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十月》·小说新干线|蒋在：虚度
蒋在，1994年9月生，11岁开始写诗，14岁发表诗歌。诗歌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 小说见于《十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好小说》《山花》《长江文艺》等,获首届《山花》年度小说新人奖。 2016年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
虚 度 蒋在 我用胳膊夹着《圣经》，两只手自然相扣坐在面包车后排。像一个年轻的预备牧师，充满着希望。 开车的珍妮已经上了年纪，我们是在教堂认识的，她热情开朗。每周日都会来接我和法塔去教堂做礼拜。因为珍妮，我时常想起离世多年的姥姥，她若是活到珍妮这个岁数，会不会像珍妮一样满头银发，对死以及上帝充满信心？ 我总是想哭。转过脸看到珍妮的一个侧面，我也曾这样看过姥姥的侧面，总是担心她会突然死去。她们的眼皮因为衰老耷拉下来，从旁边看不见她们的眼球。珍妮上个月生病时面容枯黄，神情僵化地完成手中的拼图，我以为她永远不会好了，我甚至预设了她再也不能开车来接我们去教堂，这个差事得找到适合的人填补空缺，至少得花上一些时间。我想我能在空闲的那几个礼拜日睡到十点，她会从当地的医院转入城市的大医院里去，那里设备齐全；我甚至想到了我会因为去见她最后一面，而坐两个小时的公交，打开手机导航仪在交错的街道中央，找到她所在的医院探护室；想到她的葬礼我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雨中，其实脑子里全是姥姥姥爷在殡仪馆的情形，冻雨淅沥淅沥地下着，铺天盖地的绝望记忆就是寒冷。 可一个月之后，珍妮从容地开着车掉转车头迅速自如。疾病的影子除了加深她脸上的皱褶之外，没有削弱她半点活着的意志。她常常笑着说自己一点也不老，头发不到五十全白了，她们家人就她这样。我和法塔相视而笑，我们对她的年龄并不在乎。 雨天，珍妮会把车停到离我们那栋楼近一些的沙石路上。否则我们要走上一截，鞋子会被雨水打湿，珍妮认为那样去教堂会让我们感觉不适，凡是让人感觉不适的事情，都要尽量减少，以确保一个人的心情安然舒畅。 道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车窗外向反方向飞驰而过。路边的带刺醋栗花开了，一路都是，像是突然间蓬勃起来的那样，有些炫目。天亮前的那场雨下得很急，空气中有一种植物混着尘土打湿后的气味扑面而来。 说实话我对教堂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拒绝，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周去一次教堂，这不仅可以解决一个人身在异国的孤独感，而且我更希望能在国外的教堂，消去存在心里的隐痛，国外的教堂在我心里离上帝更近一些，或者因为地理因素，或者还有无法令我释怀的人为原因。 死亡记忆，无法抹去。十四岁，我还是个少年，我的姥姥姥爷就都选在了那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记忆变成痛感埋伏在骨头里，随着时间并没有变软，反而更加尖锐，有时会让我浑身的神经都扯在一起。初次见到珍妮，更加重了这样的感受。坐在珍妮的车上，看着远处，脑子里时常浮现姥姥满头是汗，她鼻尖的毛孔冒出黏黏的汗液，头发像是刚洗没有吹干，仍然飘着一股舒肤佳洗发水的清香。一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围绕着她，让她向上帝祷告。让她告诉上帝也告诉我们，她从此成为一个基督徒，再也不参拜偶像。姥姥烧了一辈子的香，敬了一辈子的佛，大汗淋漓狼狈不堪地被一群好心的教徒围绕。那时我的姥爷在重症监护室，他们说上帝可以救我的姥爷。 上帝可以拯救我们。不知道我的姥姥她是不是真的就信了，她举起了手，在哈利路亚的声音里我看到我的姥姥在发抖。她在发抖。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能拯救我的姥爷或者我们。我站在重症室过道上，看着那一切，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圣经》最后面通往耶路撒冷的地图。交错的网线，通往一个神秘的去处，我认为那是去天堂的必经之路。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凝望着去往耶路撒冷的曲折线条，盘着腿坐在床上学着向神祈祷，我只对这个线路图感兴趣。 而法塔不一样，她始终相信上帝对她有神力。能够响应她的一切需求。我无法准确地说出她是否完整地看完过《圣经》。每次她也只是试探地问我，你这周读了吗？她这样问我让我觉得读《圣经》是个短期的有针对性的行为。也许她也害怕自己的回答给我否认她虔诚的机会。她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是用英文，她会汇报她每周都去了教堂。她曾因别人对她说法语而恼怒，那些人常假设所有的黑人都来自于法国殖民地。而她从牙买加来，她对中国人有特殊的敌意。她说中国人在牙买加横行霸道，侵占他们牙买加人的利益。 她问我，你和他们一样吗？ 我赶忙摇摇头。 法塔和我只有在星期天才见面。星期天是我们一同上教堂的日子。她不去教堂的时候，我也会找借口告诉珍妮我这一周也有事，无法去教堂，她不用来学校接我了。每一次，珍妮夫妇都在电话里为我感到惋惜，他们以为我的灵魂生了病。他们会为我祈祷，甚至给我邮箱里发圣经新约里那些可以使我灵魂得救的话，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确得病了。 我怎么可以找借口来回避对自己灵魂的医治和忏悔？ 不去教堂除了法塔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不喜欢珍妮的车，有一股大型犬没有清理干净所残留的臭味。这说明平时珍妮喜欢把她们家的狗放在车上，并不在意清理。每一次坐她的车，透过车窗外的越来越亮的天光，我们能看到车厢里飘浮着的细小的纤维，我想那些都是狗身体上的绒毛，有时在吞口水的时候，能感到口腔中有异物，用舌头将它离析出来。 “哎，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说我有中国人的鼻子。” 坐在我身边的法塔在汽车上坡时转过头来问我。 “什么是中国人的鼻子？” 我看着她的鼻子，一个普通的跟她的脸型比起来，略微短了一点，却无大碍正常的属于她的鼻子，想不出它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就是又平又扁的东西。” 法塔把眼睛移到窗外对着一束光，她笑了，她的牙齿被点亮了一样出奇的白。车身摇晃了一下，法塔伸手来摸我的鼻尖，又再碰碰自己的鼻尖。她鼻尖上的粉刺从黑皮肤上冒出来，像装在麻袋里的黑豆米。 法塔的话让我不愉快，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样有明显国别标志的语言说话。实际上她是最不该有种族或者国家歧视的人，因为她没少受到民族歧视的苦痛。可她偏偏喜欢口无遮拦地表达，我有时甚至认为那或者是一种自嘲。 最开始没有人对上帝感兴趣，只有我和她，还有其他一些第三世界来的留学生。 国外真不如我们在国内想象的那样，外国人有信仰，每个人都手捧《圣经》，在恰当的时候说一句，“上帝保佑你”！上帝对他们更多的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或是已经构成了浑然天成的文化脉络，从久远的时间里一直流淌，成为他们不用记忆的记忆背景。他们已经忘掉了上帝，或者上帝也只拣选他需要的人，那就是老人和孩子。 “为什么学校里只有我们来教堂？”我问法塔。 “因为只有中国人和黑人需要救赎。” 我与法塔的眼光相碰时，我躲闪了一下。面对我怯懦的惊慌，法塔早已习以为常。法塔讲话从来都是莽莽撞撞，不知避讳，她像是从上帝那儿得到了过于常人的胆量。 珍妮加快了车速，我们都沉默下来。我想起克里希那穆提说过，我们寻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妈妈为什么在姥爷临终前，在只能是几分钟的探望时间里，抬起姥爷的手，求他向上帝祷告？ 四个月后，我的姥姥也去世了。姥姥的离去，对我一直是个谜。多少次我试图从妈妈那儿获得姥姥离开的真相，妈妈总说那样她就不再痛苦了。这个话有很多玄机，像是深不可测的暗夜里飞行的不明之物。每当这时候，我就不敢再往下问，那既像是妈妈的秘密，又更像是我的。如果揭开秘密，世间一切就都会变成黑暗的了，我们将无路可走。 太阳已经出来了，照射在远处的沙地上。驼背，驼背又来了，我看到他时，他正走过远处的一片矮树丛。这个不信教却总是来教堂的怪人。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只躲闪在长长的门廊下，弯着腰挡住牧师。实际上牧师很高大，他说话时得仰着头牧师才能听得见，所以我想无论他说了什么，也许牧师一次也没有听清过。他固执地挡着牧师的路，使得牧师不得不开口与他说话。 驼背参加过战斗，尽管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九十多天，那是一场高科技的现代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无论驼背在哪里参战，他都是一名真正的美国士兵。他找了一个在教堂里长大的女人结婚，那女人一生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改变他，可是他直到她死时都仍不信教。 他总是会在教堂的门廊上一闪，躲进某个拐角处等着牧师从什么地方走来，像一道阴影横在屋廊下。 “驼背很久没有来了。” 我看着驼背晃动在太阳光下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 “驼背会来的，他不会错过复活节。” 法塔一直闭着眼睛，她胸有成竹的样子，让我稍有不适。法塔喜欢和人打赌，逢赌必赢，猜测的事情永远不会出错。就算她闭着眼睛，也能猜测出发生了什么。 珍妮拐弯时放慢了车速。我们的车开过教堂后面那块木栅栏围出来的沙地，再往前的矮树丛里，长眠着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片墓地靠近教堂，成为常来这个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死后的愿望。驼背的妻子就葬在这儿。只有虔诚的基督徒，为教堂做出贡献的人，才被允许葬在这里。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驼背了，记得那一次我在门廊的拐角处碰到他一次，他刚刚从墓地的沙地上插过来，走在门廊上，他的裤腿上还沾着红色的花粉。经过他身边时，他斜着眼睛看我。他身体里总是透出来一股腐败的东西，像是一种冥顽不化的杀气，让人产生敬而远之的逃避感，丝毫没有年龄所带来的和蔼可亲。驼背其实并不像我们称呼的那样驼，他只是背脊左侧受到过难以恢复的创伤，一只肩膀比另一只肩膀高耸一些，使得他整个身体只能歪着。 他的故事也如同他本人一样，弯曲不平疙疙瘩瘩，细碎地散布在教堂的角落，供人们在做完弥撒后喝水歇息的时间里，草草地谈论几句，以此作为消遣或者灵魂攀比的放松。在我的想象里，凡是参加过真正战斗的军人，骨子里都会透出一种别人没有的，虽偶然停歇却依然向着四面扩散的正气。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同样上过战场的姥爷，他的骨子里就散发着那样的正气，让人觉得年老的他既慈祥又方正。可是，驼背的身上却没有这样的气息。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驼背炸了一个飞机制造厂，我想这或者是一个惧怕战争的人，对自己英勇无畏的想象。之后南斯拉夫军队用高炮在科索沃北区击落一架战机，那个死去的飞行员，是驼背的哥哥，这些充满传奇的故事，让驼背的命运像深陷在迷雾中的峡谷那样弯曲而不可思议。对于那场空前绝后的轰炸战，我始终没有进一步想了解的兴趣。战争结束后，驼背患上了，本该科索沃土地上的人民患上的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症。 实际上教会的人对战争本身并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更想说明的是，驼背患上一种奇怪的病，像着魔一样的病。政府对战后人们心灵的重创，永远也无法负责任。 只言片语的传言，如风吹过，没有人会放在心上或者追究其真伪。悲哀的是驼背不信上帝，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偏偏找了个笃信上帝的妻子。他的妻子对神和救赎深信不疑，耶稣有一天会归还我们曾失去的乐园。驼背怎么会相信这些，他除了不信上帝，还沉浸在血腥的焦虑里，所以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灵魂，这样的灵魂没有增益对方，反而在相互损耗。所以他的妻子选择了离开他，离开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选择。 驼背似乎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他再出现时，已被诊断出患上了晚期肝癌。他仍不信上帝。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来教堂向牧师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要求——要求死后和妻子葬在一起。他的脑子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他不可能提出如此要求。 “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 法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反应有点过于夸张，她把眼睛瞪得很大。 “是的，这非常荒谬。” 珍妮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汽车在靠近教堂时速度非常慢。她打开左转向灯，我在嘀嗒嘀嗒的声音中，回过头去看那片遮挡在树木中的墓地。 社会对心理创伤欠缺包容和补偿，无论是受虐者还是施虐者。驼背战后怕见光，连新年的焰火都会令他焦躁不安。珍妮这样说的时候，总是从后视镜里向外看，沙地上鸟群飞过。 可怜的驼背，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的妻子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数次尝试着让他认识上帝，把他的过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他走出困境。还让驼背在教堂附近的圣约翰高中做保安，但他却在那儿交易冰毒。 珍妮在进入车位前，有一对夫妇牵着他们三岁左右大的孩子过马路。金发的小男孩挣脱妈妈的手，拦在了我们车前。珍妮把车换成了停车挡，以防止任何意外发生。金发男孩的母亲快步走向前，把她的孩子抱起，给我们让开车道。为了缓和气氛珍妮说：“他们两夫妻必定喜欢蓝色，你看他们一家人的外套和车身。” 停车位的线应该是刚画的，白色的警戒线和柏油路相间的间隔十分明显。在白色警戒线的前端，有一轮弧形的黑色的轮胎印，是有人在油漆未干前，车压线造成的，十分明显。 珍妮将车停入固定车位中，所有的声音在突然间停歇下来，有那么一瞬珍妮屏息而坐，我们也停留在她的等待。空气中充斥着的粉尘，有些刺鼻，珍妮将头顶汽车的遮阳板拉下并戴上了墨镜。 太阳从云层中透出的光柱，很快移到教堂后面的树林里去了。 “不管怎样，一个爱辱骂上帝，几十年冥顽不化的无神论者，都不该来教堂。即使别人不说，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这一次珍妮的声音里有了很多情绪，受她影响我对驼背的行为也有了反感。 太阳已经出来了，照射在远处的沙地上。驼背，驼背又来了，我看到他时，他正走过远处的一片矮树丛。这个不信教却总是来教堂的怪人。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只躲闪在长长的门廊下，弯着腰挡住牧师。实际上牧师很高大，他说话时得仰着头牧师才能听得见，所以我想无论他说了什么，也许牧师一次也没有听清过。他固执地挡着牧师的路，使得牧师不得不开口与他说话。 驼背参加过战斗，尽管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九十多天，那是一场高科技的现代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无论驼背在哪里参战，他都是一名真正的美国士兵。他找了一个在教堂里长大的女人结婚，那女人一生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改变他，可是他直到她死时都仍不信教。 他总是会在教堂的门廊上一闪，躲进某个拐角处等着牧师从什么地方走来，像一道阴影横在屋廊下。 “驼背很久没有来了。” 我看着驼背晃动在太阳光下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 “驼背会来的，他不会错过复活节。” 法塔一直闭着眼睛，她胸有成竹的样子，让我稍有不适。法塔喜欢和人打赌，逢赌必赢，猜测的事情永远不会出错。就算她闭着眼睛，也能猜测出发生了什么。 珍妮拐弯时放慢了车速。我们的车开过教堂后面那块木栅栏围出来的沙地，再往前的矮树丛里，长眠着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片墓地靠近教堂，成为常来这个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死后的愿望。驼背的妻子就葬在这儿。只有虔诚的基督徒，为教堂做出贡献的人，才被允许葬在这里。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驼背了，记得那一次我在门廊的拐角处碰到他一次，他刚刚从墓地的沙地上插过来，走在门廊上，他的裤腿上还沾着红色的花粉。经过他身边时，他斜着眼睛看我。他身体里总是透出来一股腐败的东西，像是一种冥顽不化的杀气，让人产生敬而远之的逃避感，丝毫没有年龄所带来的和蔼可亲。驼背其实并不像我们称呼的那样驼，他只是背脊左侧受到过难以恢复的创伤，一只肩膀比另一只肩膀高耸一些，使得他整个身体只能歪着。 他的故事也如同他本人一样，弯曲不平疙疙瘩瘩，细碎地散布在教堂的角落，供人们在做完弥撒后喝水歇息的时间里，草草地谈论几句，以此作为消遣或者灵魂攀比的放松。在我的想象里，凡是参加过真正战斗的军人，骨子里都会透出一种别人没有的，虽偶然停歇却依然向着四面扩散的正气。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同样上过战场的姥爷，他的骨子里就散发着那样的正气，让人觉得年老的他既慈祥又方正。可是，驼背的身上却没有这样的气息。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驼背炸了一个飞机制造厂，我想这或者是一个惧怕战争的人，对自己英勇无畏的想象。之后南斯拉夫军队用高炮在科索沃北区击落一架战机，那个死去的飞行员，是驼背的哥哥，这些充满传奇的故事，让驼背的命运像深陷在迷雾中的峡谷那样弯曲而不可思议。对于那场空前绝后的轰炸战，我始终没有进一步想了解的兴趣。战争结束后，驼背患上了，本该科索沃土地上的人民患上的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症。 实际上教会的人对战争本身并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更想说明的是，驼背患上一种奇怪的病，像着魔一样的病。政府对战后人们心灵的重创，永远也无法负责任。 只言片语的传言，如风吹过，没有人会放在心上或者追究其真伪。悲哀的是驼背不信上帝，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偏偏找了个笃信上帝的妻子。他的妻子对神和救赎深信不疑，耶稣有一天会归还我们曾失去的乐园。驼背怎么会相信这些，他除了不信上帝，还沉浸在血腥的焦虑里，所以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灵魂，这样的灵魂没有增益对方，反而在相互损耗。所以他的妻子选择了离开他，离开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选择。 驼背似乎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他再出现时，已被诊断出患上了晚期肝癌。他仍不信上帝。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来教堂向牧师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要求——要求死后和妻子葬在一起。他的脑子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他不可能提出如此要求。 “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 法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反应有点过于夸张，她把眼睛瞪得很大。 “是的，这非常荒谬。” 珍妮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汽车在靠近教堂时速度非常慢。她打开左转向灯，我在嘀嗒嘀嗒的声音中，回过头去看那片遮挡在树木中的墓地。 社会对心理创伤欠缺包容和补偿，无论是受虐者还是施虐者。驼背战后怕见光，连新年的焰火都会令他焦躁不安。珍妮这样说的时候，总是从后视镜里向外看，沙地上鸟群飞过。 可怜的驼背，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的妻子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数次尝试着让他认识上帝，把他的过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他走出困境。还让驼背在教堂附近的圣约翰高中做保安，但他却在那儿交易冰毒。 珍妮在进入车位前，有一对夫妇牵着他们三岁左右大的孩子过马路。金发的小男孩挣脱妈妈的手，拦在了我们车前。珍妮把车换成了停车挡，以防止任何意外发生。金发男孩的母亲快步走向前，把她的孩子抱起，给我们让开车道。为了缓和气氛珍妮说：“他们两夫妻必定喜欢蓝色，你看他们一家人的外套和车身。” 停车位的线应该是刚画的，白色的警戒线和柏油路相间的间隔十分明显。在白色警戒线的前端，有一轮弧形的黑色的轮胎印，是有人在油漆未干前，车压线造成的，十分明显。 珍妮将车停入固定车位中，所有的声音在突然间停歇下来，有那么一瞬珍妮屏息而坐，我们也停留在她的等待。空气中充斥着的粉尘，有些刺鼻，珍妮将头顶汽车的遮阳板拉下并戴上了墨镜。 太阳从云层中透出的光柱，很快移到教堂后面的树林里去了。 “不管怎样，一个爱辱骂上帝，几十年冥顽不化的无神论者，都不该来教堂。即使别人不说，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这一次珍妮的声音里有了很多情绪，受她影响我对驼背的行为也有了反感。 “他们有时还把教堂当作婚介所。” 法塔说话横冲直撞，像一块石头突地从天而降。 “法塔，别这么说……那是神祝福的婚姻。” 我皱着眉头，把声音压低，生怕冲撞了神灵，我总是很忐忑。学校里一直只有我和法塔这样非洲来的学生到教堂做礼拜，我想法塔说得对，也许只有我们需要获得庇护，中国人尤其像我这样家庭并不富足的人，还有就是像法塔这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比起那些天生优越的人更需要神的帮助。 让人意外的是，我们看到了学校的一对情侣，他们手牵着手从门廊下面的石级上走了过来，我和法塔的眼睛相遇时，我迅速转向别处，一只鸟飞过树丛，天空很蓝，在国内由于我们家地处山区，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空阔的蓝色。 唱圣歌时他们就站在我的旁边，隔着几个人的距离，我能用余光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显得很虔诚，双手放在胸前，当人们有爱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恐惧。他们来教堂的目的很明显，为了坚固他们的爱情，与此同时，提醒彼此需要忠诚。任何形式的背叛都有可能对最终的审判加上一笔，或者受到诅咒。 我走过法塔身边的时候，我问法塔有没有看到他们祷告的样子，我一脸的不屑希望从法塔那儿得到回应，但法塔对这一对情侣来教堂并不感兴趣，她面无表情地把脸转向门廊尽头的后门，我也朝着那里看去。太阳光被院墙外的几棵杉树挡住，投下的阴影随着风在墙上移动。也许我们同时想到了驼背，因为他总是在这样的时间里，从那道门廊走过来。 “驼背今天准会来。” “为什么？” “在节日气氛里，人的心肠最容易变软。” 牧师从侧门那边走过来，他神情庄重心无旁骛地穿过屋廊。看来他心情不错，如果驼背今天来说不定牧师会妥协。不信上帝却要葬在教堂墓地，不管怎么说都是天方夜谭，真不知道驼背怎么会想得出来，并且执着于这样的想法。 这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可能除了我，就是驼背。他们能够接纳我，至少我是基督徒。我九岁起就和姨妈去教堂，常常跟他们一起在家里关上灯看耶稣复活的影片，多数时候是为了制造气氛。在必要的时候，有人还要抹泪，以此表达他们的心。即使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圣经》，他们也从来不会因此指责我。但对驼背，他们不再那么宽容。驼背什么都不是，他就更不该来到这里。一个不该来此的人，偏偏选择了来，而且还想长眠于此，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我不知道法塔为什么对驼背耿耿于怀。她对驼背莫名的兴趣，也许是因为别的教徒。 “驼背为什么想葬在这里？”我问法塔。 法塔放下长条凳，她正在用力地挪动走道里的一条凳子，将下面的纸屑弄出。 “生时不忏悔，死后却求一步登天，真是妄想。” “也许他只是想跟他的妻子葬在一起，仅此而已。” 法塔直起身来，她朝着正在说话的几个老人走了过去，他们大概在谈论天气之类的话题。教堂外放置的几张长方形桌子，已经铺上了裸粉色的桌布。复活节的巧克力兔子，大得如同鸡蛋，掰开兔子的耳朵，里面是空心的。还有一盒潮化了的核桃仁儿。左边放着珍妮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全麦面包，只剩下几块了。周围的一个中年妇女拿起银白色的小刀，轻轻地撕开包黄油的锡纸，往面包上抹了一层黄油，刮走了盘子里残留的面包屑。 人们开始有秩序地进场。分发牧师布道内容传单的是教堂乐队鼓手的女儿，她和她妈妈一样高挑儿，精短的酒红色卷发遮住了耳朵。硕大的银圈耳环透过发髻露了一部分出来。我估计她只有十三岁，但她站得和大人一样笔直得体，贫瘠的胸脯出卖了她。 布道内容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传单纸张换了新的颜色，将从前的粉红色变成了黄色，在这个有阳光的早晨，像是生了病的人的脸。 我接过传单将它翻过去，背面仍然印着填字游戏。我从来都做得很慢，不过这样的游戏，可以磨平心里的焦虑。 今天来教堂的人比平日里多了两倍。我们坐在安全通道出口左边的位置，这里的位置永远留给我们，很难看到牧师的讲台。大家都说这是留给大学生的，但我们心里清楚这是一种隔膜，就像一种东西，对于有的人必得隔着玻璃。我们的右边，那才是正对着十字架的位置。 每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不愿为教堂里的人的苦难做出任何祷告，包括驼背。我不喜欢他们把自己也当成上帝的样子，认为像我们，尤其是驼背是最应该祈请上帝宽恕的，我们有罪恶的灵魂，没有怀着对上帝笃信不疑的虔诚。 开始唱圣歌了，我们站起来，法塔朝门廊那边悄悄地看过去，我也看过去，以往这个时候，驼背会顺着那道阴影慢慢地走过来，他还会侧着头辨别我们唱的是什么圣歌。 他带走了我的罪恶 我的苦痛 他独自承受着一切 忍受十字架的负重 即使那时他也不开口 乐队换了一首曲调缓慢的歌，法塔闭上了眼睛，举起了左手对神唱赞美歌。后面的LED灯打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一下比房顶上的天窗还要亮。教堂外有一棵大的道格拉斯冷杉树，树高过了建筑，它的枝叶的阴影洒在了天窗上。 唱完圣歌我们坐下，法塔往嘴里放了一颗粉色的薄荷糖。我仰望天窗的时候，心总会被树影笼罩，变得黯淡和晦涩。重症监护室的情景，如同夜色中的暗影。她们围着我的姥姥，站在电梯间，逼迫我的姥姥举起手，向上帝祈请，她们手牵着手喊着：“阿门！阿门！”有时候，这个镜头在我们唱圣歌时，占据着我的脑子，乱七八糟的声音打扰着我。姥姥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脸上，她被动地弓着身体。我背着书包从学校直奔医院，走出电梯就看到了姥姥。 妈妈坐在监护室门口的凳子上，姥爷住的七号病床正好对着监护室的门。站在门外通过监护室两道门的小玻璃窗口，可以看到姥爷戴着氧气罩模糊僵直的脸，还有闪动着的心脏监测仪。前一天下着雪，我也是从学校赶来，正好碰上医生用手推车将姥爷送去做肺部透视，从重症监护室到透视检查的地方很远，医院的被子单薄，我和妈妈脱下身上的棉衣盖在姥爷的身上，他睁开眼睛跟我说：“宝宝，姥爷坚强得很，不会走的。”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我以为她们真的可以救我的姥爷。姥爷的肺部已经深度感染，医生说要割开喉咙。妈妈问割开喉咙有救吗？医生说有救。妈妈说那就割吧。医生让妈妈往手术单子上签字时，医生又说割开气管有可能就不能说话了，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愈合的伤口。妈妈看见姥姥无力地摇头，她拿着笔的手就抖了起来，决定手术的字并没有签。 我不知道她们是求上帝不要让医生割开姥爷的喉咙，我的姥爷也许就是因为错过了这个能重获生命的时机，才离开了我们。她们有十多个人，天知道她们的内心有多么虔诚，她们中间有人说能看到上帝，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上帝对我来说是透明的。她们挤在电梯间，她们相信能救赎姥爷同时也能救赎自己。她们把一本小小的打印着圣经原文的小册子交给妈妈，等到探视的时候，我们挤在重症室第二道门口，都穿上了浅蓝色的消毒外衣，看着我的妈妈走到姥爷床前，她跪下去把小册子放在姥爷手里，然后抬起他的手，试着让他发誓笃信上帝。 气温在下降，窗外雨夹着雪，在十米以外只能看到雪急速地向右边倾斜又落下。我们依然坐在过道上，送进病房的粥被抬出来了，吃了两小勺。这是我们最后看到的姥爷生命的迹象，他还想努力吃稀粥来维技体力。 姥爷一直很坚强，他从周四入院一直等到周一，妈妈通过熟人找到一个副院长，副院长进到重症室，医生说病人主动要求割喉咙。院长开了几张药单，妈妈去取药，姥爷就昏迷了。前一天他说很口渴，叫不应护士，我们就给他买了个手铃，以便他想喝水时，摇一下让围坐在医导柜台边聊天的护士听见。天知道护士们听到了是不是给他喝了水。姥爷被抬出来后，铃铛就丢在他的头边上。 所以在姥姥选择离开后，家人在清理她的遗物时，2008年12月9号的日历上写满了七个“痛”。为什么是七个？这同样是个谜。她选择了同样的日子9号，同样的时间，凌晨四点二十分。这个时间被她牢牢地握在手里，到了另一个世界交给我的姥爷时，她会不会说她为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信仰。 牧师站在讲台前面，我向右边看去，已经有人开始戴上老花眼镜，做布道传单后的填字游戏。今天我一定要做得比法塔和珍妮更快。我也赶紧拿出笔，画了一个又一个圈。 我离正确答案还差一个，我一共画了十二个圈，但纸上写着正确答案应该有十三个。 我没有找到“复活”这个词。法塔坐在我旁边给我指了出来。她将传单印有填字游戏的那一面朝上摆放，让四周的人都能看到今天她又是最快的。 布道的内容进行到了中间，牧师示意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到讲台上去同他站在一起。孩子的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往前推了推，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神的带领下，得到神的照顾。孩子们簇拥向前，有的太矮，不得不通过攀爬上了阶梯，像是波斯人，跪拜神像时，以脸触地。他们的父母停下手中的笔仰起头，有的甚至微微站起，在讲台上找自己的孩子的身影。他们始终相信他们的孩子是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一个。 法塔嘴里的糖在她的牙齿间作响。 驼背来了。阳光从他身后开着的门射进来，他像是被那道光推过来的。 驼背对着牧师喊了几声，并招手想让牧师过去。那些父母回过头，看着驼背，用眼神告诉他，他的不识趣。又不屑一顾地回过头，将注意力放在了他们的孩子身上。 法塔将嘴巴噘起转过头，我感觉到她在用她的舌尖玩弄那块快要溶化的薄荷糖。 喊啊，大声一点！让牧师听见，让上帝也听见。 我这样想着，把手中的纸举起来，仰起脸看上面写着的内容。 驼背的喊声越来越小，他大概胆怯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几分钟。他看着我们，看着教堂里灯盏映射着墙壁上那些彩色的画，还有背着他的身影。 牧师抚摩了离他最近的孩子的头，并同意他们离开讲台，去另一个房间上周日学校。孩子们手牵着手慢慢走下讲台，停留、等待、互相照应着向前走去。 孩子们离开后，牧师重新翻开一页《圣经》，向后退了两步，他看了驼背一眼，注意力又回到了《圣经》上。 没有人在意驼背，更不理会他可怜可笑可恨的要求，他简直是一个笑话，上帝不会饶恕他。 对于驼背在牧师布道时做出如此无理的行为，他们习以为常，驼背已不是第一次来教堂喊叫，扰乱教堂的礼拜了。 法塔回过头来，这时将跷起的二郎腿从右边换到了左边。我担心法塔鞋底的灰尘踢进了我红茶杯里，将杯子挪到了我的座位底下。法塔显得不高兴，因为没有发生她想看到的混乱的场面，没有争执或者反抗。她嘟嘟嘴，表示并不满意。埋头将手中的填字表又检查了一遍正误。 讽刺式的复活节的神迹也没有发生。一切稀松平常。 我抬起头来的时候，驼背已经不见了。阳光从那道小门里照进来，从那道门出去，穿过沙地和矮树丛，就是墓地了。 汽车飞驰过黑色的柏油马路，飞驰过盛开了的带刺醋栗花，飞驰过圣约翰高中的操场。 又一个星期天的礼拜散去了。 驼背死了。 跟往常一样，牧师埋着头合拢他的《圣经》，我悄悄走近他，我看着他的手抚过《圣经》的扉页。 “他能葬在这儿吗？” 牧师摇摇头：“只有灵魂洁净的人才能被埋在这儿。” “什么才是灵魂洁净的人？” “受到教堂的施洗。” “哦，我以为是爱。” 牧师皱着眉头，咬了一下上嘴唇。手中拿起棕色封皮的圣经，将约翰福音那页夹着的黑色书签线拉出，让它自然垂直下来。他握紧《圣经》，朝教堂的小门走去。 选自《十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