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十月》·读与被读|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选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
刘文飞
画家别洛夫为陀翁创作的肖像画，现存于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谨以此文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诞辰
1924年，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1887—1942）在当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论文和资料》第二辑上发表一篇论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他在文中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中思想的生活，因为他把思想视为智性社会的确定因素。但这并不应理解为，他似乎在写带有思想的长篇小说，写带有倾向的中篇小说，他是一位有倾向性的艺术家，较之于诗人他更像哲学家。他写的并非带有思想的小说，不是18世纪口味的哲理小说，而是关于思想的小说。他将“思想”当成他的客体，一如奇遇、趣闻、心理类型、生活画面或历史画面等成为其他小说家的主要对象。他培育出这种绝对独特的长篇小说类型，并将其提髙到非凡的髙度，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与冒险小说、感伤小说、心理小说或历史小说相对，也可称之为思想小说。就这一意义而言，他的创作尽管有其一贯的论战性，但就客观性而言却并不逊于其他一些伟大语言艺术家的创作；他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纯艺术问题，大多是纯艺术问题，只不过他的素材很独特：他的主人公即思想。
从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是“思想小说”（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说法不胫而走，与在此前后出现的另外两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界定，即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提出的“悲剧小说”（роман-трагедия）和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полифон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并列，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概括之一。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存在价值就在于“模仿现实”“形象思维”“艺术再现”“文字游戏”等等，它可以是纯思想的吗？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名作大多具有思想属性，是作者及其小说主人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艺术表达，它可能是无思想的吗？“带有思想的小说”（роман «с идеей»）和“关于思想的小说”（роман «об идее»）的差异究竟何在呢？在恩格尔哈特之后，人们继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进行类型学研究，逐渐获得一些共识：首先，如恩格尔哈特所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即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都是“行走着的思想”；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作品当成他本人思想的传声筒，作为一位广泛介入俄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论争的大作家，作为一位对俄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也是他的思想武器；最后，思想小说的内容会影响到其形式，影响到小说的结构、节奏和调性等形式因素，并最终使思想小说成为一种小说类型，甚或一种文学体裁。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写思想小说，首先就因为他兼具思想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即19世纪中期，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认同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当时大多数俄国大作家一样，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指点江山，呼风唤雨，既针砭现实的不公也昭示俄罗斯民族的光明前景，既向读者提供现实的文学审美也呼唤民众走向虔诚的宗教信仰。藉此，他在去世前很久便已被同时视为国家的文学天才和民族的精神领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之路和思想家之路是相互抱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持续近60年，自他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起，他的思想历程大致有40余年的发展史。
美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弗兰克将其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第一卷命名为《反叛的种子》（The Seeds of Revolt）。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少年时期，的确可称为“反叛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身为医生的父亲对孩子们管教甚严，家中的宗教氛围也很浓厚。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上学，后毕业于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院，他的求学环境想必都比较严苛。然而，严苛的成长环境却往往催生出自由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识文断字时，普希金的横空出世使得文学成为当时俄国社会的一种时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就常在家中领着孩子们朗读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就此爱上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当时可能并未意识到，文学阅读会极大地强化人的个性意识和自由精神，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当时阅读的还大多是具有启蒙精神的西欧小说和读物。1844年，军校毕业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中熬过规定的一年多时限后毅然退伍，解甲归文，决定终生以文学写作为业，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他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他真正的“反叛”还是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活动。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成小说处女作《穷人》（1846）。这部小说继承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文学传统，满怀悲悯之心刻画“小人物”，体现出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别林斯基等人因此惊呼：“新的果戈理诞生了！”《穷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意识和激进立场，最终使他与体制发生正面碰撞：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朗诵《别林斯基致果戈理信》而被捕，后在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假死刑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即29岁至39岁，是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但是后来，他却将这十年当作他的精神复活时期。在1849年12月22日经受了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上的假死刑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夜就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生命是一次馈赠，活着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这该有多好！现在，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获得了新生。”与一同受刑的其他几位伙伴的感受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终生感激沙皇的赦免之恩，认为“得救者唯有以谦恭和感恩作为报答”，他从此放弃激进立场，思想急剧转向保守。德国学者古斯基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写道：“谢苗诺夫校场的生死一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性影响，是让他的整个人生从那一刻起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从一位左翼亲西方派变成了正统的俄国派，从一位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民之友，从一位革命者变成了民族保守分子。”狱中四年，他除一本《圣经》外没有任何读物；在被判刑后近十年时间里，他除书信外没有写下任何文字。但是，压缩的空间反而拓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过剩的时间反而强化了他的思想张力。他在1857年12月22日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在这七年间，我收集了很多素材，我的思想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这位思想着的苦役犯，逐渐转变成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东正教信徒。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定居彼得堡，他迅速以《死屋手记》（1860）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这两部小说返回文学。如果说他是在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接始自《穷人》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那么《死屋手记》则让我们得以窥见他西伯利亚十年间的心路历程。之前，人们过于看重《死屋手记》的社会揭露性和现实批评意识，认为其作者是在用“死屋”隐喻当时的体制和国家，其实，此书实乃一部复活的颂歌，是个人精神转变的文学呈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样定性《死屋手记》：“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在监禁和流放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俄国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相互脱离和相互敌视，一是底层人士、甚至犯罪的底层人士身上也依然留存着爱的种子和信仰的光。这两点发现构成《死屋手记》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同时也为他之后的“土壤论”奠定了基础。由此，一部描写民族苦难的“人类学经验报告”却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颂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被称为“新的但丁”。自1860年代起，他和哥哥一同创办《时代》和《时世》杂志，正式开始宣传“土壤论”，其基本主张即“返回人民之根，返回对俄罗斯灵魂的认知，返回对人民精神的认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民族立场，甚至官方立场。1862年第一次欧洲之行后，他开始反思俄国与欧洲的关系，在旅欧游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中斥责西欧社会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认为不再注重精神生活、不再坚持宗教信仰的西方已不配做俄国的样板。作为“土壤论”的奠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国19世纪中期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他试图在相互对峙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立场之外为俄国另寻出路。
自1860年代中期起的十几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期，其伟大小说家的地位日益稳固，其伟大思想家的影响也日益显现。这一时期，他的五部思想小说相继面世，即《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2）、《少年》（1875）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与此同时，他的政论也越写越多，他还创办一份融新闻报道、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于一体的“杂志自留地”《作家日记》，以最直接的方式介入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思想斗争。他陆续提出“俄罗斯是载神民族”“俄罗斯人具有世界呼应性”“俄罗斯民族肩负特殊使命”“俄罗斯人是全人”等说法，最终形成他的具有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这一理论在他的几部思想小说中均有鲜明体现，最后由他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演讲中做出了集中表达，他也由此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历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热爱文学、具有自由精神、追随空想社会主义的青年，到一个具有东正教信仰的虔诚信徒，再到一位宣扬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和使命感的文化先知和精神领袖。他一生中的每个思想转折都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他的每一部小说也都是他某一个思想观念的形象阐释。他用文学笔法阐释思想，让思想渗透进文学作品；他借助小说的形式来更好的表达思想，又用思想的力量来保证其小说的深度和力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文学与思想相得益彰，小说家与思想家相互成就。用小说表达思想，用思想引领小说写作，这原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思想家作家、或曰作家思想家的存在方式。
言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人们多指他后期的五部长篇小说，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人们还仿照《圣经》中“摩西五经”的说法，把他晚期的五部小说合称为“陀氏五经”（великое-пятикнижие）。但是，在人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小说的相关论述中，还有三部中篇小说也常被提及，即《双重人》《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这八部思想小说写作年代不同，长短不一，形式各异，题材也各有侧重，似乎在分别诉诸某一个“思想”：《双重人》把人的意识外在化，客体化，形象地呈现人的个性的分裂；《死屋手记》试图揭示非人环境中的人性和黑暗心灵中的光明；《地下室手记》突出个人的自由意志与逼仄的环境之间的冲突，进而凸显人的存在主义感受；《罪与罚》以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现实的“犯罪”走向精神的“惩罚”之过程，探讨人的“为所欲为”与道德的“神圣法则”之间的对峙；《白痴》对一切存在的功利性目的及其可操作性提出质疑，同时把基督的仁爱之美视为拯救世界的力量；《群魔》作为一部“思想倾向”最为明显的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19世纪四五十年代激进社会思潮的清算，也是其“土壤论”的形象表达；《少年》以主人公阿尔卡季的精神成长史为线索，说明崇拜西方、漠视民族道德传统的“父辈”给“子辈”留下的遗患；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也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更是他思想和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一部对善与恶、信仰与自由、生活的意义、上帝是否存在等“终极问题”进行思考的“思想史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各自为政，但在它们之间也不难发现一些思想关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思想小说概括起来，我们大致可以理出这样几个贯穿的思想脉络。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探秘和思考，是文学人类学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8岁时就在给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人是一个秘密。应该去破解这个秘密，即便你终生都在做这件事，也不要说是在浪费时间；我始终在破解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而在晚年，他又写下这样一句名言：“人心是善与恶斗争的战场，魔鬼和上帝在这里对话。”这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生中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和灵魂。他像19世纪所有俄国大作家一样，对人和人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悲悯，对纯洁、善良的理想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憧憬。从《穷人》中对“小人物”的刻画，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对人的尊严的呼唤，从《地下室手记》中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凸显，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对人类和谐的希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整个创作都贯穿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基调，就像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小说时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内容就是“关于人的痛苦”（больо человеке）。然而，与同时期许多俄国作家不太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关注人的复杂性。我们前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句话，无论说人是“秘密”，还是说人心是“善与恶的战场”，都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人的一个独特视角，即他善于在某个临界点上观察人和人的灵魂，观察人的矛盾性，他发现每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也有恶，既有上帝也有魔鬼，既有仁爱也有残忍，既有自私也有慷慨。他早期小说《双重人》的题目，几乎可以用来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所有主人公。这样的文学人物塑造手法，实际上构成一种“文学人类学发现”，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道德哲学”，即把善与恶的搏斗过程视为人性不断丰富、人自身不断成长的必由之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复杂性的不留情面的剖析和呈现，他往往被称为“残酷的天才”，被视为一个恶毒的人，一个只盯着人的阴暗心理看的人，一个有着某种偷窥欲的人，这其实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大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敌视人类及其存在的人，恰恰相反，他是对生活持正面看法的人，是主张“正面地”生活的人，他对人充满热情，寄予厚望。他在人的摇摆中肯定人的信仰，在人的不完善中看到人的价值，在人的复杂性中确立个性的存在意义，这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基督教，坚信作为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的东正教的普世价值，但是，他也把人道主义带入东正教信仰，认为信仰同样也可以是一种自由选择，也应该、而且必须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首先就意味着善恶选择，而只有怀有信仰的人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责任，才会对自我有更深刻的理解、判断和把握，他也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的自由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一种有自由的信仰，或曰有信仰的自由，即不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统一，是所有个人心甘情愿的“聚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神人”与“人神”的对立。所谓“神人”（Богочеловек）即具有人性的神，其实就是耶稣；而所谓“人神”（человекобог）则是近乎于神的人，具有特殊能力和力量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人神，在他看来，神可以成为人，人却不能成为神；如果说神人是基督，那么人神就是反基督。在他的文字中，神人用大写字母表示，人神则以小写字母开头。他的小说中那些试图充当人神的人，比如《地下室手记》中的无名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等，都希望成为强人，成为“新的拿破仑”，成为“为所欲为的人”，但他们的尝试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人如果不信上帝，自视为上帝，上帝便不再存在，道德便不再存在。正是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中发现了人神的冲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反过来肯定东正教的普世价值。他继承俄国东正教中“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传统学说，认为东正教是一种更纯洁、更正统的基督教，没有受到风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侵袭，还保持着“聚合性”精神和恭顺的信仰。在小说《群魔》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沙托夫之口作出这样的表达：
人民塑造自己的上帝。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只因为它拥有自己特定的上帝，并排除其他所有不可调和的上帝，只因为它始终相信，它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征服和摧毁其他所有的上帝……但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只有一个民族可以拥有它，并拥有唯一的、真正的上帝，尽管其他民族也可能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上帝，甚至伟大的上帝。当下唯一的载神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
……（未完）
位于圣彼得堡的陀翁的墓地
▲2022-1《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明日派对/005 周嘉宁
振翼之城/028 晓 航
夜鼠/100 陈 鹏
匠王/151 尹文武
报告文学
走向世界的人们/135 孙晶岩
短篇小说
求诸野/082 李清源
在落雨的清晨醒来/094 林 森
浣花溪记/167 张鲁镭
邵青春的两个太阳/179 左马右各
散 文
行走在苍茫的大地上/188 安 宁
宝卷传人代兴位/194 张晓琴
小说新干线
鲇鱼（短篇）/201 赵 雨
药厂（短篇）/209 赵 雨
琐话（创作谈）/218 赵 雨
赵雨：一位喜欢制造谜题的作者（评介）/219 余静如
大地之事
人与自然、人民与生态/113 李敬泽
狼灾记/118 王 族
读与被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058 刘文飞
器官列传
那看不见的心啊/065 敬文东
译 界
顾爱玲诗选/221 刘巨文 译
诗 歌
燕 山/226 大 解
时代的跫音/230 郭新民
清平的诗/233 清 平
时间流域/235 任 白
与落日书/237 田 湘
深呼吸：致万物/239 徐俊国
艺 术
封 面 太阳升起悲哀消散 邱丹丹
封 二 世界&月地云阶 邱丹丹
封 三 万神殿 邱丹丹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徐则臣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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