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丧母的日瓦戈被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自此与教授的小女儿东妮娅一同成长，并顺利修完医学专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在另一条平行的生命线上，出生于裁缝之家的拉拉正是十七岁的金色年华，母亲的情人维克托不时骚扰她。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日瓦戈目睹了当局对工人的残酷镇压，拉拉则遭到维克多的玷污，由于维克托的关系，日瓦戈与拉娜的人生终于汇合，在不久后混乱的一战中，他们终于不顾各自的伴侣陷入了热恋……不久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返回家乡与东妮娅团聚的日瓦戈发现生活却每况愈下，以至他们不得不远赴乡村谋生，岂料在遥远的北方村落，日瓦戈再次与拉娜相遇……
本书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巅峰杰作。帕斯捷尔纳克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是普世性的，该书的主人公处于社会的边缘，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密切相联，但又不与之同流合污，在面对各种毁灭社会、摧残和消灭许许多多其他同类的残暴事件时，仍然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心和是非感。意大利《现代》杂志曾这样评论：“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
1965年，《日瓦戈医生》同名电影由好莱坞导演大卫·利恩执导，获奥斯卡十项提名，并最终收获其中五项大奖。
2015年5月，《日瓦戈医生》国内首个中文译本30年后全新修订，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献给那时一切美好的敏感的东西!
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960年），苏联诗人。所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为他赢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受到国内的反对，他谢绝了这项荣誉。该书描写俄国人在革命时期的徘徊、苦闷和爱情，以及革命带来的后果，小说成为国际畅销书，但在苏联只能以译本秘密流传。公开的指责和暗中的骚扰，使帕斯捷尔纳克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几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场成了他文学成就的纪念碑。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省吴江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主要译著有：《日瓦戈医生》《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亚玛街》《塞纳河畔》《邪恶势力》（与人合译）《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与人合译）等。出版随笔集：《寻墓者说》《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回眸莫斯科》《历史的喘息》《苦味酒》《从苏联到俄罗斯》（与人合著）《那么远那么近》等。
译后记 蓝英年
一九五八年我在青岛李村镇劳动锻炼。劳动锻炼是一种思想改造措施，但不同于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没有后两项严厉。比如行动自由，工资照常发，星期日照常休息。只是把参加劳动锻炼的教师下放到农村，叫他们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下放不是遣送，而是欢送。下放前召开欢送大会，给每位下放教师戴一朵大红花，我就是戴着大红花下放到李村镇的。十月下旬的一天，劳动间歇时候我坐在山坡上休息，公社邮递员送来报纸。头版是郑振铎等先生遇难的消息。第三版刊登了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报道，因为他写了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
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竟不知道苏联有个叫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我学过俄国文学史，也学过苏联文学史。学了一年，都是苏联教师授课（那时叫苏联专家）。老师讲授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肖洛霍夫等作家，但从未提过帕斯捷尔纳克。后来才明白，苏联教师讲的都是苏联主流作家，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非主流作家。主流作家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讴歌苏联体制；而非主流作家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虽然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歌颂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但仍不能赢得政权的欢心。
人们对不知道的事情往往好奇，我也如此。我想了解《日瓦戈医生》是本什么书，为何苏联对该书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大兴挞伐。我给在纽约的叔叔写信，请他给我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来。读者读到这里未免产生疑窦：“大跃进”年代一个中国教师竟敢给身在美国纽约的叔叔写信，并请他给寄一本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小说。就算我一时头脑发昏，可书能寄到吗？那时不像今天，大陆也不同于台湾，所以得解释两句。叔叔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赴法留学生，后滞留法国。一九四七年考入联合国秘书处任法语译员。叔叔不问政治，与国共两党素无瓜葛。一九四九年叔叔回国探望长兄时，某机关请他寄科技书。书寄到我名下，我收到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取。叔叔痛快答应了，不断给我寄科技书。我收到后给某机关打电话，他们立即来取。叔叔收到我请他寄《日瓦戈医生》的信后，便在科技书里加了一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的原文版《日瓦戈医生》。封面是烈火焚烧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我翻阅了一下，觉得难懂，便放下了。那时我尚不知道诗人写的小说不好读，也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未来派的著名诗人。不久，中国报刊紧随苏联开始批判《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在中国也成为一本反动的书。但我敢断定，那时中国没有人读过《日瓦戈医生》，包括写批判文章的人。苏联读过《日瓦戈医生》的人不过西蒙诺夫等寥寥数人，连党魁赫鲁晓夫也没读过，所以后来他才说：如果读过《日瓦戈医生》就不会发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了。光阴荏苒，数年后我已调离青岛，在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中沉浮。感谢命运的眷顾，在一次次运动中都侥幸漏网，但终于没逃过“文革”一劫，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关入牛棚。关入牛棚的人都有被抄家的危险。我家里没有“四旧”，藏书也不多，较为珍贵的是一套十九世纪俄文版的《果戈理选集》。抄就抄了吧，虽心疼，但不至于惹麻烦。可《日瓦戈医生》可能惹事。烧了吧，舍不得，留着吧，担心害怕。我和内子多次商量怎么处理这本书。我推断红卫兵未必听说过这本书，断然决定：把《日瓦戈医生》夹在俄文版的马列书籍当中，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红卫兵不会搜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卫兵果然没搜查马列书籍，《日瓦戈医生》保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俄国作家库普林的小说，常到出版社去，与编辑熟了。那时译者与编辑的关系是朋友关系，不是利害关系。没事也可以到编辑部喝杯茶，聊聊天。大概是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又到编辑部喝茶，听见一位编辑正在高谈阔论。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只有意大利文版的。其他文字的版本都是从意大利文翻译的。他的武断口吻令我不快，我对他说：“不见得吧！有俄文版本。”他反问我：“你见过？”我说：“不但见过，而且我还有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呢。”我的话一出口，编辑部的人都惊讶不已。著名翻译家蒋路说：“你真有？”我说：“你们不信，明天拿来给你们看。”第二天我把书带去，大家都看到了。蒋路当场拍板：“你来翻译，我们出版。”其实我没动过翻译《日瓦戈医生》的念头。因为我已经粗粗翻阅过，觉得文字艰深，比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文字难懂得多。我说：“我一个人翻译不了，还得请人。”蒋路说：“你自己找合作者吧。”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张秉衡先生合译，张先生慨然允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协议，我和张先生动手翻译《日瓦戈医生》。可以说翻译这本书是打赌打出来的。
一动手就尝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厉害了。这位先生写得太细腻，一片树叶，一滴露珠都要写出诗意。再加上独特的想象力，意识流，超越故事情节的抒怀，翻译起来十分困难。但既然答应了，已无退路，只好硬着头皮译下去。进度自然快不了，不觉到了一九八三年底。出版社的一位室主任忽然把我叫到出版社。他没问翻译进度，开口就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什么人道主义呀，异化呀，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呀。他的话我已经在报刊上读过。我问他《日瓦戈医生》还译不译。他没回答，又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我理解他如说不译就等于出版社毁约，毁约要支付相应补偿。他不说译，实际上就是不准备出版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先生，我们停笔了。
当时我并不了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把它当成一次运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精神污染”。我觉得没有，如果有就是翻译这本反动小说。我还得介绍一下来去匆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然大陆以外的人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简单说是中共理论界两位顶尖人物甲乙的风头之争。一九八三年三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顶尖人物乙作了一个《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报告。第一次谈到政党的异化问题。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报告反映不错，引起顶尖人物甲的不满，因为报告不是他作的。甲把乙的“异化”与吉拉斯的《新阶级》联系在一起。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铁托的副手。吉拉斯因提出民选政府的建议与铁托决裂，一九四七年写了《新阶级》，谈的也是异化问题。《新阶级》的主要论点是：共产党原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异化”为官僚特权的“新阶级”。一九六三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供批判用的《新阶级》的中译本。乙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看这本书并不困难。连我都看过，像乙那样地位的人看这类书易如反掌。但乙的观点绝非吉拉斯的观点。如果说乙宣传吉拉斯的观点必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震怒。于是便有了无疾而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出版社不催我们，我们就不译了。但十二月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带着三个编辑突然造访寒舍。副总编辑一进门就找挂历，在某月某日下划了个勾，对我说这天《日瓦戈医生》必须交稿，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在全国第一个出版。我一听傻眼了，离他规定的时间仅有一个多月，我们能译完吗？副总编辑接着说，每天下午有人来取稿，我们采取流水作业，责编已经下印刷厂了。我和张先生像上了弦似的干起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下午五点左右编辑来取稿，总笑嘻嘻地说：“我来取今天的译稿。”一个月后《日瓦戈医生》果然出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出版社为了奖励我们，付给我们最高稿酬：千字十四元人民币。后来各地出版社再版的都是这个本子。每次见到再版的《日瓦戈医生》我都有几分羞愧，因为译文是赶出来的，蓬首垢面就同读者见面了。我一直想重译，但哪个出版社愿意出呢？二〇一二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意出《日瓦戈医生》，我决定趁此机会重译全书，不再用张先生的译文。张先生是老知识分子，国学基础深厚，但与我的文风不完全一致。这里不存在译文优劣问题，只想全书译文保持一致。第十七章日瓦戈诗作，我请谷羽先生翻译，谷羽先生是翻译俄苏诗歌的佼佼者。我每天以一千字左右的速度翻译，不能说新译文比旧译文强多少，但不是赶出来的，而是译出来的。台湾远流出版社愿意出版繁体字本，让我喜出望外。远流出版社提议把《日瓦戈医生》改译为《齐瓦格医生》。既然台湾读者已经习惯《齐瓦格医生》，我当然尊重，入乡随俗嘛。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曾为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过插图。母亲是钢琴家，深受鲁宾斯坦的喜爱。帕斯捷尔纳克不仅对文学艺术有精湛的理解，还精通英、德、法等三国语言。他与来自工农兵的作家自然格格不入。苏联内战结束后涌现出许多文学团体，如拉普、冶炼场、山隘派、列夫、谢拉皮翁兄弟等。帕斯捷尔纳克与这些团体从无往来，他们也看不起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但他为人真诚，赢得不少人的信任。从高尔基算起，苏联作协领导人没有一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高尔基不喜欢他，批评他的诗晦涩难懂，装腔作势，没有鲜活的内容，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喜欢高尔基。但高尔基对他仍然关心。关心俄国知识分子，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是高尔基的伟大功绩。
一九三四年八月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不知为何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竟把帕斯捷尔纳克树立为苏联诗人榜样，那时他只出过一本诗集《生活啊，我的姊妹》。树立帕斯捷尔纳克为诗人榜样，拉普等成员自然不服，但斯大林默认了。斯大林所以容忍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他从不拉帮结伙，不会对斯大林构成威胁。第二年帕斯捷尔纳克被死去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了。
有两件事表明帕斯捷尔纳克狷介耿直的性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而被逮捕。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分头营救。帕斯捷尔纳克找到布哈林，布哈林立刻给斯大林写信，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也很着急！”那时帕斯捷尔纳克住在公共住宅，全住宅只有一部电话。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忽然接到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斯大林告诉他将重审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斯大林问他为什么不营救自己的朋友，为营救自己的朋友，他，斯大林，敢翻墙破门。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他不营救，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案子，尽管他同曼德尔施塔姆谈不上朋友。斯大林问他为什么不找作协，帕斯捷尔纳克说作协已经不起作用。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想和斯大林谈谈。斯大林问谈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说谈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挂上电话。但这个电话使帕斯捷尔纳克身价倍增，公共住宅的邻居见到他点头哈腰；出入作协，有人替他脱大衣穿大衣，在作协食堂请人吃饭，作协付款。另一件事是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在一份申请书上签名。一九三七年夏天，“大清洗”期间，某人奉命到作家协会书记处征集要求处决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埃德曼等红军将帅的签名。帕斯捷尔纳克与这几位红军将领素无往来，但知道他们是内战时期闻名遐迩的英雄。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五大元帅之一，曾在南方、乌拉尔地区与白军作战。亚基尔和埃德曼是内战时期的传奇英雄，为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要枪毙他们，征集作家的签名。作家们纷纷签名，帕斯捷尔纳克却拒绝签名。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的生命不是我给予的，我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生命。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批评帕斯捷尔纳克固执，缺乏党性。但集体签名信《我们决不让苏联敌人活下去》发表后，上面竟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大怒，找斯塔夫斯基解释，斯塔夫斯基说可能登记时弄错了，但帕斯捷尔纳克不依不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帕斯捷尔纳克是多情种子，谈他的生平离不开女人。这里只能重点介绍一位他的与《日瓦戈医生》有关的红颜知己伊文斯卡娅。妻子季娜伊达是理家能手，但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创作，两人在文学创作上无法沟通。伊文斯卡娅出现了。一九四六年他们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新世界》编辑部邂逅。伊文斯卡娅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崇拜者，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欣赏伊文斯卡娅的文学鉴赏力和她的容貌、体型、风度。两人相爱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由她代管，因为妻子季娜伊达没有这种能力。战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再次受到作协批评，作协书记苏尔科夫批评他视野狭窄，诗作没有迎合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无处发表，他就转而翻译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战后他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写好一章就读给丘科夫斯基等作家好友听，也在伊文斯卡娅寓所读给她的朋友们听。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的事传到作协，作协为阻止他继续写《日瓦戈医生》，一九四九年十月把伊文斯卡娅投入监狱，罪名是伙同《星火》杂志副主编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知此事与伊文斯卡娅无关，但无力拯救她，便继续写《日瓦戈医生》以示抗议。伊文斯卡娅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在繁重的劳动中流产了。这是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娅一九五三年被释放。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仍由她承担。一九五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日瓦戈医生》，伊文斯卡娅把手稿送给《新世界》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否定小说，由西蒙诺夫和费定写退稿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娅读到手稿，非常欣赏。他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翻译出版。费尔特里内利回国前与帕斯捷尔纳克洽商出版小说事宜，后者提出必须先在苏联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娅再次找苏联出版机构洽商，恳求出删节本，把碍眼的地方删去，但仍遭拒绝。苏联意识形态掌门人苏斯洛夫勒令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小说为名要回手稿，帕斯捷尔纳克按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苏斯洛夫飞到罗马，请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助一臂之力，哪知费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TUI党，陶里亚蒂无能为力。费尔特里内利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文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一九五八年西方的畅销书，但在苏联却是一片骂声。报刊骂他是因为苏斯洛夫丢了面子。群众骂是因为领导骂，但谁也没读过《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同仁不同他打招呼。妻子季娜伊达胆战心惊，只有伊文斯卡娅坚决支持帕斯捷尔纳克，安慰他说小说迟早会被祖国人民接受，并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苏斯洛夫把伊文斯卡娅招到苏共中央，追问她帕斯捷尔纳克与意大利出版商的关系。伊文斯卡娅一口咬定手稿是她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看的，与帕斯捷尔纳克无关。意大利出版商曾与帕斯捷尔纳克洽商过出版事宜，帕斯捷尔纳克坚持必须先在苏联出版。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娅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升级。无知青年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周围骚扰，日夜不得安宁。伊文斯卡娅找到费定，请他转告中央，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这一招很灵验，但只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瑞典文学院把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只字未提《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当晚帕斯捷尔纳克的两位作家邻居，丘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到帕斯捷尔纳克家祝贺。次日清晨第三位邻居、作协领导人费定来找帕斯捷尔纳克，叫他立即声明拒绝诺贝尔奖，否则将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费定叫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去，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不肯到费定家去，晕倒在家里。帕斯捷尔纳克醒过来后马上给作协写信：“任何力量也无法迫使我拒绝别人给予我的——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的，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奖金我将转赠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作家协会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帕斯捷尔纳克态度坚决，决不拒绝领奖。但他与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后，态度完全变了。他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归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接受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他同时给党中央发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接受奖金。”但一切为时已晚矣。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的煽动下，一群人砸碎帕斯捷尔纳克住宅的玻璃窗，高呼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直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如果不停止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他将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迫害才终止。一九六〇年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他的讣告上写的是“苏联文学基金会会员”，官方连他是诗人和作家都不承认了。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简单说是俄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沉浮、死亡。时间跨度：一九〇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俄国知识分子命运不同，有的流亡国外，有的留在国内，留在国内的遭遇都很悲惨。我只简单介绍日瓦戈、拉拉等几位主要人物。尤里·日瓦戈父亲是大资本家，但到他已破产。日瓦戈借住在格罗梅科教授家。与教授女儿东妮娅一起长大，后两人结为夫妻。日瓦戈医学院毕业后到军队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看到俄军落后、野蛮、不堪一击。他支持二月革命，并不理解十月革命，却赞叹道：“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就把多年发臭的溃疡切除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是历史的奇迹……”但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使他难以忍受。首先是饥饿。布尔什维克不领导粮食生产，也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是掠夺农民的粮食。征粮队四处征粮，激起农民的反抗。其他产品也不是生产，而是强制再分配。其次是没有柴火，隆冬天气不生火难以过冬。一个精致的衣橱只能换回一捆劈柴。格罗梅科住宅大部分被强占。他们一家在莫斯科活不下去了。日瓦戈同父异母弟弟劝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尤里亚金市附近东妮娅外祖父克吕格尔先前的领地瓦雷金诺，过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日瓦戈被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劫持，给游击队当医生。日瓦戈医生看到游击队员野蛮凶残，队长吸食毒品，逃出游击队寻找拉拉。妻子一家被驱逐出境。他从西伯利亚千里跋涉重返莫斯科，一九二八年猝死在莫斯科街头。
拉拉是俄国传统妇女的典型，命蹇时乖，惨死在妇女劳改营中。她是缝纫店主的女儿，但与意志薄弱、水性杨花的母亲完全不同。拉拉追求完美，但上中学时被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诱奸，醒悟后决定杀死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嫁给工人出身的安季波夫，两人一起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中学执教。安季波夫知道拉拉的遭遇后，立志为天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复仇。他抛开妻子女儿加入军队，后转为红军。安季波夫作战勇敢，很快升为高级军官，为布尔什维克打天下出生入死，战功赫赫。但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红军将领安季波夫反而陷入绝境。布尔什维克始终不相信他，又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必须除掉他。安季波夫躲藏了一段时期，终于开枪自杀。他死了拉拉已无活路。她被科马罗夫斯基诱骗到远东共和国。
暴力革命毁坏了社会生活，使历史倒退，作者笔下内战后的情景十分吓人：“斑疹伤寒在铁路沿线和附近地区肆虐，整村整村的人被夺去生命。现实证实了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行人遇见行人互相躲避，一方必须杀死另一方，否则被对方杀死。个别地方已经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法则完全丧失作用。人们又做起洪荒时代的梦。”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那场革命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内战使历史倒退，倒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