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散文|汗漫：在秋天的分水岭上
汗漫，60年代生于河南南阳盆地，80年代开始写作。现居上海。有诗集《片段的春天》（1993，河南人民出版社）、《水之书》（2010，上海文艺出版社，“雍和诗歌典藏丛书”）、散文集《漫游的灯盏》（2003，百花文艺出版社，“后散文丛书”）。曾获《星星诗刊》“1998年度诗歌奖”、“河南文学奖（2000年）”、“人民文学奖”（2007年度、2014年度）、“《诗刊》新世纪(2000—2010)十佳青年诗人奖”“西部文学奖（2012—2013双年奖）”。作品曾连续入选“中国散文学会年度散文排行榜十佳”（2007年度、2008年度）及各种选集。2000年参加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广州）。
办公桌上一页一页撕掉的这本台历像树木落叶，告诉我，秋分了。 二十四节气中，秋分是第十六个节气。之前：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之后：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渐渐结束一个阴历年度，像渐渐结束一次人生—— 秋分，秋天的分水岭，我在分水岭上徘徊。回望向阳的一侧，那由立春到白露这些光阴组成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眺望背光的一侧，那由寒露到大寒构成的暮年，流水向下加速度倾泻——在低温的区域里结冰。 秋分这一天，阴阳平衡，白昼和夜晚的长度相等。之后，夜晚将逐渐长于白昼，直到次年春分开始转折：白昼再逐渐长于夜晚。人到中年并练习逐步适应晚年的气温和光线，是必要的。在人生和自然双重的秋分里，练习分别、接受丧失是必要的—— 王维曾经站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分水岭上，叹息：“分岭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里尔克则低声祈祷：“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盛大，/把阴影落在日晷上，/让秋风刮过田野。//让最后的果实长得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策兰把“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我们互相看着，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相爱如罂粟和回忆，/我们睡去如海螺中的酒，血色月光中的海。//是时候了。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余孟光吟诵：“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种树。七十不制衣。八十不访友。” ——三位著名诗人、一个非著名农夫即我的祖父，无论古今、中外、雅俗，他们的思想一致贯通于这个秋天：在中年的峰顶接受变化、分别、下山，在高楼大厦形成的阴晴众壑之间逐步降低欲望的温度；因房价上涨而难以买套别墅去满足身体和虚荣，在秋分以后开始学会珍惜“南方的好天气”；恋爱，在窗口拥抱如“罂粟和回忆”，给“大街上张望的人”传递暖意；不造屋、不种树、不制衣、不访友，在秋分以后学会拒绝和减法…… 是时候了。九月，秋分。 上海依旧繁枝密叶。我依然穿着T恤、牛仔裤，染发剂抑制两鬓的斑斑霜痕，读情诗，假装依然是一个内心盛大的夏日里的人。但秋分，一页台历，提醒我：必须为体内体外双重的晚秋、冬日，做准备；为各种各样的分别，做准备。从满桌的公文、财务报表、几本文学杂志所构成的暧昧混乱格局中抬头，看看窗外，没有人从街上张望我。那条通往外滩、垂直于黄浦江的大街，刚好走过一个肮脏的浪游者。他背着破棉被、穿着棉袄、提着脸盆饭盒，走在依旧炎热的枝叶花朵下面，但提前预感到坏天气的来临。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他当然不像王维、里尔克、策兰、余孟光。可能像我—— 在文字、数据之间浪游，背着破绽百出的往事和现实、穿着某种约束自我的隐形衣、提着墨水瓶和墨盒，走在炎热的时针和词语下面，附近的白纸在预言一场大雪……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已经退休的L进来，拿着大笔记本：“给我题个词。鼓励鼓励。哈哈。”L，药物研究员，六十七岁，生了癌症，已切除肝脏的一部分。“给我写句话，我在家、在医院随时都翻翻读读。” L已有了半本的题词和签名。他指给我看并解释：“这是我的同学、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某某某，这是我的学生某某某一家人，这是某某从国外寄来的信，这是病友某某，这是出租车司机某某，这是某某……”题词或复杂得占满两页，或简约得只有一行；以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来书写；有藏头诗、对联、名人名言摘录、刚出生的婴儿蘸着红色墨水的脚印…… 从这些题词，可推测出题词者当时态度的庄重或草率、淡漠或感伤。他每半个月去医院检查一次，每次住院三天，随身带着这个大笔记本。他说，翻开它，就忘记了病。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药物工艺。我想，这个大笔记本是他为自己研究出的最后一方良药——翻开它，一生中所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往事，就一下子涌上眼前、淹没疾病。他有一个远大理想：获得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的资格——这是上海给予七十岁以上市民的待遇。“三年，还有三年……”他向我举起三个手指。 L以及单位其他退休的同事，几乎人人都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装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一路走一路有音乐从臀部传递出来：臀部像一个音箱，用音乐填补性激素退潮后的空白？“老人”的一种崭新定义：热爱小收音机的人。通过声音的手，试图抓紧这个时刻在准备挣脱而去的世界。单位离退休老职工每季度聚会一次，就是一群小收音机的聚会。这一天，像节日。他们的腰肢或者坚持挺直，或者已佝偻如弯曲的树枝绽放满头白发这样一种白花。他们聚集在一起像一片苍老的树丛。围桌聊天、吃饭，回忆上次聚会之后去世的某某，打量周围陌生的年轻人，在座谈会上接受单位领导的祝福，提着发放的一桶食用油或一篮水果，在路边互相告别甚至就此永别，打车，消失……这，也是我的前景，在若干年以外，冷静等待着一个坐在“中年公交车”上磨磨蹭蹭不想下车的人。 在L的大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祝福您！我们将来一起坐免费的公交车。”他握紧我的手，竟然红了眼睛。 L拿着大笔记本离去，依次敲响其他门扉和心扉：“来，朋友，写一句话。”他臀部的小收音机在走廊里隐约传来歌声：“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L两年前发现了体内隐藏的病灶，在单位内引起巨大恐慌。同事纷纷体检。 某个早晨，我空腹，走近医院、走近忘却了很久的身体，悲壮感油然而生。这时，这世界上，无数少年正在约会、挥霍身体，周围桃红柳绿、风如美酒、悬念丛生。而我，一个立秋以后的人，基本上尘埃落定，唯有身体内部的运行状况，是一个重大未知。脾、胃、肝、肾、心脏、血压、脑血管，安定否？ 等待体检报告的一周里，忐忑。像赌徒等待彩票揭晓？人人最终会被死神选中去赢得一个长夜，但不要太早。我还有那么多的遗憾、羞愧和失败尚未完成。拿到体检报告，急切如少年收到情书，拆——病灶是否突然建立并且柴火熊熊、炊烟袅袅？死神是否正在X光的光辉中微笑？腰部存在一个疑似脂肪瘤的硬结。连续数日，以空中视角梦见墓地、掘墓的人、怀抱鲜花的哭泣者——这是一种关于死亡的军事演习？反复演习，像空军陆战队的跳伞演习。最终，一个人将准确地把自己空投到散发出泥土腥甜气息的新鲜墓穴里去…… 遵医嘱在医院做门诊手术：除掉左腰部的硬结，并确认其性质。第一次体验了麻醉的力量。第一次局部体验了妻子曾经三次体验过的全身麻醉的力量。局部麻醉，像小地震，让局部地区中断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刀子第一次介入我的身体。没有痛感，但感受到了一丝清晰的凉意，像尘封几十年的老房子打开小窗呼吸到了新空气。取出一个指尖大小的异质的事物——把一个试图潜伏下去的偷渡者驱离国境线。经确认，这是一个良性、没有恶意但恶作剧一般的脂肪瘤。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从手术完毕那天开始，感到身体轻盈了一毫克。我已经死掉了一毫克。小刀口微痛了两天，表明：局部地区与整个身体的通信联络恢复了，神经系统、血管，正奔流着关于一个人身体内各地区冲突、坍塌、陷落、挣扎的种种谣言和消息，关于脂肪肝、高血糖、尿酸、缺钙、视力下降……这一切，佐证中年、晚年的次第到来。 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问题：应酬，喝酒，熬夜，开车。这一切都在加速把一具身体改造成为废墟。酒桌如舞台，用红酒黄酒白酒来抒情、叙事、讽喻，促成与对手之间的某种合作与交易。身处某个小岗位的我首先必须把脸喝红、身体喝热，才能拥有感人肺腑的万丈豪情。酒和脸红，联合起来，掩盖我的软弱和势利。饮酒歌：“感情深不深，我先一口闷；感情好不好，我先迎风倒啊。”似乎只有坐在显著位置的老总、嘉宾，才有资格把饮料和茶水称作“概念酒”来使用。我身边总坐着一个长期坚持喝茶、但又执着地给他人敬酒的小同事。他是一个能够干大事、做狠事、朝着显著位置悄悄移动的人。 在上海，我搬动自己的身体像搬动一具未完成的遗体：它麻木，对痛苦和欢乐的感知已经开始迟钝，对周围美色美景，漠然而疲倦……完成一具遗体，需要再增加一些心痛、一些脑血管的脆弱，需要再强化与往事的距离、对女性的敬意，需要以整理遗物的心情抓紧清理抽屉、账单和书柜，需要去植物园练习在鲜花丛中躺着时的决绝和宁静……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搬动这具身体还有不长不短的路要走。它，终将导致一小块无价的泥土变成昂贵的墓地，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怎样补偿那一小片泥土所丧失的花香、蚯蚓？这样想着，就感觉内心微微一热一动，像夏日青草里的虫子在飞鸣…… 为了脂肪肝等问题，访问过南京路、石门二路交叉处的一个中医诊所。周围高耸的药柜上写满诗意的药名：当归、半夏、曲莲、菖蒲、见愁、广角、丁香、方海、天雄、寒水、藕节、神曲、地松、芥子、木瓜……中药需要药引——某种植物茎叶或小动物的骨骼——像路标，诱引疾病去一剂中药构成的湖泊里投水自尽——但疾病却可能顽强地游动、上岸。它热爱人体内毒素和阴影所构成的山川夜色。它将主导每个人的生活，或迟或早把他改名为“病人”。一个病人，散发着来苏水这样一种香水，迅速接近诗人的状态：疼像诗篇中的痛，呻吟像诗人朗诵中的“啊”“哦”“呀”，夹在腋下的体温计是一支灼热的笔，病历和药方是分行、跳跃、充满暗喻的句子——一个诗人，就是在精神世界里充满隐疾和痛感的病人。 办公桌抽屉一角渐渐增多着药瓶，这是中年证据。药瓶有着人身的轮廓。瓶壁上粘贴的药品说明书，有着遗书般简单、明晰的风格，如“一日三次，饭后口服，每次二分之一片”，酷似遗书中的表述：“一笔存款，妻、子各二分之一”等等。药瓶们大概羡慕酒瓶、花瓶、香水瓶，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酒柜、梳妆台那些醒目的地方，阐释生活的美好。而药瓶只能出现在某些角落，像疾病一样隐秘。同一个“瓶”字，因不同前缀而拥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命运。像一个“人”，病人、情人、商人、仇人、雪人是多么不同啊——“病”“情”“商”“仇”“雪”等等字眼的前缀和引领，多么有力。 秋分中的“分”，大概羡慕春分中的“分”。 中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很陌生。 每隔一段时间，这个电话都会传来身份不明的男声或女声：“请找建南……”“请找蒋建南先生”“蒋总啊”“请找柳泉”“柳泉”“柳处长您好”“泉，可找到你了”……我反复解释：“我不是建南，没这个人，不要打了好吗？”“我不是蒋建南，很多人找这个蒋先生，号码错了。”“对不起，没有柳泉这个人，请把这个号码删掉好不好？”……我猜测，这号码曾经属于某个读音为“蒋建南”和“柳泉”的人，像来历不明的遗产，已被我使用三年。“蒋建南”“柳泉”，这两个人应该是三年前某个职员、商人、多情者、隐姓埋名的逃亡者？那些打来电话的人与蒋、柳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的单方面消失，会给相关者带来多少困扰、悲伤和无奈？ 我曾无聊地拨响自己十年前使用过的一个号码。心跳加速。一个川味男声传了过来：“你好，找谁？”赶忙放下话筒。恍惚。这个川味男人，大约也多次收到过“余某某你好”一类的电话。他也会好奇和烦恼于一个“余某某”的存在。他，继承了我的一部分生活。他是一个可能的、变形的我？我和“蒋建南”“柳泉”一样，都是尘世中不断遮蔽、失踪的部分。最终都将彻底消失于大地，用植物们深入到泥土中的根茎来模仿电话线，试图恢复与人间的关联。 现在，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很陌生。我拿起听筒：“您好，找谁？”“找你，余某某。”心里一震，是她，多年未联系的大学女同学。但一下子想不起她的面孔——“得意忘形”这个成语的最初含义就是这样。她对于我是有意义的。声音依旧。像夜晚里听到风声，但已看不清窗外的景色。她在虹桥机场，等待转机，三小时后飞往另外一个城市。我赶到机场，在约定的三号门位置上看到了她——多年前一个女孩的相似形。像那个女孩的母亲。握手。走进一个快餐店。 我说：“终于想到我了。好吧？”“好，都好”，她笑：“我脸上皱纹多了吧？”“不多。没变——我已经两鬓斑斑了呵呵。”她说：“还好，没变。”都笑了。粗略说着大学毕业以来各自的生活，包括她的离婚、女儿的恋爱、父亲的病。两次同学会，她都缺席。我知道她通过其他同学打听我的近况，找到我的电话。餐桌上方的吊灯，像空降到桌面的小神，穿着灼热的外衣，关注一对中年人的内心。她的衣服是黑、灰二色，没有了早年的鲜艳，冷色遮掩住了身上仅存的一丝性感。指甲涂有淡淡的紫，像十朵小花。记得以前出现在校园、大街上，她都是惹眼的，惹来周围眼睛的打量。现在，她坐着、说着，周围食客毫无反应。许多年已经过去了。 桌子上的两杯啤酒慢慢下降高度，像两具身体内的一种火焰慢慢下降高度。杯口互相碰了碰，像嘴唇们碰了碰。沿着各自的轨迹而来，也可以大致看到彼此的前途。不会出现什么转折、转机。暗自想起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的《不期相遇》中的句子：“我们之间过于彬彬有礼/我们说：这么多年以后见到你，真难得/……我们的蛇已褪尽闪电/猿已逃离幻想/孔雀已宣布放弃羽毛/许久以前，蝙蝠已飞离我们发间/在谈话中途，我们陷入沉默/随后一起笑了，无可奈何/……” 她说：“我偶尔上网搜索你，看你的动向——东西写得比以前深沉了呢。头发短了。性格好像也没有以前那样激烈了。”我笑：“身沉嘛——身体沉重啊，要减肥呀。你别笑，身体体形对写作有影响。胖，身体宽广，就不激烈了——中年了还激烈，很麻烦。”我们随后一起笑了。突然想起作家田汉所喜欢的一个词“芳烈”——芬芳的激烈。这是一个在田野上劳作的汉子对阳光、土腥气、青草芳香综合在一起的刺激所形成的书面表达。大地芳烈。而我长时间处在办公室一角的阴影中，离芬芳、激烈都远了。她曾经芬芳。我曾经激烈。 坦然地、公开地、轻轻地拥抱。纪念多年以前校园角落一次慌乱的、私密的、紧紧的拥抱。看她消失在安检口深处。看她转身朝我挥了挥手。秋天里的一次分别。秋分。 秋天以后的分别，基本上都是永别。 近两年，参加葬礼、练习永别的密度明显加大。人到中年的一个标志——送前人纷纷远行，送累了，就躺下，让后一代人来送。 “白露到秋分，夜行添衣襟。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祖父余孟光曾用豫剧腔调高唱节气民谣。躺在灵床上的人穿着厚厚衣襟，进入漫漫长夜。田野里播种麦子的年轻人还不用慌慌张张，立冬，还是若干日子以后的事情。 在上海，送一个人上路，也是为了在复杂的街衢中熟悉一下自己未来的方向和速度。反复对死者家属说“节哀”。“节哀”二字并非辞典中“节制悲哀”之意，而是“节约悲哀”——不要把悲哀一次性用完，像节水、节电一样，留下一些备用，献给新的痛苦和丧失。还有那么多痛苦和丧失排队朝我们走来。还有那么多哀乐持续响起。 哀乐缓慢，喜乐欢快。据说，目前殡仪馆内通行的一曲哀乐，是由陕北解放区的革命音乐家们把一首欢天喜地的民歌放慢速度之后改编而成。由此推测：哀乐的本质依然是欢乐的，亡灵，摆脱身体的统治而获得了解放。最近，送两位前辈上路，哀乐别致。一次播放的是死者生前爱听的苏州评弹（他可能只想徘徊于苏州一带平平淡淡的云朵和闪电），一次播放的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他可能想去早年留学并工作过的欧美夜色里重新旅行）。 但C属于英年早逝，心肌梗死，五十五岁，我的好友。曾在一天之内陪同三拨人前往C家探望其夫人Z，我的同事。一个崭新的遗孀，开始练习单独生活。遗孀，是一个男人遗产的一部分？客厅摆满鲜花。死亡鲜艳，比日常生活鲜艳。在三拨人面前，Z重复抽泣、述说并渐次减弱力度，像演员对于重复三次的台词感到厌倦。我们不管携带多大面值的慰问金和痛苦，都像是看客。对于重复出现在这个客厅的我，她也感到厌倦和畏惧吧？我听到的三次台词，都有略微差异和矛盾。 追悼会这种形式的聚会规模愈大，悲哀的分量反而愈减轻。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层级众多、员工分布各地，许多人在追悼会上终于相逢时的喜悦往往压倒了哀思。一个人的离世，使大家有理由从上海不同区域乃至全国各地汇聚一堂，手握菊花，寻找合适的谈话对象，低头贴耳，絮絮叨叨，这一景象与火葬场的气氛很融洽——生者也在提前道别、诀别。哀乐响起，安静来临，大家把目光终于聚焦到死者的遗体、遗像。与会者的悲伤，可疑但又可信。以一个人的死亡为机遇相互慰藉，然后星散四方，迎接各自的小寒和大寒。 正是在追悼会现场，我从C的不同交往者那里，听到关于他四种以上风格的往事——像四种以上方向的风在吹，冲突而又和谐。往事中的那个死者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而像是四个人以上组成的人群、相互冲突而又依存的人群。这个“像人群一样死了”的人，多么丰富、可疑、难言。C的黑白遗像，模糊着，像群山之上的暮色掩饰着峰顶和深渊。我与C，差异巨大。我乏味单调，像缺乏青草味道的广场。不知道自己将来留给生者的故事是哪种风格、哪一种方向的风和格律。在传言中，我应该不会纵横起伏、成峰成岭。有些遗憾。有些羡慕人群一样、群山一样的死者C。 请假休养三个月后，C的遗孀Z终于出现在单位的小路、食堂，表情似乎有一些羞愧。似乎是她把一个男人弄丢了、找不到了。变得孤僻和安静，像被遗弃的布偶，丧失了带有温度的手指和爱抚。 看见她，我远远绕开，以免与我有交情的C，与我有关的那一部分C，朝她突然奔来。 送别前人，就是送别一部分自己。一点一点地送。把身体内的记忆、情感、温暖分别送完，就剩下一个空空的皮囊如同空空的冬日鸟巢。 静下心，为弥留之中的M院士草拟悼词和挽联。 今天早晨上班途中，单位主要领导给我电话：“你亲自写。抓紧！要动情。”这位领导是M带出来的博士生之一。他动情了。 敲打电脑键盘。这姿势总让我联想起旧时代敲打算盘的账房先生。嘀嘀嗒嗒，通过键盘，与虚无中的命运加减乘除、讨价还价，计算情感的盈余与亏损，算计生存的投入与产出。时代崭新，我依旧。一个无纸时代的人，准备告别世界之前，已没有情书、日记可以焚烧，只需将MSN、QQ、微博、微信、博客中的对话与独白温习一遍，批量删除，并设置成“离线”状态即可——他已离开地平线、天际线，无迹可寻。 M有迹可寻。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物工艺研究界有影响的大师之一，他去年体检时发现了胰腺癌，七十九岁，住院。他的代表作是“用化学合成方法生产伪麻黄碱以替代从植被中提取麻黄碱”，改变传统工艺大量采集麻黄草所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侵害，减少沙化现象。伪麻黄碱，解热、镇痛，但也可由此转化制成“冰毒”——“药”与“毒”之间，也存在一道相互转化、互为联系的分水岭？ M研发伪麻黄碱工艺期间，警方按照相关规定参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有些不安——我感觉自己的行为有点儿鬼鬼祟祟了，哈哈……”M在去年年底为他举行的八十诞辰纪念会上这样回忆。那是一个为了告别的聚会，因发现病灶而提前举行的聚会。M的众多学生、同事、合作企业老板、政府官员，一一献花、讲话、敬酒，最后，在大草坪上合影留念。合影，是联合起来抵抗时间流逝、加固存在感的一种方式。 那一天，M拄着拐杖到我所在的办公楼一层一层地看。这座楼，是二十世纪初期建设的雷士德工学院的主体建筑，一座英式风格的历史保护建筑。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许多电影如《陈毅市长》等，曾在这里取景。M的青年时代、六十年代，就是在这座实验大楼里开始起步、进入药物研究领域。M一层楼一层楼地看，在走廊里悬挂着的一系列黑白历史照片里，辨认早年的光辉。碰见我，笑了：“小余啊，我再看一看这座楼。”我握紧他的手：“您想回来看很方便的，说一声，我就去接您。” 一年来，我多次去医院看望M，总见他读报纸或者与小护士开玩笑：“我的告别仪式，你就不用去了，记着将来发喜糖时朝天上扔两颗，我就接住了，哈哈……”小护士就难过得眼红。我也开他玩笑：“院士啊，您现在戒烟了，牙齿白了许多——开始说白话不说黑话了？”他大笑：“对，对，来不及了，不能再说黑话了！”这牵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黑话”。 M曾经为去世多年的妻子、上海某著名中学退休语文教师胡老师，印了本没有书号、封面简单的诗集，送我：“只印了三十本，你读读，听说你也写诗——我们家胡老师写格律诗，我懂——你的自由诗是不是写得像黑话那样难懂？”我笑，翻读胡老师诗集中的一首《M赴浙江药厂工作半年感怀》：“君在钱塘半年整，鱼雁传书寄深情。祝愿早日回上海，碧水环绕湖心亭。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我感叹：“这么深情啊——院士，怎么突然写到湖心亭呢？这‘湖心亭’好像也是黑话啊？！”M竟然显得羞涩：“你呀，眼睛真毒——‘湖心亭’就是胡老师嘛，她的代号啊。一九八〇年，我还年轻，她还算亭亭玉立，哈哈！”我说：“明白了明白了——您的代号是‘碧水’！”M大笑。 胡老师写给M的情诗很多，都写在日记或以信件寄给在外地工厂转让技术成果往往长达半年、一年的丈夫。胡老师去世时，M还不到六十岁。一个才华卓著、风度翩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对女性仍有吸引力，说媒牵线者众多，M拒绝。每个月，他都到奉贤海滨墓园看望胡老师。开始抽烟。烟瘾加大，甚至到了每天三包烟的程度。去年发现病灶后，戒烟。 现在，他弥留，魂魄大概已经提前移居到海边、妻子身边了。 挽联、悼词不属于公文，因为，它们紧密联系心灵，是叙事诗、抒情诗。 秋分，九月，结果的季节——大地上的果实成熟落地，溅起三尺高的芳香和尘埃。 是时候了。 昨晚梦见去世多年的父亲。在秋天，梦见他的次数比其余季节多。 父亲的墓地远在故乡中原一座名叫“独山”的山坡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脑溢血，在下象棋的过程中轰然倒地不起。六十岁。暮年刚刚开始，一个父亲的角色还处于未完成状态，就戛然而止，像一个剧本写得不太好的大戏，突兀谢幕。 昨晚，梦中，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像孩子。我则像父亲似的询问：“哭什么呀？”他说我母亲要为他买一件新衣。困惑：这是高兴的哭，还是忧伤的哭？蓦然苏醒。失眠。父亲过早去世，使我丧失了赡养晚年父亲的责任和经历。一个未完成的父亲，必然有一个未完成的儿子。只有梦，让我来扮演一个呵护者的角色，父亲扮演孩子在我面前哭泣——他去世了，仍想通过一个梦，来让我找到一丝父子在晚年相处的场景和气息…… 失眠。这些年开始习惯性失眠。只要想起一些人、事、情、句子，就失眠。我采取的办法是找一本不喜欢的书读着读着就无聊地陷入混沌。常常是妻轻轻关掉我枕旁的台灯。曾经在梦中与一个令人厌倦的女人发生关系、发出欢呼。蓦然醒来，一动不动，听到妻均匀的呼吸声。暗暗松了一口气。愧疚。失眠。对自己黑暗中的身体加重迷惑——我对自己一无所知。厌倦，难道也是期待的一种形式？梦境是在呼应还是反对现实？各种各样的梦，使我屡屡醒来，仿佛从战场上生还。窗外黑暗中一闪而过的飙车轰鸣声，如同流弹。失眠。即便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我也告诫自己闭着眼睛以便保持睡意的连续性，一旦睁开眼发现窗帘微微发亮，就无法再归梦乡。一个失眠的人即使闭着眼睛捏一张世界地图和手电筒钻进被窝，也无法再找到通往美景的道路。 一个医生朋友说我得了焦虑症，工作压力、精神压力都太大的缘故。抑郁症的前奏——从空中一跃而起、自由落体的节奏。单位里的一个对事业追求到了极端的完美主义者，就是这样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离世。我嘲笑医生：“忧郁的人有我这样胖、这样热爱肥肉吗？”他接着打击我：“你还有强迫症呢。”这些年，我的确在加重自我怀疑、回忆、穷思竭虑、对一分钟前的个人行为难以确认——常常下楼之后又转身上楼推推家门或办公室门，确认关闭否；梦中一旦苏醒，失眠，也爬起来在黑暗的房间里晃荡一圈检查门窗——不知道自己进入墓地后，还会不会半夜里爬起来重复检查墓碑是否关闭，对春联一样的碑文加重怀疑…… 但昨晚，梦见父亲，是美梦。失眠也是值得的。听到了窗外黑暗中三点左右的鸟鸣。三点了，鸟也失眠？为花朵、泉水、果实或者异性的鸟而失眠？鸟失眠，可以唱歌。我失眠，只能仰卧、沉默。忽然想，保险公司是否可以设立一个新险种：为失去睡眠者赔偿一个夜晚，为丧父者赔偿连续一个夜晚的重逢之梦。我正加快接近父亲去世时的年龄，像立秋、秋分以后的节气，明显加速度接近白露、霜降、小雪、大寒。我已能从父亲早年照片中看出年轻，也从周围中老年女性身上看出性感，这在我青年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标志一个人的衰老在提速——像京沪之间的高铁不断提速。 不久前，还乡，为外祖母送别。一个九十五岁高龄的女人，为大家做完最后一顿晚餐，在梦中安息。从祖父、祖母、外祖父、父亲、舅父、岳母、岳父、外祖母……我所目睹的死亡依次袭来。他们，像为儿女子孙们抵抗死神进攻的阵地，不断坍塌、沦陷，让我一步步必须站在最前线了。守灵。死者还不习惯长眠，需要亲人陪着练习。一夜、两夜……我观察到了灵堂之上中原小城的天空从夜晚到黎明渐次发白的全过程，这是多年没有的事情。与作为游客在名山之巅等待日出不同，现在，我正位于生死边界处，目送又一个亲人的月落。其实，是死者在陪着生者练习新生活，她或者他，担心我们不习惯又少了一个亲人的日子该怎么过……火葬场内的树木、青草异常蓬勃，是对死亡的赞美还是轻视？是对死者的安慰还是淡漠？ 这些年来，我和母亲多次去独山看望父亲。在墓碑面前摆放下他热爱的酒、花生米、饺子、西瓜，像童年时代随父亲去雪地里捕鸟，往往需要摆些米粒一类的诱饵——现在，我想用酒、花生米、饺子、西瓜，来从虚无中诱捕出父亲的双臂和灵魂？母亲唠叨着、数落着父亲，问他随着云朵跑哪里游玩去了，喝醉了没有，交女朋友了？我和母亲都笑了起来。然后，她哭了。时光，让疼痛不断减轻然后又迅疾加重，锻炼心脏的承受力。 少年时代最爱《诗经》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而今，在中年、异乡、丧父之后，《诗经》中最爱的诗章变成了《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写尽“往”与“来”之间的剧变和哀伤。人生，单向度的长旅，雨雪中归来的这个“我”，已不是杨柳春风中离去的那个“我”。父子一旦各自远行，就只能依托梦境来重聚、还乡，道阻且长，行道迟迟。 父亲墓碑上除了名字、生卒年月、子孙名字，没有履历。他太普通。墓地里众多墓碑上的溢美之词大同小异。父亲墓碑后只刻着我给他写的四行话：“今生，我们是一盏灯下的亲人；/来世，我们依然是一个屋顶下的父母子孙；/从余冲村，到南阳，/我们一路分享着风雨、阳光和温醇。”余冲村，父亲和我的出生地；南阳，独山下的一座小城，父亲在其中停止了呼吸。 一个未完成的父亲在墓中遗憾、失眠的时候，也许会起身读读这四行诗。 移居上海，从青年进入中年，相当于自芒种来到秋分——在麦芒一样的光芒中播种农作物，在分别一样的秋分里回望、眷恋。 多年未见的人都说我变了：漫长的头发剪短了（进取心、功利心强了？），容易泄露傲气的下巴降低了角度（俗气上升了五厘米？），自嘲多了（摆脱责任感的手段多了？）——不知道这些话语中愉快、惋惜、戏谑的成分各有多少。但我知道自己比较好地掩饰住了一个业余写作者的身份。与世俗生活努力和解，以便在上海这座物质主义城市里生存下来。目前，我就是一个在财务报表、文件、领导讲话、谈判、酒饭应酬中沉浮谋生的凡人。对同事偶尔称我“诗人”保持警惕——我能感觉到，那是一种语言排斥方式。 “诗人”这一称呼，在当下，似乎意味着拥有了放肆、滥情、乖张、怪异的种种特权和可疑。我只能更加收敛、自制以避嫌。我的放肆、滥情、乖张、怪异，到夜晚一张A4纸的四条边缘为止。其实，当一个诗人去向女人求爱，他无法像木匠、水手、导游、总经理、副科长、售票员、小贩一样动人，因为，诗人身份使他的言辞因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而显得失真、可疑。我要求自己：把写作像隐私一样保护起来，让笔名“汗漫”在笔附近呼吸，让本名“余某某”在计算器和算计中喘息并眺望喧哗的薪水。中心城区房价平均每平方米已达八万元的上海辅导我：必须防止毫无利润的诗人气质的公然流露——用本名来抚养、温暖笔名，用笔名来校对、警示本名，是有难度的事情。 在火车、机场、轮船上，屡屡对陌生人很放松地问我“干啥活、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之类世俗问题感到欢喜。我也在“干”“挣”——干预。挣扎。让“我”融入于“我们”，像溪流加入河流，一个俗人的文字将因此而有可能泥沙俱下，臻于开阔、复杂——但，真能如此吗？处于复数“我们”中的“我”，还有能力保持单数的立场和存在价值吗？ 屡屡厌倦。厌倦周遭毫无新意、复印机般的一切，无论办公室、大街、人群——实质上，我在厌倦自己。周遭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就是广大的身外之物。曾找借口请假外出三天，但一发动汽车，就对所谓的远方也感到厌倦。在上海绕城高速环线外一个小镇旅馆，拉上厚厚的窗帘，把房间内所有的灯打开。读书、喝酒、睡觉、发呆。环线内喧嚣的上海，变得像边境线外的异国，“异国”的生活像一个梦、一部虚构的小说。就像读小说，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洪堡的礼物》。除了才华和艳遇，我酷似赫索格、洪堡这两个被虚构的美国书生，酷似他们的荒唐、孤单、芜杂和天真。三天后，打开手机，许多真真假假的短信蜂拥而至。没有未接来电显示，说明一个小人物的主动隐匿和消失，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影响。发动汽车，朝着环线内的生存逻辑、朝着那个陈旧的自己，倒叙，开去。 我像小说主人公，延续庸常的情节和虚无，但高潮和转折始终没有到来。用一生来写作平庸的、长篇的自己，但不会成为传世之作。日渐疲倦衰老的面容，像长篇小说的旧封面，无法惹起被翻阅的热情。皮鞋，大约像小说中的脚注一样乏味、臭。在上海“申”字结构的环城高速路上，必须盯着前方的道路和指示牌，用车轮作为笔尖，写一个充满了欲望和规则的“申”字，像他人一样在高速度的生活中不敢走神，像飞蛾扑火一样，高速，扑向那真切而又混沌的光—— “申”，即申辩、诉说、呼吁——一座简称为“申”、道路为“申”的城市，构成一个书写者的命运：起草某某请示、报告、通知、合同、起诉书，悄悄写诗。一位诗友诧异：你能这样穿插、交集、跨界？我回答：能，就像听音乐会中间起身去了一趟厕所。公文堂而皇之，抑扬顿挫——领导喜欢四字成语和排比句。关于单位内部的勾心斗角，忽略；关于若干男女之间的是非波澜，免谈；关于员工体检过程中产生的阴影和不安，隐去……这样一份材料，基本上与我的内心、身体都没有关系了。而诗，反对成语、排比句，必须是新句子、孤单独立的句子。在成语、排比句，和新句子、孤单独立的句子之间，存在一道分水岭，我在岭上不断转身，姿态似乎灵活，但隐含一脚踏空的危险…… 现在，秋分的下午。刚刚结束一个发展战略研讨会，回到办公室陷入沙发。盯着手中A4纸上“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这句话，发傻。盯着“根据”这个词，突然发现了树根、泥土和蚯蚓。对“上级文件精神”是否能像树根抓紧大地、抽出无限的叶子和果实，并支持这份文件最后果实一样的结论，我开始怀疑。刚才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上，那么多人埋头翻弄手机、生活在别处、心灵在远方，让发言中的我有些走神。清清嗓子，回到讲稿上的虚空，加快嘴唇摩擦词语的节奏。语气有些不够坦然、坚定。但说着说着就感觉很充实、很生动：“把握市场大势很重要，机会的台风来了，只要站在风口，猪都会飞起来。”引发一片笑声、掌声。我脸上大约也浮现出猪一样飞翔的表情。 现在，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从沙发和发傻中起身，望着窗外阳光下依然蓬勃得不像进入秋分时节的那棵树，突然感觉脖子像树枝越来越热——我的脸，一朵虚假的红花，开放了。对自己刚才在会议上的激情和得意感到了羞耻。在公文的包围中，脸红着，表明我还残存怀疑和自我怀疑的能力——来自于诗歌的纠正能力。表明我还与窗外那棵树之间存在一丝联系。皮鞋依然保持着树坑的形状？我还在隐秘坚持非公文的个人化写作，抵抗对高速度生活的恐惧，抵抗对人性中阴冷部分的恐惧，像一个孩子依靠大声唱歌来穿过夜晚的旷野—— 诗神，请不要放弃一个在外形和气息上日益庸俗的人。 儿子发来微信。一张照片：哥伦比亚大学旁边的纽约中央公园。附了一行说明：“塞林格笔下的男孩询问鸭子去向的地方。” 我回他一张照片：窗外草地上那棵有根有据、暗暗知道秋分已经来临的树。附上说明：“秋分中的树。” 用微信传递照片，是近两年我们父子间的主要沟通方式。此前，是纸质书信、MSN、电话等等。他教会我如何使用微信。随着秋分、霜降、大寒，随着日益衰老，我将跟随他学会更多事情，比如，在机场、病床上如何表达对他的依恋和牢骚。 儿子比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心鸭子去向的男孩霍尔顿省心。通过一个中美高中生交流项目的选拔，十六岁时独自拉着巨大的行李箱去美国一个小镇读三年高中，然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本科，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一个半大小子，用自己的成长证明父亲的衰落——像谷雨，证明秋分。他热爱数学，从小学开始就对作文很厌倦，怀疑我没有把写作的能力遗传给他。他不知道，一篇出乎语文老师意料而得高分的作文，必然拒绝意料之外的诗意。现在，他知道，数学与诗之间有着隐秘的终点：追求那唯一的、精准的表达和发现。他看我分行排列的诗句，欢呼：“像数学方程组嘛！老爸。” 幼年，儿子讲过一些诗意的话，比如：“我肚子里有盘古，他一使劲，我就长高长大了！”许多诗人的孩子都拥有做诗人的潜质，比如，邹静之的女儿说铅笔头：“它在纸上快乐地蹭痒。”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儿子说一辆空巴士：“这是一辆装满空人的巴士。”但学校教育和现实生活使这些诗人的孩子往往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我儿子必然与我大相径庭。曾经开他玩笑：“抽空读一点儿诗、散文，最起码有利于谈恋爱，呵呵。”儿子说：“放心，我将来用数学谈恋爱——我说一加一等于几呀，女孩说好像很二呀，哈哈。”我喜欢香港诗人黄灿然给他孩子写的一句话：“不要写诗，写得不好伤害诗歌，写得好伤害自身。”我们都不希望下一代重复自己的困境和挣扎。但他们会面临崭新的困境和挣扎。无可逃避。一个父亲只能眺望着、分别着，无可奈何。 儿子幼年问过我一个问题：“什么是死？”我说：“你长大了，爸爸老了、没有力气了、躲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死了。”儿子满眼泪水：“我别长大了，你就不老了……”他不由自主地长大了。这几年，每年暑假结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分别，一次次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安检通道尽头。这是一种练习，练习在晚年尽头与儿子进行彻底的分别。我父亲就练习得不够好。我要练习得好一点儿，一点一点分别，避免给儿子带来突然的痛——避免由立秋突然进入大寒。二十四节气，由冷到暖，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嬗变。秋分的出现、分水岭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坡度缓和，但明确指出了山谷尽头的雪光和冰凌，让父子们都远远近近看到，并做好精神准备。 儿女是一对夫妻之间最大的情话、最长的情诗。有了儿女，一对夫妻之间抒情的言辞都可省略甚至消失。儿女生活可以成为日常谈话的主题，且基本没有歧见、偏见。那些选择不生育孩子的男女，需要储备多少充满热量和新意的词汇，才能度过平淡无奇的中年和晚年？现在，一首越来越长的“情诗”，让妻子对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感谢儿子。 儿子开始恋爱了。一个女孩，将逐步扩张她在一个男孩内心和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将逐步代替父母，去共同面对父母们逐步、彻底消失以后的时光。感谢这个女孩。 黄昏，开车去浦东陆家嘴某酒店，面见一个企业家、合作伙伴。 在南方、上海，北京时间17:00—18:30这样一个时间段，有四个词汇来说明：薄暮，傍晚，天擦黑，黄昏。薄暮：一个手拿三角板的乡村小学教师，向上，一尺一尺测量从地面升起的由浅薄而臻深沉的暮色，但三角尺很快就不够用了，他踮起脚尖、爬上树梢、最终飘进天空，成了一只鸟，向上，继续测量暮色的深度；傍晚：一个孤单的人寻找可以依傍夜晚的宽肩膀；天擦黑：一个油漆匠用刷子蘸着黑色，把南方天空一点一点擦黑了；黄昏：一个穷人看到了无边的黄金，就激动得昏了过去—— 我选择“黄昏”这个词汇，显然是一种穷人的眼光和心境。 此时，故乡中原及其以西的陕西、青海、西藏等等地区，阳光高照、明媚。 打开通往某酒店的GPS显示仪。路线曲折。上海教会我迷路的艺术。这句话是对本雅明一声低语的仿写。本雅明一边游荡在巴黎，一边低语。迷路，导致他碎片式的写作风格，碎片式的人面、灯影、桨声、钟声、暗香、风……碎片飞扬，就成了巴黎街头巷尾上空彼此疏离、呼应的星辰，连缀在一起就成为他钟爱的一个词——“星丛”。这些年来，我时常揣着相机在苏州河、外滩、衡山路……游荡、街拍。通过橱窗、汽车反光镜、卫生间镜子、行人的表情，我窥探自己——在这个把银行伪装成教堂的庞大城市里，我需要确认自己没有迷路，确认本名的我依旧紧跟着笔名的我，没有在人海中走失。 距离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我将车拐到黄浦江边。黄浦江、苏州河在外白渡桥处碰头，一同朝十五公里外的入海口，流逝——像一个人朝十五公里外的晚年，流逝。“流逝”，与“时光”“故乡”“爱”等等一起成为诗歌的基本母题。时光、故乡、爱等等在流逝，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存命题。移居上海以来，我的文字与身体，渐渐适应长江以南地域的天气和风物——文字就是文身，纸，就是隐秘的皮肤？南方潮湿、多云，云朵密集。云集。云朵下的事物、语言，也迥然不同于我青年时代生活其间的干燥中原。我的表情、味蕾、语调、心态在转变，像一棵乡间的树移居街头之后，树皮皴裂的密度乃至内部年轮旋转的速度，都在转变—— 越过一道秋天的分水岭，万物转变。 一个女声悄然出现：“先生，找小姑娘不？”我一愣，摇头。来不及看清楚女人的面孔，她就消失在江边大道上的人群里。我像一个在找小姑娘的人吗？我是一个形态孤单的可疑者？那个女人大约看出了我的孤单和可疑。除了她，不知道周围还有什么人在观察我、判断我，就像我在观察、判断周围逐步浓重的夜色和灯火。这太像一个电影中的场景，侯麦电影中的场景。法国新浪潮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反之，现实是电影的渐近线？上海，渐渐趋同于电影所想象、虚构、揭示的某种景观。周围，江边，面孔模糊的人们似乎都充满了镜头感，像剧中人一样随时准备在拐弯处转折庸常的命运、遭遇鲜艳的事件。而我的文字和身体，也在不断移动、拐弯之中，形成一条自己的“现实的渐近线”？以我自己为主人公的小电影，在嗒嗒嗒嗒隐秘摄制。那么多支离破碎的场景、细节，渐渐接近上海生活的幻象与秘密…… 一个孤单、可疑、拒绝了小姑娘的人，从黄埔江边回到酒店大堂；合作伙伴、企业家仍然迟迟未到；他坐在大堂一角的咖啡吧内，翻弄一沓需要交谈的有关数据和资料，显然，这个人正处于一种非诗的状态；手机响了，区号0371——河南郑州出现了，一家刊物的编辑向他约稿；他似乎一边对着手机表达歉意，一边紧张关注着大堂电梯门的开合；他在走神；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画外音：“然而剧情的布局已定，最后的结局已经显示。在伪君子中间我孤身一人，活着并非漫步于田野。”——“小电影”中的他或者说我，在走神中盯着大堂电梯的开合——电梯，新时代里的一尊带电的神，随时可能携带若干人物和奇迹，不断自空中坠落地面…… 一份故乡的刊物强行介入这个秋分的黄昏，让我恍惚。像一首诗，强行介入一本印刷精美、充满价格、美人的广告杂志，会使一页纸有一些恍惚和波动。中年以来，我的诗作数量越来越少，散文逐步增多——这是逐步进入晚年的一道分水岭。但博尔赫斯说：“散文是诗歌最复杂的形式。”他简洁地指出了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并启示我：上海是余冲村最复杂的形式。我把散文作为诗歌来写，就像把上海作为余冲村来热爱——那潺潺流淌往小寒、大寒方向的一脉秋水，也曾经是穿越春分、惊蛰方向的一派春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宋人、南方人黄庭坚的诗句，我喜欢。我的桃李春风在河南、夜雨十年在江南。河南，江南，都有一个“南”字，在为我延续暖意。 站在秋分、这一道秋天的分水岭上，留恋、回望朝南一面温度比较高的山坡。 转身，裹紧衣服，下山。 选自《十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