如果没有反复地在人间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可能的东西也实现不了。”其实韦伯本人也只能在“以学术为业”中做到这一点。这样三句话足以成为写作者的铭文。
写作与说话
大多数“写作”正在变成“说话”，“有事说事”而已。这样的语言观念无意中确立的是“事”的权威性，而不是语言或表达对事的影响与塑造。语言拥有其文学性传统或诗性的功能，通过书写或后世的写作，持续地对人类活动与事务构成一种经过论述的影响。写作把语言影响事务的效能置于更远的场所。而今，即时通信和电子媒介扩大了与图像相伴的声音的权威性。声音具有即时在场的属性，书写在模仿着说话，模仿着声音。写作：书写、印刷培育出的为着耐心、反复、细致阅读的而产生的写作在急遽退化。说话只要有一点即兴的热情就足以，比起写作来，说话没有文体的考虑，没有深邃的秘响旁通。说话开始对写作起支配作用。人们用说话的方式要求一切写作。写作的旨趣即语言文字的旨趣将遭遇大量话语噪声的尘封。这意味着言语、说话直接参与到行为之中，不再留在思维自身的领地。如果没有纯粹的思维，生命就没有那么高贵。
诱惑
有时我依然会受到这样一些概念的诱惑：“灵知主义”。忍不住会产生了解它的愿望，但翻阅这些书恐怕就像带着好奇心的小孩子剥洋葱一样，会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什么秘密。也许会有一些想象和情绪，有教义与神话的碎片，但不会有真正的“灵知”。它会诱惑思想离开一个平凡、因诚实而痛苦的立足点，进入由一些言辞的闪烁所构成的虚假秘密。它最终的依托只是早先的文本，仅仅是这些文本的古奥与碎片性质的圣言构成了类似于秘密的阅读感受。而研究者所能做的，只是对这些文本的注释与翻译活动。却难以赋予新的寓意。也许，没有人指望这些文本作为有说服力的论断，仅仅是作为一种寓意而存在着。
最诚实的“灵知”是（人心中的）灵的受难史的知识，它渴望着作为救赎的知识，但却是作为一系列知的失败所构成的。救赎的失败加剧了苦难，却也改变了受苦的属性，伴随着这一过程，救赎性的知识也由悲剧神话变成了知识的喜剧。这些对我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诱惑。
口语与书写
在口语表达之前，我一点都不喜欢事先写好，那样演讲的时间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时间，而是一个自己的重复、一个前一时刻的复制品了。其中的虚假还包括着真实的、此刻的自我不在场。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固执这个，宁愿语塞一时，而不愿事先备课。这个习惯是我骨子里一个“口语主义者”或口语本源论者吗？或许是不想让书写或文字覆盖了稀少的说话或口语表达的时刻吗？虽然我喜欢写作，喜欢书写，那是因为我是孤独的，是因为假想的读者不在场；也因为我热爱书写表达方式中允许更多的复杂性、歧义性和来源不明的神秘主义。可是在面对听者的时候，如果还是以书写为本，那岂不是取消了口语表达吗？是不是口语中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我意识中的“在场”，思想的“不完备性”和“未完成性”？
身体的思想
人们今天把身体或肉身过度地小资化了。在古老的范畴里，肉体意味着暂存、痛苦与死亡，意味着激情与罪孽，身体纠缠着一个注定腐朽与死亡的物质世界。这正是与身体一致的思想所恐惧的，正因如此，思想才渴望与纯粹思维的灵魂相统一。今天关于身体的思想被狂欢化了，或许不过是被一些小伎俩娱乐化了。似乎彻底告别了贫困、饥饿与疾病——似乎欲望与满足欲望的对象近在咫尺——然而，如果有音乐的听觉的话，思想就会进入身体的半音区，痛苦与死亡，激情与罪孽，依然在那些黑键上演奏。
美，奇迹，精神之谜
美无论在哪里显现，都像是一个奇迹。不是罕见的。美总是携带着宇宙论的意义。一种恰到好处，也是一种过度。美表现了过度的意识特征，过度的“关心”，过度的“热情”，过度的“设计”意识。但是仅仅恰到好处。美是一种话语，一种表述，它总是体现出一种精神品质。即使美显现在短暂的物质形式中，比如身体、面孔。美唤起心底的情感品质，激起信赖感与温情。它比人类社会动用各种方式刻意建构的那种精神品质还要丰富、坚实，值得信靠。尽管遭遇到无尽的失望，在济慈之后仍不知多少人说过“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不知多少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接着说：“美能拯救世界。”然而这个答案依然是一个迷宫。
声音，音乐
窗外下着雨，哗哗啦啦地响。仔细听，却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雨不是滴滴答答，而是这里“滴”，那里“啦”；这里“哗哗”那里“啦啦”。有的雨点滴在水中，有的落在土堆里，有的打在树叶上，有的落在草丛间。有许多个声源，雨使用的乐队指挥着整个小小的被工业和农业压缩得不真实的自然界。随着风的加剧，树叶的声音一阵阵混淆了雨声。
一个日子
一个日子像一片巨大的阴云，覆盖着所有的日子。这是你从未想到过的。你不知道恶，会胜利这么久。你不知道失败会持续这么深。它使所有的快乐打了折扣，它让你的一生打了折扣。为什么一切都要与它对比，都要拿它做比值？为什么这个道德的负债使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除了这个冷冻的社会记忆，埋在一些人的心底，其他的一切都迅速地腐败了。伴随着打折的贱卖的生活，社会的道德溃败成为权力腐败的殉葬品。腐朽与污染也建立了自身的生态链。
游击，游牧
渐渐地，你发现一种语言被你的写作所分解，又被重新聚合，充满细节与境遇的思想，繁复的意象和细分的观念，语言似乎解体了，消除了覆盖物，洗涤了被固定使用的肮脏痕迹，在结晶的过程中变得风一样动荡、灵活、自由，它就是这样突破了防线。或像一个漫游者：语言自身风光无限。
瞬间
夏日傍晚，车终于翻越了热贡一带的群山，车子一路下坡驶进了暮色渐浓的草原，接着，慢慢地，什么都看不清了。不知又过了多久，不知谁——弟弟还是侄子还是女儿说，“星星！”我们都伸出窗外，星星清澈、硕大、闪亮，几乎使人跻身神灵的城市。星星垂挂着，一瞬间提纯了身心。我愿意为这样的瞬间而忘掉历史。
整个生活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一切转瞬即逝，且充满无聊的心机与琐事。生活让人留恋的只是瞬间，然而它挽救了整个世界。
书写与救赎
有时我突然涌起想写一写在喀什的某个细节，写一写旅馆下面的早市，早市上的瓜果蔬菜，买卖的人们，他们的衣衫，她们的头巾，库车大寺黄昏的光与阴影，白杏和馕的气味，它们有什么意义吗？是这些置身于远处，还是置身于一个已不存在的记忆的空间？书写的从来不是现实，而是记忆：一个已消失的世界。一个流转的时间的世界，让人产生将之书写成文字的冲动。生活之流已经错过了那一瞬间，除了文字，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再度置身于其间。
修行
如果一天中我没有写下一些纯然快乐的文字，就会觉得这个日子是飘忽不定的，似乎身体之内也产生了某种空洞。事实上我一直在把写作当作一种隐秘的修行。而唯一的辅助道具就是语言文字。文字是物质的又是反物质的。文字中隐含着不为人所知的巨大精神能量。但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接近与运用，文字就是最腐朽的事物。
诗歌与现实性
除了极少数人如早期艾青、穆旦之外，多数人的诗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情感认知迟钝，这恰与他们的滥情相反，即使在他们的个人抒情中，也多是一种幻想而非对深刻情感的自我认知。现实与历史无论多么严酷，都不能在他们心中摩擦出诗的话语。或许，根本就没有摩擦。他们可能在诗歌之外拥有廉价的道德立场，然而没有真实的感受，因此，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他们的诗歌写作表现为一个空白，似乎他们一直不在现场。一旦触及所谓的现实，他们的诗就像是风俗画，他们之中的优秀者，如戴望舒、徐志摩，像是异域来的观光客。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是这种自恋式的小资话语的优美范例。表演着小小的唯美的忧伤，却无法表达真实尖锐的痛苦。他们的语言过于唯美而没有能力消化现实。无力在非诗的事物上发现诗歌。这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会灾难面前保持着顽固的沉默或臣服于权力并非没有关联。
此刻
头脑满意于没有目的的阅读与冥想，而不愿集中精力做事。它愿意散步，而不是赛跑。有时我得尊重它流水一样的懒散。
希望
网上有一个为人广泛传播共鸣的宣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笑。——这是一份情感宣言，还是一份物质宣言？抑或是这个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本身的宣言？在嘲弄情感时将自身视为可以与商品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一种商品？怎么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穷怕了，是贫贱到骨子里去了。过剩的商品生产同时生产了人格的贫贱，生产了人自身的无价值，就像极权主义制造了人格的另一种贫贱，制造了普遍的依附性心态一样。
——所幸在普遍的商品世界上存在着个人的例外。一个挺秀气的女孩爱着一个男孩。女孩子本科毕业直接读研了，男孩子考研连年落选，家境不好且其貌也不扬，他书读得多，诗写得好。女孩子业余做家教，他们时常共同出现在一家小书店里。每次看到他们我都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人保持着对诗的喜爱，还有几个人保持着爱，就像是他们赠给这个世界的一份希望。理性主义不是别的，只是在现实中遭遇着磨难的一种柔弱的力量，它有时会出现在那些更柔弱的人身上。有些表述，有些道理，远没有抵达不可言传就恍惚过去了，没有抵达语言边界的“不可言传”形成了思想的惰性，习惯于意识的模糊不清，甚至流于反智主义。而不必言说太多的事物又过于津津乐道。说话的表演性超过了言行之间的参照所带来的思想张力。
思想的触觉
要熬过经验与思想一个模糊不清而处境艰难的时刻，尽力使之清晰化、主题化。可是，你所有的时间都将处在这个时刻。你的事务就是要在不确定的时刻对状况进行描述与解释。有许多话语正在失掉感知；也有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越是真切就越是失掉对之进行主题化的力量与信心。你不妨非专业一点，章鱼一样四下伸出试探的触角。
心中的地方
当我心中呈现出一个空间时，我总是发现这个地方是西域，置身于没有边际的戈壁之中。只有山、只有岩石的山让视线越过它升上天空。西域仿佛是空间的同义词。似乎我明白，如果内心可以物化，如果内心有一种符号可以显现它，就是植物稀少的戈壁，戈壁上的天空。植物和水，因其稀少而神圣。
已经消失的
像一个精神病人，他失去记忆，却活得好好的。那些黄土地，被儿童作文书写得“麦浪滚滚”的五月的清晨；与贫困相反的是政治宣传上的奢侈物：锣鼓，旗帜，袖标，领袖的像章和巨幅画像，大字报，文艺宣传队。饥饿，疾病，灾荒，暴力，凌辱。这一切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奇怪的童年，奇怪的青春。什么都没有被清理，没有被表达，他们长大了，开始关心股票、房产、按揭、打工，开始关注现象学、符号学或其他主义。然而，一部分人开始放弃所有半真半假的理想，放纵着所有的无所顾忌的欲望，十恶不赦渐渐变成了骄奢淫逸，有人自杀了或被杀了，那是良心的代价。没有它的表达者，没有它的诊治者，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它为自身失去的记忆付出了代价，还要继续为良知的匮乏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人们总要付清账目。
下午的树林
转身的时候，看见一片树林子——反映在玻璃拉门上，似乎地势被抬升了，树林像是生长在隆起的土坡上。我侧身看窗外。不知为什么镜子中的影像比窗外的树林更接近“艺术”，或许是更接近影像——现象。但生命的末日迹象之一就是，真实的林地日渐减少，围绕在人们身边的是因复制而过剩的事物图像。
渴望旅行
在这个闷热的清晨，六月的清晨，我真想冲进西域，到喀纳斯或帕米尔，让心里布满星星，眼睛里耸立着雪山，各种微小事物的奇遇让肌肤的感知一阵阵觉醒过来。一层层的风，渐次明亮的光，清新与混合的气息。感知世界的丧失使人暗中接近死亡，活跃的只是作为偏见与孤立的意识。一种关于利益的孤立的价值意识正在把人孤立起来。旅行者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唯一值得一过的生活，这是非统治性、非占有性的生活方式。
一个时代性的细节
有许多迹象表明，文体的地位与相应的尊严在改变。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主要地位开始衰落，电视剧继承了小说的叙事功能，但远没有得到小说曾经获得的文化尊严。小说从道听途说之流上升、沦落，开始成为诗歌一样的文体上的贵族。电视剧带着暴发户一般的走红与浅薄，在被人不屑时收购了讲故事的权利。一些怀着野心的作家把小说当作一种百科全书来写，反正小说已不顾及大众，小说越来越像天书也不打紧。虚构的想象的图像被直观的图像夺去了，文字反而成为小说的剩余价值。那么，为什么小说不像一些此前已经成熟、衰落的文体的总和呢？——比如诗、戏剧、哲学、随笔，甚至是日记——恰恰是这样，蕴涵着写作的可能性。同样的理由，札记为什么不该像是没有了那么多故事与图像的小说呢？人的内心活动——随着一个越来越增加着的知识阶层的出现——为什么不可以越来越充满思想性呢？为什么一定是悲剧故事、传奇或喜剧故事呢？思想自身的细节、意识自身的活动，难道不可以像过去小说中男男女女的故事一样可以被讲述？——此刻，显然，我的写作又回到了这些札记本身。
一生
渐渐地我们放弃了每个人的童年那个微不足道的位置，那种微不足道，一些人开始掌握巨大的财富与权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随之更多的人们开始放弃“幼稚的”幻想，放弃对“真理”或“道”的尊重，学会尊重赤裸裸的现实，尊重他人的权力。人们甚至不愿意想起自身的弱小、无权、不安全以及对他人的依赖。那不值一提的自己亲手刻制的陀螺和村庄的下午五点钟。似乎在放弃快乐本身，放弃微小的事物就能够产生的快乐甚至幸福感。再也不能进入由单纯的事物与时刻所构成的迷恋。再也不能进入成人的支配权利之外的剩余物的世界。一些人找到了充满罪恶的补偿方式。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能持久地拥有攫取财富、权力与异性支配力的那个最有利的位置。人们仍将再次变得孤独、无助、微弱，却没有快乐。
新农村
没有一所房屋是祖传的。没有祖辈栽种和遮阴的树木。房屋崭新而又肮脏，像一个站在麦克风前准备撒谎的官员白痴。没有记忆，没有表情。整个空间中旧日的痕迹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每一条街、胡同、房屋，都像被清除了记忆的乡村白痴。甚至都找不到一丝过往的生命偶尔遗落在活人中间的痕迹。你如果认识他们的话，那些痕迹是：他们父辈与祖父面孔的一次再现。只是还没有成熟的面孔上就没有任何生活希望的迹象了。
无端
如果你讨厌某个日常的现状，就想一下它会消失。现实不会恒定。它在移动，像阳台上的光线一样。你看见的世界已是一个背影。这样据说你的身边就再也不存在令人厌倦的现实。窗外在施工，出现了一条路和正在建造的小区。不久前是小树林，再往前是一片油菜、荷塘。时间上的事物重叠着。将要搬进新区的人看不见这一现实。但他们会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另一种时空。携带着自己的影子、记忆和疾病。这是最平静的现在：没有疾病，没有饥饿，没有噬心的痛苦，也没有希望。最平静的现实被你感受为疲惫和庸常是真的不应该。电视机里播放的俄国纪念卫国战争的歌曲正在把这样的平静作为一代人心中的梦想。可是，此刻收看节目的人们心中的隐隐感动是可怕的，他们这些人，他们这样的人，似乎只有苦难才能带来危险的美。谁敢说，使人激动的东西、史诗一般的灾难与伴随着的美不会重临？
和平饭店的早晨
火车一早就到了，他来到会议预订饭店的大堂坐下，准备让疲惫的身体稍事休息。一会儿，电梯间不断有人出来，像有人在他眼前打开了一部电视剧的频道，世界各色人等开始穿梭起来。这是微缩版的国际化场所。头发花白的夫妇，孤独的寻求奇遇的中年男女，结伴而行的似乎彼此无亲密关系的人，虽然相携或许是昨天才结识的情侣，因为只有他们脸上带着一丝喜悦，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那种早已冻结在脸上的疲惫与厌倦。他们来这个传说中的帝国故都寻求昔日的碎片与影子，来印证一下他们读过的书，不，印证一下他们看到过的电视图像。他、她们拉着提箱到柜台付账，空着手走出旋转门，在大堂徘徊等待。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陌生的面孔，头上盘旋着他人看不见的个人生活史的记忆和想象，在这个破碎的、同质化的空间里作为一个碎片化的人出现在他人眼前。每个人似乎都活到了自己的漫画的年龄。一个胖妇女走来坐在他身边，沙发一下子塌陷下去，他不得不往里往后再靠一靠。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年轻一点的妇女，看样子是胖女人的女儿，肥胖的女孩在她母亲面前显得竟有些苗条了，她们交谈着，似乎是东欧人。也有一些亚洲人，如果不是听不懂他们彼此的交谈的话，会以为是中国人。或许是日本人、韩国人。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几乎有点困难地移动过来，在旁边的三人沙发上与另一个人挤着坐下。一个电视剧或黑社会电影中常见的人出来了：迈着缓慢自负的步态，腆起肚子，戴着墨镜，眼睛平视偏上一点，似乎打量着空中，因为没有什么配被他看到，一个妇女在旁边象征性地搀扶着他。他缓慢地阔步到一把扶手椅跟前，他依然朝空中望着，伸出一只手摸了一下椅子的扶手在妇女的照料下坐下。突然这些人说起南方方言。转而又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在另一边，有人在旁边用手机说着：“×——主任，我——了。”他听到的是河南方言。
内在性
是否还想在文学、在人文学的著作中寻求最隐秘的思想、未知的经验？没有最奇异的事物，只有最新异的感知；没有最不可思议的经验，只有最不可思议的叙述。因此，你一般不会去读那些阅历丰富的人的书，不那么喜欢看战争纪实、经济分析师或宇航员的文章，你会乐于读那些没有走遍世界、似乎也没有参与过战争、权力、经济竞争的人，那些因此得以沉淀到自我深处的人的书，比如此刻桌面上伍尔芙的随笔。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契诃夫、伊姆莱、伍尔芙——不是奴隶制、集中营、战争、征税、股票交易所，而是对这一切、包括农奴制时代的草原的心灵感知。因为也许，专制统治与焦虑感、入侵战争与忧郁症之间有着非逻辑的联系，正如孤独忧虑与内省、自我完善的努力有关一样。
文学和人文学话语所感受最深的事物，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不会被政治、外交、战争、经济估算在内。如果没有战争或内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经济信息就是关注严肃问题的人们的事务，聪明的学者都已转移到经济评论领域。人类社会的事务被当作没有心肝的计算活动，如果有人感受到痛苦，就只有保持沉默。
“抽象的”和“生动的”
鲍曼引用前人的话对思想做过这样一个区分：“抽象的”思想者事先知道他的真理，他不为其他的东西所思所说，而“生动的”思想者不会预先知道，他必须等待着“他者”的话语。起初，他并不知道话语在何处结束，他从其他人那里找到了提示。鲍曼说：它们教育我要坚定地站在“生动的思考”一边。“生动的”一词应理解为经验的、语境的、叙事的。
语言的音乐
现在已是夜晚，白天的写作已让我深觉疲劳。分析使人心疲惫。分析、说教、论辩，都不是（对语言的）爱。心里渴望着文字变成音乐，就像对语言的赎罪：原谅我把你当作了工具，而不是作为快乐的源泉。尤其在白天写下了批判性或嘲讽性文字之后，多想沉默，在一段即兴写下的音乐般的文字中，渐渐陷入有意味的沉默，我和语言一起沉入夜的黑暗。哪怕只一小会儿，一两个乐句，话语中半展开的一个乐思。这是我为自己预留的作为写作者自我赎罪的秘密仪式。
香味
在凉山，每天口腔里都散发着芳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天天嚷嚷着口中有香味，是吃了新鲜核桃的香味？是食用菌类的香味？可是那味道更醇厚、甘美。我吃了这些，可有时一天下来也有没吃的时候，口中依然回甘不绝。是快乐产生的香味？我嚷嚷着：是不是我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回到成都，口中的这种甘美之味就魔法般地消失了，尽管我在成都吃了更多的牛肝菌也毫无作用。口中的香味对我是一个谜。我的身体之谜。未解的快乐之谜。——而当晚上口中香味重现时我百度了一下，却发现口中香味与内分泌紊乱或糖尿病有关。
脆弱的，敏感的
一只受风的胳膊在阴雨的日子格外酸沉。在夜晚。想起那些乡下因受寒得风湿病的人，常常根据自己的关节炎预告天气变化，就像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才能感知并相信天命。在人们知道苦难与受苦是一种哲学之前。
地貌的魅力
窗外天色已暗，记忆突然涌现一片光，看见抵达温宿奇木园之前的那片缓缓倾斜的戈壁，一条河，一条小溪流过浩瀚的戈壁。雪水来自天边云层中时隐时现的托穆尔峰。一瞬间的精神地理。那不就是我的少年嘛——贫瘠、荒凉、倾斜。在精神的荒漠中一线源泉却不曾枯竭。而什么是我童年的雪峰、那寒冷的源泉呢？
寻找一个事物的隐喻而非直接说出一个孤立的事物意味着直觉到它的关联项。这个关联项往往存在于事物的另一个层面。
宁静。感知
事物的意义之被领会隐藏于多种器官的感知，隐藏于秘密一般的感知形态。我们无法为自身增加某种感知功能，或扩展我们的声纳与视觉光谱，但语言提供了使感知产生分化或使之精微化的途径。微言即是深入这些途径的方式。专注而宁静，是精微感知得以发生的环境。所有的话语都应是在宁静中被感知到的事物本身。话语不应在喧哗中说出。论证激起的是喧哗。诗歌唤醒的是致远心智的宁静。一切精微的奥秘都只能在宁静中渐显渐著。
时——间
我离开书桌一天，只几百里路，然而吃饭、闲谈使当下的无序与昨天的静思恍若隔世。无数精微的感知像真正的旅程和事件一样刻写了另一时间的模板。
片刻。片言
暮色弥漫，深入湖水，远山正在变蓝。
世界独自神秘，无人领会。无论怎样致力于社会制度的理性形式，都不应清除星空的神秘性，以及此刻的神秘：远山还在变蓝。在智识的表达之外，依然需要复活或创生语言中的音乐素质。
有人在相互注视着。在世界的神秘里。
罪
贫穷、贫贱与罪的联系，是凡俗的，无涉神秘性的，像一部通俗小说；权贵、富贵与罪的联系常常被一些人神秘化，犹如一部英雄史诗。然而事实是，权而奸诈，富而不贵：暴富与暴政干尽了卑劣的勾当。他们确实常常利用贫贱者心中的权贵幻象与富贵梦想。他们的承诺恶化了他们的品质、处境和命运。
偏离
语言和语言的意义具有约定俗成性。个人对语言的运用——如果企图说出某些新的东西，就是对约定方式和俗成意义的摒弃。然而话语活动预设了一定程度上偏离约定俗成依然能够被理解。“偏离”在于使人意识到所偏离之物的存在：它把约定俗成的用法与意义作为话语表达的次级参照。被约定俗成的语言与意义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处在一个有距离的地方，成为话语的次级参照和另一个层次的事物。比起意义的粗略的约定俗成性，诗歌话语就像是一种细致的纠正。事实上，约定俗成使意义逐渐偏离了自身。
达瓦的安慰
寺院的内部显得比在外面看时更深邃高远，因为那些辉煌的殿堂，因为那些悬挂着缠绕着经幢的廊柱，还因为隐隐的诵经声和香雾缭绕中燃烧着的一盏盏酥油灯。在朝拜者压抑的脚步声中，穿越一些佛殿似乎是在登上一座圣山。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的佛殿是大昭寺最神圣的地方。人们要排成一行单列从供奉着金身的佛龛前走过。我站在佛龛的一侧，注视着为藏域带来无上福祉的金身佛像。佛的塑像下，并不宽敞的佛龛一角，坐着一位年老的喇嘛，他在照看着佛前那一排燃烧着的酥油灯。不同于内地游客，我看见每一个从佛像前走过的藏族妇女都流着蒙恩的眼泪。似乎佛祖呼吸着，在她们的身边，刚刚吐露祝福的耳语，为她们加持过。
面对佛龛，一群藏族人不曾排队走近佛祖，他们让开列队走过的通道，站在佛龛的前面翘首瞻仰着佛祖金身。他们大多是藏族妇女，中年和青年妇女居多，其中偶有藏族老人和男人。他们念诵着经文，祈祷着，有喇嘛从他们中间走过时他们柔顺地垂下头来，向喇嘛祈福祝祷。然后有人唱，接着他们齐声唱起一支颂歌，仰望着佛祖，他们的脸是那样圣洁，为颂歌所照耀。佛的金身和酥油灯映照着他们脸上圣洁的泪水。无论怎样，我知道他们是幸福的。此刻他们是幸福的。我躲在一旁，突然就泪下。同行的藏族人达瓦看见了，我说：我对自己是一个参观者感到愧疚。我的心中没有信仰，但他们的信仰令我感动。——我问：他们来自哪里？达瓦说：听口音，他们来自玉树。——似乎是为了安慰我，达瓦挽住我的胳膊。事实上，直到我们一起走出这个佛殿，他才告诉我：“我叫达瓦。”
一个叫鲁朗的藏族村庄
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宽阔的谷地穿过；山上长着巨大的松树、柏树，还有青冈树；漫步林中，偶然从山谷望见后面的山露出雪峰一角。云雾终日缭绕在半山腰，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一个牧民吆喝着牛马归栏，山坡上响着一串串铃铛声。尽管旅游业的一角伸展到这里，它纯净的自然面貌还没有被过分打扰。今天所见的一切都是藏族的，牦牛，经幡，藏式建筑，包括清新的空气，卓玛家晚餐上的蘑菇、奶茶，烧火的木头。夜晚，当我回到藏族人的家庭旅馆，在床榻的上方，原木的墙壁上贴着画像。为什么不是喇嘛或一张唐卡？“现实”的概念总是比自然更为云山雾罩。
玛吉阿米
玛吉阿米站在八廓街的一个拐角处，我竟然没有注意它到底是两层还是三层建筑。它的两面正对着八廓街的两条主要街道。据传说这个建筑物就曾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来约会他的玛吉阿米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为一种特别小资的地方，是外地游客最喜欢的藏餐馆。坐在它的顶层准备享用藏餐之前，就看见了紧邻着它的另一座建筑物的平顶上，在房屋拐角的顶端有警惕的事物分别对准玛吉阿米下面的两条主要街道。我看着用餐的人们，似乎没人在意，恍若这些也已如同经幡一样自然。
工布
这个古老的名字在1960年变成了“林芝”专署（或许依然有“娘池”“尼池”的古老音节），它的所在地现在有一个名字叫“八一镇”。我路过的时候下着雨，看见被雨淋湿的“广州大道”“福州大街”“泉州大桥”之类的路桥命名。只是覆盖着西藏高原的云雾。无论如何，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地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复制的小区，每一栋只能编号的楼房的每一扇窗户，都能够看见从山谷中冲出逐渐变得宽阔的尼洋河在城区流过，窗户后面的每一双眼睛，都能够看见周围的山，山上的树木和云彩。人们的视野中依然是“工布”（“两山之间的”宽阔谷地，或“太阳的宝座”）。
沿途，我贪婪地吸收着视野中的一切，河流，草甸，牦牛，黑毡房，山上的林木，山顶积雪，云雾，冲出山谷的溪流，我贪婪地看，渴望它们的每一点滴都持久地渗透身心，这是我的信仰，是对我的信心的加持与灌顶：从拉萨，达孜，工布江达，娘池，到鲁朗。
“狱中书简”
二十世纪思想和文体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囚犯所书写的狱中书简。对狱中书简的阅读与研究可以构成二十世纪历史的另一种叙事。罗莎·卢森堡、葛兰西、朋霍费尔、哈维尔等留下了杰出的思想，并创造了狱中书简特有的修辞学。在这个谱系上，还可以算上写了“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和陈独秀的狱中谈话。未知的狱中书简一定更多。
思想现场
比较而言，一般我不会喜欢抽象的思想，但会为正在思想的状态的那些叙述而着迷。一些笔记、一些札记叙述了一个思想着的人，犹如小说的某些片断，他走在曾经发生过一些事件或唤醒某种记忆的地方——是的，“现场”，或仅仅是生活的现场，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思想具有话语和呼吸的气息，在秋日的微风或冬天清晨的寒气中出现了思想的气氛。
凶手的名字
这就像帕慕克的《黑书》里所描写的，所有的杀人犯就像所有的书一样，是一个模仿品。是关于模仿的模仿。要能够举起棍棒敲掉被害者的脑袋，一个人非得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坦然接受自己成为凶手。他必须为凶手想象出另一个伟大的名字。还有，这样的创造力还要来自于愤怒，愤怒使人麻木不仁，愤怒才能刺激人展开行动：“借助刀、枪、毒药、叙述技巧、小说形式、诗的节奏等。”疑似热爱音乐
一个人为他的孩子买了一架钢琴。但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一个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成为他的梦想的延续。如果他的期望成为现实，这架钢琴从现在开始就是一个中产阶层的装饰品。或许在他眼里，跟汽车的附加功能差不多，钢琴属于某种优雅的符号。或许，一万架钢琴里面会有一架钢琴颠覆了他们父母身上的正统意识。也许最终，音乐会反对权力。
接受
预感到一种内心的变化，或许实情是对变化早已发生之后的觉察：当我感到某种悲伤时，思想就被激活了；当一个我感到愤怒时，另一个我开始更平静地思考了。愤怒与悲伤不再是摧毁思想的东西。或者说，二者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了。处在某种特别不利的位置的个人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时刻，都是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观察点，它应该创造出一个新视野。应该避免使历史社会中的任何一代人成为纯粹的牺牲品，应该避免为了某种想象的未来使之成为过渡性的生活。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悲伤与愤怒会成就思想生活而非毁灭思想的缘由。似乎是加缪说过：幸福是一种义务。
梦的地理
午后将醒未醒之际发现我站着的地方似乎是——一片菜地。似乎我在劳动中歇息。水车。水渠中的水流声。似乎有意识地拖延了一小会儿，不让自己醒来，以便把这个地方看清：闻到它的意义，有如闻到芫荽与芹菜的味道。此刻，梦是这样一个地方：少年时的一片菜地和一个走向暮年的午后时分。似乎蛮有把握地醒来。现在，当我记录的时候，才发现什么也没有理解。
音乐
阅读和理解活动永远包含着一种参照。你同意或不赞同一种叙述、一种判断不只是参照文本自身的语境，还有对你自身的现实感的参照。一个文本已经潜在地参照着它的世界。没有想象的“零度”。那些似乎是最陌生的东西也参照着一种对于经验的理解。那些新异的表述或符号似乎是关于某种现实的风格一致的变形，它通过这一富有新意的符号过程将事物中纷繁和分散的含义集聚在知觉活动之中，集聚在一种知觉过程中。它是被知觉的世界、被思考的世界的一种呈现。没有借助某种语言或符号的一致的变形，思想与感觉的某些层面就始终处于被囚禁的状态。
抽象地认知与表述世界的能力不在于不理睬经验世界，而在于对经验世界采用一种“一致的变形”进行描述的那种符号化的能力，就像音乐那样。
不可言传
神学上的不可言传是一个永久悬置的问题；诗学上的不可言传意味着什么呢？一首诗的不可言传指向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神学与诗学的秘密如果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它们的话语都指向认知的边界。或许，诗学的秘密产生于话语的自我缠绕。诗学与玄学的“不可言传”的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即没有神学的宗教。关于“道”与诗的不可言传，设定了一个自相缠绕的秘密，它也体现为一种张力：词与物、词语与意义、事物与意义之间永恒的紧张。
或许，诗就像美的现象自身一样，美是显现着的秘密，成为不可言传的根源。
开封郊区
回到开封郊区，每天面对它，心中产生了想描写窗外“景色”的愿望，写写房顶上的吊车，炮弹壳似的白色搅拌机，围着一层护网的脚手架，写写建筑了一半的安置小区旁边几棵光秃秃的小树，乱草地上吃草的一群羊，飘在荒芜草地和稀疏麦地里白色和红色的塑料袋，新增的变压器和矗立的水泥电杆，新安装的路灯和垃圾堆，突突响起的手扶拖拉机和整个世界的混乱。但写至此刻，你才知道唤醒描写愿望的是对显现在这一切之中的另一种隐秘的支配力：即使没有雪，没有一个像样的生活世界，冬天依旧是冬天，携带着它肆虐的寒风和平静的力量，穿过这混乱的一切，赋予其秩序。变得抽象的自然、千疮百孔的自然依旧还是服从冬天的秩序。这几乎就是关于它最后的极其可怜的观念。
在一个清晨最早的时辰，在建筑工地旁边的一片稀疏杂乱的麦田里，依然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自然在一点残余的空地上残留了一小会儿。你知道失去了一种生活。你再也不能在云雾笼罩着荷塘的时辰醒来。
事物中的呼喊
他想起，在西域，无论置身于寺院内、绿洲上、废墟中，他似乎都能够听到一种意义的颤动，一种在语言之前萌生的意义的悸动，在维吾尔人庭院的廊柱下，在额尔齐斯河的五彩滩，在葡萄转向成熟的指针间，那里总是有一种渴望，一种隐约浮现的内心觉醒，预示着某种期待的沉寂和喧响，似乎一切都在等待着一种新的意义，一种从古老的世代觉醒过来的信心，甚至是一个神。然而一切期待与渴望又密封着，被封存在建造寺院的石头内，或颤动在古木苍苍的根系中。仿佛所有的事物都包含着一种呼喊。然而从那个夏日之后，当他再临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似乎再也听不见事物的呼喊了。
异域
初次之后的每次到达南疆，你的热爱就被逐渐打上了疑惑。在越来越熟悉的外部景观面前，你来的次数越多，你的不真诚就越是刺眼。你感觉自己是这里的一个异数。你热爱的是你不理解或无知的事物。没有沟通的热爱之情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讽刺。
诸神的沦落
这里不再是一个都城，外地来这里的人一般不是为了商业目的，多半是来看相国寺、铁塔寺、延庆观；这个小城还有古老的清真寺，早已消失的祆教（拜火教），迟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坍塌的犹太教会馆，始建于晚明的天主堂，二十世纪早期的神学院和修女院。这里曾经是一个诸神的城市。而今除了依然在礼拜的清真寺，众多信仰的努力似乎都已落空了，连曾经盛极一时的神学院除了拍电影《孔雀》时为少数人所见之外，众神均处在偏僻遗忘的角落。它们变成了遗迹。而信仰和祈祷连一丝踪迹也没有。
更为不幸的是，不要以为它已经由此变成一座均质的、祛魅的、理性化的城市。有一些世俗的管理机构暗中向上升了半格，变成了一种半神灵的庙堂，供奉着半邪教化的权力。它也有着装模作样的信仰和仪式，要求人们放弃怀疑和批评。
时间
不知为什么，连时间都失去了自己的品质和内涵。他想起少年起夜时的月亮，冬天的雪地。在这个被抽空内涵的天黑之前的时间，他想着少年时代的傍晚——光线发生着人能够感知的愉快而叫人惆怅的变化。傍晚，向晚，是一个缓慢而充满细节的过程。显示着时间的细节、时间的品质。连午后这样有点光秃秃的时间也充满氛围的悬疑，和它诡秘的明暗度。如今似乎连光线和黑暗都被污染了。再也没有了漫长的黄昏——灯，瞬间就一齐亮了。
发表于《十月》，2011年第5期动一动手指，和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