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十月》·会饮记|李敬泽：杂 剧
作家/李敬泽
临济和尚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他呆了片刻，问：“若只是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要道流、佛法何用？”
和尚垂目，并不理他。外面鸟叫一声，又一声，他想，这禅宗的和尚，说不出理来就要抄棍子打人，问得急了，老和尚真要抄起棍子来，是跑呢，还是不跑呢？不跑，打一个脑震荡如何是好？
医院里，他的脑子在墙上挂着，核磁成像的片子，贴在灯屏上，灯光透射，像一枚饱满晶莹的——好吧，像核桃，硕大的水晶核桃。
他看着，有点得意了，脑子还真是个好脑子。
大夫沉默，给他一点时间自我欣赏。然后，换上另一张片子，手指点过去：你这里有些斑点啊。
只觉得心一紧，是的，这是颅顶的位置，微小的点，像一张卫星拍摄的云图，云层下，在黑色的海洋中闪闪发光，如一组微小的岛屿。
这是北斗七星呢还是南沙群岛呢？
大夫无表情：应该是过去的出血点。
出血点？
他的大脑皮层像粘稠的海面一样涌动，海马体，那对隆起的小扇子扇出一阵阵风，灰尘腾空而起，陈年老灰，带着干燥的涩味，就像那天他走进博物馆的库房，震惊地面对着辽阔无尽的手稿、信件和书。
大夫看着他，不说话。
好吧，他没挨过打，他甚至很少头疼。但是，谁知道呢？他忽然想，也许真的是躲闪不及，当头吃了一棒，然后就醒了呢，然后就知道了道在屎溺了呢。那是一根海南黄花梨的棍子，不，没有那么贵重，临济祖庭在我们河北正定，那只是一根老榆木，年深月久，被汗液和油脂浸润得发着厚重的幽光，他们把那叫包浆，它曾经敲打过很多又秃又硬的脑袋，在黑色的云层中打出闪亮的星星。
冲州撞府。
——那些行院人，那些妓女、院人、伶人、乞者，那些最卑微的人、最低贱的人，他们的脑袋真是硬啊，那是蒙古灭金之后灭宋之前的北方，是幽暗的风雪大地，他们就这般野着、浪着，揣一腔子血、拎一条命，在这世间冲撞过去，是一嗓子吼醒一十八里地，是两行泪酸煞了九百九十九人的心。
世间再无元杂剧。
忽想起那日在西安，听一女子唱秦腔。那女子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如一棵麦，站起来一开口，竟是风雪大作。唱的是《三娘教子》，激情处拔地而起，头顶一块皮都要炸开，这世上所有的委屈冤屈、所有的难处苦焦，竟皆化作了一把刀，白茫茫亮在天地间。
好硬气！这女子本该生在元初，或者，本是来自元初。她该唱：
“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长弘化碧，望帝啼鹃。”
——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啊。他们是野生动物，奔窜于草野，他们从不惧怕被遗忘，当有人试图记住他们时，他写下了《录鬼薄》而不是《封神榜》，鬼不被供奉，鬼是反历史的，鬼饮了孟婆汤没有过去和未来。他们不属于文人的、道学家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是声音的不是书写的，他们任由他们的声音在风中飘散……
然后，王国维沉到了昆明湖底，然后，还要再等十八年才等到关汉卿诞辰八百年，而今年属于四百年的汤显祖。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会场上，他听着人们谈论着临川四梦，合上这本《宋元戏曲史》。
她很疲倦。从上海到北京，她见了很多人，很可能她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人——注视着她，热切地听她说话或讲经。她以倾听为业，但在这里，她必须滔滔不绝地说。
现在，她和他面对着满满一堂听众，最后面还站着几个年轻的保安。好像看过一条新闻，这里的保安旁听几年便有人考上了硕士，他想起《西游记》里灵山脚下的黄毛貂鼠——其实，坐在台上的也不是佛，我们其实都是听经的鼠辈，只是有的偷吃了琉璃盏里的灯油，下山变成了黄风怪。
但显然出了问题。那位翻译小姐，此刻她是这会场上唯一的外人，她不熟悉文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如果仅仅是家长里短就好了，但不是，语言是一座多么庞大的城市，在这城市里，有广场，有博物馆，有办公楼，有菜市场，有咖啡馆和洗头店，有勾栏瓦舍，有无边无际的胡同、大院和公寓，每一种场所都另有自己的语言，如同一个个由行话、暗语、口音、表情、仪式构成的相互区分相互隔绝的部落。人在这些场所穿行，人有时会噩梦般落入完全陌生的部落。现在，这位翻译小姐发现，世界上不仅有汉语、有俄语，还有北大燕春园语，这里的话可比汉语和俄语难懂。
所有人都听出来了，翻译正在艰难地翻山越岭，上山时背负沉重的行囊，下山时东西已经扔得所剩无几。
她也听出来了。他转过头看她，从他的位置只能看到她的侧脸，她长得有点像一只阴郁的渡渡鸟。
要冷场了。这时，舞台上需要有人说话，元杂剧中，这叫吊场。他看见主持人向他大抛眼色，好吧，那就说几句。
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你好！
他放下笔，端详着纸上的这三个大字：
布拉格。
墨很黑，尽管蘸了白水，字还是黑的，而且大，像三头牦牛。当然不好看，但你碰见一头牦牛不会思考它是否好看，关键是它足够大、厚和重。他想他有点理解那些挥舞着拖把写大字的人了。
俗物成为一个不知羞耻的俗物原来是容易的。给你一支大笔，横冲直撞只管写去，杀猪杀得黑猪满院子跑，有人围观有人尖叫，好吧，你会对着你制造的废墟顾盼自雄。
但为什么是布拉格？
他想了想，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这里有一张案子，有一捆宣纸，有大笔和黑墨，就缺一个写字的人，然后，他被众人推过去，大笔一挥，却不知为什么要写布拉格。
他力图给自己一个解释。那个城市，曾经属于一个帝国，属于又一个帝国，现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属于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地方却永远有一颗地方化的心，它专注地注视着自己，世界大战也不能转移它的视线，维也纳或莫斯科也不能让它分心，它永远在帝国之内和帝国之外。
他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话：上午战争，下午游泳。
然后，他想起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伯克托尔德伯爵的轶事。就在卡夫卡游泳前的那天晚上，全世界都在等待塞尔维亚回复帝国的最后通牒，1914年7月31日，有人看到，伯克托尔德出现在维也纳一个男妓聚集的地方，一个俊美的年轻人向他走去，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
——就在此时，卖报人冲进那个地方，高喊：“开战了！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
透露这件八卦的凯斯勒伯爵写道：伯克托尔德挑起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卡夫卡当然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和帝国之心相反相成的隐秘联系。
是的，这是问题所在。他面向听众，他没有看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剧场中的“背云”——在剧情的进展中，你有些话要说，但不是对着台上的角色说，而是对着观众说。
问题是，在这本《二手时间》里，我们能够感到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帝国之心。他们的心多么高贵辽阔，那些俄罗斯人，那些武士、艺术家和诗人，他们的心里绵延着原野、战争、集中营、人类的前途，他们真是太庞大了，但是，他们容不下世俗生活。所谓“二手时间”，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是在说，只有历史的、体现着绝对精神的时间——别忘了，这个民族不仅是希腊的、拜占庭的、东正教的，也是黑格尔的——这种黑格尔式的时间，才是第一手的、真实的时间，而眼前的时间，是二手的，是伪造的，是贬值的，是荒废的，是谬误，是噩梦。这个民族无法在此时此地安顿自己，无法在世俗生活中安顿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所有的伤痛怨愤都是源于一种宿命的、不可救药的委屈：从战场、广场到菜市场的委屈。
——老旦上场，李婆站定，念出四句定场诗：
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
终于找出了那本《时代的喧嚣——曼德施塔姆文集》，2008年俄罗斯之行时他曾带着这本书。他翻遍了书柜，最后在《阿拉伯帝国》、《伯林传》、《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和《做门徒的代价》下面找到了它。他记得，曼德施塔姆似乎谈到过俄罗斯的语言。
哦，在这里，第167页上，曼德施塔姆写道：
“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一个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使用的使命。”
——这就是了。他懒得寻思曼德施塔姆在这篇写于1922年的《词的天性》中究竟要说什么，他对他的大脑感到满意，八年前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所读的这段文字还在他脑子的某个海沟里暗自飘荡，直到看到《二手时间》，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它忽然冒了出来，还魂附体，在汉语中以功利性的、指称和使用的方式发出声音：
我想问的是，您把录音机放在每个人面前，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本书，但是在这本书里，一切都经过了您的剪辑、整理，您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意图，也就是说，您行使了某种权力，包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假装自己不在的权力。
——实际上，他后来想，您当然不是凭着索尼录音机得到诺贝尔奖的，您是导演，是这宏大戏剧的编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失去了一些东西，那是什么？那些说话的人，您与他们交谈，但现在对话变成了独语。也许很多人对此感到满意，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那些人，当他们述说时，您如何衡量和判断您如此珍视的“真实”，他们是真的有自己的语言，还是任由着语言裹挟着他们，还是像曼德施塔姆所说的那样，俄国语言有一种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它包围着、环绕着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并且支配着每一个人？
他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另一个翻译已经悄然上台，戏接上来了，他觉得该出去抽一斗烟。
那天晚上，他没有陪阿列克谢耶维奇吃饭，他要和几个朋友去吃芷江鸭。一纸降书出芷江，他知道湖南芷江是当年中国政府正式接受日军投降的地方。而现在，他知道芷江的鸭子真是好吃，一道好菜，正该在山野间流水席上吃，宜斗酒、宜婚丧嫁娶、宜庆祝或凭吊帝国的崩溃。
80年代的某日，他在小羊宜宾胡同的一家小馆子里吃涮羊肉——有人恶毒地攻击北京人民的饮食，它有“辣么多”难吃的东西：六必居、稻香村、豆汁、驴肉火烧——这个叫张柠的老家伙伤害了北京人民的感情，他还可以加上炒肝、驴打滚、茯苓夹饼……
但是，必须承认，涮羊肉好吃。元大都留下了两样最好的东西：涮羊肉和元杂剧。那天，几个兄弟吃着涮羊肉，喝着二锅头，座中一人一直在亢奋地大谈昨天晚上——昨晚有人在工体唱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后来，他知道那是崔健的歌。崔健第一次公开演唱的第二天晚上，酒精、羊肉、血和荷尔蒙在时代之锅里沸腾，这正是他们的声音，这不是歌不是什么狗屁音乐，这是对着世界嚎叫，在那个晚上，他至少感到了一种自由：你真的不必不好意思，你的嗓子嘶哑，你的五音不全，但是你只管扯开了嗓子，你吼吧，他妈的爱听不听！
夜深了，他们醉醺醺地走在胡同里，鬼哭狼嚎：“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
喝高了。他记得那是春天，春和景明，万物发生。北京的地不平，他们互相拉扯着，背靠着墙，顺势滑下去，狭窄的胡同，他们的腿伸开，横霸住道路，世界在旋转，澎湃着所向无敌的荷尔蒙、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那是风雪荒野是莽荡江湖是流不尽的英雄血是挟一枚铜豌豆冲州撞府！
一个姑娘骑着自行车过来，捏住闸，闸皮咬住轮毂的声音，腿支在地上，长腿，从北京伸到布拉格。
嚎叫停止，他们的腿依然伸在路上。姑娘也不说话，胡同没有路灯，坐在地上看去，她身后上方是一棵树，他想，那是棵老槐树，槐树的枝桠间是月亮。
忽然，一个家伙吼起来：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很快，变成了合唱，渐渐地，整齐起来，步调一致，都气壮山河了。
那姑娘静静听着。过了一会儿，一片腿从车上下来，忽然把车子往地上一扔，哐啷一声——很多声音已经被我们忘了，自行车倒在地上的声音，一排自行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声音，激动人心的声音。
她笔直地走过来，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飞起一脚：
“滚蛋！”
踢中胫骨外侧的声音。坚硬的80年代皮鞋。
他想起了鲍勃@迪伦和阿历克谢耶维奇，他们是多么不同的人，像俄罗斯和美利坚一样不同。鲍勃@迪伦，这暴脾气的老流氓，他会不会像阿列克谢一样来到此地，来接受无端的膜拜，他能否忍受没完没了的洪流般的废话？他们肯定还会让他献唱：来一个！好！
那是多么嗨的场面啊。但是他知道，出版社和媒体正在预支他们的失望，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太相信那盛大的狂欢能够来临。
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们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你的大脑才是个玲珑剔透的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已经伤害了极少数中国人民的感情？深深地伤害了，他想，中国人宁愿让肯尼亚人获奖，或者让叙利亚人获奖，很好，然后，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考虑到中国已经把自己弄成了诺贝尔最大的市场，你不应该不考虑我们的需求和感情。
对面这位小兄弟脸上一副备受伤害、怒气冲冲的表情：他们不能把自己变成追星族，阿多尼斯、罗斯，还有那谁谁谁——他们都比他强。
他看着他，他想，这孩子真年轻，我如果不是太懒，会生出他来的。我喜欢他，喜欢这份真理在握的倔强，但是，幸亏生他的不是我，我不打算除了为他的房子操心还得为他的脑子操心。现在这孩子满怀真诚的愤怒，他真的气坏了，都愤世嫉俗了，他看不起庸俗的大众庸俗的瑞典文学院和庸俗的我，他觉得他属于一个端坐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小集团，一种关于所谓文学的真理只向着这些被选定的人秘密传授，因此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高级的，什么是不高级的，他们是祭司，他们希望世界在他们的真理中纯洁无暇。
他叹了口气，说，你是对的。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为什么他会写下布拉格了，那是因为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桥上的人在夜空下走着，忽然，转过身来说：你看，人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可笑，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飞起一脚！
他严肃地说，我知道，文雅一点，这叫当头棒喝。
其结果，便是漫天的星星，从秘鲁直到法兰克福。
2016年10月16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