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机场，全中国最能吃一碗好面的机场。高深青花碗，碗底几条子面，埋在丰足的酱料下面，几口吃了，顿觉天下大定。
吃完一碗，细细纠结一会儿——不过了，再来一碗！
吃撑了，刷微信朋友圈，见澎湃新闻推送了那天在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致辞。从头看起，准备着驴唇不对马嘴，准备着被记者记得一地狼藉，看完了，竟是铁证如山，句句都是我说的，一个字都不错。
好吧，这位记者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不仅手快，他显然熟谙文学言谈的逻辑和词语，一边听着，他就正好找到了每一个词，无一处失手。
给澎湃的朋友发了一条微信：
现场记录竟然无误，贵报记者的职业水准果然是高。
即将关机的时候，对方回复：
李老师，您不知道有速记吗？
哦，速记。
一边飞着，一边想着速记。很少想到她们，她们坐在会议室的后排，但那天是上百人的会场，不知她们坐在哪里？是的，好像都是女孩子，灵巧的手指，应有微硬的茧，在场而沉默。这是一门手艺，有一个速记专业吗？还是文秘专业？她或许经常为文学院工作，莫言写作中心的同一层楼上还有天文学系，天文学的会议也会找这个姑娘，她敲击键盘，从宇宙深处、从星云与黑洞切换到先锋、传统、理想和欲望。文学家有时也会提到天空，而在天文学家眼里，文学家甚至连尘埃都算不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下组织，各自说着只有自己人才能听懂的暗语和黑话——她有时会感到隐秘的得意，只有她潜伏着，她是外人，但只有她能同时听懂那位长得据说像普希金的张教授和那位据说是中国的霍金的李教授在说什么，她暗自把他们称为张金和李金，她在百度上搜出了普希金和霍金的照片，她觉得李金一点都不像霍金。
现在，她坐在某个角落，一绺长发垂在眼前，她当然不用看键盘，但她也不必看台上，毕竟这不是多么庞大的黑社会，她知道刚才那位感冒了，但是他还是那么激动，他照例会突然激动起来，然后，就像一颗气得发疯的流星，以不可预测的轨迹不知砸到什么地方。她垂着眼睛，有点气恼，她知道会打出一片杂乱无章的喧闹，就像小时候看《水浒》，鲁智深一拳打在人家鼻子上，“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她微微叹了口气，她不喜欢这样，她喜欢手下打出的文字流畅、安稳，所以，她喜欢现在这位，他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像行星、像月亮，只要他一开始，顺着他的话，她几乎可以在轨道上自动运行，她有时甚至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和怎么说……
飞回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在北师大的课堂上，我向一群写作专业的学生谈到了那次致辞和那位速记。
一个庄重的场面，都有点庄严了。我忽然意识到，不能空着手上去，手里应该庄重地拿着稿子。赶忙翻包，幸好摸出一张对折的纸。我走上讲台，打开它，看到这张纸上写着几串数字，是前一天谈论单位预算时随手记下的，这让我多少有点走神，为了稳住，毫无必要地开口就说：今天这个场合很庄重，所以，写了个稿子——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现在看，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致辞，说的都是该说的话和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只有一段有些意思：
“但是，我也觉得这件事同时也充满了反讽。今天这个场面和这个会也同时可以写成一篇具有先锋精神的嘲讽的和欢乐的小说。它可以让严肃和刻板的事物重新面对它的极限，让喧嚣的话语袒露出沉默。所以，我不仅期待着今天的这么多精彩的论文，我也期待着在座的作家和年轻的朋友们可以拿今天做题材，写一篇精彩的小说，我想这本身就能够有力地证明先锋文学的影响。”（据速记稿）
——那天晚上，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篇臆想中的小说，好吧，建议你们都写一篇，你们不是都在场吗？
下课了，和三个学生走在校园里，深厚的、沉甸甸的雾霾，把人删节为一挂僵硬的肺。于是谈论了一会儿我们的肺，告诉他们，清洗猪下水时，肺是最麻烦的，详细讲解了清洗过程，那年那具洗净的猪肺有惊世骇俗之美。谈完了肺，我觉得有必要谈谈他们的学业，名义上我还是其中两位的导师，但是据我看来，这两位似乎对写作都没有什么兴趣，对此我一向怀着窃喜暗自鼓励。我问其中一个德语学得怎样？他一直在学德语，我们探讨了德语的复杂和麻烦，顺便评论了一下法语，我的耳朵混浊低俗，实在听不出法语有什么好听，咚咕龙咚的。他说起他喜欢艰难深奥的语言，好啊，那么，就学梵文、吐火罗文。我想起手头正写的一篇文章里，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佉卢文文书，信口滑翔：我也想学一种语言，在中国只有三四个人懂的那种，比如古波斯语。想当面听人说说话就得坐三个小时飞机，今天晚上，四个人终于相聚，找个酒馆，用古波斯语吟唱雾霾之上的月亮或雾霾之中的玫瑰。但是，古波斯语里有雾，没有霾，那么，我们就得与时俱进，在这种语言中创造出“霾”，以此类推，渐渐的，这将成为只有我们四个人懂的一种话，混杂了古波斯语、现代汉语、德语等等，暗自流传，而终于失传。然后，鬼知道什么时候，斯坦因在一处沙埋的废墟下发现了写在纸片上的神秘字迹……
是啊，那天在广州外贸外语大学，我就和老师认真探讨着学习古波斯语的可行性。
是在饭桌上，老师正阐述学习波斯语和古波斯语的难度和寂寞，她长得就像波斯人，唐代某件黄金酒盏上浮现的面容，她显然感到困惑，不知这个老男人在抽什么疯。桌子那头，毕飞宇正在谈论他的一篇关于《项链》的文章，莫泊桑的《项链》，契约精神……
等等！我一下子从波斯跳出来：不，不仅是契约精神，是神圣的物权！
当你编一个故事，当你开始虚构，不管是丢项链还是发疯要学古波斯语，这个故事都不是自然浮现的，它需要条件，比如当聂赫留道夫打算娶玛丝洛娃的时候，你得知道他是个东正教徒，哪怕他或者托尔斯泰不承认这一点，但他绝对不会是中国的官二代或富二代。飞宇的意思似乎是，借与还的契约所具有的伦理和法律正当性，是《项链》这个故事不言而喻的条件。
但还不仅如此，这里矗立着神圣的物权，这比契约更为根本。这个故事如果被写成一篇中国小说，那么它更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成为另一个故事，那不幸的女人会提出莫泊桑不曾想到的问题：为什么她拥有这个项链而我没有？由此，她也许就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然，我不能冷落我的波斯语老师而和飞宇讨论什么劳什子项链，那只是粘稠的饭桌言谈中一个微小气泡。后来，那天晚上在课堂上，我看着对面墙上的表，计算着下课时间，把这个气泡找回来，慢慢拉长。小说作为一种虚构形式，需要有文本之外的条件，或者说，小说必定安放在恰当的支架上，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到支架的存在，那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基本，如同空气，是透明的，如同呼吸，是当然如此而不必被肺所感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支架抽掉，那么，一切都会坍塌下来。
虚构是一个精致的肺。
请您谈谈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他看着眼前的话筒，他就知道，他们必定让他谈论非虚构，这一切都是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被认为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因为他曾经鼓吹过非虚构，也因此他们认为他应该早就认识她。
但他在那一刻对这一切感到厌倦。西安的黄昏，在大慈恩寺遗址，他刚刚重逢两年前认过的那一块碑，贾岛写道：“病身来寄宿，自扫一床闲”。
非虚构？——为什么不谈谈虚构？
记者愣了一下，他不习惯由被采者决定话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他昨夜赶完了两篇稿子在百度上搜了一遍之后憋出来的，眼前这个家伙，你以为你是贾平凹呀，在此之前，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该向你问什么问题。
那个，很多人认为，虚构已经过时，小说正在没落。
他笑了，他有点兴趣了，抬起眼看着对方：
小说没落了？虚构也过时了？那么你是说，我们已经真实和老实得听不进一句谎话了吗？
记者茫然无辜地看着他，这孩子有点乱了，他只不过是想要完成今天的采访任务。好吧，他叹了口气，决定还是做一个合作的被采者。
还是谈非虚构吧。
他用熟练的、书面的语调开始回答问题，似乎话不是说出来，而是印出来的。
虚构是一个问题。
在苏州诚品书店巨大的玻璃穹顶下，从喉咙到腿，都在不由自主地收缩。一座宫殿，一座教堂，书的帝国，书的大陆。
这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所想象的图书馆，我曾说过，我宁愿成为一个绝对的读者，但是想想吧，在深夜，天空下——我必须提到天空，因为当你在深夜独自一人身处这茫茫无际的书卷之间，你会感到，不是天空下，是天空中，你在黑暗中飘荡，抓不住任何实在之物，你是无所指的能指，一个空的符号，无数的书如冰冷的风吹过你中空的身体，吹出单调尖锐的哨音，无止无歇……
深夜的图书馆。这是噩梦，如果再猛然看见失明的博尔赫斯坐在那里，我会从床上惊叫着跳起。所幸此时，阳光猛烈，人潮汹涌。大陆著名作家毕飞宇和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在此对话，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是这次对话的主持者。飞宇是老友，一个刀光闪闪的家伙，而我喜欢骆以军这松软的小胖子，他们是如此不同，一个把一团乱麻清晰地讲述出来，精确流畅，另外一个，让坚硬的一切软下去，融化，混浊。我认为他们可以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毕把骆搞糊涂的事理清楚，骆把毕搞清楚的事搅糊涂，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不会闲着。
今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都喜欢波拉尼奥的《2666》。
我坐在毕和骆中间，心情阴郁地想着869页的《2666》，直到昨天夜里，我才看到了五十二页，我看到四个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友谊——我拼命记住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我想这是我看过这本书的唯一证据，此人据说是德国作家，但我从这个名字里闻到了燠热的拉丁气息。现在，我知道，这四个人中，有两个男人分别从巴黎和马德里爱上了伦敦的女人，第四个在罗马，眼睛瞎了，坐着轮椅。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撕起来的迹象，他们共同热爱着阿琴波尔迪——但是，谁也没见有过他，甚至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活着还是死了，尽管他们像一群彩民或股民一样热切期待他获得诺贝尔奖。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作家——他叫阿琴波尔迪——并不存在，对，没有这么一个人。也许波拉尼奥写出869页就是为了这个。这件事真他妈的疯狂。
主持人发问：现在，请谈谈《2666》，你为什么喜欢它？
然后，飞宇告诉我们，波拉尼奥其实不像拉丁美洲作家，而像一个欧洲作家。当然，拉丁美洲也有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所以，波拉尼奥实际上是完成了博尔赫斯的想象。
——博尔赫斯的图书馆或者百科全书。也许我可以另写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作为某个皇帝每天批阅奏章后的睡前读物……
然而，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的话已经完了，OVER，他翘着二郎腿，悠闲地看着我，暗自欣赏他的句号之圆。可是我们必须坐在这儿说一个半小时啊，说好的契约精神呢？我转过头去，看着骆以军，好吧，该你了，你这牯岭街少年，看你的了，你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咱们不讲契约讲义气，我会寄一包宁夏枸杞给你这写了《西夏旅馆》的人。
然后，骆以军开闸放水。
从当年台北的溜冰场开始，他在超现实的亚热带之冰上快活滑行，从1980滑到1990，2666遥不可及。二十分钟过去了，我微笑着恶狠狠地盯着他。哦，《2666》，一个漂亮的急停，冰花四溅。他终于来到了西伯利亚或者什么别的什么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里，士兵阿琴波尔迪爱上了一个女人，苍茫乱世，不可能的爱，注定没有未来的爱，女人忽然说：你要记住我。
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回答：我会记住你。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会记住我？
这个男人，阿琴波尔迪呆住了，他的情人盯着他，他说，我会以军人的荣誉、夏洛克的契约或者实在不行就梁山泊的道义记住你。
但女人知道你在胡说。
阿琴波尔迪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的女人。
我也看着骆以军，我想那个男人已经绝望了——不仅因为他无法让女人相信自己，还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竟然是一个超出语言边界的问题，无法靠发誓、抒情、论证加以解决。而骆以军或波拉尼奥会解决这个问题。果然，他抛出了答案：
最后还是女人说了，她说，你要像阿兹特克人那样记住我。
阿兹特克人，我记得骆以军说的就是这个词，说完之后得意洋洋地瞟了我一眼。当然我可能记错了，我也懒得从八百多页里翻出那一页，不管阿兹特克人还是粟特人还是苏美尔人，反正这个女人认为她给出了完美答案。
我至今没有明白骆以军或波拉尼奥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如果换了麦克尤恩，这个问题会如何回答：
我要像一个作家那样记住你。
我要写一本小说记住你。
我要让你活在虚构中。
我这么干是为了记住你，也是为了记住我自己。
那天在北师大的课堂上，我一直在谈论麦克尤恩的《甜牙》以及我对英国小说无可救药的爱，我爱狄更斯、奥斯汀、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安东尼·伯吉斯，还有麦克尤恩。现在，在这本《甜牙》里，麦克尤恩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惊险任务：让在政治、阴谋和欺骗中穿行的爱情安顿于花好月圆，但又是如此忧伤，令人心碎。
这恰好也是一本关于作家和女人的小说，关于虚构的虚构。它是虚构写作的教科书。同学们，今晚就去京东买一本，然后写一篇关于先锋论坛的小说。
小说开始时，一个当年的先锋作家走进会场。人们围上来，他早已习惯了这种肉包子打狗般的骚动。但是今天早上，他经受了便秘的折磨，而昨天夜里，面对着电脑，他感到油尽灯干，每一个字似乎都是刻在永恒的石碑上，而精疲力竭的石匠忽然满怀怨愤：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你们不是已经记住我了，我的书你们宣布已成经典，到底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个你们深爱的、永不遗忘的伟大作家？此刻，他感到天下太平，人们是爱他的，但是，谁知道呢，迎面走来的这厮，刚刚发了一篇文章，在一万字的表扬之后顺便谈到了中国作家与那个白俄罗斯老太太的距离，什么意思？是与老太太的距离还是与斯德哥尔摩的距离还是小说与非虚构的距离？……
或者，我们可以让另一个当年的先锋作家走进来。他已经很久不写了，他现在是一个中学教师。那天接到请柬，如同接到三十年前的一封来信，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渐渐认出当年的自己。此时他茫然地站着，没有人认出他，他在辨认记忆中的那几张面孔。他已经多年不读小说，他不是语文老师，他教的是数学，是的，他和《甜牙》中的那个女人一样，是数学系毕业的，那个女人在剑桥，他在北大……
无穷无尽的可能。然后，作为一篇小说，必须发生点什么。好吧，最简便的办法是让他遇见一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足以让他的生活真的发生一点什么的女人。
为了不被道德高尚的网民骂，他不应该处在已婚状态，这里是一个孤独的老单身汉或老流氓，让我们在这个会场里找找，找那个最出人意料的人。她在那里，但很少有人看到她。
就是那个速记。
一个长发姑娘。
然后，故事就真的开始了，天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姑娘，也许她竟是埋伏在速记座位上的评论家，或者一个夜观天象的女巫。但是，你爱上她了，你必须记住她，记住她的一切：她怎么就成了速记员，她住在哪里，与人合住吗？她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她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她刚买了一件什么式样的大衣，她身上隐秘的疤痕，她每天下班后手指的感觉，她什么星座，她是哪里人，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朋友圈、她的初恋或暗恋，她头发的气息，她打算一辈子做速记员吗？如果不，她的梦想是什么……
总之，你已经决定不写了。你发现，这个精致的肺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
2015年12月8日-9日
选自《十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