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5《十月》•俄国当代作家短篇小说特辑⑦|亚·卡巴科夫：笔记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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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三则①
亚·卡巴科夫
潘 琳 译
兵营植物金球花
坚固的原木双层营房从特维尔哨所经过盛装的莫斯科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凯旋大街，甚至更远的地方。当地的年轻人高度崇拜高尔基大街帝国式的奢华，他们不屑一顾地称这些原木营房为木头房，这些木屋里满是臭虫、老鼠、建造上述帝国大厦的外来突击队员和一些身份很难确定的人。在夏天的傍晚，所有这些人会聚在院子里，为着一个普通的人类的目的，即喝几口凑钱购买的粮食酒，聊聊八卦，讨论无产阶级的“鱼雷队”与垃圾警察的“迪纳摩队”的比赛结果（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说警察是“雷子”，而称他们为“垃圾”），也许，在天黑之前，还会和旁边院子里同样这样休息的人打上一架……
这些独立的院落是由不高的栅栏围起来的，每个院子的远角都有一个巨大的木头垃圾箱，垃圾箱旁边是墙上布满裂缝的厕所。
除了花坛边缘，整个院子里都种满了我至今不知其学名的花，而它的俗称听起来很不一般，叫“金球花”。
很少能用词语绝对准确地形容一些对象。
金球花照耀着我们的院落，它比现在任何一家俱乐部舞池的灯光都更好看。
跳舞先生们穿着战前缝制的宽裤，裤脚扬起的灰尘闪烁着金色的薄霭。
薄霭在尘土飞扬的小广场上弥漫。
而姑娘们丰满的脚踝在金色中游弋。
金球花最适宜木头房屋。
一般说来，一个对是否有中央供水系统、是否有暖气等十分讲究的人，是不可能住木屋的。可是人们没有地方住，住到劳改营里毕竟更糟糕一些。在农村会更好，因为那里没有简易板房。但感谢上帝，我的邻居们当时不知道这些。
我那时曾长期生活在军营的莫斯科和盛装的莫斯科的交界处。我们因此知道，夏天，院落里的金球花将会再次盛开。
关闭一号啤酒馆是发现美洲的结果
在勉强凑够几个卢布之后，就随时可以去附近的啤酒馆。啤酒馆正对着普希金纪念碑。我十六岁时看起来像二十岁，所以我可以去任何酒馆。
啤酒馆的名称是“一号啤酒馆”。啤酒馆里铺着漂亮的白色桌布，女服务员头上也戴着白色的头饰，地板擦得干干净净。顺便说一句，在英国啤酒馆都是用锯末来清理地板，因为那样更简单些。而在我们的一号啤酒馆，只是用扫帚扫……
啤酒馆由两部分组成。
进入高大的门之后就是第一部分，称作“快车”。门对面，在一框架雕花的小拱门里，会看到女服务员那张红扑扑的圆脸。服务员脸色平静，无论你买多少酒，这张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订单可能是这样的：一杯“白头”伏特加，2卢布62戈比；一杯日古里啤酒，2卢布20戈比；一份“食客”香肠的三明治，1卢布6戈比，再配上82戈比的里加牌鲱鱼罐头，或配上64戈比的波舍霍尼耶奶酪。男人们守着四张高大的大理石小桌中的一张，会把这一切喝干吃尽。人们不多耽搁，也几乎不交谈，只是为了积攒精力前往伊兹马伊洛沃，地上还得换乘三次……
对于那些想真正喝点酒并想和同事或偶遇的熟人聊聊天的人来说，还有第二个去处，这里更宽敞一些。除了上面列出的订单，这里还可以预订：刚上市的下酒菜大虾；三星白兰地，不仅仅是亚美尼亚白兰地，而且配上牛排，牛排上透明的肥油上盖一层松软的面包屑；黑OE咖啡、法式泡芙或拿破仑牌奶油，厚厚的一层奶油会流到手上……
临近午夜，文学院的学生或被习惯性称为泰罗夫剧院的演员们之间会大打出手，目的是为了弄清谁才是天才……
而这一文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去了一趟美国。他看到了很多现象，这样的现象应被植入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而不应该留给资产阶级。
当然，重要的是美国玉米大王罗斯韦尔·加斯特的经验。这位美国农业领导人很适合进入政治局，可是同志们却不理解……不过，赫鲁晓夫对于美国农场的印象并没有触及我们的城市生活。我们温和地嘲笑一下种植在极北地区的玉米，阴险地把赫鲁晓夫夫人和艾森豪威尔夫人相比较（不过也并非每个人都偏向那位美国女人，有人说她是鲱鱼）……但是，这些对我们那位共产主义领袖产生诱惑的东西，也强烈地触动了我们。
例如，他很喜欢美国没有围栏，因此也没有院落。而关于由高大灌木丛围起来的美国式前院，却没有人告诉他。他游历了东海岸，并为美国人都相互紧盯着过日子而感到高兴。他觉得这就是公社传统，他深信要小心保护这种公社传统，要与党保证劳动人民均拥有个独住房的方针联系在一起。人们要躲进个人的缝隙，那么就让院子成为公共的也好！……
围栏于是被推倒。有些木桩还在，最后一批木桩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还留在那里。相应地，人们一下就摆脱了围栏和院落，就好像是从海里爬上来一样，赤身裸体。
别了，金球花！金球花的光芒已暗淡了多年，就像教堂穹顶的金色闪光一样，赫鲁晓夫同志对教堂金顶的痛恨还超过对金球花的痛恨。别了，黄昏中的舞者，木头厕所，抽了半包“杜卡特”烟的聊天……
不知为什么，我们身边总是会发生花朵被拔除、被践踏的事，现代化也因此受到限制。
而啤酒馆的情况更糟糕，简直令人恶心。党的总书记看了在美国很普遍的小吃部和自助餐馆后，决定立即在苏联推广这类餐馆。的确，资本家们都已经意识到，一位劳动者不应该给另一位劳动者喂食，而我们的生活却与沙皇时期一样，居然还有仆人！
啤酒馆于是关门了。
桌布和发饰、圆脸的女服务员和肥美的牛排都消失了。甚至文学院学生也不再打架，因为钩心斗角转移到了作家协会。只剩下几张光秃秃、黏巴巴的桌子，尽管有一个“饭后提供啤酒”的歪斜告示，有奶酪三明治，可那奶酪在形状和味道上都像是肥皂。
就在那个一九五九年夏天，莫斯科举办了美国国家展。赫鲁晓夫参观了展览，但当时他并未对美国生活表现出强烈兴趣，也许他以个人经验认为此类活动纯属宣传。然而真正的美国，即肉饼自主快餐店和别墅前敞向四方的草坪，却征服了他。他无法相信美国的木质小楼都是固定住所，而非别墅：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座独栋房子？这简直是幻想！……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并不想对我们做坏事。给我们什么不好的。只不过，他们总是试图把他们对生活的误解当成我们幸福的基础。
有列宁像的院落是变换的空间
我的户口落在了莫斯科市中心。我已在莫斯科市郊的一个村子住了很长时间，在那里，由硅酸盐砖建造的国有农场的旧房子之中混杂着红砖建造的被称作“宿舍”的新房子，而我现在落户的地方是格鲁吉亚大道。从这里到特维尔-雅姆斯卡雅第一街只有一百米，到白俄罗斯火车站更近。据说，这座楼房和整个街区一样都建于一九三〇年，供契卡、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部总务局的工作人员居住，这座楼房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主要神话之一，它当时的名称是什么来着？当时建造的是一座六层楼房，没有阳台和电梯，后来加装可推拉的玻璃窗。住宅很不方便，有些住宅至今还是筒子楼，幸好所有住宅里都有一个可疑的优点，即有独立卫生间。木头楼板换房和卖房时是报不上价钱的。近四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和一场小火灾。这楼还凑合能住。
我们这里的住房与大楼也是很匹配的，屋里都是旧东西（我不喜欢新东西），旧壁纸……为了住到市中心，很多年前我们通过换房从奥斯坦金诺搬到这里，那里原本有一套高塔上很好的三居室。
然而这里是市中心，正是我喜欢的、自小熟悉的地方，一个安静的院落，高楼大厦阻隔了广场和街道的噪音，院落里有树木，还有一个四周围着铁丝网的排球场。
而院落的中央立着一尊列宁像。底座有一米多高，底座上是列宁头像。当这个街区还在建造时，据传闻，契卡木匠、自来水工人和粉刷匠们用自己无产阶级的钱建了这座领袖纪念碑，因为没有纪念碑他们会感到难受。从那时起这雕像就站在这里，每年一次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会被刷成银色。
随即突然爆发了改革。改革摧毁了可怕的苏联生活，代之以可怕的反苏生活。少数未曾被毁的东西也被毁掉。前几代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同归于尽，由他们掠夺来的一切，又由剥削阶级的后几代人在劳动人民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窃取了回去。所有被禁止的东西又被允许，而被允许的却自动消失。诸如此类。
而列宁依然站立着，虽然新的自由生活已来到我们的院落。
更确切地说，新生活来到了，可我们院子里的新生活方式仍与苏维埃国家缔造者的雕像共存着。在我们院落里没有人愿意挪走偶像。
自由正以流浪汉和老鼠的形式四处乱窜。
自由像逐渐侵蚀院落的污水坑一样冒泡。
自由像奥迪A8、陆地巡洋舰100和奔驰E320的马达隆隆作响，这声音与流浪者和污水坑相安无事。
自由像妓院嫖客身影在夜晚悄悄闪过，妓院就坐落在我们隔壁一幢楼的六层，这幢楼装修得很好，在第二布列斯特街，一楼是巴斯金·罗宾斯冰激凌店和皮货店。
我打量着自己的院落。
远处肮脏的树丛中现出脱了皮的熟悉头像的侧影。垃圾堆积如山，早已淹没用作堆放垃圾的带轮子的铁箱，流浪者们在这里翻拣东西、睡觉、喝酒、吃东西。我不是凭借相貌认识他们的，而是根据他们的名字：由于青伤痕而脸色泛紫的跛脚女人瓦丽雅，她帮助过守院人，她的男朋友叫热尼亚，热尼亚身穿皮夹克，鬈曲的大胡子满是尘土；一位戴着宽檐帽的无名先生，他穿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带裤兜的裤子和靴子，遛着明显是其他富裕人家的狗；肥胖高大的科里亚，当地人会让科里亚加入自己的酒局，这些当地人不住在垃圾堆里，而是住在屋子里，他们也许是竖起列宁头像的那些人的后代……但是不排除科里亚本人在这里有自己的住所，他在院子里只是在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
有鸽子和老鼠在我脚下和汽车轮子下乱窜，这些汽车常穿过我们的院子抄近路。
我看着自己的院子，感觉到恶心。
我讨厌我的门洞，门洞里常有外人，那些过夜的流浪人，我很少看见他们，也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来去偶然，每次来的也都不是同一拨人，他们在这里睡觉、喝酒（而且他们通常喝的并非最便宜的伏特加，而是很高档的啤酒），吃喝之后，还要满足一下之后的生理需求，比如大声号叫着做爱。这些门洞居民们在门洞里留下大面积的尿液，在楼梯上、电梯前甚至电梯间留下酒瓶、烟头以及充作垫子的纸板和破布，不知为何他们还把粪便抹在墙上还用记号笔不带语法错误地在门洞内侧的门上写下一句人道主义的呼吁：“人们，请善待流浪者！”
虽然并无任何人招惹他们。
而我不可能对他们友好，因为有一次他们差点把我们的房子连同我们的所有东西都烧个精光，我也不喜欢墙壁上的粪便。如果夜间从楼梯口传来呻吟声、咳嗽声和叫骂声，妻子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局（我作为一个男人不方便打电话），十分钟左右，警察们就会过来，大声驱赶流浪汉，声音大得能把整个楼层叫醒：“起来！快起来！（咣！）快走！说你呢！快（砰！）起来（哐！）！快（啪！）走！”电梯哐当一响，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然后就进行了改革，还有后改革，然后就开始稳定起来，我们终于抬起了疲惫的膝盖，并完全依赖于进口……
我环顾着自己的院子，自己的门洞，听着半腐烂的水管和下水道里流动的歌声变成了怒吼，看着天花板上渗水处的污渍（阁楼上覆盖着积雪），并在想象的清单里记下已经没有的东西和将来也不会再有的东西。几乎没了流浪者，没了鸽子和老鼠。没了民警，因为有了警察。电梯里没有尿液，然而电梯墙上还有一面没有被打破的镜子。没了排球场和地下妓院，院落中央却建了一座小而雅致的宾馆。没有了皮货店，其原址上开了一家颇具巴黎风格的咖啡面包屋，年轻服务员们围着长长的围裙，用法语迎送顾客。就是这样！
而列宁还站在那里。滚圆的大脑袋上涂着银色染料。
就让他站在上等咖啡的香味中吧。
注：
① 此篇原题《Центровые заметки》，作者亚历山大·卡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абаков)生于1943年，俄国当代著名作家、政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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