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篇小说|荆永鸣：出京记

荆永鸣，1958年生，内蒙古赤峰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外地人》、《大声呼吸》、《创可贴》、《在时间那边》，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北京时间》等。作品多次荣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外地人》、中篇小说《北京邻居》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奖励 ；《大声呼吸》、《京房东》分别荣获第四届“老舍文学奖”和2014“老舍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

出  京  记

荆永鸣/著

下　篇

结婚后，武月月仍然干她的老本行。杨浦却没再回到他的物流仓库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整天和那些与己无关的物品打交道——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别说是去干，只要想想就烦透了！他动员武月月把所有存款拿出来，和老太太的一部分资金进行整合，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在一个哥们儿的指点下，到街上去趴活儿（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黑车”）。一个月下来，刨去油钱，纯落两千块。这样的收入，比在物流仓库里整天忙来忙去要合算得多了。关键是自在。想什么时间出车，收车，全由自己说了算，也不累，每天像兜风似的就把钱挣了。不仅如此，有了车，武月月也沾了不少光。有时候杨浦会把她一直送到单位，然后在那里趴活儿；如果是顺路，他也常把武月月从单位捎回来，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又有好事来了。因为开发商征地，杨浦家的平房要拆迁。武月月没想到，北京这地方可真是寸土寸金！就是那么两间破烂不堪的老房子——加上被拆迁的居民一同与开发商较劲，提条件，不停地谈判。最终杨浦家一共拿到了八十多万元的补偿款！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八十多万元的款子，对于一户底层百姓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说是咸鱼翻身、天上掉馅饼，都不为过。当时武月月都被这笔款子吓着了。她不知道杨浦和他母亲将如何支配这笔巨款。假如她是这笔财富的支配者，她首先会考虑买一套楼房，让婆婆公公住，她和杨浦还是住在这套旧楼里。怎么说呢，这套两居室的旧楼只有六十多平米，尽管老两口和小两口各居一室，却总是有着太多的不便。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许多时候，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常常让人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为此，婚后不久，武月月就曾经暗示过杨浦，说她特想回到那间老房子里去住。杨浦很敏感，当时就戳穿了她：“怎么着，还想分家呀？我跟你说，老太太能让你进这个家门就不错了，分家这种事，你想都甭想！”在武月月看来，不分家，买一套大点儿的楼房，宽宽绰绰的，即便一起住，也总比现在强。当然，她也不过就这么想想，尽管是家里的一员，她知道自己却当不了这个家，也没有这个权力。在如何使用这笔款子的问题上，全在于杨浦一家三口。说是三口，其实也就是婆婆和杨浦说了算。

公公是个吃闲粮不管闲事的人。这个在公交车上把了一辈子方向盘的老司机，开车是一把好手，曾经当过全市劳动模范和标兵。退休后，也许是不太适应，他很少待在家里。即使在家，也向来不大言语，甚至不笑。更不参与家人对任何事情的讨论。大多时候他都是以一种无声形式存在着，以至于他不在家的时候，你还以为他就在卧室里睡觉呢；当你去喊他吃饭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他的影子，不用说，他准又拎着那个小收音机到哪个街心公园里听京戏去了。听戏是老头唯一的爱好。有时他自己也会唱上一段。说起来有趣儿，老头平时无声无息，一旦唱起京戏来，却仿佛找到了一种呐喊的理由，那种咬牙切齿的唱腔，听起来极其压抑，像是充满了无限的悲壮与愤懑。婆婆不喜欢老头的哼哼呀呀。她喜欢跳舞——是广场上那种中老年人聚到一起跳的舞。每周一次，换上红衣服白裤子，坐公交车到景山公园里去跳。所以，和许多形影不离的老夫老妻不同，公公和婆婆，除了偶尔同去一趟菜市场，平时两人都是单独行动，各玩儿各的。用老太太的话说：也不是玩儿不到一块儿，而是文化上有差异，根儿就不一样。

老头的“根儿”在山东，祖祖辈辈是农民。只有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不本分，或者说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他十六岁跑到北京，在一个同乡的引荐下，到一家饭店里当小工，学习烤鸭技术。此后三十多年，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摆弄鸭子。直到五十岁病逝，他始终是一家“便宜坊”的烤鸭师傅。老太太则不同，虽说父亲不过是当了一辈子普通的小学老师，可祖上却是地地道道的旗人，是大清帝国的功臣与贵族。

“我们应该姓爱新觉罗。”

其实老太太姓金，可她喜欢这么说。至于姓爱新觉罗为啥又姓了金，其中的演绎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却说不清。她只是忘不了自己身上流淌着一种贵族的血，好像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祖上是旗人。”

这句充满荣耀与高贵感的话，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件上，往往会被老太太脱口而出。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她说过也就拉倒了，并没有人去接她的茬儿。只有一次例外。不知怎么的，一向不大说话的公公，竟当着武月月的面，对婆婆这句话嗤之以鼻：“得了吧，旗人早就过气儿了，你能不能说点儿新鲜的。”

老太太突然受到了打击，但精神却为之一振：“嘿，你起什么腻呀？我跟月月说话碍着你哪根筋了？我偏要这么说！怎么啦？听不惯啊？告诉你，死了的老虎也比猫值钱！你爹摆弄了一辈子鸭子你还了不起了是不是？我的话不爱听，你倒是说点儿新鲜的我听听！说不出个正经的就吃你的饭，往正地方用你那个舌头，别变着法儿给我找事儿！”

婆婆的一番唇枪舌剑，让武月月替公公感到尴尬。她以为公公会做出激烈的反击，但没有。老头非常镇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饭，搁下碗，一声不响地回了卧室。

书归正传。关于那八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如何支配，老头不参与；婆婆和杨浦的意见则与武月月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决定不买房子，不置地。理由很简单：好不容易得到一笔钱，总不能因为买一套多余的房子，再把自己变成穷人！

富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有票子。有了八十多万的存款，老太太拿捏得还算可以。或许是因为祖上是旗人，她有资格，也能胜任得了这种愉快。在外面，她给人的感觉有些漫不经心，很低调，在和邻居们聊天时，甚至还多了几分和蔼和谦逊。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骨子里。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老太太的腰板儿比原来挺得更直，富有高贵感的下巴颏微微扬起，似乎比以前抬高了一寸。

杨浦却不想把幸福藏在骨头里。也许是太年轻，或穷人乍富，钱一多便压不住了，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亢奋，像是打了鸡血。他开始往更高的层次武装自己：BB机换成了“诺基亚”；原来的分头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多了一条很粗的金链子；手指上自然少不了再配上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人还是那么瘦，但举手投足都不再像个虾米，而是精神抖擞。每天他照例开车出去，却不是到街上去趴活儿。八十万元的补偿款，加上原有的积蓄，差不多有“一百来个儿”，往银行里一扔，存它个“死期”，光利息就已经够吃够喝，还趴什么活儿！那几个小钱儿，只配从他的手指头缝里漏下去。现在他每天出去，主要是忙于社交，经常找上三五个朋友，往餐馆里一坐，边喝边聊，偶尔自信地弹一下手指上的烟灰，脸上却露出一种因为幸福而生出的愁苦：“哥儿几个说说，我他妈是不是应该干点儿啥呀？”虽说是在问别人，语气上却似乎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甚至目光炯炯，眼前分明展现出了另一个世界。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地，他好像在哪里看见过，只是一时找不到它的入口。因此，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过武月月：

“你丫说话，我到底开个什么公司呢？”

武月月不说话。她只是含意不明地笑一笑。怎么说呢，她自从认识了杨浦这个人，就一直听他念叨着要开个什么公司。“有福不用忙，你就等着做老板娘好了！”开始的时候，她对杨浦描绘的图景还真的抱有过希望。可几年过去了，他还这么说，她就不把杨浦这句话当作一回事了。她看透了杨浦这个人，与其说干打雷不下雨，不如说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于做。没钱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了钱，她也不相信杨浦真的能做成什么事。钱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它可以让人变得优雅、端庄，或矜持、放纵，乃至于财大气粗，挺胸腆肚……这种情况常有。可因为有了钱，就能把一个懒汉变成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例子，还真是没见过。有了这样的判断，再听到杨浦关于“开个什么公司”的唠叨，武月月就不愿意搭言，不愿意参与。她只是平静地面对着杨浦，任凭他三起三落地折腾自己：头一天他还雄心勃勃地要开个什么公司，第二天便像生了什么人的气了：“不开那个鸡巴公司我他妈还能死啊？”总之，见惯了杨浦的这种出尔反尔，无论他怎么说，武月月都是平和地笑笑，不置可否，也不生气。

武月月不生气，杨浦却气不顺：“瞧你那个破工作，卖他妈什么楼呀，赶紧歇菜得了！”

类似这样的话，杨浦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倒不能说他是钱多闹的。没得到那笔拆迁费之前，他就不愿意听武月月整天唠唠叨叨地说房子。或许，这对于一个买不起房子的男人来说，有伤自尊。因此，每当武月月回到家，说她又卖了一套什么样的房子时，杨浦总是不愿意听，他烦！现在，杨浦不再是因为自己没钱而讨厌武月月说房子了，他还是烦。细说起来，这仍然和一个男人的自尊有关。

自从有了车，杨浦偶尔会到武月月的单位去。送她的时候，他总是放下武月月就走。去单位里接她的时候，则是坐在车里，一直等到武月月下班出来——脚踏高跟鞋，挎着一个时髦的小包，身姿摇曳，很有气质地朝他走过来，然后上车。有一点，不管是接还是送，以前杨浦从来没有走进过售楼处。但是，自从发型改成了板儿寸，脖子上有了那条很粗的金链子，杨浦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仗义起来。再到武月月的单位时，他会径直走进售楼处里去：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还背着手——手上拿着“诺基亚”小手机，上面摞着一盒“555”牌香烟，手指上勾着一把车钥匙。第一次走进售楼处，都以为他是个来看楼的呢，两三个售楼小姐赶紧凑过来，好一番招呼，才知道他是武月月的老公！

事后，杨浦反而有些不快：“我发现，你们这些售楼小姐怎么比妓女还热情呢！”

人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什么，眼里就往往会发现什么。再到售楼处时，杨浦便多了一份留意。只见那些售楼小姐每人一个小茶桌，对着客户窃窃私语。他注意到，有个漂亮的女孩，竟用一双挑逗的眼睛，对着一个中年男客户挤眉弄眼，频频放电！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杨浦越发瞧不起这个职业。他总是唠叨武月月，让她“歇菜得了”。可唠叨归唠叨，他倒也没有逼着武月月非得“歇菜”不可。

不过，后来的情况变了。有天傍晚，杨浦去接武月月。在售楼处，他没见到武月月的影子，一问她同事，说是她和客户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去了。杨浦找到那家酒店的时候，武月月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男人正面对面地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杨浦很冷静。他没像有些电视剧里的人物那样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他不想破坏眼前那种安静、和谐，并伴有音乐低回的高雅氛围。他很大度地坐下来，跟那个据说是做煤炭生意的人聊了一会儿，甚至还优雅地喝了一杯咖啡。结束之后，杨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武月月拉到一家餐馆里，点了酒菜，两杯啤酒下肚之后，他才瞄上了武月月：“你成啊！卖楼卖到酒店去了，你他妈的怎么给我解释？”

武月月的解释很简单：那个客户看好一套房，要交定金的时候发现钱包落在了酒店里。他不想多跑一趟腿，就问她能不能随他到酒店取一下。她去酒店取了钱，那个客户又提议她一块喝杯咖啡。说着，武月月从包里掏出个装钱的信封，上面写着钱数和客户的名字。就这些。

“没干点儿别的？”

“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没干点儿别的？我的话你没听懂啊！”

其实武月月早懂了。只是太突然，一时难以应对。

“你别胡扯好不好？”武月月说狠话了，“如果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就吃饭噎死，噎不死，出门让车轧死，被碾成肉泥，死后让小鬼扔到油锅去炸！实话告诉你，为了卖楼拿提成，跟客户睡觉，甚至被客户和楼一块买去做小三的人，不是没有。可那种事和行业没关系，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守住原则，守住做人的底线。跟你说，来到北京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遇到过？如果是那样的人，我早就是了，还能成了你的老婆！”

杨浦没吭声，心里却活动着。觉得武月月的话倒也不是没道理，至少最后一句是可信的。他知道现在的女孩子大都很开放，搞对象找个真正的处女已经不容易。说实话，最初和武月月交往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认真，至少他有过这样的考虑：如果她不是处女，说明她已经被人玩过了，他也来个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前找过的几个对象，包括那个胖丫，全都“破”了，没有一个是处女。但武月月是！不仅如此，她还说话好听，笑容好看，体形更是没说的，每个段落都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在那座老房子里，他曾一寸一寸地欣赏过她光滑如玉的身体，反复审视，思忖，比较着与前女友们哪些地方有别，相似，或不同。最后的结论是，不管哪个部位，都是武月月的最好，让他目醉神迷。他这才认真和庄重起来，乃至不顾母亲的阻挠和反对，坚持和她交往，最终娶她为妻。想到这些，杨浦憋在心里的火气差不多消去了一半。但他不想饶恕武月月：

“你以为我相信了，是不是？”

“信不信由你，”武月月转过头去，叹了一口气，又不甘心地转过来，她认真地看着杨浦，“不信，明天你去单位查一下我的离岗记录。我跟他从单位出来，加上走路，取钱，喝咖啡，到跟你见面，总共都不到半小时。”

武月月的话，把杨浦又一次带回到现场。那个秃头的影子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不管怎么说，那个秃瓢儿他妈的绝对有想法！”

“别人有没有想法，那是别人的事。我知道自己怎么做人。”

杨浦不再盯着武月月，他把矛头转向了煤老板。

“瞧丫那操性，指甲缝都是黑泥！还他妈会喝咖啡呢，还跑到北京来买楼房呢，真他妈新鲜！”杨浦嚅动着腮帮子，咬牙切齿，一种骂什么都不解恨的样子。

武月月却忍不住笑了：“你观察得还挺细呢。就是这么个人，你想想，我能跟他做什么呢？真是的！”

杨浦没吭声。继续喝他的啤酒。一共喝了八瓶！可是酒喝的再多，却没有压制住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忌妒心和想象力。他老是想起那个秃头。而且一旦把那个秃头和武月月联想到一起，他便心里难受。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简直无法描述。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竟然做出一个邪恶的举动。吃过饭，他拉着武月月又回到那家酒店，开了个房间，像吃了什么药似的，把武月月狠狠地闹了半宿。

武月月辞去了工作。

她不辞，杨浦就会永远去不了他那块心病。

辞就辞了。其实，售楼工作绝不像人想象的那么光鲜。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钱的提成，到了淡季，一套楼房卖不出去，也就只有五六百块钱的底薪。而且平时的工作也不容易。看房的人往往要到实地看楼，楼盘还没有完全建成，也得看看结构和布局。没电梯，就只好领着顾客去爬楼梯。二十几层的高楼，有时候一天要爬四五次！遇上拿不准主意的客户，磨磨叽叽，那简直是一种折磨。武月月接待过一位男客户，他想买一套顶楼，二十八层。他自己角角落落地端详了两遍，后来又分别带着老婆、孩子、亲戚不停地看，最后还把同事拉过来帮他参谋。几天下来，二十八层的楼房，武月月爬了十多次！两条腿肿得像棒槌，夜里又胀又痛，觉都睡不成。可经过多次看房之后，那个客户仍然犹豫不决，不是打电话，就是亲自上门，一遍遍咨询房子的每个细节。“这种人我算看透了，即使买头驴，说不定也得要数数有多少毛！”武月月生气地跟同事说，“还是个什么处长呢，还是个男人呢，去他妈的吧，什么东西！”后来，那个男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告诉对方：“那套房子没了，已经卖了！”

想起平时吃的苦，受的累，武月月没什么可留恋的。辞了职，她反而有一种解脱感。问题是，辞职之后干什么？

“我不说了嘛，早晚我要开一公司！”

又来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且是自己提！对于杨浦这句话，武月月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进了这个家，就得一切由着他安排。他让干啥就干啥，他让辞职就辞职吧。他不说了嘛：“啥也不干，我也饿不死你丫的！”那就啥也不干好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闲下来没事，也像婆婆那“遛弯儿去”！这样地生活，岂不比整天忙忙碌碌地当个上班族要强百倍？

只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最让武月月打怵的就是婆婆。

在武月月眼里，婆婆并不是一个恶人，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她讲体面，通礼数，喜欢说“我们祖上是旗人”，并引以为傲。她热心热肠，在路上遇到个外地问路的人，她会不厌其烦，恨不得把人家送到目的地去。走在大街上，她总是扬着脸，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用厌恶的目光去批评那些陌生的乡下人。对于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的标准，有一个别人不好把握的分寸。即便是坐在杨浦的车上，她也会用她的“分寸”去调整车速。车慢，她说杨浦开车太肉了；快了，她又告诉杨浦：“别像个奔丧的好不好？”她善于说讽刺话，挖苦话，即使骂人都不带一个脏字儿。同时她还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精神矍铄，常常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

武月月还记得，她结婚没几天，婆婆把腰扭了，据说是学跳探戈舞的时候扭的。为此杨浦还批评了老太太：“您都多大岁数了，还玩儿鹰啊！”可不管是玩啥，扭了腰也得看。那天武月月连班都没上，陪着婆婆去医院。她本想打个出租车，可婆婆不同意，嫌太贵，非要坐公交。车刚到，她就烦了。“哎哟喂，这什么破车，咋这么多的人啊！”上了车，便立马来了一句：“小伙子，劳驾，给我让个座儿！”下车的时候，也是理直气壮：“姑娘，让开点儿，别耽误了别人下车！”对方有点儿不太高兴地回了一句了：“我也是下车的，咋这么说话啊。”“我就这么说话怎么啦？倒是你，说话的样子一点儿没教养！”对方不吱声了，事情还没完。这时，乘务员开始不断提醒下车的乘客请出示车票。婆婆可能是觉得在提醒她呢。她转身从武月月手里拿过车票，冲着乘务员晃了晃：

“您看好啦？”

乘务员说：“好的，您下车。”

她又晃了晃车票：“您看仔细啦？”

乘务员笑了笑：“谢谢，您慢点。”

她还是盯着乘务员：“您看清楚啦？”

乘务员没再吭声。

老太太这才下了车，一边下车，还愤愤地嘟哝了一句：“一点儿眼力见儿没有，什么人哪！”

武月月觉得，婆婆身上就是有这么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劲儿。当初她曾极力反对她和杨浦的婚事，结婚之后，她又直截了当地敲打过武月月：“要说我们家杨浦，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没有啊。他倒好，王八瞅绿豆，偏偏跟你对上眼珠儿啦，你可真算是有福气。说句实在话，你别不乐意听，要不是看在杨浦孝顺的分上，我是不会同意他找个乡下姑娘做媳妇的。在家里怎么都好说，跟外人可是好说不好听，你说是不是？”武月月唰的红了脸，嗓子里有一种硬硬的感觉，像是被堵上了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婆婆，武月月便学的像公公一样，在家里很少说话。甚至她都比不了公公。公公不说话，却经常响亮地咳嗽。有时候，他咳嗽的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儿夸张，有点儿假，似乎是别一种虚张声势。因此，婆婆也会经常来上一句：“有屁就放，甭给我装咳嗽，像是吃着鱼刺卡住了似的！”婆婆是个敏感的人，什么事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打个比方：看一眼鸡蛋，她都能听到里面有小鸡的叫声！武月月则顺应着婆婆的讲究与规矩，咳嗽的时候，她总是握着空拳，放在嘴上，轻轻地咳。至于说话，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哪句话说得不妥，一旦露了怯，就会惹得婆婆皱眉头。有一回，说起在单位又爬了多少层楼，她一不小心冒出一句家乡话：“不老盖疼。”当时婆婆就皱着眉头看了她好半天，问她说的是哪国话。“是英语，俄语，还是西班牙语？”她知道的语种还挺多！可不论哪种话，婆婆都觉得不好听，不受听，不愿意听。也就是那一次，她郑重地告诉武月月，既然做了北京人的媳妇，就得学说北京话，不然街坊邻居都笑话！

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自从武月月进了这个家，老太太就一直想从各个方面改造她，或者说提升她，完善她，至少要在言谈举止上，把她变成一个“不是也像”的北京人。她告诉武月月，怎么穿衣才不会像个土老帽，怎么打扮才像个城里人。甚至连怎么吃饭都拿老北京人的规矩暗示她，说要一只手扶饭碗，不能扒拉菜，不能吧唧嘴……在婆婆的规矩下，武月月吃饭一声不响，眼睛瞧着自己的碗，那种小心拘谨的样子，就像在一户陌生人的家里做客。

结婚不久，婆婆就教她学习北京话。比如“花”这个字，不能说花，得把舌头稍稍卷起来说：“花儿。”说的时候口型稍扁，儿化音不能太重，要轻轻一带。除此之外，一些老北京话，即使不会说，也必须得懂。比如“硌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挠丫子”，什么叫“起哄架秧子”……听得武月月直想笑。她觉得有些土语比老家的“不老盖”之类还难听。可再难听也是北京话，得学！

婆婆让她专门准备一个笔记本，哪句话怎么说，有些字发什么音，都要标注上。比如“这zhèi”这个字，在北京话里，不能说“这”，你得说“这zhèi”。“那”这个字，就更讲究，有时候说“那nè”，有时候你得说“那nèi”。连成一句话就是：“这zhèi人怎么那nèi样啊！”

武月月不是一个笨人。来到北京之后，她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当服务员时，因为常有外国人到餐馆里吃饭，她还学会了一些英语、日语之类的简单用语。对比起来，她发现，学说北京话其实比学习外语还要难！光是那种儿化音就有太多的讲究，不好掌握。比如同样是个“门”字，你可以说“东便门儿”“西便门儿”，但你不能说“天安门儿”“地安门儿”；“老家”这个词的意思是故乡，加上一个儿化音，意思就变成了家里的长辈。总之没有一点儿规律可循。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那些方言土话和儿化音。是从你喉咙发出的音色得像个真正的北京人。可武月月不行。她知道话是那么说，可发出来的音色不靠谱儿，出不来那个味儿！整个感觉就好比唱歌，心里明明想着是那个调子，那么唱，可一旦唱出声音来却跑了调儿啦！婆婆一听就泄了气，说：“这哪儿是北京话啊，整个一南腔北调儿！”

没办法。黄鹂叫不出乌鸦声，笛子奏不出二胡曲。武月月学不来那种地道的京腔京韵，在婆婆面前便多了一个短处，多了一份惭愧，也多了一份小心。婆婆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微笑地听着，间或点点头，只要能不说话，就尽可能不吭声。她不愿意给婆婆添堵。

以前还好，武月月有个工作，在时间和视线上还能多少与婆婆拉开一点儿距离。现在辞掉了工作，她就得天天面对婆婆，服侍婆婆。

一想到这些，武月月就从心里打怵。

还算好，辞职后武月月并没有整天待在家里。没过多久，她就到钟鸣的餐馆学厨艺去了。怎么说呢，自从辞去工作，家里的每日三餐都由武月月做。武月月不怕做饭，怕的是婆婆吃得不顺口。在吃饭问题上，婆婆以前就很仔细，有钱之后就更讲究。最让武月月头痛的是，不顺口的时候，她还不直说。

“哎，月月，那超市里的盐是不是降价了？”

这种拐弯抹角的话，问得武月月一愣一愣的。

或者：“我就爱吃杨浦做的鱼！”

爱吃你就让杨浦做呗。可惜杨浦整天不着家，他几乎就不在家吃饭。儿子不在家吃饭，也成了儿媳妇的错。“人不说了嘛，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得满足男人的胃。你不是在餐馆里干过吗？明儿你赶紧去学学做菜吧！”

婆婆让学就得学。

“学学也好。”桂萍不知道武月月心里的苦，还以为这是武月月的福呢，她笑着说，“家里那么有钱，不会吃哪行啊！学吧，想学啥就学啥，我跟厨师说一声。”

厨师还是陈五湖，也就是那个曾追求过武月月的小伙子。说起来，武月月还有点儿难为情，就因为陈五湖追求她，在店里的时候，她还捉弄过他。有天晚上，陈五湖约她一起吃个饭，她答应了他。下班后，陈五湖提前去了约定的餐馆，点了店里最好的菜，正等她。武月月没有爽约，却带了店里所有的伙计！原本想请武月月吃顿饭，表达一下他的爱慕之心，没承想，让一帮伙计搅了局不说，还被狠狠地宰了一刀。当时陈五湖面子上强打精神，心里却憋着一种说不出的郁闷。散场时，刚走出餐馆，便一个趔趄栽到了地上。开始伙计们还笑，说他是假摔！见他半天不动弹，拉都拉不起来，才知道陈五湖是真醉了。当时她真是挺后悔，觉得对陈五湖有点儿不公平。不过，事后陈五湖倒也没说啥，直到她和杨浦确立了恋爱关系，陈五湖才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叽歪，直到她离开餐馆，陈五湖再也没有理过她。

现在，武月月要学做菜，担心陈师傅不教她。陈师傅没拒绝。怎么说呢，此时的陈五湖，正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女朋友是武月月离开店里之后来的一个服务员，叫王月巧，安徽人，长得不难看，比不上武月月能说会道，但比武月月温柔、体贴。只有体贴才是爱啊！说白了，他曾幻想在武月月身上得到的东西没得到，王月巧则全都给了他。而且两个人已经说好：好好干，攒够了钱就立刻回家盖房、结婚、生孩子——这样的前景，不用说出来，只要想想都幸福！总之，陈五湖正处在一种最快乐、最富有诗意的情境中。

山不转那水在转

水不转那云在转

云不转那风在转

风不转那心也转

…………

没有憋死的牛

只有愚死的汉

蜘蛛吐丝画它自己圆

那太阳掏洞也要织它那条线

再深的巷子也能走出那个天

陈五湖整天把这首流行的歌曲挂在嘴上，一边炒菜还一边唱。他还哪有闲心再生武月月的气呢！

他告诉武月月，学厨艺得先从刀工开始。

“三分烹调，七分刀工，知道吧？”

他让武月月从切土豆丝练起。武月月明知道这是陈五湖在捉弄她，可细想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她开始切土豆丝，一盆一盆地切！直到把土豆丝切得又匀又细了，陈五湖才告诉她，横切牛羊（肉）竖切猪（肉）；肉怎么浆，花刀怎么打……最后才是煎炒烹炸文火炖。

经过一段时断时续的“恶补”，武月月的手艺大有长进，光是鱼的做法就学会好几种：清蒸鱼、侉炖鱼、菊花鱼、松鼠桂鱼、西湖醋鱼、臭鲑鱼……婆婆不是爱吃鱼吗？那就换着样儿地做给她吃！结果，还真把婆婆的嘴吃乐了，脸上也多出了几分柔情。

“月月啊，我就说嘛，不会的东西就得学，不学哪儿成啊是不是？”老太太不仅享受着武月月的厨艺，同时也享受着她改变了武月月的过程。

可是，把武月月学来的菜全都吃过一遍之后，婆婆又不乐了。这倒也不是她习以为常，或者吃腻了，而是婆婆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菜里出现了糊嘎巴。“电视上早就说了，吃了这种烧糊的东西会致癌，致癌懂不懂？这不要命嘛！”

以前，婆婆就这么提示过武月月，做菜的时候一定把锅洗干净，烧油的时候不能过了火。武月月也多加了小心。再小心，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这天晚饭，武月月做了四个菜：有鸡有鱼，有时令鲜蔬。两荤两素，外加一道冬瓜排骨汤。挺好，色泽搭配也不错。最难得的是杨浦也在家。在武月月的感觉中，杨浦好像有半辈子没在家里吃晚饭了。平时他总是吃了早饭就出门，不到半夜不回家。他忙！据说正忙着和两个哥们儿筹划一个公司。这次又是个什么公司，武月月也懒得细问。她只是觉得杨浦能在家里吃顿晚饭挺新鲜，很温馨。可没想到，就是这顿家人齐全的晚饭，却差点成了武月月在杨家最后的晚餐。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吃饭时，婆婆发现冬瓜排骨汤里有块黑色的漂浮物。细说起来，当时老太太倒也没怎么着她。她只是用筷子沾出一点儿黑的东西，举到眼前长时间地看，那神态就像是进入了某种困惑的思考与研究。

婆婆盯着筷子看，武月月也盯着婆婆看。

婆婆昂着头。发型很漂亮，短发，是前几天武月月陪着她去美容院新做的。烫了卷，染了那种在阳光下才能看出来的咖啡色。做了面膜，又修了眉。眉毛向上挑着，看上去年轻不少，就是有点儿发刁。整个眉宇间似乎正潜伏着一种随时向你发起挑衅和进攻的可能性。

眼前的婆婆，并没有什么进攻的举动。倒是武月月自己先毛了，她意识到可能是炝锅时把葱花炸煳了，出锅时没来得及打理，就被杨浦端上了桌。她歉意地笑了笑，告诉婆婆别喝汤了，让她吃别的。可是她不吃！而是阴郁着脸，什么话也没说，放下筷子，起身回了卧室。

婆婆不吃，武月月也咽不下去。她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硬撑了一会儿，也走了。饭桌旁只剩下老头和杨浦两个人。开始杨浦还贫嘴，他“嘿”了一声说：“好，全是咱爷俩的菜了！”其实，菜的味道真不错。这顿饭，父子俩吃得啧咂有声，各自还喝了好多北京二锅头。老头二两，他半斤。

酒足饭饱。杨浦来到卧室，发现武月月倚坐在床上流眼泪，便立刻来了气。其实杨浦本来没有气，他是因为武月月的生气而生气。

“多大个屁事儿，至于吗？”武月月不吭声，他便心烦意乱地吩咐道，“行了行了，你去问问妈，还吃不吃饭，不吃收碗去！”

“愿意去你去，我不侍候了。”武月月憋着一肚子委屈。

这时婆婆已经无声地站在了门口，高扬着脸：“说谁呢？”

杨浦看见老太太挂着一脸的挑衅，他想息事宁人。“行了妈，您烦不烦啊。”

老太太看准了他：“跟谁说话呢？长能耐了你！还说我烦不烦……告诉你，我他妈烦着哪！你倒是该问问她，这家里没死人，她这是唱的哪一出儿，给谁哭丧呢？”明明是在教训杨浦，话头却又落在了武月月身上。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她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

武月月看着婆婆，满眼是泪。她终于被逼出了声：“妈，您怎么这么说话啊。”

“新鲜！我怎么说话还用你教啊？想教别人，也得先照照镜子瞧瞧自己是谁！今儿我就是要问问，什么叫不侍候了？”

“我没说您，我说杨浦呢。我敢说您吗？”武月月不哭了，哭没有任何作用，而且成了错误！她抬起头来开始争辩。讲动嘴，武月月并不弱，她只是说不出像婆婆那么恶毒的话。以牙还牙，她毕竟是长辈。可就是这句有点儿挖苦意味的话，却惹得婆婆勃然大怒。她上前一步，看定了武月月：“怎么着，拉屎往回缩呀？甭给我说不敢！有事说事，哭天抹泪算什么！你说吧，我今儿到底怎么着你啦？”

老太太一生气，杨浦更生气。他是因为武月月进一步激发了母亲的愤怒而生气。他冲着武月月勒令道：“给我闭嘴，不吱声你会死呀？！”

“我不闭嘴怎么着？”武月月立刻转向了杨浦。她反抗杨浦，比反抗婆婆的语气要坚定多了。就这样，三人唱起了对台戏。老头没在家。像往常一样，只要搁下饭碗，他就会拎着小收音机到楼下遛弯儿去。即使不去遛弯儿，也是个一脚踹不出屁的人。平时在家里，除了偶尔能壮起胆子发出几声响亮的咳嗽——套用婆婆常说的话：那就是一块臭不了的肉，因为他会呼吸。

“再不闭嘴，我抽你丫的！”武月月和婆婆没吃饭，杨浦却装了一肚子酒，他情绪激动，显得格外愤怒。

面对杨浦的最后通牒，武月月完全成了一个弱者。骂，她不能骂一个老太太；讲动手，她是个女人，根本不是杨浦的对手。她唯一能让自己做到的，就是嘴上不服！

“我就是不闭嘴。你抽啊？我倒是想看看，你敢不敢动我一指头！”她看着杨浦，怂恿着杨浦，同时又在蔑视着杨浦。

没料到，就在老太太同样的目光注视下，杨浦还真是动了手。但不是一指头，而是一巴掌，实实在在地扇在了武月月的脸上。

杨浦一巴掌，把武月月的心都打碎了。她漫无目的地来到街上。北京的马路四通八达，却没有她可去的地方。她在街上转来转去，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去了钟鸣的餐馆。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餐馆已经打烊了，只有桂萍和一个服务员坐在餐馆里。门开着。武月月刚露面，桂萍便又惊又喜地说：“真是来了！你可急死我啦！”原来，武月月还没到，杨浦的电话就打到了餐馆里，说是两人吵了几句嘴，他问桂萍武月月在不在餐馆里。

在路上，武月月已经编好了理由，她不想把吵架的事告诉桂萍。既然已经瞒不住，又看到桂萍在等她，武月月一肚子委屈加感动，当时就哭了。她告诉桂萍，今晚不回家了，想到服务员宿舍去住。

“去什么宿舍！你钟哥回老家了，我还想找个姑娘做伴儿呢。走，跟我回家去住。多长时间没见了，正好说说话。”桂萍提上包，刚要走又突然想起什么，“我得跟杨浦说一声。不然一夜找不到人，他还不得惦记死啊。”桂萍给杨浦回了个电话，两个人便回了家。

桂萍的“家”，其实就是一间出租屋，像杨浦家被拆掉的平房一样，也是在一个大杂院里。北京的大杂院，其模样和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一进院，武月月就像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她和杨浦初恋的地方。她想起和杨浦耳鬓厮磨的日子，想起了那个叫她提心吊胆的雨夜，就是在这样的小屋子里，她轻率地把自己交给了杨浦，交给了她充满希望的未来——她要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那时候，她做过多少绚丽的梦呀。现在，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路，她却发现自己每一步都是错的！

那一夜，两个女人一直聊到凌晨。武月月把事情经过对桂萍说了一遍，又哭了一遍。听得桂萍长吁短叹，时而又咬牙切齿。不过，气愤归气愤，桂萍知道这样的事外人插不上手，插手也没用。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除非是神仙。最后她只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语重心长地安慰和开导武月月，说勺子没有不碰锅沿的，两口子拌嘴很正常。不管怎么吵，怎么闹，日子还得过下去。

武月月退了步，她叹气说：“姐，不瞒你说，要不是我肚子里有了，这次我是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桂萍很感意外：“是吗，几个月了？”

“两个多月。”

桂萍深叹一口气：“既然这样，你就更不能在心里生闷气，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不然会影响胎儿发育。”说到这里，她再次生了气，“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呢，老婆怀孕了还动手，万一有点儿闪失怎么办？这个杨浦，必须得治治他！月月，听我的，你就在这里住着，他不来接你，不服个软儿，你就是不回去！”

杨浦是两天之后露面的。开始他也没想来，只是几次三番往餐馆里打电话，找武月月。武月月不接他的电话。杨浦这才来了。来的时候却带着气：“有事说事，躲在别人家里不回去，你什么意思呀？”

武月月不吭声，倒是桂萍忍不住了。

“杨浦，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虽不沾亲带故，武月月毕竟在我餐馆里当过两年多的伙计，我们好歹是朋友。她在北京举目无亲，你们吵了架，她挨了打，满心委屈没地方说，出来消消气，还又成了不是啦？按理说，这是你们家里的事，作为外人我不该插嘴，也没权力给你们评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我只是觉得武月月这个孩子挺苦，她从小没爹没妈，一个人跑到北京来打拼，也真是不容易。既然你们当初选择了对方，就应该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吵架的事可能哪家都有，但是抬手就打的男人可真是不多！再说了，她毕竟怀着你的骨肉，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你这是一巴掌打俩人！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不管你有多后悔，就是没事儿，让月月憋憋屈屈的，对胎儿也不好。杨浦你想想，大姐说得对不对？”

因为武月月的关系，钟鸣和桂萍也差不多把杨浦当成了朋友。不是因为感情，而出于礼节。平时只要他和武月月来到餐馆，他们就一起吃个饭，喝点酒，聊聊天。对于钟鸣和桂萍的款待，杨浦也是知情达理。酒桌上，他一口一个“大哥”“大姐”地叫着，临走时也总忘不了嘱咐一句，如果餐馆里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尽管吱声。“怎么说我也是个北京人，您说是不是？”人挺仗义。现在，虽说听出桂萍话里有软有硬，绵里藏针，也算合情合理，加上武月月在一旁不停落泪，这才换了个态度。他承认是自己不对，不该对武月月动手。他讨好地看着武月月，对着武月月作揖，傻笑，还叫了她好几个“宝贝儿”，最后又把眉头一皱，烦躁地说：“我服了还不成吗？”

武月月回了家，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经过一场波澜之后，杨浦对她似乎多了几分亲热。只是婆婆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层霜。尽管武月月在各方面的主动示好，老太太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态度：不冷，不热，不阴郁，而是一脸的平平静静。不过她却很少跟武月月说话。在饭桌上，需要加饭时，她要么把碗递给老头儿，要么就是站起身来自己去盛。有几次武月月已经抓住了她的碗：“妈，我去盛。”可是老太太她不撒手！武月月意识到，在婆婆眼里，她完全变成了局外者，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这样的感觉憋在心里，让人难以承受。可武月月不能说，也不知道跟谁说。杨浦还是那个德行，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活的踌躇满志，忙忙碌碌，他白天总是不着家，晚上很晚才回来。有时候武月月已经睡醒一觉了，他才爬上床，像个幽灵。杨浦不在家，武月月的时间感就特漫长。每天除了一日三餐，她唯一可以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看电视，或到菜市场里买买菜。在极少的情况下，也会带着乐乐到小区外的一个街心公园花园里遛弯儿。

乐乐是杨浦家的狗，品种是边牧，毛色黑白，长得挺漂亮。半年前，杨浦花了六千块钱买回来的时候，连婆婆都骂他有病了，病得不轻！可没过多久，婆婆就喜欢上了这只叫乐乐的狗。乐乐聪明，教什么会什么：站立，谢谢，捡球，叼飞碟……用婆婆的话赞美，就是“活泼可爱，多才多艺”！平时，如果不是在外边吃饭，差不多都是杨浦带着它。从某种意义上说，身边有条狗，也是有钱人的一种象征。乐乐也很配合，像个人似的蹲在副驾上。都说“物随主人”，端详一下，它和杨浦的脸形还真是挺相似！如果杨浦不在，乐乐就成了婆婆的跟班，婆婆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摇头摆尾，如影随形。只有杨浦不在、婆婆到公园去跳探戈的时候，武月月才会带着乐乐到小区外的公园去转一转。不转也不行，杨浦有吩咐：

“别忘了去遛狗！”

遛就遛吧。既不用背，也不用抱，遛狗还算个活儿？可万万没想到，就是一次平常的遛狗，却让武月月惹下一场天大的麻烦！

说起来难以启齿。事发的时候，武月月正和刘姐聊天。在这个小区里，武月月没有别的熟人，只认识一个刘姐。刘姐也是外地人，在一户人家里做保姆。她四十岁出头，人挺好，说话黏黏糊糊，给人的感觉很朴实，挺亲切。每次在小区的公园里碰上，武月月都会和她搭讪一会儿，逗逗婴儿车里那个不到一周岁的小宝贝。每当这时，武月月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肚子里胎儿：是个男孩？还是个千金？她希望是个千金，就像刘姐看的这个小女孩儿，白白的小脸蛋，一笑俩酒窝儿，太可爱了。想到这里，武月月又下意识去抚摸自己的小腹。刘姐看出了武月月的心思，笑了笑，柔声问道：“几个月了？”

“三个月，刚好。”

正说着，武月月突然听见了怪异的狗叫声。她猛地想起了乐乐。寻声看去，眼前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只见乐乐和另一只狗尾对尾地站在不远处的草坪上，乐乐剧烈地捻转身体，意欲挣脱，可就是挣脱不了。再一看，两只狗之间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虽说是来自乡下，武月月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刘姐见过。她突然红了脸说：“哎呀妈！两个小东西好上啦。”说完便不好意思地笑了。经刘姐一说，武月月才突然明白了，原来是两只狗在交配！

当时武月月也红了脸。但她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甚至都没有当作一回事。晚上睡觉，她想起了这件事，身体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黑暗中，她把手试探性地伸向了杨浦，抚摸他的手背。杨浦的手无动于衷，又似乎有意抽离。武月月没有灰心，悄声地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没等武月月把事儿说完，杨浦便像诈了尸似的，忽然坐起，把武月月吓了一跳！

“什么？乐乐被强奸了？！”

“你喊什么呀。”武月月压抑着声音说。她觉得杨浦有些大惊小怪，措辞很难听，也不准确，在两只狗之间怎么用得上“强奸”这样的词呢。客观地说——事情的开头她没看见，是不是乐乐主动勾引了那只公狗也不一定呢。

杨浦却仍然高声质问她，是谁家的狗，什么样的狗。看到杨浦横眉竖眼的样子，武月月只好强压不快，努力回忆了一下，并简单地描述了那只公狗的模样：黄杂毛，很瘦，体型要比乐乐大……杨浦一听就绝望了。那只狗他认识，脏兮兮的样子，常在附近夹着尾巴遛来遛去，那根本就不是谁家的狗，而是一只流浪的、杂交的、劣等草狗！

没想到，乐乐竟然被这样一只狗给奸污了。杨浦差点气炸肺。他顾不得自己的体面，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头翻身下床，跑到阳台一看，只见乐乐还没有睡，缩在角落里，可怜巴巴地在想事儿。它抬头看了看了杨浦，眼神里有羞涩，有怨艾，仿佛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难以承受的哀痛中……杨浦抚摸乐乐的头，痛心地看着那张悲伤的狗脸，接着又突然想起似的，察看了它的阴部，红红的，有些肿，这显然是被性侵后留下的印迹，当时杨浦那种焦急而又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差没打报警电话了。

那是个非常悲哀的夜晚。杨浦守着乐乐，武月月陪伴着杨浦，听着他时起时落的哀叹和数落，差不多一直挨到天明。

第二天，杨浦带着乐乐去宠物医院。武月月和婆婆也去了。本来武月月不想去，但婆婆不高兴。头天晚上，杨浦和武月月高声低语地说着什么，老太太以为是为别的什么事情在拌嘴，平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早晨听说了事情的经过，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看着乐乐受到屈辱后那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老太太没吭声，心里却像被刀子一剜一剜地疼。杨浦要带乐乐去医院，她自然去陪同。武月月不想去，她立刻拉下脸，正色道：“就劳驾你一趟该怎么着？你是当事人，是旁观者，你不去，谁能把事情说清楚？”

“妈，我都跟杨浦说过了。”

“杨浦问的你说了，你知道人家兽医师还会问什么？”

婆婆说对了。兽医师的询问，果然要比杨浦还详细。那是个面色很白的中年男人，秃顶，和医院里经常见到的主治医师差不多，表情庄严，一副很资深的样子。他先是询问了乐乐的年龄，有没有过生育史，什么时间排出的分泌液——这些，当然是由杨浦和婆婆来回答；而两只狗的交配过程，包括当时的体位、姿势和所持续的时间等，则由武月月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地做了基本的描述。最后，根据主人提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那个秃顶兽医师的结论是：“十有八九会怀上。”

闻此一说，杨浦和婆婆都立刻慌了脸。他们本来不想让乐乐生育，即使生也要找一只符合育种品系的纯正公狗进行交配。否则，所生的幼犬就无法在育种协会领取相关的证明。可做梦也没想到，乐乐竟被一只草狗给奸污了。更闹心的是，还“十有八九会怀上”！真要是怀上，还不知道会生出一窝什么样的怪胎来呢！

“这怎么办？”母子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兽医师的办法就是赶紧用药！他果断地开了进口的贝孕消，圣德牌的。口服加外用，据说，可以有效地解决宠物意外怀孕。

“用了药，是不是就不会怀上了？”婆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希望。

“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兽医师说，“观察吧，等到二十五天后，如果乳头一直是白色的，就是没怀上；如果变成粉红色的，情况就不妙了，只能堕胎。”

二十五天，成了一个漫长而又折磨人的悬念。

“好好一黄花大闺女，竟摊上了这种糟心事儿。”

一连几天，婆婆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说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呢。平时，婆婆也确实把乐乐当成了人。在家里，她甚至不伦不类地称呼杨浦是“乐乐它哥”；在外边，如果遇到有人搭讪一句：“这狗真漂亮，真可爱。”老太太就会很有礼貌地说：“听见了没？姐姐夸你呢，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杨浦也是这样，在外边每次往家打电话，都会问问乐乐干什么呢。狗还能干什么？真是的！有时候，他还让武月月把电话听筒放在乐乐耳边上，跟它聊几句。全是废话。总之，除了公公不怎么理会，无论是杨浦还是婆婆，都把乐乐当成了家里一员，当成了宝贝。

不用说，乐乐遭到那只草狗的奸污，全是武月月的责任。像上次那场风波的前奏一样，这次婆婆也没怎么着她。她只是在心里横着一股劲儿，冷着脸子生闷气。有一会儿，她凝视着乐乐，乐乐也凝视她，彼此对了半天眼神儿，婆婆竟然流泪了。婆婆一流泪，杨浦就心疼，就烦躁，就借着酒劲儿发神经。

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武月月赌气来到小区外边的街心公园。正是秋天。北京的秋天，算得上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气候宜人。天色已晚，公园里仍然能见得到许多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散步的，带着孩子玩耍的。几个想把自己走瘦的胖人，沿着公园狭窄的小道驴拉磨似的一圈圈转。有一对像是夫妻的中年男女，竟转过身体别别扭扭倒着走。走着走着，那男的脚下一绊，突然摔了个倒仰。这些浓郁而有趣的城市生活，在武月月的视线中，如同梦一般的不真实。

她坐在公园的水泥条凳上，眼前就是两只狗纠缠交配的现场。触景生情，她回想着事情的前前后后，甚至于每一个细节。夜色渐渐黑暗下来，眼前的人影已寥寥无几，微风送来月季花的芳香，公园一角，哪个不知愁的人在吹萨克斯，乐曲悠扬，却越发催生着武月月的悲情。看看周围，已经适合哭泣，她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不仅想到了在这件事上的屈辱，也想到了乡下的老家，想到了进城后经历的许多人和事，想到杨浦最初对她的好，全都成了不负责的诱惑。细小的回忆接连不断，如梦似幻，不幸却全都真实！最终，在武月月眼前定格的是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

“我还告诉你牵好它，你他妈干什么吃的。”

杨浦的声音在她耳边嗡嗡回响。这次他没有挥手就打，却在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中骂她败家，骂她傻×，还骂她狗操的……杨浦的咒骂，深深伤害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感情。想想他那副时而咬牙切齿、时而血脉偾张的样子，简直就是个小丑！来到北京这么多年，这就是她追求的结果。因为当初不想失去，结果却一步步失去了更多。直到现在才明白，再努力，再坚持，再忍耐，她也融入不了这个家庭。该结束的迟早会结束。对于杨浦，对于这个家，对于一切的一切，她再也不会抱有任何希望与幻想。就在那个晚上，她彻底清空了以往的灵魂，做出了一个关于人生和命运的决定，她要堕胎！

这不是报复，而是失败。其实，早在两年前她就“失败”过一次了。当时她还没有结婚——坦率地说，也正是为了和杨浦结婚，她才有意怀上了孕。事后作为一种“骨肉级”的砝码，她去找杨浦的母亲。没想到事情却弄巧成拙。不仅老太太没买她的账，事后杨浦还对她大发雷霆地告诉她，本来老太太已经差不多同意他们结婚了，这么一来可好，老太太说了，挺着大肚子当新娘，这种事儿想也甭想，她丢不起那个人！

“你说怎么办？”

“什么叫怎么办呀？赶紧去做掉！”

她很无奈，也很害怕。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把事情吞吞吐吐地告诉了桂萍。后来在桂萍的陪伴下，她在一家很小的医院做了人流手术。竟然很简单，不到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只是，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精神上不适应。她总是寻思被流掉的孩子什么样，还做噩梦，甚至梦见一个陌生婴儿来造访她。

痛苦的经历也是经验，同样的事如果发生两次，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再说，人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

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已经知道，武月月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事实的确如此，不久的一天，当武月月来到钟鸣餐馆的时候，她已经和杨浦办好了离婚手续。

当时钟鸣和桂萍大吃一惊，谁都不信。

武月月凄然一笑：

“真的，一切都结束了，利索了。”

两天后，武月月坐上了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她要去投奔小梅。小梅也是店里的一个服务员。两年前，她在钟鸣餐馆里干了不到半年，便去了上海。据说发展得不错，如今已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客房部经理。那天傍晚，隔着南下列车的窗口，钟鸣和桂萍站在月台上与武月月挥手告别。这是一场伤感的告别。列车缓缓启动的那一霎，桂萍紧紧咬着下唇，而武月月却早已泪流满面。

“再见！”

“再见……”

此后，他们再也没见。

补　记

就在那年秋天，我的餐馆遇到了拆迁。店里最后一批伙计也都各奔东西，四散而去。如今，过去的一切已经变得陌生而遥远。但有些伙计的名字我却依然能记得。有的还被我写进了小说。特别是武月月，我和妻子经常提起她。如今她生活在老家的一座县城里，和当地一个小伙子结婚后，一直没孩子。

好像一切均有感应，就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武月月寄来一袋优质麦仁儿，说是泡水吃，对心脏有好处。收到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时，我妻子眼圈又红了。她一声叹息，感慨地说：“如果月月当年不堕胎，现在她的孩子都挺大了。”

我推算了一下：武月月第一次坠胎是在1999年。

2015-1999=16。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怎么说也该上高中了吧？可那毕竟是“如果”。我在想，倘若“如果”能够弥补遗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可能都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是比现在幸福，还是相反，谁知道呢。

选自《十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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