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甜：因为那把枪（创作谈）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部队于野外驻训归来，在军列上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一名军官在上厕所时，他佩带的手枪竟然从蹲坑的孔洞滑了出去！丢失枪支弹药是不得了的事，经过协调，军列紧急停车，一帮官兵下车，沿铁道逆行寻找。走了好久，最后找到了，避免了一场安全事故。

另有一次，我听一位领导讲，有一年部队外训时，一把手枪失踪了，到处找都找不到。部队召集全体人员进行点验，还是没影儿。领导仔细分析了情况，锁定了几名有嫌疑的战士，加大力度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终于有一个兵“自首”——他因为特别稀罕手枪（士兵一般配步枪，手枪用得很少），便趁人不备偷了一把。刚到手，部队就展开追查，藏是不好藏了。慌乱之中，他在帐篷下面挖了一个坑，将手枪埋了进去。领导跟我说，幸亏他坦白了，要不然，一旦驻训结束、部队回撤，那把枪埋在了荒郊野外，怎么可能找得回来？

两次丢枪，最后都寻回来了，皆大欢喜。但我喜欢胡思乱想，改编结局：如果那把掉到列车外的枪没有找回来怎么办？如果那把被埋在帐篷之下的枪一直没被挖出来，又会怎么样？

每一个穿军装的人都明白，一把枪对于他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枪是武器，在战场上它保护主人，也攻击敌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最初的构想里，我想写的是一个军人丢枪、寻枪的故事，类似于剖析物我依存关系的举例。

但渐渐的，我发现了它的局限性。枪是死的，枪要与人的互动，我要么得把枪人格化，要么，得把枪融入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相比之下当然是后一种更容易表现。于是，在进一步的构想中，我将小说确定为两名军人之间的纠葛，他们因为一把手枪而有了恩怨，有了与预定计划截然不同的命运。到这一步已经相当具有实际操作性了，我可以顺利地写出来。但一直没有动笔，冥冥之中我总觉得它“不够”。它容易滑向一种通俗化的恩怨情仇，一种浅表性的故事叙述——从文学品质上说，那被我判定为“不够”。

这一拖又是很长时间。直到某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埋枪的人，多年以后抱着悔恨之心想把枪挖出来呢？眼前随即落下一幅画面——茫茫荒原上，一个人挥动着锄头，一锄一锄地掘着土，像移山的愚公，像筑巢的蚂蚁。我被这荒辽背景与微渺之人的对比震撼，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与物也好，人与人也好，那些关联都不再重要，人最后面对的，竟是渺如尘烟又顶天立地的一个自我！

至此我才明白，小说重点不应该是丢枪所致的各种曲折，而在于“寻找”。埋下的枪，是心结，是秘密，是沉重的过往；寻枪，实际上是一个寻找自我、获得救赎的过程。

我是如此醉心于画面中奇妙的象征：荒原，既是最原始的也是被毁坏的性灵之原（悄悄致敬艾略特）；开掘土地的人，既在寻找过去（寻枪），又在建设未来（种树），凭着他一己之力。他不是“现代的基督”，只是经历过私欲、罪恶的碾压后，又艰难重塑的人类自我。

而彝族人的故事则在我的意料之外。原来的打算是，他只提供一种环境、氛围，作为荒原的延伸背景。好比人物到了土地庙，总得捎带着描写一下土地爷的像。完全没想到他不声不响的，像棵树一样生出了根须，摇曳出枝条，随随便便就画出了一个生命之圆。这个圆不是种树人的内涵或者外沿，它与后者有交集，有碰撞，还提供类比与旁证，但到底绝世独立。彝族人的沧桑、善良，他的俗世历练，他的伤痛与收获，都是荒原人格化的存在。

按我的理解，寻找是一种修行，过程的意义远远大于结果，但又不能没有一个结果。结果能如何呢？既然枪对主人公而言是盖棺定论、是成王败寇，那么他挖到最后一锄，找到了那把枪的残骸，是不是就算功德圆满？不，他遇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作者，这个作者决定，即便超越了现实的能量，也要予他更大的奖赏。

于是把枪还给他。

不是一把，是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