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杨毅：《梁庄十年》与作为时间的“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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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十年》与作为时间的“梁庄”
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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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人民文学》发表《梁庄》以来，“梁庄”不仅成了作家梁鸿经营的文学世界，也逐渐成为国内大火的非虚构文学的地域性坐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再到最新的《梁庄十年》的相继出版，成为我们时代重大的文学与文化事件，构成了当下重新看待乡村与中国的重要模式。
梁庄的魅力何在？我以为，“梁庄系列”改变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书写者与乡村的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虽然大多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依然关注乡村，认为乡村孕育了它们原初的记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通常是隔膜或浮光掠影式的。无论是人与物，还是物质和精神，乡村早已和他们经验中的世界面目全非。乡村的意义由此蜕变成了“故乡”，甚至“想象的乡愁”——这正是非虚构文学所要极力避免的。很大程度上，非虚构借鉴社会学的口述史、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来试图探寻原生态的乡村样貌，正是基于对上述视角的不满。或许，非虚构文学的大火正应了我们对世界“本真性”的需求和某种“伪紧迫感”，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知识分子用“行动”来践行他们对乡土中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是抵抗学院知识生产体制带来的“虚无”），乡村是否真的能够如其所愿，被书写者勘探到其自身内部的复杂肌理，而避免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事实上，这同样是《梁庄十年》所要面临的问题。当梁鸿尽可能地摆脱作为知识分子的“返乡者”的外在视角，她又如何深入到梁庄的内部，来获得与被书写者平等、融入又不丧失自我主体的思考。
在我看来，梁鸿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梁庄”时间化，即把“梁庄”从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变成一个精神上的时间概念。事实上，作为空间概念的梁庄已经显示出它内部的复杂和多元，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无论是书写梁庄内部的人们，还是外出打工者，“梁庄”都是基于广袤空间流动中的凝聚体。但更重要的是，在今日之中国，乡村（梁庄）早已不是一个固定静止的客观物，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将梁庄视为时间而非空间的概念，显然更有利于作家勘测到乡村内部潜在的变化发展。因此，“梁庄十年”成为梁庄十年间自身演变的忠实记录，更在梁鸿的叙事中通向了精神史的写作。
作为时间概念的“梁庄”，近乎自然地向人们展示这十年来的变化。《梁庄十年》随处可见的就是时间的痕迹。“房屋”“土地”“生死”还有人的命运，这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本要素足以在十年间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第三章“土地”写了北岗种植艾草的历史，折射出的则是土地政策、资本与农民生活的交织龃龉。由于梁庄村绝大部分的青年劳力外出到城市打工，人们都愿意将地租给公司种植，但那些公司也并非是一心想要搞企业，而是热衷于拿补贴。当补贴少了，所种植的药材或农作物又没有足够高的利润时，经营就变得难以为继。这中间又经历了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但由于政府压力过大而被迫停止。而今，缺乏打理的艾草野蛮生长，呈现出放任自流的衰败景象，其利润自然可想而知。
时间的力量是有形的，它会改变村庄外在场所的空间格局，也会将它的痕迹铭刻于空间内部的结构之中。那些古旧的民居、狭窄的街道，还有沙堆、垃圾填埋场，甚至已经消失的坑塘，都会以空间的形态承载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记忆，以此刻来确认时间和人们的在场。韩家大院曾经是梁庄人向往的地方，后辈义生的生意有成，如今回到梁庄建起了豪华别墅。而屋内墙上三个老人的巨幅照片，成了这个现代欧式建筑中难以消化的剩余——它既在建筑之中，又在建筑之外，却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后辈的精神隐秘：虽然物质和身体早已离开故乡，但精神和心灵仍系于此，而这种精神在今天又再次以物质化的方式呈现。正如梁鸿写道：“一个世纪过去，他们家族仍然是一个制高点，只不过，从前他们是以某种象征秩序而被敬仰，今天，这个被爷爷奶奶抚养大的孩子以最物质的方式显现自己的力量。”
当然，梁庄并非铁板一块，如同乡村从来就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牧歌一样。生活在梁庄中的人们并不都像义生或学军那样可以衣锦还乡，更多的梁庄人还深陷在生活的沼泽之中而自顾不暇。当乡村不仅要面对来自城市的冲击，更要面临自我的转变时，生活在梁庄中的人们注定要经历艰难的蜕变。其结果固然是阶层的分化和新贵的出现，但这里的阶层不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和记忆的层面。尽管梁庄的历史无法改变，但梁庄人的记忆却是不同的。当义生可以用物质的方式来展现精神的高度，另一些人的记忆却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某种程度上，作为时间的“梁庄”所要处理的正是这种“记忆的分化”。
如果说，作为空间的“梁庄”指向的是一种思想史的写作，那么时间意义上的“梁庄”则有可能成为一种精神史的生产。这种精神史的生产不是指梁庄人在时代和乡村转型中的观念流动，而是说写作者以何种姿态和视角来审视乡村问题。从虚构的纯文学到非虚构，从外来者视角的介入到深入内部的体察，乡村题材叙事的写作方式在近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乡村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其本身就构成了卓有意味的精神现象学。就梁鸿而言，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更多体现了作为学者的梁鸿面对城乡分化、乡村衰败等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机制性反思，那么《梁庄十年》则是作为梁庄村的“小清”在乡村内部切身体悟到的种种历史过程性的变迁。梁鸿放弃了“从乡村理解中国”的文学传统，转而以平稳的叙述语调和温和的姿态“重新发现梁庄”。这种叙述没有故作紧张，也没有夸张的抒情，而是相对平稳细密地描绘梁庄的凤物。但梁鸿的叙事没有丝毫的懈怠，仿佛肩扛一架无形的摄影机，行走在梁庄的各处。
《梁庄十年》没有过多的议论，却有“我”看到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发出的自省，有与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的快慰，有与昔日伙伴谈心的交游。这再次印证了梁鸿有意俯身的视角，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新的共同体的想象。这种叙述增加了语言的密度，使得密密麻麻的生活本身浮现出了缝隙。梁鸿正是在这些缝隙中藏匿起了她对梁庄的理解。《梁庄十年》由此隐约出现了两个层面的经验：一个是日常化的梁庄生活的经验，一个是作家眼中的充满“问题意识”的梁庄经验。两者并非彼此龃龉，而是呈现出日常经验向“问题经验”的敞开，并由此融为一体。如此一来，梁庄的房屋、土地、草木和生死都带有别样的意味。
《梁庄十年》在时间的意义上指向记忆与乌托邦两个层面。前者促成了梁庄精神史的生成，后者则指向了滑动的时间轴上的未来，体现出经验的未完成性、不稳定性。《梁庄十年》少了曾经直面社会问题的笃定和冷眼，多了回到乡村生活的犹疑和热情。这种犹疑是指向未来的，也是乌托邦发生作用的机制，即建构一种历史整体的合理性。在结尾处，“我”面对阳阳时的感觉似乎难以言明，彼此相遇却不知对方的内心——这种恍然之感是新型的乡村经验，还是古老的城市经验？梁庄携带的讯息越发复杂。据说，“梁庄系列”是未完成的状态，还会跟随现实本身的发展而继续书写。这似乎也从实际行动上印证了作为时间的梁庄所具有的变动不居和未完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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