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十月》·小说新干线（选读）|蒋在：举起灵魂伸向你（1—6）
蒋在，1994年9月生，11岁开始写诗，14岁发表诗歌。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 小说见于《十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好小说》《山花》《长江文艺》等,获首届《山花》年度小说新人奖。 2016年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
举 起 灵 魂 伸 向 你 蒋在 二楼与三楼的落地窗上，有一条用黑色的白板笔画的物理抛物线。走过裸露的水泥楼梯，每次我都会踮起脚，减少鞋底叩击地面的声音。只有踏上楼层通道里的地毯，我才会完全放松下来。 我的电子邮箱里，只保留了他发给我的邮件，学习上的、私人生活上的，甚至包括我的写作，我能背出大多数他写的内容。 他的办公室往左面绕半个圆，在校长办公室旁边，门的侧面贴了一块方形的软木板，上面的透明工字钉是他的，彩色的工字钉是别人给他留言时按进去的。最上面写着：扎克·斯图尔特，人文系教授。 我更喜欢他的姓氏。他的生日比我早一周，这个让我想到了神示。去年他过四十八岁生日时，我给他写过贺卡。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写诗或是小说，他说他在等一个缪斯。我告诉他里尔克说不要写爱情诗。第二天他在教室门口叫住我，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稿说，里尔克当然写爱情诗。 我接过他递来的纸稿晃了一眼里尔克的名字，转身快速地下楼，然后朝教学楼的侧面走去。那儿有一大片树林，雨后的阳光照进树林，苔藓上蠕动的虫蚁和空气里植物的气味，让我的心情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走路的速度。 “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我不能确定这是里尔克的诗。我翻遍了里尔克的所有选集，也没有找到这句诗。 他的门打开了四分之三，下面用一个塑料塞子卡住门缝，不让它关紧。室内有五个书柜，上面放的全是精装本，统一的冷色调，跟他家里的一样。我能看到的有莎士比亚全集、麦克·尤恩全集。 要看着他的眼睛。我总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少次可以望着他的眼睛。 他喜欢穿蓝格子的衬衣，外面套一件V字领的毛衣，从不打领带。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咖啡色皮革商务公文包，可以手提或者斜挎，他从来都是手提。我知道公文包的牌子是Kattee牌的，我上网查过。 要看着他的眼睛。 他在对我微笑。我将脸转向窗外，光总是被几棵高大的花旗松树挡住，即使有阳光也只能透过枝丫照射过来。 “这些天没有下雨，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斯阔米什了，是不是？” 他拿了一支黑色的钢笔。他用手撑住两端，让笔横在中间，又迅速地竖了起来。 “出太阳很好，下午可以去镇上买一束波斯菊。” 我的心跳在加速，每一个单词从嘴里吐出时，都像棱角分明的石头。 “也许你已经适应了上海的气候，”他将那支钢笔斜成了三十五度，钢笔折射出白色的光，“从温哥华到上海需要多少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如果风向好的话，有时九个半小时就能到，我也不太清楚。” 我注意到了他无名指上圆环状的金色戒指。 他戴在了左手的无名指上。我先前一直以为他离了婚。如果是在右手的手指就有别的含义。可是我并不介意，如果他不爱她。我希望是这样的。就像我并不介意他的女儿对我充满着莫名的敌意。 他的女儿在镇上读初中，短发，不是金黄色的那种，瘦弱，喜欢绿色。对人不太友善，可能是因为牙齿刚箍上了钢圈套。总之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她喜欢吃我做的沙拉。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他女儿也在。我给他女儿做沙拉，里面放了花叶生菜、紫甘蓝、小西红柿、玉米粒、洋葱圈，她从不放千岛酱。我把沙拉递给她，她看我一眼，坐在了壁炉前面的那块毛石上，不愿跟我们待在一起。 我和他在圆形大吊灯下坐着，他点好了蜡烛。他在腿上铺了擦嘴用的花手巾，用法语对我说，Bon appetite。 他的女儿望了我一眼，透出一种蔑视。她端着盘子去了地下室。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她爸爸让我别在意。 “我要和我的妻子去巴黎了，去看我们的女儿。” “她不是在你身边？” “我说的是另一个。” 教学楼过道上铺的灰色地毯，总是让我有某种说不清的感觉，或者它能盖住一些外部的声音，让一个人走在上面时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同学在大声地叫我。他在二楼的教室里，他走了出来，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跟着同学一起抱着厚厚的几本书，走过他的身旁，想象他望我背影的情景，有一股暖流涌进身体里。 如何举起灵魂伸向你。 真的是里尔克的诗吗？是他的表白？抑或只是证明里尔克是写过爱情诗的？那么有必要打印出来证明吗？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间的讨论，或者只是随口一说。里尔克的诗不是我必修的课，我只是那么一说。或者是想在他面前显示我的阅读能力。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是那么一说。 娅姆正在往房间的门上拼贴东西，她叫我把屋子里的几个啤酒瓶扔出去。我顺着楼道后面的小路往下走，前面有个废物堆放箱，同学们喜欢把不要的可利用的东西堆放在那里，也有同学会从那儿拣回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床头柜、比如衣服。我也在那儿拣回过东西。 不远处就是停车场，暑假就要到了，停车场里面的车挪动很频繁。车的种类很多，车牌上的归属地也变得更远，有的甚至是从纽约开过来的。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都从美国来。每当放假，同学的父母会戴着墨镜，穿着露出肩膀的T恤，打开车的后备厢往里面装行李。女人们肩膀上的金色绒毛闪闪发亮，而吸收了光线的雀斑却变得更加黯淡。另外的一半学生基本上是加拿大人，国际学生只占了全校的百分之五，且那些所谓的国际学生大多从欧洲来。所以私下里我们都说这所大学是全加拿大最“白”的学校，因为不光学生，就连老师也差不多全是白人。 在北美洲，所有的白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但在这所大学大多数人都是白人，那种优越感并不是十分明显。他们并不喜欢人人平等，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精英的团伙。拉帮结伙这种现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根据身高、种族、口音、头发的颜色、冰上曲棍球，形成不同的小团伙，这个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学校就有因为文学和艺术，形成的一个奇特的圈子，他们与众不同显得超凡脱俗。 他们是学校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比我从前遇见的更特别。他们的出现像是一道光，给学校着了色。无论他们在学校的哪个角落出现，都会形成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形。或者他们的贵族气派，像巨幅画卷摆在客厅的壁炉之上；像那幅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骑的那匹白马发光的黄金鬃毛。 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常常和娅姆从后门绕出去，经过雪地去到围着栅栏的抽烟区。厨师也会从那儿出来，掐灭学生刚刚扔掉的一个烟头，扔进垃圾桶，从工具室里拿着铲子铲雪，将雪堆积起来。第二天黎明，我们会发现雪堆上的人面雕塑，那么生动的痛苦表情，总会让人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某种涌动。 学校停车库里的每一辆旧车上，都留下了他们的杰作。那些车子玻璃上的灰尘都是陈年的难以清理，经过他们的手再经过别人的拍摄，传到学校的社交网站上，让全校的人惊异他们生活的空间，竟然有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在不经意间猜测着画画人的名字，他们有悲观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人生的虚无之中，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唯有艺术永恒。这样的讨论使我们的生活，多了许多艺术的色彩和氛围。 他们画美国知更鸟，加拿大黑雁。黑雁的翅膀，鸟羽的茎，中空且透明。仿佛只有高贵的风能够触碰他们的脖颈，他们的手指是那么的纤弱修长，虽然戴着手套但是抓东西仿佛很紧。他们开着奥兹莫比尔442，在学校休课的时间里飞奔在去美国加州的公路上。有时候，他们会把车停放在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几个人斜靠在车上，点烟时微微低下头，响亮的音乐从打开的车门冲出来。 他们神秘又不神秘，他们不参与时政，永远只谈论过去。他们也没有建立一些让其他人感到晦涩难以理解的“密码”，只为了和成员沟通。没有像美国大学那些所谓的兄弟会，或是姐妹会有一些自己的勋章，以此来辨别成员。他们更希望没有人认识他们。 走进这个精英团体之前，一切是那样的让我感觉到望尘莫及。他们高冷排外不拘泥世俗中的种种行为。因兴趣爱好聚齐一帮人在一起的现象并不少见，而更加特别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聚集在了一起，而是经过斯图尔特教授精心挑选的，正好他们大多数都是同一届的学生，他们很快就要毕业了。每一年斯图尔特教授，都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和培养这么一帮学生，大约十个人左右，他们不仅要对艺术有敏感的嗅觉，且无论男女都要有脱俗漂亮的外表。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斯图尔特教授的。我和他们不同，我之所以能够融进这样的小团体，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多人对这个团体的排外性进行攻击，我的出现恰好体现了他们的包容性，也堵住了其他人的嘴。另外，由于他们浪漫主义表达的本性，对神秘且遥远的土地有一种渴求性的探索，为了便于他们艺术的创作，我代表了他们还不曾到过，也不曾写过和表达过的东方。 我知道他会在楼上看我。 从他办公室的后窗那儿，可以看到我回家经过的小路。这是他告诉我的。 下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现在在办公室，你想在暑假前跟我交流一下吗？我一下乱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该换衣服吗？化妆？我抹了嘴唇，发现颜色太过于显眼，又擦掉了。我围着教学楼转，心脏跳动的声音竟然那么明晰，想着每一步都在走向他，脚下的每一颗石头都在震动。它们都知道我在朝着他去。 我们坐下来聊天，聊我夏天的计划，聊他夏天的计划。我能感觉到他对他培养的那一批精英毕业的离去的不舍。他一直在谈论他和他们的过去，他们是多么的优秀，以及谁谁谁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过什么文章讲了什么内容。他还给我看了上个假期他和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妻子并不美丽。讲到这儿，我觉得我该走了。我无法接受他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妻子。 “你不一定要走的。我只是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做完。或者，你想一起吃晚饭吗？” 我并没有即刻回答，他看出了我的动摇，继续说道：“我不太喜欢食堂的饭菜，我们可以去家里吃，这样可以吗？” “那行，我们去你家吃吧。” “你想现在走吗？” “我可以等你做完手里的事，没有必要急的。我半小时后再回来。” 离开他的办公室，我快速地跑下楼梯，朝着操场对面铺满鹅卵石的小路走去。我该怎么做？之前我答应娅姆一起吃晚饭。我只好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去找娅姆，告诉她我不能跟她一起做饭了。 娅姆听到我改变了计划变得很伤心，但如果我告诉她我和斯图尔特教授吃饭，她会更伤心。教授的精英小团体是她一直想靠近的，常常得来的却是那些人，藏在礼貌之中的冷漠和嘲弄。他们不选娅姆而选了我，原因是娅姆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印度人，在他们眼里她就是一个加拿大人，甚至她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即使如此，她说她在这个国家依然找不到归属感。或许是因为她父母的牵制，并且将她恋爱的自由范围，圈定在印度人之中。在这样的自由之地，她的父母和其他的亚洲父母没有什么两样。周末不允许外出，不允许随便带朋友回家，连自己学什么专业都不能擅自选择。他们设定她必须成为一个医生，对于医学并无兴趣的她，有痛不欲生的感觉。她对于我对于选择我的学业有无限的自由感到荒唐，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常常使她惊讶地问一句：“你爸妈不管的？” 我回去找他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暮色笼罩下的教学楼，是那样的静穆。我的脚步声也沾上了暮色，它沉静孤冷地叩在地面上，与我的心情形成对照。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笑着起身朝我走来，他像是早已准备好了。 学生来他家吃饭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每周聚集他培养的那群精英。我们以举办图书俱乐部为借口，每周日七点，带上一本名著。有时去早一些还能吃上下午饭。我们买一些廉价的食品和蔬菜，去到他家喝名贵的红酒。有时他还会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就会开车到另一家更远的超市里去拿两只烤鸡。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同学们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邀请。 冬天围在灶炉边上，我们读《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为了体现俄罗斯贵族的日常生活，常常在对话中写法语。这并不能对教授或是这群精英造成困难，他们读到法语部分时，从不停顿，以纯正的巴黎口音，而非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口音，大段大段地读下去。我很少出声，如果我说我完全听不懂，就会扫了大家的兴致。当读完一个章节，出于礼貌，教授会找人给我翻译成英文。这样的方式虽然是出于关心，但常常让我十分尴尬，仿佛所有的缓慢都是为了我一个人。甚至让我觉得，他们没有读俄文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否则他们就能完整地体验到原文的优美。 他对我额外的关心，并没有让我误会他对我有什么暗示，或是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而是为他良好的教养而深受感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么一定是高贵，是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妄想靠近的高贵和优雅。他投足举手之间透出一种欧洲皇室贵族的气质，让人想起玉帛或华丽丝织品上的光泽。即使落寞了黯淡了，也依然保持着高贵和尊严。 我们每读一本书，就会在书中尝试寻找出一种关于自己的定位。教授是我们的核心，是图书俱乐部的发起人，我们仰仗他，所以他总是无可避免地幻变成书中的主角。主角的美德与吸引人的魅力，在无形中增添到了他的身上，渐渐地这虚拟的形象，不可磨灭地塑造在我的心里，连现实生活中他偶尔所表现的不一致，都被我内心的想象抵制和否认了。 冬天的黄昏，雪覆盖了停车场，初秋就一直停在那里的雅马哈摩托，头盔里歪歪斜斜地装满了雪。红色的消防栓光秃秃地露了半截，门前用砖块隔出的花圃范围早已被雪淡去。只剩下一棵光秃秃的树，单看树干很难分辨出那究竟是一棵香柏，还是花旗松，树干像拆掉了一半的拱门。他们带着俄国人的仿兔毛帽子，边缘及其里料用的棉纺与平绒，像鸵鸟的背部后面的鸟毛高高向上拱起，身影从一排排的树后渐渐显现。那个样子像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刚走出来，刚下火车的梅什金公爵——过膝大衣里，还透着隔壁旅人潮湿的汗气，汇合着火车喷出的蒸汽，走到车站的角落，将红木质地旅行箱放在脚边，为了摸出左边衣服口袋的烟斗，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手上的酒。 他们常常拿着半瓶威士忌酒进门，在晚饭前喝上两杯，说那才是真正的烈酒。喝得半醉半醒之后，在午夜开车回家。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他们在转盘处急转弯，即使碰撞，抛锚，或即刻死去都是值得的。 “猫呢？”进屋后我故作镇静地说。 “在那里等着你呢。”他指向沙发的一角，那只黑白相间的猫，在沙发的靠背上静静地坐着。 我们都笑起来。他递给我一条围裙，给了我四个苹果，六个红萝卜，让我切开。 他给我开了一瓶红酒。他问我：“你母亲漂亮吗？” 我笑着点头。 “比你还漂亮吗？” “当然。” 他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杯子，只是象征性地碰了一下，然后说：“这一定会很难。” 我微微偏了一下头，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我没有朝他举起杯子，而是歪过头自己啜了一口酒。口红印留在了杯子上，我想用手去抹掉它，却又畏怯地将杯子放到桌上。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他一定是知道的。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我故作镇静地取出两张餐巾纸，一张放在手里，一张递到他面前的桌上。 接着他问我是否去过欧洲，问我在巴黎有谈过恋爱吗，在意大利遇见什么人了吗？我没有回答他。我想问他，难道你不明白吗。我看着留在杯子上的口红印，心里酸酸的始终没有开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开口，我就会哭出来。 他点上蜡烛，我请他为我弹钢琴。他最喜欢的是肖邦，为此我将所有肖邦的曲目背了下来。不仅如此，我还训练自己的耳朵，分辨圆舞曲、序曲，还有夜曲，当我听上一小段，基本控制在前十秒之内，我就能够准确地说出是肖邦的哪一首曲目。我对自己的耳朵很满意。 “你想听什么？”他说。 我尽量显示出不经意的样子，略加思考后说：“肖邦降B小调夜曲一号，第九卷一。” 他在钢琴前坐下来，在回过头来看我时，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开始在琴键上寻找、起落，哗啦啦如疾风划过水面波光的漾动。我发现我的手心出了汗，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上来了。我试着让自己松弛下来，在他的手慢下来轻柔地落在琴键上时，音符开始融化转而又升温，冰溶于水，清幽且明亮。 我看着他挺直的脊背。流动的音符成为时间的缝隙，而此刻的他是嵌进夜曲里闪动的灵光。我的心融进冰里，化成水在月光下浮动。我知道那一刻，是他怂恿了乐曲朝着幽冥的夜色中潜行。 我看着他，突然间我想到了他的死亡。如果有一天我连他的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有多么悲伤孤绝。我的手又出汗了，握着的纸巾变得潮湿。我发现他的头发在慢慢变白，虽然他已将两鬓剃短，遮住了将要满头白发的迹象。但他的嘴唇却失去血色，在喝了几口红酒后，才又显示出几分活力。 我不停地想象着他死去的情形。想着他的手变得惨白，再也握不住一支笔了，合不上一个信封，写不下我的名字了。想着面对他的死，我手足无措，想着他墓碑上的字迹，无法更改的年月…… 我甚至想到了我该用母语还是用英语，伫立他的墓前哭泣。 请你再慢一点 如果你已慢了下来 我的心，我的意志 是什么使你恐惧 你说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 或者哪一个动作 让我感觉到 你升腾中的销蚀 在此之前 为了留住你 我将献上 我所拥有的一切 一个没有珠宝穿孔—— 少女贫乏的耳洞 放完暑假回来，夏天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却已经有了秋天的景象。学校周围的荒草因为没有人修剪长得很茂盛。到了晚上十点，天仍然微微亮着，打开屋内的灯，外面的蚊虫看见亮光，不停地撞在窗玻璃上。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开课前见到教授，可是却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借口，我只能希望在外散步时能够偶遇到他。但这样的可能常常是微乎其微，但我还是每天在黄昏来临的时候，独自走在通往树林的小路上，听各种各样的鸟叫，看它们飞过蓝天和树梢，在昏暗的天光下往回走。 鸟的叫声越来越黯然，像是要镂空夜色来临前的寂静，镂空他们离开后的学校。他们毕业了，学校对于我来说像是突然空了似的，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有缺口，虚空了一个人生命似的缺口，是不是也在消融着时间，这个是我惧怕的。所以我盼望着能早一点回到教授的小团体中。我幻想着新的团员，能够像从前的他们那样，能够真正地理解我对艺术的表达，能够像他们那样让我感觉到生命理想的恰切和交错。我可以跟他们谈论我们都能理解的人生、文学和艺术，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他们会懂我在说什么。而不像在寝室里面对娅姆和艾玛，她们对我说的文学艺术没有兴趣，即便在我与她们偶尔的交谈中，虽然也显示认真听和表示出赞扬，我知道那只是出于礼貌，她们很快会找到合适的时机打岔或转移话题。 大四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年之后，我跟他们一样，将永久地离开这里。这个令人伤感的时间和感觉，似乎是突然显现出来的，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而深感沮丧。这个新的学期我和娅姆、艾玛还有波特，搬进了比去年更好的独栋别墅。每个人新配了两把钥匙，我把它们挂在脖子上，生怕出门时忘记，而将自己锁在屋外。一把是寝室的大门钥匙，另一把是我卧室柜子的钥匙。钥匙的挂串是PU人造革，我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它从我后面的帽衫滑进了脖子里，冰冰凉凉的一条线，紧贴着皮肤。 两把钥匙长得一样，我没有给它们做任何标记来区别。我试了第一把。大多数时候，第一把总是错的，钥匙进了锁孔无法转动，我很少有第一次就能打开门的。这一次也一样。我试着敲了敲门，没有人在家，我换了第二把钥匙。门边有一个鞋盒，像猫砂盆，不过是浅口的。所以我们鞋底的泥沙，免不了还是会落在地板上。 这一周不是我负责清洁房间。 我平时喜欢一个人在家将音乐开到最大声，并且会跟着唱，我听不出来自己唱得是好是坏，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不能在她们面前听英文歌，她们会在背后议论说我被西化。她们不知道亚洲人也懂流行。特别是娅姆，她挑剔地对待亚洲人，可能是为了报复她父母对她的那分严厉。 我把书包放在书桌上。这是我固定的书桌。客厅里有两个书桌，另外三个人共享一个。因为娅姆说我是国际学生，东西很多，几个收纳箱里放不下，可以腾到桌子上。娅姆决定着我们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务，洗洁精的牌子，拖布的颜色，而我们就只负责去买。 我们两个人一个卧室。和我一个房间的室友也是国际生，是一个泰国人，叫波特。娅姆和艾玛并不喜欢她。波特是个自然主义者，不喜欢冲马桶，也不喜欢洗衣服，换下来的衣服挂一段时间又拿出来穿。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彼此并不真正了解对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特也一直都对我没有什么好感。 波特也是图书俱乐部中的一员，她原先高我们一届，由于她中途休学了半年，不得不降级到和我一届，这样虽然我们成为同一届，但她又会早半学期比我们毕业。 波特出现在图书俱乐部的原因，想来和我也差不多——为了体现那群人的包容性，甚至为了迎合那些非营利组织机构，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救援。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本应该互相排斥，为此我们心照不宣，互不排斥和伤害。后来因为我对艺术的见解，以及他们对我的接纳，还有他们对我艺术观的赞同和欣赏，在图书俱乐部偶尔作为“中心”的原因，她也只好用亲近我的态度来跟我交往。不然，我们俩怎么也不可能成为朋友。虽然我向往着与她和解，即使我们之间并无矛盾。 我们成为室友的原因来自于，她当时同届学生毕业之后，她的孤立无援。她的交友并不广泛，比她小一届的学生中，她认识的除了我没有别人。所以当学校让每个人上报寝室室友时，她来问了我。向往和她和谐交往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我立刻就答应跟她做室友。毕竟我俩将是图书俱乐部老成员中最后剩下的在校生。今年还会招新人，我和她在俱乐部的时间待得长了，以前那些需要被他人照拂的关系，也许就摆脱了。我不仅答应了她，并在心里奇怪地萌生出一种期盼——我们会和睦相处。 我从中国回来的那几天，她给我画过两幅画，一张贴在厕所，另一张贴在卧室门上，下面用中文写着“欢迎回家”。即使这样，我们友善的关系也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刷牙时间，洗衣服的次数，晚上上床的时间都不一样，更加实际地恶化了我们本来就不友好的关系。以前的恶意、不相容我以为都是靠假想出来的，而如今想象也变成了现实，甚至更糟。她将所有脏衣服塞在床底，她的床离暖气很近，衣服烘烤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让人睡不着。我起身拿自己装衣服的篮子，将她的衣服全部拉出来，放在卧室门口。她回来之后，我假装在卧室看书，心思却全不在书上。她把衣服抱了进来，放回了原来的位置。把篮子放在了我的床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出去时将灯关上了。 我和她之间近距离相处的彼此不适，给我们整个寝室造成了一种冷战的气氛。娅姆和艾玛走过我们房间，会用非常警觉的眼神朝我们看一眼，像是看一个爆炸物，生怕不慎祸及自身那样。我始终觉得委屈，当着娅姆的面哭过，这个时候只有她会迎合我，她喜欢倾听别人的争执，从中寻找到一种，她自身不敢去尝试的战斗式的快感。 我还没有讲到她将脏衣服又放回卧室的事，娅姆转动着眼珠子朝我使眼色，示意我波特已经回来，我坐在客厅背对着她，听到了她在掏钥匙换鞋。 我没有回过头去。我心里有怨气，更不想她看见我哭过，为了避开她我朝厨房走去，装作清理水池，我本想回房间，如果那样我跟她之间的一切就过于明显了。 “我刚刚已经去二手商店，买了空气清新剂，如果你觉得卧室臭，你就往我衣服上喷。” 她悄然无声地走过来站在我的身后，讲完这句话之后，看见我在哭，就进了房间，去拿环保纸巾给我擦眼泪。这种纸是灰茶色的，造纸粗糙，只有食堂才有，是她去食堂偷来的。她递给我纸巾，将进门时还没来得及放下的不锈钢水杯，放在厨房的水池边上，我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看来娅姆之前就把我出卖了，我这样想着心里有些羞愧。她坐了下来，摸着我的背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时她像一个圣徒，而我们只是一群，为了使她的圣洁凸显出来的凡夫俗子。我并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的同情，是出于她觉得我可怜，是个处处不如她的弱者。我反而觉得内疚，为我所做过抱怨过的一切。 我把身子向后挪，为了看得到她的眼睛：“真的吗？”我的意思是你会离开我们，搬到别处去住吗？如果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的矛盾，被留下的那个人总是被动的，大家会对我做人的方式产生怀疑。 纸巾被我紧紧地攥在手里，我感觉到擦过眼泪之后，纸屑粘在了眼角下面。 开学一个月之后，我也没见过教授，他既没有在我们集会时出现，也没有发任何一封邮件，暗示他要为他的小团体选出一些新的成员。这让我每天都感觉到空洞，他们的离开使得学校失去了那种特有的生趣，再没有了往日在某一处惊喜地发现，一个奇特的图案上印着的飞鸟，人类变了形的身躯，一个附着了时间和记忆表情，我甚至连他们中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 我望着窗外，树叶开始飘落，秋天的小雨打在玻璃上。艾玛推开我的门，只探一个头进来，她小心谨慎地叫了我一声。我放下手中的书回过头看着她，她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到客厅去。我正在为完成论文而焦头烂额，我不知道艾玛怎么会找我。她是一个从不说长道短的人，加拿大人的和平主义在她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随时随地都会说对不起，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有人来了，就会为别人拉着门。当然这在我们之中成了她的弱点，我们常常对她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怪罪于她，比如洗洁剂用完了，我们说她为什么不早点提醒大家。她会说对不起，下次一定留意。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错，却忍不住要这样说。 她的礼貌并没有为她带来相应的尊重，人们反而将此看作她的软弱。艾玛礼貌又害羞，抬起头来才看见她湖泊般蔚蓝的眼睛，在金发的映衬下变得更为深邃。她的五官与白皙的皮肤无时无刻不透出一种柔和来。唯一不相称的是，她金黄色的眉毛中间夹杂着一些棕色。金发在北美洲无时无处不受到一些优待，因为那闪闪发亮的颜色，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特征，多少带着些许远逝的贵族血统。但因为艾玛软弱的性格，让很多人无视了她金发所该有的特权。 我合上书，将电脑上没有完成的论文，重新保存了一遍走出去。艾玛在客厅背靠着墙等我，她的一只脚不安地来回画着。在这个房间里紧张的，不仅仅只有艾玛还有波特。洗手间的门半开着，可以清楚地看到波特在洗手间对着镜子化妆。艾玛靠近我还没说话，就先紧张地吸气，我的注意力在波特身上，波特的举动一反常态。 艾玛看着我有些急促，这是她的常态。她的善良本应凸显出我们邪恶，爱说人坏话的恶习，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毫无意义却不思悔改。但她爱给别人制造紧张消极的气氛，与她那良好的品性正好相抵了。她像是一个不停制造压力和释放压力的黑洞那样，让我们沉浸于她制造出来的无穷无尽的压力之中，弄得我们也都要患焦虑症了。 她会为了证件照照片尺寸不符合旅游申请表格，而打断我和娅姆的学习，让我们想办法。却不会想到，她只要用剪刀将照片四周裁剪一下，就能符合标准。她时常徘徊，伴着阴雨，为了三四个月以后的事显得忧心忡忡。刚刚开学就会想到期末考试自己没有精力应付，每天对着我们忧心不安。简直让人受不了，尤其是娅姆受不了在家时要承受父母的压力，到了学校还要忍受艾玛。 波特出来了，空气中有一股香味。她从我的身边绕过，她在身体或者衣服上喷了香薰精油，那是一种薰衣草的提取液，和她房间里的熏衣草枕头一个味道。艾玛期盼地望着我，她在等我把目光从波特那里收回来。我心神未定地看着艾玛，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我该怎么办？你说。” 她露出一脸羞怯，就像平时我们当着她说别人的坏话一样紧张。我一直在等她诉说，她是为了何事而如此慌张。但她迟迟不肯开口。我移动了一下身子，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她用手轻轻拍了我一下说：“教授约我们去他家吃晚饭。” 我像是遭遇了击打一般，头皮发麻。我怕艾玛看出我的不适，努力镇静下来。教授邀请聚会，我怎么一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我？ “我该穿什么衣服？” 艾玛问我。 我心意迷乱，人像是坠入云雾中，身体正在往下沉。艾玛像是觉察到我的慌乱，问我怎么了？ 我说：“教授只邀请你一个人吗？” 艾玛笑起来说：“怎么可能！上过他课的人他都邀请了，他说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朋友去，你一起去吗？”艾玛平时对于人际关系不关心，她根本不知道从前的图书俱乐部，不知道已经毕业了的精英团体，更不知道我曾是教授家的常客。 我帮着艾玛挑选好衣服，波特在我和艾玛对着镜子抹口红的时候开门出去了。 “难怪她打扮得像要去约会一样。” 说这样的话时，我有点气急败坏。波特意识到这是第一天的聚会，会有一些新的学生将来被挑选进图书俱乐部。今日的打扮和姿态，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将来新的社员对她的第一印象，以及将来在俱乐部中的地位。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被一股燃烧起来的火焰灼烧，它朝着心脏以外蔓延，我的整个身体陷了进去，我努力控制着自己。艾玛羞怯地低下头，从卷筒纸上扯下一节，去捡掉到地上的头发。 去往教授家的路上，我没有跟艾玛说话。波特身体上的味道，以及她的举动一直在我心里回旋。踏上通往他家的草坪时，我的心开始激烈地跳起来，我想到了离开，想到我毕竟是不请自来，脸一阵阵发烫。可是想见到教授的念头，使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转身回去。我深吸几口气，我发现艾玛也在吸气，她甚至还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旁若无我地拿出手机，停下来查看自己的样子。 我们按响了教授家的门铃。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开的门，跳过她的肩膀，我看到教授拿着红酒绕过餐桌。波特正在做沙拉，她倒千岛酱的时候，抬起头冲进门来的我们礼貌地笑了一下。 同学们将做好的东西摆上桌子，圆顶吊灯从铺满木料的屋顶垂直下来，我们按照顺序坐了下来，将盘子旁边的刀叉从手帕中拿了出来，把手帕搭在腿上。我环视一周坐着的人，除了波特和艾玛我都不认识。这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是美国人，全世界只有他们会左手拿叉子，然后将刀放下，又将叉子换到右手边。 教授举起酒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碰在了一起。他的眼睛永远是那么和善深邃，隐藏着探之不尽的东西，让人怦然心动。我突然就忘却了，他没有邀请我的羞恼。 饭后，教授为我们弹琴，他弹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成名曲《水边的阿狄丽娜》。我坐在离钢琴稍远一点的地方，波特站在教授的后面，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我甚至怀疑她是否听到了琴的声音。 我在想到底是众神赐给了雕塑生命，还是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抑或是塞纳河流淌的速度和晚风，成就了理查德·克莱德曼。艾玛移动身体，我们的距离更近了一些，以至于我在琴声缓慢的隙缝里，能感觉到她在紧张地吸气。 这不是大家熟悉的曲子，教授弹完几个小节后停下来，给我们讲在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出生的时候，是站在贝壳上从海边慢慢被海风吹过来的。 有人推开了窗户，外面的草坪刚刚修理过，风将草茎裸露的香味吹进了屋子里。大家离开桌子坐到地板上继续喝酒，我坐在靠壁炉的台子上，静静端着酒杯。 那个夜晚，《水边的阿狄丽娜》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我甚至认为那是教授专门为我弹奏的。 斯阔米什迎来了雨季，七天中有五天都在下雨。从窗外向外望去时大雾挡住了视线。我和娅姆在艾玛的精神萎靡催化下，像感染了病毒一般，心情抑郁。 她们俩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针锋相对，虽然艾玛用了极度温和的方式，也让娅姆感觉难以控制情绪。娅姆的父亲对娅姆的期望很高，希望她学有所成，每一次都能拿到好成绩，为了将来的研究生做充足的准备。艾玛弄得她心神难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得萎靡不振。 受天气的影响我也很忧郁，我知道我心里装着教授，情绪在这样的雨天里淤滞，像天空中化解不开的雾霾。自从上次聚会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听说教授对上次前来聚会的新同学并不感到满意，十分怀念那已经毕业了，也就等于永远消逝的小团体。他们再也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教授家门口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毕业之后去了哪里。为此他还在前不久请了两天病假。这不是唯一让教授黯然神伤的原因，谁都知道如果新选的这些成员候选人并没有之前的优秀，就无法真正支撑得了这个小团体的灵魂，那他苦心孤诣延续下来的传统就自我瓦解了。因为文学哲学甚至历史学科在大学里逐渐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甚至有一些教授嘲笑这些专研文科的教授是“无用的自恋”。 娅姆坐了下来，拿起手机预约心理医生。我们一年中所交的七百块医疗保险，有两次看心理医生的免费机会。为了不让我们交的医疗保险白白浪费，我还忍痛去拔了四颗根本不需要拔的智齿。 心理医生的预约最早只能排在下周五。 “等到那时，我都早郁结而死了。”娅姆放下手机，把腿跷到右边。 艾玛走过来告诉我们，图书馆里放了一种探照灯，像一个小的暖风机那么大。探照灯照射出来的是白炽灯光的颜色，据说是学校为了缓解学生压力治疗忧郁症所购入的仪器。图书馆里一层楼就只有三个。我们听到这，仿佛抓住了未来的救命稻草。 我们搜罗了整层楼，将三个探照灯插上插头，放在桌上对准我们的脸，在那里看书学习。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成了三个忧郁病患者，没有人靠近我们的桌子，这让我和娅姆感觉很不愉快，因为他们都把我们当成病患。娅姆总是在家里将所有的不快发泄出来，艾玛总是退让，她将回屋的时间一推再推，目的是让娅姆看不到自己。 但只有我知道娅姆的不安并不完全出于艾玛。 从她不再像过去一样对教授的精英团体饶有兴趣，对我问东问西，我就察觉到了她的改变。 她恋爱了，而且还是一个她不该爱上的人。那个人不是印度人，还是一个从埃及来的穆斯林。他有没有真正爱过娅姆，我并不知道，我只见他对娅姆和其他女孩微笑的方式一样。也许是因为他想在公共场合隐藏他和娅姆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对娅姆一切亲密的举动我都是从娅姆处得知的。他什么时候说想她了，什么时候关心她每天的日常生活，甚至什么时候说来我们房间里和她看一场电影的日期，娅姆都一一告诉我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屋里见过他的影子，我也不信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娅姆自己编造出来的。 以前他没有公开和娅姆之间的关系时，娅姆也从未显得如此在意而变得闷闷不乐。因为她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免得让她的父母知晓。然而他今年退学离去，给了娅姆重重的一击。 他并不是从此消失了，相反他常出现在新闻和电视上。他善于制造时事，利用自己是穆斯林的身份，先是在巴黎的袭击过后，去到巴黎地铁站，找到自己的几个不同种族的好友，手拉着手，分别在脖子上挂着自己的来历，他的脖子上挂着的白板写着，我是穆斯林，来自埃及，你愿意给我一个拥抱吗？他左手还拉着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人在穆斯林恐怖袭击自己的城市过后，竟然选择继续信任他们，还牵着他们的手！这件事被人拍成视频发到社交网上，笼络了早已经疲惫甚至伤痕累累的法国人的心。无数人为此感动地上前拥抱他，并为此落下了两行热泪。 他之后被采访，当他说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时，许多加拿大人都为他感到自豪。而在巴黎的举动只是一个开始。不久他飞回加拿大，去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议政厅外面等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接见。 在巴黎和渥太华的风头并没有让他浅尝了名誉的甜头后而就此罢休，他有更大的野心。他接着又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回到了家乡埃及。向政府提交诉求特别许可他攀登埃及的金字塔。如果埃及政府同意，他将会是首位官方许可攀爬金字塔的人。 他的行为震惊了学校的同学，当初流传的关于他各种各样的绯闻又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和娅姆之间的事。这其实令娅姆感到沮丧。她也就再不信守当初要保密他们之间关系的承诺，她告诉每一个她认识的人，给他们看他们以前互相发送的短信，在一起的合照，但没有人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每个人都在竭力回忆每一个曾与他交往的细节。他负面的绯闻渐渐不再有人谈论，只剩下那些关于他的零星小事中所体现出的伟大，那些早就被学校同学发现的品质，以此来证实他如今的成就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连最初有人说他是被学校资助的贫困生的谣言也不攻而破，如果他家毫无背景，他怎么可能与政府扯上关系。起初，他的事迹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学校教授和学生之间谈论的光荣的事，但后来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好像与我们这个学校，这个镇脱离了关系，我们容纳不下他，他就再也与我们无关了，与娅姆也无关了。我们就渐渐淡忘了他，但娅姆却永远也忘不了，甚至奢望有一天他会因为她放弃一切，回来找她，向其他人证实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选自《十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