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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散文|沈念:夜色起

沈念 十月杂志 2020-02-14

作家/沈念

沈念,1979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十月》《天涯》《大家》《青年文学》《散文》《中华文学选刊》《世界文学》等文学刊物,有多篇转载或进入年选。出版有散文作品集《时间里的事物》(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短篇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青年五四奖章等奖励。从事过教师、记者,现居长沙,供职于湖南省作协。

夜色起

文/沈念

那些日子,二妈总在忐忑不安的情绪里等待每一个夜晚的到来和离去。

她病了,着了邪,这个邪不轻。小姨气努努地冲着姐夫发脾气,你看,这个家弄得还像家吗?小姨那张胖圆的脸改变成有棱有角的方形,有些滑稽,但没人敢笑出来。因为,二妈这次得的病显然是乡下人磨得粗皮厚茧的手也不敢接的“烫山芋”。

从县城的医院回来,二妈上床合着眼假寐,实则尖着耳朵听堂屋里的说话。但二叔、小姨几个只是叹气,喝水,咳痰,嘴巴里喉咙里喹啦啦地响。然后是沉默。束手无策。医生说的话很委婉:回家先吃药观察喽,多安慰病人,控制住不往坏处发展。

小姨火了,碰了鬼啦,我明天去请钟大仙治治,哪会无缘无故搞这个毛病。又来了几个二妈家的亲戚,打探病情的,他们都在周边的村里,不远,遛跶几脚路就到了。他们看着天书般的病历本,瞠目结舌。“抑郁症”,他们没听说过这种病,但从小姨的怒火中,很快心知肚明。他们的生活词典里蹦出“精神病”这个词,取而代之那个让人意外的结论。二叔打电话给小女儿通报医生定论,反复说着病象。窗外的夜色于悄然间张开巨翅飞临,亲戚们趁此机会鸟兽散。

人好人歹都是要活下去的,这是二叔的人生哲学。他走进冷火秋烟的厨屋,塞进灶膛一把把晒干的棉秆,噼噼啪啦炸响,屋里的灯没有亮起,炊烟带来生气。二叔惆怅若失,锅里翻炒着自家地里长出的莴苣,那一声长长的尖啸像是从地底下坚硬的石头中突然炸裂。他的耳道里响起一阵惊马奔逃的声音。脚步纷乱。二叔慌张地拉开纱门跨进里屋,患病的妻子,眼睛圆睁,散乱着头发,缩抵墙角,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床上的红印花被甩在地上。二妈的嘴唇扭动嗫嚅着,发出奇怪而低沉的声音。二叔捞起地上的棉被,又呵斥起自己的女人。多少次无效的劝慰,让他难以压制心中的无明怒火,恨不得烧死那个躲在妻子脑子里的幽灵。事后情绪平静下来,这个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又会懊悔不已,医生叮嘱的话浮雕般地站起来,要多给病人营造安静温暖的现实环境,多引导病人去回忆感受美好亲切的往事。他使力拍打自己楂乱的头发,心里的痛淌过满脸皱纹的沟壑,犁落两行热泪。

泪流过后,二叔却一直坚定看法,二妈的病都是她自己的心理作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复杂的事呢,外面吹点风下点雨,狗呀猫呀弄出些响动,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你要紧张干嘛?……二叔咄咄逼人,他有太多的疑问,连珠炮般发射出来。正常人的疑问,一个已经患病的乡下女人独自面对时,只剩下瑟瑟颤抖躲避粗暴声音的撞击。

二妈患抑郁症的事传到我耳朵里后,我找了个周末回去看望。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地,没有子孙绕膝,家里空荡荡的,打开家门就是成片的棉田,左邻右舍的屋都隔着上百米距离。乡野的清冷,对二妈的病是非常不利的。见面时,二叔到地里摘棉桃去了,二妈就坐在堂屋堆积几箩筐的棉桃中间,把棉花絮从黑色的壳里扯出来。她很紧张,任何一个人的到来。我亲热地喊她几声,她认出我,又更加紧张起来。她想去喊田里的二叔回家,又想去烧杯茶招待家里的客人,但当这两件事无人指挥的时候,就神慌意乱了。

谁也无法否认这场病改变了二妈。二叔更是不愿在乡邻面前启齿,什么抑郁,他们只晓得疯子、神经病,谁的家里摊上这种人,典型的家丑不外扬,仿佛是前世作恶的结局,仿佛谁四处谈论,博取同情都是可耻的。要知道,二妈年轻时干过大队会计、代课老师,回家务农后,各类农活都干得漂漂亮亮。田间垄上,庭前院后,收拾得井井有条,她是村里公认的聪明人。但她又老实得只知道埋头干事,老实人的本性让她不去争取那些稍加付出就能得到的东西。她跟人交往,有礼有节,言语不多,人的好坏她心知肚明,进退有余。就是这样一个贤惠能干又善良明快的农村妇女,却鬼使神差地落入身体的陷阱。“陷阱”的悲哀所在,就是你慢慢地挖好它,连自己都未察觉。

在二叔心里,我在城市工作,见多识广,也许能帮上什么。饭桌上他坚持要喝一点酒,我没有拒绝,他心里的苦需要找个渠道宣泄一下。“为什么要互相折磨,一个人好端端地,为何如此折磨自己折磨家人。”“你不知道我多窝火,你二妈的姊妹都责怪我,我是情愿这样吗?”……家族间的矛盾摩擦在乡下是普遍现象,天下太平时都相安无事,一旦有风吹草动灾祸不幸,矛盾就全迸发出来。我端着酒杯,看着那张老皱的脸,那双迷离的眼神,唯有安慰:面对现实,积极治疗,这道坎大家一起跨过去,何况二妈的病还是初发期,兴许通过药物治疗会慢慢消除。多半时候我语塞沉默,不知要如何条分缕析这个降临二妈头顶的病灾。来之前我逛百度,有关抑郁症的网页铺天盖地地砸进视野——“人群中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会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又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人会出现躁狂发作。专家预计,到二零二零年,抑郁症有望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我不知道二叔会不会明白我跟他说的这些,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同病相怜的人,或许能略微减轻他内心苦涩的重负。

二妈患病初期,小姨隔几天来一次,她执意要去请钟大仙。钟大仙是城郊一个道行很深的神婆,很多人有病有灾避邪、求子求福求财都要登门。小姨的提议被二叔一口否决,“哪有什么神神鬼鬼,有钟大仙还要医院要科学干嘛,钟大仙能免除她自己老公不出车祸身亡?”“那一个好好的人,突然变成这样,医院说治不好你不想别的办法,你是什么居心?”小姨反唇相讥。

小姨邀来的几个“帮手”,大舅,堂兄,表姐,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语,浇熄即将点燃的炸药包。二妈的病一直是个疑问,病因从何而起。不知谁扯到前年二妈摔跤后的骨伤,二叔便偃旗息鼓了,不管他承认与否,这个世上没人能吃到后悔药。早前年冬初,二叔执意挖塘泥抬高晒禾坪,塘泥未干透,二妈在摇水井旁提水滑倒,伤了尾椎骨。伤的前几天还忍着以为没事,后来疼得厉害了就去看医生,照的片子显示是骨折,幸好不是特别严重。农村人都是“大病化小,小病化无”的对待方式,一生勤俭节约的二妈哪舍得花冤枉钱躺在医院里,只恳求医生开具几种不疼不痒的疗伤补钙药物。医嘱:卧床两月。这番遭遇,大家都清楚,但又不敢说真正清楚了。一个养骨伤的病人,为什么会转化为抑郁症患者。但摆在面前的事实,二妈躺在一张“门板床”上,疗养骨伤的两个月过后,她开始对这个世界对任何事情敏感起来,一种没有来由却无比巨大的恐惧从她的内心深处像癌细胞般地迅速扩散。二叔的软肋被击中,最后丢下一句,你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二妈的恐惧也许并非骤然出现。伴之产生的性格突变、敏感多疑、行为诡异,都在如沙尘般聚积。二叔看到,妻子的情感变得冷漠,脾气变得暴躁,对家里家外的事情不感兴趣,经常会为一些小事而乱发脾气。外地的女儿回家发现,热情好客的母亲突然对人冷淡孤僻,与人疏远,不愿与人交流了。邻居则看着独来独往的她,对近在眼前的招呼置若罔闻,行为举止叫人诧异。

我在二妈家留宿的当晚,酒酣入眠的二叔发出间断的呼噜声,二妈却辗转反侧。同一间房内躺在客床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安慰她,“想什么?”“嗯。”“没事的。”“嗯。”“有什么事就说出来,说了就好了。”“嗯。”……我给她展望一个家的美好未来,描述医学发达抑郁症的治愈不足为奇,不管我说什么,二妈的鼻孔里只嗯嗯地回应着,充满歉意。后来,她长久不翻身,似乎已入睡,我也沉闷了,实则她是担心声响扰我睡觉,想让我以为她睡了。我睁眼看着屋里的一团漆黑,视觉辨认不出任何事物,却仿佛能看到二妈绷紧身体,攥紧双手,抗拒什么的到来。这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一个夜晚,我绞尽脑汁,想如何跟二妈说,哪些可以说,哪些是禁忌,我好累。难道她不累?她日益消瘦,神色仓皇,压力山大,只有在药物的作用下,她才能够睡着,否则就是在一秒一分的流逝中数着夜晚的光阴。

迷迷糊糊的后半夜,二妈的一声尖叫把我们惊醒。二叔睡意蒙眬,扯亮电灯,蜷缩在床角的二妈又迅速躲到被子里蒙住头,嘴里喊着:“别抓我,我不去。”二叔把她哄得安静下来,她告诉我们她做噩梦了,梦里有和尚跟道士手持绳索铁链要把她捆走。二妈手心汗津津的,我握紧她的手,说:“这是梦,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没有谁来抓你。”

夜晚成了横亘在二妈面前一道难以翻越的崇山峻岭。农村空旷的夜晚,黑暗粗暴地夺走了人类感官中最宝贵的视觉,听觉趁机作乱,那些素日习焉不察的声响,夜里张开想象的翅膀,在二妈的脑子里飞来飞去。也许飞走了就好了,可它们俯冲下来扎下根不走了。这些混蛋充满邪恶,嘈杂地争吵着,赶走一个农村女人心中驻扎多年的安宁,日常生活里任何微不足道的事在她眼里都是极其危险、布满陷阱。而夜色刚升起的时分,她总爱张望家门前的通道,仿佛等待着什么;她害怕疾风卷动树叶的呼啸声,猫儿行走屋顶踩动瓦片的声响;她眼前经常恍惚,把许多虚无的东西附加在自己身上,别人在议论她,有人想加害于她,幻视幻听的症状在夜间演进得格外显著。特别是夏季骤然增多的雷电之夜,白色闪电撕裂天幕,青色大雨瓢泼而至,风雨的二重奏在一个精神隙缝已经绽裂的老人心里,该是制造着一场怎样的心灵地震。

二妈的噩梦一闹腾,终于累得乏力入睡,而窗外的天色已微微发白。酒精散尽的二叔毫无睡意,和我漫无目的地聊起两个表姐的生活。二妈生育四个,中间的孪生兄弟夭折了,一头一尾是女儿。农村“养儿防老”的意识多少年来像庄稼一样在田间茂盛地生长。这个痛点一直埋在她的心里,也从未向人提起。大女儿中考毕业那年长江洪水暴涨,等到邮递员送来卫校通知书已是秋后开学,她与那个年代有工作分配的中专学校失之交臂,把一生的命运改变。早早结婚生子,尔后家庭不和、婚姻不幸,她远上广东打工,省吃俭用,把自己“刻薄”成一个矮瘦的身体。爱赌博的大女婿输掉了乡镇农电站的工作,离家出走十多年,下落不明。名存实亡的婚姻在乡邻茶余饭后的齿缝间滚来滚去。二妈养骨伤,大女儿请假回来照顾,假还没休完,就匆匆赶回了南方,原因是她的公婆几次登门,催促媳妇回去。回去又能干什么,一堆窝囊事,眼不见心不烦,更加懒得与那些爱嚼舌的说话。一个空虚的家,儿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被老人教唆与妈妈关系疏远,读完县里的职业学校也去了南方打工,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就染了一头黄灰色头发。四十多岁的大女儿悄悄把辛苦打工攒下的钱塞进二妈的枕头下,大清早出发又去了那没有感情只有机械生活的城市。小女儿结婚迟,又有着另外的难言之隐,婚后七年,从之初的不急着要到怀不上,孩子问题似乎成为一个永远都不敢擅自踏入的雷区。二妈卧床的日子,从前殷勤的小女婿很少问候,借口是工作忙出差多,但老人敏感地察觉到涌动的暗潮随时可能把她最钟爱的小女儿的家庭木屋摧枯拉朽。

两个女儿所遇到的生活难题,尽管在这个年代有着众多的“类似”,但在二妈这里变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堑。来探望的亲朋好友说东道西,嗟叹惋惜,农村根深蒂固的迷信意识屡被唤醒。有些不怀善意的叙说,有些不期相遇的偶合,都变成一块块石头堆砌在她的心里。躺在“门板床”上,骨伤慢慢愈合,可苦涩冰冷的黑胆汁,古希腊语中“忧郁”的代名词,越积越多,让二妈患上深深的孤独症。那些纷繁的心事,像春天地里播下的种子,碰上好年成,蓄势长得越发茂盛,杂乱,再也不能割刈干净。二妈纠结于那些蛛网般的心事中不能自拔,让我想起肥皂剧《辛普森一家》中的一句台词:“假如念念不忘,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糟糕。”

回城后我特意去咨询一位神经内科医生,他说,像二妈这样的病例他见得太多,病因五花八门但多与刺激有关,有些刺激因素就潜伏在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中,可全世界都找不到好办法,唯有依靠药物来稳控疗效。藏匿二妈体内的抑郁因子,这些要重点盯控的上访群体,究竟长得怎样的奇形怪状,你稍加不留意,就不知它要制造多大的麻烦与灾祸。有一次夜聚,我的医生朋友竟然在微醺后埋怨,每天来挂号看病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情绪何时变得如此脆弱。

他的一声职业感叹,把酒桌上散乱的话题归拢。我们开始谈论情绪,追寻一切可以让情绪失控的往事和记忆。抑郁真的只是情绪的一个端口。快乐、悲伤、气愤、尴尬、恐惧、厌恶、惊奇、罪恶、羞耻、嫉妒、轻蔑、同情、崇敬、挫败、怀旧、困惑……还有更多细微的情绪感受,那瞬间即逝或短暂过往的情绪反应,像隐藏的导火线,引爆我们无以承载的精神世界。

趁着暑假,小表姐听我的建议,带二妈到省城的脑科医院看病。医生把情况一问,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二话不说,就开了个住院的单子。要治疗,住院吧。能好吗?好不好先不说,住院观察一段吧,抑郁症,这是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在病态心理的恶性发展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医生的一番诊断和郑重其事的描述,把二妈这个在农村待了大半生的女人丢进了冰冷的病房。吃药、化验、检查,小女儿尽心尽意地陪护。老人夜间睡得好些了,药物控制了噩梦,可神情越来越木讷。她面目冰冷地看着远处的高楼、有霾的天空,眼前的四菜一汤、药片,眼睛里透露出的是一团浑浊,全失去了过往的生动气息。

病区里都是这一类的病人,只不过年纪、遭遇、病情各有差异。一个刚上高中的女孩子,总是以为有老师同学在背后搬弄她的是非;一个公务员男子认定上司给他小鞋穿而暴力相向;一个丧偶的女人,每天到丈夫的单位等他一起回家;一个空巢老人听不得大的响动,不敢迈出家门半步……这个美其名曰“脑科医院”的地方,实则是精神病患者的“集中营”。精神分裂、抑郁、焦虑、狂躁,等等,这些标签被贴到一具具鲜活的身体上。

我出差,顺道去探望二妈,表姐说服药对她精神之疾的疗效时好时坏。记得那天在气味凝滞的病房内,我与二妈的眼神狭路相逢,一碰着,她就扭头垂落。二妈的眼神中表露出的是对这世界的不信任,她仿佛永远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任何喜悦的传递在她的脸上看不到笑容呈现,偶然的神情放松也只是昙花一现。在病区穿过,奇怪的感觉湿黏黏地包围过来,每一位陪护的家属脸上都很苦涩,一个个比赛似的忧思重重。表姐说,这里是病情不太严重的病区,她指了指一幢铁门紧锁的院子,从天色熹微的凌晨开始,那里就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吼叫声,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哭泣,这个特殊病区的喧闹会持续到很晚,甚至有时在好不容易寂静的深夜,又突然暴发出惨烈的呼叫。在这里的压抑感太大,表姐苦笑着说,不说病人,好人住久了不抑郁才怪。

恐惧这个词,从这里起源是再正确不过的了。暗示前方有某种不明之物、不祥之兆在等待,不可解释的事情时刻能在此发生,一瞬间,对虚无的巨大恐惧可以淹没任何一个人,而每一个人都成为恶劣情绪和孤独的俘虏。寻找生活的意义,在这里是一件奢侈和可笑的事情

药物始终是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唯一途径。帕罗西汀、舍曲林、氟西汀、西酞普兰、氟伏沙明,这几种常见的药物专为像二妈这样的抑郁症病人量身打造,它们有个令人迷惑的名字:五朵金花。我在二妈的药方上看到这些空洞的字眼,特别是帕罗西汀,这是人们常用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药物和疾病是天生的一对敌人,从来都是此消彼长地相互制约、抗衡。二妈患病后,我咨询过好几位从医者。为什么没有特效药,那些从高级科研实验室内出来的药品,难道多少年来都是典型的试错法。因为网络上不断有人交流自己服用抗抑郁药或治疗其他精神疾病药物的感受时,那些诸如手脚麻木、动作呆滞、脾气时好时坏、性欲消退之类的副作用层出不穷。似乎所有药物都有一个共性的缺陷——并不能对每一个人有效。

断断续续的治疗中,伴随的是乡村民间的巫术、偏方。二叔从起初的抵触到不吱声接受,态度转变很快,这是他无可奈何的唯一办法。二妈仍旧在夜里大汗淋漓地叫喊,有人趁黑来捉了她去。二叔也渐生幻觉,仿佛暗处真躲有偷袭者。小姨登门求了钟大仙,以及后来几拨被请来施法的能人,都讳莫如深地摇着头:妖孽太盛,没法降伏。有一个神乎其神的江湖游士收了大红包后斗胆尝试,结果第二天在自己家里被酒精烧伤。这被“追究”为法力尚浅的他执意妄为,得罪了藏在二妈身体里的魔障。 “你看,你看看!”乡邻们咂嗒着舌头,把不可思议丢在一阵风中。而不信其无、宁信其有的小姨更加上纲上线,翻找二叔家的陈年烂账,控诉抨击这个不能保护自家女人的男人的懦弱无能。

我曾无数次想象二妈是如何度过患病后的许多个夜晚的。也许从她躺在门板床上,看着窗外的光亮渐渐熄灭,等待着夜色缓缓升起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走上一条不可能回来的路。那些夜晚如雨后笋尖争相冒出的寂静里,充满了庞大笨重的忍耐与孤独。那些翻滚的孤独,无法丈量出距离,但它与死亡的距离是最近的。太难挨了,二妈终没能坚持下来,为了逃脱被捉去的噩梦,做出了一个极端的选择。国庆节过去不久的一天午后,她支开二叔去镇上买一些家用品。二叔出门前还再三叮嘱,说很快就会回来。也许,他在那一段隐隐萌生过一些不祥预感,又疏忽了这些从心尖上跑过的感觉。送走丈夫,二妈像魅影般地走进过去堆放棉花的储藏间,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在一根二十多年前和丈夫亲手架起的木梁上。

这个被我视为母亲一样的女人,也许很早前就像济慈在《夜莺》中写的,“似乎已迷恋上那个安逸的死亡。”据说她离开的时候,脸上没有往日的愁情怅绪。亲友的叙说,让我悲伤四溢,渴望知道更多关于有关她自杀的细节和最后情状,又不敢追问,只能在记忆的水波里眼巴巴看着那张生动的脸荡漾消失。生活原本有更好的选择,至少有许多种方式活着的选择,不应该让任何人面临绝望又毁于绝望。二妈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遏制住内心经常冒出的自我毁灭冲动。她赴死的心可以有千百种阐释,唯独没有标准的一种。

世事多悲怆,生活中个体的悲伤仿若湿岩上的苔藓,发出鲜绿却沉重的光芒。人死不能复活返转,纷至沓来的遗憾总会有一段时间纠缠生者的内心。二妈的家人包括我在内的亲友,总埋怨在她人活着的时候给予的关怀过于浅薄,对有过的愠怒流露恨意、心生懊悔。但无情的时光不会谅解任何有过失的人,和任何一种心灵的问责。

从脑科医院接二妈回家的那天我赶去了。清晰记得从一条长长的斜坡走下去,经过一张侧门,是通往热闹街市的一条近道。这条离开的“捷径”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喧闹之声突然在这里消遁。我跟在步履缓慢的二妈身后,鞋底贴着地面,时间在这种缓慢的行走中仿佛停止。她不时扭头回望,却看不见一个人影。来到这里的人们,相同的命运,而哪一个又不是有着不同的故事人生呢?我的目光一次次触礁般地碰到二妈依然冷漠的脸(医生无奈的表情写着,只能是这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迅即被冰冷地弹回,我被摇荡的无力感击中。二妈此时像极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孤岛时刻会被海水掀起的巨浪淹没。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诗句从冷记忆里点燃: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到底谁是正确的,面对常常为人叹息和不可理喻的精神疾障,一旦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时,兵荒马乱般的失措感就会涨潮,一浪高过一浪向人群拍打过来。

太多的不可言述在我们身边发生。偶尔我也会认为自己患有轻度的抑郁。比如我刚改行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天天跑会议新闻,藏匿正襟危坐、人头攒动的会场,人人各怀心思,大家的耳朵似乎张开,一排领导按职务从小到大的顺序,念着一摞材料报告。那些内容重复单调、耗费时光的报告,让人看不到会议的尽头。面对这种不确定感,我时常生出古怪念头,拂袖而去,把桌上的茶水泼进那些茫然空洞的嘴里。那些被恶劣情绪辐射的夜晚,我的目光始终无法聚焦在斑驳的文字材料之中,去梳理这些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文字。我一直以来没法将对它们的厌恶表达,唯有顺从的方式安抚这群躁动者。有时我想,某一天,我将会被这群躁动者逼疯。即使挤进一屋子平日最钟爱的书丛里,那些精心挑选带回家的书籍面色狰狞,我会产生一种窒息感。多么荒谬可笑,那些由不同的人创造的书里有数万种世界,归结在一起,它们摇身变成了数万种谎言。

活着是荒谬的,生活处处充满谎言。这是抑郁症患者内心时常冒出的怪异念头,如同被称为哲学起点的“不可解释之物”,一波波冲击着岌岌可危的心堤。医生朋友说,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理论归结,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源于人们对情绪的压抑。情绪是无法通过压抑而消失的,反而是潜在地聚集起来,最终因无法宣泄而导致整个心理系统的紊乱,结果必然是各种精神疾病的出现。各种情绪的交集导致的这种典型心理问题纠结着世界上百分之十六的人群。也许,某一天剩余的我们都会轮渡到这支被正常人看成荒谬的队伍之中。

半年前,我陪朋友到一家县级精神病院,去看一群提前“轮渡”的人。那天的雨非常大,车速缓慢,雨刮器费力地刮擦出一片短暂的清晰视野。朋友一路给我讲述他乡下表兄的故事。

“文革”期间,学习优异的表兄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先是被村支书剥夺了读大学的机会,后来连学校代课的机会也“剥夺”了。恢复高考,表兄立誓要考个大学,反反复复,头几年总是在录取线的边缘游荡,后面是一年不如一年。再后来,表兄年岁渐增,考学是彻底没了希望。由此,他记恨了村支书这位戕害自己命运的“罪魁祸首”。支书在位时,不务农事的他就从早到晚跟着,记录下支书的一言一行,然后每月给县、乡领导写信,检举村支书的“反动与腐败”。写信没有回复,没见到调查组,表兄就去上访。领导拗不过他的坚持,游说即将到龄的支书提前退了休。没料想他不依不饶,继续像影子一样地跟在后面。心怀愧疚的支书也是个霸道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表兄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濒临失常的边缘,只差扣发“扳机”。某天,支书俨然以一种毫无罪过的姿态讥讽表兄的高考悲剧人生时,后者气涨着一张发红的脸,早谢的头顶变得更加油光泛滥。在众人取乐的欢笑中,表兄感到一股力量拽着多年来忍受的屈辱东冲西撞。命运的不公,生活的不如意,时代的卑微屈辱,让他对眼前某人的愤怒极速膨胀。他随手操起农民屋堂里的竹篾耙头,扑向了呵哧呵哧笑得正欢的支书。

支书的一只眼睛被弄瞎,而表兄发疯了。发疯了的表兄还是追踪着支书,支书惶恐不安,双方几次发生摩擦打斗,搅得村里鸡犬不宁。无奈之下,乡里每年象征性地出点钱,把表兄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位表兄几次绞尽脑汁逃跑,终于一次成功逃脱后,却在回家的半路上给车撞死了。听到这个结局我很吃惊,开始还以为此行的目的是看这位人生曲折命运多舛的表兄。朋友说,表兄的儿子精神上也出了毛病,就住在要去的医院里。一个家庭,父子患上相同的精神疾病,父亲成为一面镜子,难以言喻地照着儿子的人生前程,可想而知带给这个家的女人是怎样的巨流河般的悲伤。这世上人好人歹都是要活下去的,也许二叔挂在嘴边的话在这里得到空洞的回应。

在县工业园,我们走进了这家开办不到半年的民营性质的精神病院。院长姓张,是退了休的县卫生局长,瘦高个,办事稳重干练。老张热情地与朋友打招呼,因为朋友此前来看过一次表侄后,无偿向医院捐赠了一万元。对于刚起步的民营医院来说,他们十分欢迎有爱心的社会人士。

精神病院租赁了工业园的一幢空厂房,这真是对园区里随处可见“实干兴园”“赶超发展”等正能量标语的极大讽刺。这几年,县级工业园的发展都是大干快上。像这样的内地县城唯一的资源禀赋就是土地,招不到实力雄厚的企业,着急拉升GDP的地方政府退而求其次,于是一些口若悬河、外表光鲜、别有企图的寓外乡友或本地老板以投资的名义趁虚而入。他们在早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驻,玩起了“圈地运动”,盖上几栋空荡荡的厂房,砌起一溜高高的围墙,然后关门大吉,待价而沽。那些空阔的厂房,也像是患了病的人,荒废,冷清,忧郁,无语。

从卫生局长到精神病院院长,年过花甲的老张选择创业事出有因,在这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县,精神病患者有三四千人之多。到省卫生厅的一次工作汇报中,老张得知允许办民营性质的精神病院,且当地政府有财政资金配套。他一吆喝,几个股东信心满满地加入,有了启动资金,一支专业医护队伍也很快组建起来。老张从股东们的口袋里往外掏出了七十多万元,可政府该配套的钱尚未到账,还只是在政府常务会议桌上滚过一次。“要钱不容易呀,不在领导的眼皮底下滚几个来回,你莫痴想。”深谙政府那一套运作模式的老张知道急也没办法。三十多名医务人员的工资开销,场地的日常费用,对单纯的民营医院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字,能否把医院坚持办下去,我感觉这还是个问号。言谈中,我能触摸到老张心中的那些焦虑。一点一点凝固积聚的焦虑,也曾经在他的每一位病人的身体里出现过。

“一七八位病人,男性九十七人,女性八十一人,年纪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八十多岁,一旦发病,终生服药,复发率高。”我同老张闲聊病人的基本情况,他对数字格外敏感,病人的收治数每天会经常发生变化,医院规模决定了收治病人不能超过两百,他们一般都劝那些有条件、病情轻的在家里服药治疗。捋析病因,老张早就做了调查归纳,多数病人患病前比较聪明,追查患病之因,爱情婚姻失败占百分之四十,读书压力过大占百分之三十,其他社会因素占百分之三十。常见的患者都有幻听幻觉、抑郁、精神分裂等症状,最严重的视物变性,这可以导致杀人。谈到精神病患者杀人,老张一再强调他不是危言耸听,前两年县里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有精神病的青年男子误杀了邻家女孩,现在还羁押在市康复医院,法律上治不了罪。

酒精中毒性、精神合并癫痫、感染性、精神发育迟滞、脑器质性、颅脑外伤所致、老年期痴呆伴有急性精神混乱状态……趁老张接电话,我扫视一遍他办公桌玻璃台板下压着的一张小便笺,上面密密麻麻抄写着这些复杂多变的病理名称,在当前医学诊断上,精神病种类细分达二十六种之多。我细声念诵这些字眼,仿佛面对一张张表情怪异荒诞的脸。

朋友到医院门口的小卖店买了两大袋烟、槟榔、饼干、花生等零食,老张说病人都很欢迎这样的“福利”。打开两道防盗门,一条直走廊,两旁就是病人的集体宿舍,每间房根据面积大小,安排了四至六名病人居住,一间教室大小的房子是活动室兼饭堂,一间特护室里不锈钢管隔离出四个小单间。正值下午四时,多数病人闲得无事,在走廊或房间里走来走去。老张走在前面,病人对他毕恭毕敬、木讷庄重,像部队里士兵见到首长。面对陌生的我们,有的病人不屑一顾,有的流露出紧张和防范的神情。老张不停地安慰,这些都是关心你们的好人,来看你们的。吃了首长的“定心丸”,见我们又有吃食散发,病人热闹地围拢来,但到了跟前又很有秩序地各取所需。这一点让我有些吃惊。他们每人取一样,没有谁多拿多占,有的还很礼貌地道一声谢谢!我跟踪着朋友的目光,想见识那位表侄的模样,可朋友只是在病人中间随意走动,露出可亲的笑容。一个小伙子拿到食物,盯着我问道,你是火星来的吗?然后诡秘一笑转身离开,我们也被他的话逗乐了。

打开走廊的另一道门,是女病区。男女病区结构设置大体相同,但明显感觉到,女病区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明白的气味,滞重,壅塞,沉闷。与现实生活恰恰相反,女病人不爱干净,加上女性的生理周期,卫生状况明显不如男病区好。女病人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示出太多欢迎的热度,也对吃食兴趣不浓。一个个头发蓬乱的女人,眼睛很警惕地望着微笑的我们。一团团迷惑的泡沫顺流漂来,二妈的眼神浮现面前,仿佛她也藏身于这群受难的女子之中。心底的绞痛,像墙角渗出的水无声却疾速爬上来,而朋友关于“生存是场悲剧,必须学会忘记,与那些痛苦沮丧的时刻保持距离”的警告此刻被抛之脑后。

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一直尾随老张这位“最高长官”,表达他那笨拙的阿谀之意。他又嘿嘿地向我们走近,送来生硬的笑脸。他用力搓着粗糙的双手,盯着发剩下的半包烟。“荣伢崽,你看哪个来了?”老张故意装聋作哑,迟迟不把烟递给他。男子嘿嘿地望了朋友一眼,姿势标准地鞠了个躬后,又蹭到老张的身旁去了。原以为烟瘾大是很多男性病患的共同爱好,但老张告诉我,这里抽烟的病人很少,平时用药的剂量和药性都偏重,对病人的神经有所麻醉,有些抽烟的人反而不抽了。袋子空了,我们和病人之间的心情都有所缓和,之前流动的防范、敌意、抵触、紧张等情绪被友好的气氛溶解,病人各自享受他们的“加餐”去了。

叫荣伢崽的男子正是朋友的表侄,拿到烟的他悄无声息地从我们眼前走开了。朋友说,一个大家族,亲友众多,荣伢崽跟他见面少,几乎没说过几句话。我拿起朋友的单反相机拍照,咔嚓咔嚓的响声让一个穿蓝竖条纹病服的胖男子抢在镜头前搔首弄姿。另一个单瘦的小伙子,小脚裤,白细格衬衣,穿得很精致,寸步不离老张,站姿笔直。这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字充满生气——廖一虎,他在某武警部队服役时与战友打架,脑子打坏,六级伤残,拿着部队发的补贴回来了。他的父母刚探视离开,站在不锈钢隔离栏前,儿子叮咛母亲,不担心,姆妈好好保重身体!发丝稀落的母亲不停点头,哀伤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我们走进公共活动室,挂在墙上的电视是唯一的娱乐设施。一些人目光痴痴地望着电视,有的则散乱地转悠着,坐下来,又站起来。来到这里的人,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没有外面世界里经常遭遇的歧视不公、辱骂殴打,这是否能让他们获得心灵上温暖的慰藉,不再害怕被这个世界抛弃?荣伢崽站在窗户下,外面天光暗淡,雨声收小,他的脸侧面向上,眉头微皱,我在瞅见的那一刻看到了溢出来的忧郁和迷离。

我小心地与他打招呼,看什么?

他淡淡地说,看夜色升起。

我一下没回过神来,又追问道,什么?

他这次回答的又是嘿嘿地笑,很生硬。他抬起夹在指缝间的烟猛抽一口,良久,从鼻孔里潇洒地吐出一个、两个、三个烟圈。烟圈扭动腰肢跑远,他的神色一变,笑的样子很开心,一点都不像是个有病的人。做这一切的时候,他还是望着天空中飘舞的无边无际的雨丝。收回爬到窗外的目光,他朝前方努了努嘴。我转身看到蓝竖条纹男子正敞开衣服,露出鼓鼓的肚皮,跟着电视机里央视3频道的流行音乐,走起了T台模特秀。他滑稽的表情,蹩脚的猫步,配以幅度很夸张的挺胸、收腹、甩头、摆手、扭臀,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男子盯着“舞台下”的观众,余光则瞟着我手中的相机,不时甩臂指过来,摆出一些定型pose。细微的“咔嚓”飘进他的耳朵里,那是此刻能让他心情非常愉悦的声音。

这是群有精神疾病的人?

谁知你我,又来自哪里?

是或不是,这两种回答也许在这里都是行不通的。我穿行其间,愈加惶惑。他们拖着身体的“躯壳”,精神却早已游弋在外。多少个世纪以来,宗教、哲学和医学都在寻求解释人类精神疾病不断这一问题,却毫无定论。人的绝大多数情绪都是负面的,负面的情绪又都是极其个人化的。有一次与人讨论,说写作不就是一件极其个人化的事情吗?照福柯的理论,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子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这让我想到电影《鹅毛笔》中的萨德侯爵,写作淫秽小说在市井坊间流传甚广,因此被愤怒的统治阶级投入疯人院。他在疯人院里以最个人化的方式享受着写作带给他也带给读者的快乐。在外人看来,他的疯狂像一支锋利的长矛,是对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对复辟的封建君王制度,对束缚每一个人的封建礼教的刺破。最终,他的“长矛”被收缴,他从绞刑架下离开这个悲摧的世界。而极具嘲讽意味的是,那位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医生,表面上处处维护礼教和秩序,背地里却自私、淫荡和虚伪不堪,当看到萨德的书成为流行读物后,他的大脑“绽裂”,开始组织病人印刷出版牟取暴利……

到了晚饭时间,工作人员推着推车,病人排着两列队伍,轮流上前取饭。香干辣椒炒肉,白菜,一荤一素,饭钵子堆起老高。饭量大就好,这样服用的药物可以连同消化的食物一起排泄出来,对身体的伤害就会降低。老张满意地看着取饭的病人,像是看着一群自己的孩子。

我同老张提出想跟一个思路比较清晰的病者交流,他叫出来荣伢崽。站在窗户下看夜色升起的荣伢崽刚满四十,他走到我面前坐下,略微有些局促不安,不如病区里那般淡定。抽完半支烟后,他开始向我讲述他的“病史”。初中没毕业,父亲一句话“读书卵用”就退了学,其实更多是经济局囿,家里姐弟五个,没钱供了。排行老满的他到广东一家服装厂打过工,打工期间参与一次老乡与外地人之间的斗殴被工厂劝退。十九岁那年,他打工返家后借来初中、高中的课本,想复读,这一行径遭到因为考学已经发病的父亲的训斥。他不管不顾,栽着头,逼上梁山般地从早到晚啃书。越急就越读不好,越读不好就越发焦虑烦躁。某天夜里,再次遭到父亲脾气火暴的斥骂时,他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一颗门牙。那一晚,他烧掉了所有借来的书,揪扯着自己的头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荣伢崽清晰的思路让我感到惊讶。过去的事情他讲述得很准确,时间、地点、事由,没法叫人相信这是个患有狂躁症的人。有了第一次发病,他间歇性地发作,屡屡拳头相向。他把不公命运(没读书的命运)所导致的后果都归结到那个跟老支书纠缠不休,在家里情绪暴躁的老男人身上。后来,他才发现,这个人已经鬓发斑白,满脸皱纹,年老力衰,被儿子打过几次后就开始躲避,即使是儿子强悍的目光射来,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哆嗦。我谨慎地避开关于他父亲患病的话题。我和父亲都是吃了性格的亏,太犟,太呆板,太爱顶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孰料这位儿子谈论精神病父亲时的那份淡然,仿佛是对过往愧疚的解脱。

父亲死后,荣伢崽的病情反复发作,不发病的时候,他就外出打工挣钱。结了婚,两个孩子,大的读一所职业中专,小的念小学,家庭开销大,医生开的药要长期吃,有时嫌贵就偷工减料甚至停了。那种叫帕罗西汀的药,小小的白色药片,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常用药物,经常被荣伢崽这样的患者忽视。而忽视的后果只能是病情复发,然后他每年都要到医院来住一段。最近的一次外出是年前,经老乡介绍去到一家电子厂,三班倒,流水线上的时间枯燥乏味、消磨难受,没吃药总记不住上班准点时间。有天外出到一高档楼盘售楼部被保安睨视驱赶时,一气之下捡石头砸穿大堂落地玻璃一个窟窿。“赔了钱,出口气,这样又回来了。医生说还住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得很轻巧的样子,“我还是要出去打工,细伢子读书要钱,还得靠我。”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心思,在当下和将来,是否能获得女儿内心深处的认同和体谅。

那天下午的雨始终没有停歇,湿漉漉的空气,稀释了病区里的异味。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是更加广阔的洞庭湖。湖面上氤氲的阴沉,团团抱抱,推搡追逐,与死亡有关的衰败气息在暗处发酵。谈话结束,荣伢崽从裤兜摸出一根烟,借火点燃,挥手告别。身后的不锈钢门“咔嗒”关上。这声音仿佛把这个现实的世界隔断成两半,“荣伢崽”们跨进这扇门,回到他们的世界,与无数活在我们中间的人不同,他们向回不去的世界闩上门,紧闭不出。我不知道,等待夜色升起的时刻,那些时光沉默的晚上,每张床是否都会与他们说话,每面墙是否都可以打开一扇门。

回城的车上,车窗紧闭,一片沉寂,我却感到有一股仿佛从恐惧内部奔泻出来的风,锐利地滑过来,荡过去。我开始有些后悔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一下午时光。一张张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脸,陌生而又熟悉,他们变身为球状黑暗之物,一锤锤砸过来,心脏硬梆梆地疼。时针指向深夜某个角落,偶有过往车辆尖细的喘息锐利地划破沉沉夜幕,广袤无边的夜色紧扼那些彩灯闪烁的长长街道,仿佛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食道,随时就把这世上冒失者吐出的声响,生吞活剥,消弭干净,连骨头也不吐出。

那些待在角落里的人,是不是被侮辱和被欺凌的冒失者,是不是最无力的被遗弃者?我反复给自己提出这个模糊又具体的问题,却从没获得任何声音的回答。

选自《十月》,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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