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炳善
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本小书，包括从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集《普通读者》及其续编当中选译出的二十四篇文章。
维吉尼亚·伍尔夫一八八二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一八三二——一九○四)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传记家，曾主编《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维吉尼亚姊妹兄弟四人。他们长到应该上学的年龄，她父亲囿于重男轻女的俗见，只把她的两个兄弟送到公立学校读书、然后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维吉尼亚和她姐姐范尼萨只能留在家里由父母教读。——对于这一件事，维吉尼亚一辈子心里怨恨，由此滋长出她的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不过，她的家庭条件优裕，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关于拉丁文、法文、历史、数学等等基本常识之后，她就在父亲的藏书宏富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广泛阅读，为她一生的文学事业奠定了学识基础。此外，她的父亲和当代许多名流学者、作家都有来往，她小时耳濡目染，眼界也自不同一般。维吉尼亚天分很高，但身体不好，且有精神病的底子。一八九五年，她母亲去世，她的精神病第一次发作。一九○四年，她父亲去世，她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在痛苦中且曾企图自杀。此后，她家迁居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约从一九○六年起，她的兄弟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不断到他们家聚会讨论文艺、学术问题，形成为一个文学中心。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传记家和其他方面的学者，维吉尼亚和范尼萨也和他们结为好友。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剑桥毕业的青年学者伦纳德·伍尔夫在一九一二年和维吉尼亚结了婚。伦纳德并非显赫人物，用维吉尼亚的话说，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但他性格善良忠诚，对妻子非常体贴，看出她的文学天才，尽一切力量鼓励支持她的创作活动，为维吉尼亚的文学事业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婚后，她的精神病又大发作一次，且又企图自杀。在她病愈之后，伦纳德买了一架印刷机，为了让妻子调剂精神、稳定情绪，二人学习排字、印刷技术，尝试着印了两本小书。印出后销路尚好，还赚了一点儿钱。于是，伍尔夫夫妇于一九一七年开办起一个荷加斯出版社。在此以前，维吉尼亚从一九○四年起就开始写作投稿，一九一五年还出版过一部小说《出航》。现在，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后她写的书便都由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不必求人，还出了一些新进作者的作品，如T·S·艾略特的诗，K·曼斯菲尔德和E·M·福斯特的小说，等等。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小说——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这方面的小说代表作有《雅各的房间》(一九二一)、《达洛威夫人》(一九二五)、《到灯塔去》(一九二七)、《海浪》(一九三一)等书。在小说创作之余，她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收入《普通读者》(一九二五)和《普通读者二集》(一九三二)等书之中。此外，她还写有传记和女权问题论著(《自己的房间》，一九二九；《三个基尼》，一九三八)。
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不断出版，声誉日隆，文学地位上升。这时，剑桥等大学提出给她荣誉讲座和学位，但她为了表示对于英国大学中歧视妇女的陋习的抵制，统统谢绝了。
第二次大战爆发，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势力威胁到英伦三岛的安全。一九四○年，伍尔夫夫妇在伦敦的住宅被德国飞机炸毁。在这个时期，他们夫妇曾商量过万一英国战败、二人即相携授命，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受辱。一九四一年，维吉尼亚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深恐一旦精神完全错乱，拖累丈夫，一天早晨她独自出走，将自己勤奋写作的一生结束在一条河流之中。
维吉尼亚·伍尔夫于著作等身之际投水自沉，举世悼惜。在她死后，她的忠诚的老伴伦纳德一直勤勤恳恳整理出版她的遗著，除了小说，还将她未结集的评论散文作品分为四集出版，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她的一部分书信和日记。现在，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五卷、书信六卷已在英国由他人编辑出版。她的最详细的传记则是由范尼萨的儿子昆丁·贝尔写的。
如前所述，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文学在英国的代表作者之一。“意识流”文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盛行于二十年代。十九世纪的小说艺术从描绘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发展到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便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也与当时欧美的哲学与心理学发展有关。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对“意识流”一词如此说明：“意识本身不像是斩碎的片断……不是拼接起来的。相反，它流动不已……我们尽可称它为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心理学原理》，一八九○年)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维吉尼亚·伍尔夫对于人的意识活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为礼拜一或者礼拜二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日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而一只扣子也不必非要照邦德大街上裁缝所习惯的方式钉在衣服上不可。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现代小说》，一九一九年)
为了表现出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作家就需要找到一种相应的描写手法。法国作家莫洛亚这样阐明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这方面的文学探索活动：
她无疑想要发现一种新的技巧，好让小说家有可能非常真实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要表明这种现实只能是一种内心的存在。成熟时期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既不像萨特那样判断，也不像劳伦斯那样说教。她所关心的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清晰、更新颖的生活视域，以开阔她的眼界，使她能够从表面事件之下发现出那些难以觉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动。
这样探索的结果，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抛开了传统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她对于各种写法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最后采用了那种将散文和诗糅合在一起的、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它最适于捕捉、描绘人物的浮想联翩、千变万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她使用这种笔法写了一批小说，不注重情节，而着重于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
除了小说以外，维吉尼亚·伍尔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从一九○五年她为伦敦《泰晤土报文学增刊》写了第一篇书评开始，她一生中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和各种随笔文章。她曾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写这些文章时的想法：
我应该在自己个性所近的题目上写一写，减少浮饰之词，搜入种种琐事轶闻。我想，这样子自己会更轻松自如一些。(《一个作家的日记》)
换句话说，这些文章是作者呕心沥血从事小说创作之作的“副业产品”。但这样说丝毫不能减低它们本身的价值。因为，这里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在勤奋创作的间歇，以随笔的形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地漫谈自己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印象，以精致的文笔写出她对于文学、人生、历史的细腻的感受，而读者的获益不只是一个方面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评论文章收进了她在生前亲自编订的名为《普通读者》的两本文集里。这两本书的开头引用着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逊博士的一段话，说明书名的来源和含意：“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格雷传》)伍尔夫谈到她这部书，也说它是“一本并非专门性的评论著作，只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非从一个学者或批评家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偶然读到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然常常会对某一本书发生兴趣，但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随意读一读、写一写，并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
现在，让我们通过《普通读者》初集、续集这两本书，来看一看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评论散文有哪些特色吧!
首先，从内容上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的广泛兴趣和渊博学识。正如关于她的一部评传作者所指出的：“从《帕斯顿信札》和乔叟一直谈到现代文学，《普通读者》一下子就使我们面对着伍尔夫文学兴趣的可惊的范围。从她父亲的藏书室里所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读书习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她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总是不停地、广泛地阅读。希腊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小说，戏剧，诗歌；回忆录，传记，书信，还有历史——她统统贪心地阅读，提到了拉德纳和纽卡塞公爵夫人就像她写到乔治·爱略特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得心应手。”
我在这里只需要补充两点：一、这个单子自然是不完全的。二、伍尔夫阅读希腊作家、罗马作家和法国作家都是通过原文。——从这里可以看出伍尔夫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的准备”的底子是何等丰厚和坚实。
在《普通读者》中有些文章正面阐述作者的文学观点，例如《现代小说》和《对当代文学的印象》等。其中《现代小说》一篇是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宣言，是许多英国文学选集中必选的名篇。这篇文章为意识流文学呐喊开路，把老作家本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狠狠奚落了一通。有人就据此断定伍尔夫要骂倒一切古人，认为天下除了现代派、意识流就再也没有好作品好文章了。其实，这是误解，并非伍尔夫的原意。《现代小说》诚然是伍尔夫的创作宣言，而且也带有鲜明的论战笔调，但作者如此写仅仅是为意识流这一新的文学手法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她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的。但是，综观伍尔夫的全部评论文字，她并不是要以意识流作品独霸文坛，更不是要拿意识流这个框框来套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否定古典文学的整个成就。这种狭隘观点也和作者浩博的学识修养毫无共通之处。前引评传作者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说明：
尽管她确实在为现代派的合法存在而慷慨陈词，她为现代主义的技巧所提出的声辩却不是在抹煞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她不过说，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另一种可靠的尝试，正像奥斯丁的尝试—样，都是为了反映出一种首尾连贯的人生图景。因此，现代主义并不是对传统的屏弃，只是对传统的扩展。说到最后，要紧的在于那种图景是否令人信服——作家对它的描绘是否成功。在这点上，伍尔夫注视着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整个文学领域，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强制约束。普鲁斯特，屠格涅夫，康拉德，笛福，奥斯丁，勃朗特姊妹， 斯特恩——全被一种敏锐的感应囊括而去，而这种敏感又是灵活异常，无论这些小说家们之间如何各有不同，对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成就都能加以欣赏。
稍稍浏览一下两集《普通读者》中丰富多彩的篇目和内容，我们就会相信这段话所言非虚。伍尔夫虽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小说家，她完全能够充分估价那些现实主义的或其他流派的大师们的文学贡献。“洞察力的真实性”(这是伍尔夫爱用的一个字眼儿)是不受流派、风格和手法的限制的。用伍尔夫的话说：“如果我们是作家，那么，只要能够表达出我们所希望表达的东西，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说到文学欣赏就更应该如此了。
《普通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英国一批著名作家和一些我们还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写作生涯、遗闻轶事等等，我们读来饶有兴味，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进一步了解。对这些文章细细读去，还发现作者在研读、评论过去的作家和作品时往往想为自己正在试验的意识流手法寻找借鉴和营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恩。然而，不仅仅是斯特恩，也不仅仅是小说，伍尔夫那“上下求索”的眼光还注意到了种种散文杂著，例如自传、回忆录、日记、信札、随笔等等，因为这些体裁的作品常常揭示出人的日常生活中和内心世界中的细致微妙、变化多端的活动。斯特恩用他那前无古人的奇怪文体描摹个人情感的波动变幻；斯威夫特在达官贵妇面前倨傲异常、令人望而生畏，而在写给一个贫寒姑娘的私信中又是喁喁情话(他和那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带着悲剧色彩的“罗曼史”也实在太奇怪了!)；还有那天才早熟、因病抽上大烟、一辈子生活在云里雾里的德·昆西在自传里又回忆些什么离奇古怪的经历?——这一切为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所关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伍尔夫顶关心的——那就是妇女问题。伍尔夫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一辈子关心妇女，特别是知识妇女，尤其是女作家的命运、地位。在两集《普通读者》中，数一数，谈论妇女和女作家的文章就有二十篇!提起了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勃朗宁夫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些人，伍尔夫的话就多了；甚至就连我们不怎么知道的纽卡塞公爵夫人、多萝西·奥斯本和范尼·伯尔内等等，她谈起来也“历历如数家珍”，说得头头是道。而写到那些由于社会条件所限未展其才、“赍志以殁”的女作家、女才子，像那位三十六岁就含恨死去的英国女权主义先驱者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伍尔夫的笔尖儿上更是饱蘸着感情，“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至于艾米莉·勃朗特就更是不凡了。《〈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里说：“她(艾米莉——引者)放眼身外，但见世界四分五裂、陷入极大混乱，自觉有一种力量能在一部书里将它团在一起。”这篇末尾还说，“她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好嘛，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简直成了“女娲补天”那样鬼斧神工的惊天动地大事业!
根据上述理解，我从两集《普通读者》的五十二篇文章里选译了作者阐述其创作与批评原则、评论英国文学史上一些男女作家以及其他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二十四篇。
选译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使读者通过译本稍稍领略伍尔夫的散文之美。
前面曾提到过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的语言特点。相比之下，她的评论文章的语言比她的小说更为平易、流畅、好懂。这因为作者写这些文章时不像写小说那样惨淡经营、刻意求工，反倒更富有自然之趣。而且，她在评论往昔作家作品时并不固守某一理论的樊篱，没有教条气，不带成见，只是无拘无束地谈出自己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这样那样的印象，所以，有人说她的评论文章是“印象主义”的散文。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好像是在听一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女作家向我们谈天——许多有关文学、人生、历史、妇女的大问题、大事情，她都举重若轻地向我们谈出来了；话又说得机智而风趣，还带着英国人的幽默、女性的蕴藉细致，让人感到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作为小说家，伍尔夫还有一种看家本领，那就是“形象思维”。拿她的话说：“无论你写一篇评论或是写一封情书，最要紧的是在你眼前要有一个关于你的写作题目的非常生动的印象。”她写评论就是使用这种形象化手法。当她写到某一个作家，她总是把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材料连同自己读作品获得的印象融化在一起，为这位作家渲染、烘托出一副生动的形象，读者看这种评论文章好像是看着用印象派笔意所描绘的作家生平连环画。无怪乎有人说伍尔夫“使文学批评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说到这里，我想起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那极大的魅力产生于在传统文论的写法基础上糅进了现实主义的和现代派的小说、散文的写法，于是就使得历来被认为艰深枯燥的文论放出迷人的异彩!
也许我理解得不对。不过，我希望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能参考一下这一路文论的写法，把我们的文论写得更生动活泼一些，让读者爱看。——这也是我翻译这本小书的目的之一。
自然，凡事都有一个分寸。我们可以吸收伍尔夫文论的生动流利的长处，但评论文章总要把意思说明白，也不可过分飘逸，让读者看了不知所云——这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