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 国生：在自由的重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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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青年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芙蓉》、《天南》等杂志期刊。小说作品《聚会》发表于《天南》杂志第十六期头条，并由著名译者Austin Woerner翻译成英文。曾获“紫金·人民文学短篇小说佳作奖”、上海作协主办“创意小说”比赛冠军等荣誉。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尾骨》。

在自由的重负下

大概一个月前，我结束了一个持续一个月左右的工作，再次陷入磨人的睡眠紊乱。症状较为多变，总结下来，大概都是疲惫却无法入睡、睡眠时间充足的却感到头晕无力。我咨询过做医生的朋友，甚至去中山医院查了血液、拍了心电图（都显示正常），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这是二〇一六年二月开始自由职业时，我没有想到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的）彻底自由之后，自由将成为你的牢笼。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抱着小猫睡觉（不知道算午觉还是晚觉），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有人问我，小说写不出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就像你抱着一只猫睡觉，你知道你快要压死它了，但你醒不过来，身体也没办法动弹。其实我忘了，我到底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可能说了，也可能只是在我的脑海中飞快地打了个转。

我说的是清明梦，也叫梦魇。事实上，我非常熟悉它，却无法确定它正式的名字。我从高中时开始频发这种情况，午睡时常常陷入梦魇。有时只是单调的寝室景象——我在睡眠中所以为的，与真实的寝室没有差别。有时会有一些额外的特效，比如洪水将从那扇窄小的窗户中涌进来，像是一艘将要沉没的游船。当你终于从无法动弹中挣扎出来，请务必立刻坐起来，让自己清醒。如果你由着那种用尽力气的疲惫占领你，再次陷入睡眠，你将很快迎来第二次。

一个中午四次梦魇，是我的最高纪录。

现在，我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这是我从前幻想过要住的房子。白天采光很好。要是早晨七点起床，阳光会被对面的高楼遮住，但一到八点钟，光线能一直照到客厅和房间中的过道。傍晚，坐在窗边，从楼与楼的夹缝中能看得足够远，以至于那种黄昏时的长条形云彩不会被割断。你会觉得那是种馈赠。然后天空慢慢黑下来，逐渐有灯光亮起来。要是说与想象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发现其实上海的晚上没那么亮。这是一种普通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就在那儿放着，等待我去发现它的普通，等待我厌倦，然后成为某种日常与习惯。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来适应这个新住处。这是我七年以来搬的第十二个住处，每次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和时间去重新适应。我不相信算命。有一个算命的说我是漂泊命。他不知道的是：漂泊者对漂泊的态度暧昧，有着同等程度的向往与抗拒。他更不会知道的是：其实这事儿不重要，至少没那么重要。

再早些时候，我和两位朋友坐在宜家商场开发票的区域，朋友A在办事，朋友B突然说，你好像老了一点。她比我大几岁，曾在写作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算是一半朋友一半老师。在都有足够精神空闲的那几年，我们漫无边际地聊过不少次。她聊政治，为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而感到愤怒。我觉得可疑，但在人们不再关心世界的时代中，那种质疑显得无力。

我说，你也是啊。

她说，倒不是说长相什么的，你没有以前尖锐了。

我问，没有以前脆生生吗？

她说，没有变得世故，但也很难说还天真。

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我们被别的事情打断了。

事后，我回想起那几句对话，我想告诉她：因为我在一种自我消耗的状态中。有时我会说，日常是一种煎熬。但我的日常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过去的写作中，我试图找到人物面对的具体困境，家庭、金钱或岌岌可危的外部世界……但有一天，我发现真正的困境并不是这些，而是某种人们内在的认识与态度。

就像，即使人们不面临黑夜，却面临对黑夜的恐惧。

你对黑夜的态度可以非常具体，喜欢或厌恶，进入或远离。但在黑夜来临前，在某种平顺的日常中，那些隐隐约约的潜伏着的恐惧，却又是模糊的。你没办法去剔除它，或转化它。你只能面对，或者（假装）不面对。

在你面对的时候，就是某种自我消耗。仅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在无从选择的状态中，自我消耗中蕴含着某种诚实。

我变得钝了，因为我在自我消耗。

如果要为过去的一年、三年、七年作出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变得钝了一些。

而这种变钝的过程，可能有一半要归功于朋友A。她第一次提出这个词时，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一种难以适应的抑郁情绪。你会想到你正在穿过的马路，路边将要落叶的梧桐以及水杉，你想到马里亚纳海沟，而这一切都让你觉得触目惊心——那不是我所熟悉的煎熬感，不是情绪低落，而是一种完全难以控制、让理智失去作用的走神。

她说，不要把它当成敌人，这会让你变得更钝一些。

我从来不是一个钝的人，事实上，我是钝的反面：迅捷、灵敏。我有一种非常现代的优点，能极快地在复杂的局面中厘清线索，找到利益最大的目标。过去的很多年，我一直这么做。不仅仅是在糊口的工作方面，甚至在写作上，我也是这样。当然，这与功利也有区别。因此它在我的写作上造成了某种局面：想要迅速的突破。

年初写完几篇部分关于个人（不是指叙述的事实）的小说之中，立刻想要去写别人，完全与我无关的人。那是一种对技术的迷思、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狂妄。它导致了一个后果：我终于能写出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小说，可以被印刷，被阅读，但毫无灵魂。我可以为自己辩解：无论成功与否，这是无可厚非的尝试。

但我不可辩解的是：我僭越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有无数次关于真诚的漫长的讨论。她不明白我为什么对这个词如此执迷。我也不明白。也许是到我抑郁的那段时间，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真诚，是一个不真诚者的呼救。她也在呼救，只是在另外一个场域里，另外一种意义上。

真诚是某种自我鞭笞——对我赖以为生的幻想与虚妄。

这是难以厘清与表述的部分，它与我之后所写作的《小插曲》、《他没去过北京》无关，却又是某种基础。一种不得不持有的对待写作的态度。这是唯一可以讨论的关于创作的事情，而具体的怎么写、写了什么、想要表达的内容则无从提起。

要是追问起来，我想寻找的是一条日常生活中缝隙——在你不面对战争、迫害、死亡的日常生活中，你如何生活。我们无法自由，因为它是过于真实的虚空，而对意义的追问，太难抵达终点。所有的抵达，将只是一种妥协。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负担，无需太重，本人也不能知道，它就像某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保证生活能进行下去。

而当那些负担被拆穿的时候，“自由”的虚无之重便压了下来。但你不能尖叫——那会让你看上去做作与多余。

你只能屏气凝神，与自我对峙。

这是我的感觉。这当然是我后来的感觉。

那种抑郁的感觉没有持续太久。一位朋友自杀了。

我忘了我从哪儿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记得是深夜。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震撼。这位朋友，我只见过一面，朋友A见过不止一次，她比我更喜欢他的小说。于是我告诉了她。我们没有讨论过多。

相对缓慢的，他的死被传播，被讨论与放大。不少纪念文章。我们像被噤声般，度过了几天。但我知道，那种感觉消失了。他，作为一个较为陌生的朋友，带走了那一部分。

好几天以后，我才向A承认了这种感觉。我说：我知道这有一些自私，甚至于无耻的成分，但就是这样。

我不再期待某种本质性的变化发生。不再期待一些过于绝对的事物——比如舒适的自由、比如愤怒；比如更为复杂与困难的处境（我曾认为它有利于写作）；比如世纪之初的年轻人的活力与生命力。我们总说，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可是我发现，每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说。我们总是错过——因为错过能提供某种幻想——曾有更好的时代。

但如果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呢？毕竟人都一样得坚韧，又脆弱。

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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