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珍来说，反倒是现在的生活更好些。以前有点钱的时候，老公是整夜整夜不着家的，现在没钱了，他成日坐在家里，成日成日坐在家里。
就是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以前一起做生意的朋友，他也会跳进旁边的小路躲闪，真的就像一只兔子一样。他一边跳一边说太丢脸了，阿珍只觉着以前的他才丢脸。
阿珍想过离婚，铁了心地要离婚，可是又怀了老二。第二次铁了心的时候，他的厂又倒了，破产，一无所有。第三次，阿珍对自己说再也没有第四次，他又突然在打散工的公司昏了过去，白车送去医院，抢救回来，却是路都不能走了。
阿珍恨起来的时候是想过要有些不幸降到他身上才好，只是这样的大不幸，太大了。阿珍还没有拿到身份证，不能出去做事。他虽然是倒在公司，也不能算工伤，朋友的公司，本来就只是帮忙，朋友帮他们的忙，做点闲活，拿一份小钱，全是欠人的情，怎么好意思再去伸手。
如今老公瘫了，自己又没有身份证，两个小孩还在上新来港儿童启动课程，结婚七年的积蓄也只够在香港省吃俭用支撑两个月。阿珍不去想未来的事情，确实也没有什么未来，最坏就是去申请综援，总好过回乡下，那就真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
阿珍挪了一挪脚下的环保袋，每天送了小孩去过渡学校，阿珍都会在旺角的街市买点菜带回去，旺角的菜便宜。
旁边的香港人已经在打第三个电话了，从九龙中央邮政局到九龙塘又一城，她足足打了三十分钟。他们都说香港人质素高，阿珍可是见过在巴士上剪指甲的香港人，指甲都飞溅开来，阿珍也见过真正穷凶极恶抢一个油麻地到佐敦地铁座位的香港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会真的争吵起来，他们只是互相瞪着，一直一直瞪着，幸好只要三分钟就到站，阿珍不知道时间长了他们的眼白是不是瞪不回来了。
从油麻地到佐敦，阿珍宁愿走路，可以省三元六角，只要省钱，即使从太子走到尖沙咀，阿珍都愿意。
阿珍有时间，阿珍有的就是时间，阿珍没有的只是一张香港身份证，不能在香港工作。格蕾丝睁大了眼，吃惊地说，你竟然没有身份证？你刚刚嫁香港人的吗？
格蕾丝是过渡学校的同学家长，最有钱的那一个，她就不应该来过渡学校。阿珍问过她为什么。格蕾丝说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心一横，放弃深圳的外语学校，提早一个学期过来香港上启动课程，小孩熟悉香港，家长挑选香港学校，全香港的国际学校一个一个找过来，总能找到最好的那一个。
我家大卫英语好。格蕾丝说，没问题的。
阿珍笑笑，阿珍说我等一张单程证已经七年，每天几十个配额，跟那些子女去香港照顾无依靠老人的，无依靠老人去香港投靠子女的争，争到单程证才可以过来香港住，还要七年，才是永久居民。
格蕾丝说单程证是什么样子的。
阿珍说六百五十万港币是什么样子的。
格蕾丝笑笑，格蕾丝说六百五十万之外，还有那些中介费啊手续费啊又是二十万。
格蕾丝，阿珍犹豫了一下，说，格蕾丝。
格蕾丝说嗯？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家长们都站在学校门口，门前的台阶，长长的台阶，全佐敦最长的台阶。
格蕾丝，你要不要燕窝啊？阿珍说，低了头，说，我生了老二人家送的礼，真货来的，从前的东西都是真货来的。
我不吃燕窝的，格蕾丝说。
阿珍说哦，阿珍说那你帮我问问你的朋友们好吧？真货来的。
格蕾丝说好。
放学铃响，格蕾丝第一个冲进去，她的车停在下面，每次接小孩都用跑的，不过格蕾丝运气好，从来没有吃过罚单。
阿珍只看见姐姐，没有看见弟弟。姐姐说弟弟今天留堂，不知道又是哪一科。阿珍叹口气，说，那你先做功课，等等弟弟。
姐姐说好，学校的露天礼堂，雨篷下面，摊开了功课。
所有等留堂小孩的家长，都坐在树下，刚落过雨，好多小咬。阿珍起先不认得这些虫子，比针眼还小的小黑虫，被它咬到却是最大的包，风油精也不怕的，白花油也不怕的，超乎想象的飞行姿势，在你的腿边萦绕，就是拍到它，把它搓成黑泥，那个包还是鼓起来，痒到心里。
坐在树下，阿珍总是面带微笑却是最沉默的那一个。
有人笑成一团，阿珍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大。香港当然给你眼泪，香港也给你喜悦，但是为什么要笑过头。
阿芳总是来得最迟，才是傍晚，已经微醺的红脸。
阿珍最担心她，比担心自己还要担心。
弟弟同班同学的家长，总是化浓妆涂大红指甲油戴各种各样帽子的一个家长，阿珍看不出来她是妈妈还是奶奶，真的看不出来，马上就拖了椅子坐到阿芳的旁边。
阿珍注意着她。
阿芳啊，上次说的事情，你想好了没有？妈妈或者奶奶说。
我去！阿芳说，什么时候？现在？
真的呀，妈妈或者奶奶说，你想好了的，今天晚上就行啊。
不去！阿芳？阿珍说，不是说好了等下放了学要去你家做功课的？
妈妈或者奶奶哼了一声。又不是真的做什么，不过跳个舞，喝杯酒，又有小费。
阿芳不去。阿珍说，阿芳家里还有个小的。
喂，又没有什么损失的。妈妈或者奶奶说，都是老头，又没有损失的，白拿钱。
说了阿芳不去。阿珍站起来。
我是好心好不好？妈妈或者奶奶也站起来，七寸厚底高跟鞋，仍然比阿珍矮一头，我就是可怜你们，我就是太好心了，挣点钱，帮衬家里，有什么不对？
阿珍说反正阿芳不去。
就是穷得要死了，也不去，阿珍又说。
我是要死了，阿芳说。脸上的红没有褪去，一张嘴，全是白酒的酒气。
一群小孩涌出来，弟弟在最后面，板着脸，不高兴的脸。
阿珍放下了妈妈或者奶奶，也放下了阿芳，迎过去。雨[雨篷]篷下面的姐姐也收拾好了书包，跟过来。
弟弟肚饿不饿啊，吃不吃点心啊，阿珍说。环保袋里拿出来一袋切片面包。
我要吃肉包子，弟弟说。
阿珍一愣，手和面包都僵在半空。
姐姐的手把面包接了过去，弟弟吃面包，一样的。
我要吃肉包子，弟弟说。
下次吃肉包子。姐姐说，妈妈今天买的面包。
我要吃肉包子，弟弟又说。
妈妈或者奶奶，阿芳的眼睛都看过来，阿珍气得都要昏过去了。
弟弟听话。姐姐说，面包也好吃的。姐姐说完，咬了一大口面包，面包皮掉在地上，姐姐立即蹲下身去捡，纸巾包好，走去角落里的垃圾桶扔掉。
以后再买肉包子，以后。阿珍说，爸爸好起来就买肉包子，情况好起来就买。阿珍竟然开始结巴。
姐姐走过来，手心搭住了阿珍的手背。妈，姐姐说。阿珍合上了嘴巴。一个七岁女孩的手心，搭住了妈妈的手背。
弟弟接过了面包，一言不发，开始吃面包。
阿芳的手臂也攀了过来，潮红的脸，去我家坐坐。
阿芳的家就在佐敦，学校的后面，走过去五分钟，一间劏房，月租三千。
阿芳在等公屋，已经等了五年了。俩公婆，带两个小孩，申请公屋也不是很容易，虽然其中一个小孩有自闭症。
因为这个自闭症小孩，阿芳每天下午都是醉醺醺的。
阿芳喝得醉醺醺，还是要感激政府以后会给的对自己自闭症小孩的关照。
已经在排队了，排到秋天肯定有位置的。阿芳说，都怪我，全都怪我，我就是不肯接受囡囡是自闭症这个现实，我自己问人，问东家问西家，买书看，就是不肯带她去检查，要是早点确诊了，政府才会安排她去特殊学校，都怪我，我太蠢了。
阿珍说不怪你，你也不懂，谁都不懂。
那本书还放在阿芳的床上，摊开了一半，书皮已经翻得残破。
劏房，就是一间屋，十平方米？五平方米？吃喝拉撒都在这几平方米，一张床，上下铺，上铺睡小孩，下铺睡大人，床靠墙的那面，堆着所有的家当。拉一根绳，挂毛巾，挂校服，小孩做功课在床上，全家吃饭也在床上。阿珍想到再过几天，自己也要去住劏房，如果老公继续瘫着，如果情况不会好转。阿珍重新环顾了一下这间劏房，这里是香港，刚睡醒的囡囡坐在床上发出了尖利的叫声。
阿珍翻环保袋，翻出自己的零钱包，上面画着一颗樱桃，阿珍把画着樱桃的零钱包扔给那个正尖利利叫的小孩。小孩不再尖叫，零钱包在小小的手心揉搓，喉咙里嘟噜的声音，已经是最好的局面。
这才是刚入房的五分钟，阿珍想到阿芳已经五年，日日夜夜，这样的生活，换了谁都是活不下去的。
小孩把零钱包扔了回来，又是尖利利地叫。
阿芳面带抱歉地弯腰捡零钱包，地上全是鞋子，胶袋，旧玩具，再也插不进去一只脚。阿珍说要不，出去玩一下？
不去了吧。阿芳说，囡囡影响别人。
囡囡要出去玩一下，阿珍坚定地说。
囡囡翻身下了床，挪到铁门的外面，来回摇晃那扇门，门发出比她的声音更尖细的声音。隔壁邻居把头伸了出来，阿芳忙不迭地奔到门口说没意思没意思。湖南口音的广东话不好意思，总是说成没意思。
阿芳把囡囡用力地按进儿童车，囡囡更用力地叫。
弟弟已经按下了电梯的下行键，弟弟和姐姐一直等在走廊里，姐姐带着弟弟，安静地等待。弟弟和阿芳家的老大，同班同学，也没有一句话，连打闹都没有，同班了三个多月，仍然像大街上的陌生人。
阿珍有时候会去想，就是大街上的不认识的小孩，一个游乐场里玩几分钟，也会成为朋友的吧，这两个六岁儿童，冷漠得可怕。
弟弟昨天早上又提出来要电脑，大卫就有电脑，阿芳家的这个老大，对自己的自闭症妹妹也当是看不见的，不存在的存在，眼神都没有一个。两个六岁男孩的世界。
等待电梯的时间，漫长得像是没有尽头。好像过渡学校门前的台阶，整个佐敦最漫长的台阶。
早晨六点出门，荃湾到九龙塘，九龙塘到太子，太子到佐敦，走过长长的，大蟑螂尸体横陈的街道。姐姐的蓝裙子，弟弟的白衬衫，黑皮鞋，还有沉重的书包。孩子们跨上台阶，跟阿珍说再见。那是全佐敦最长的阶梯了吗？每天去完医院，安抚完不能动于是控制不了情绪的老公，听医生讲完一堆云里雾里的康复治疗，再带着一包落市的旺角青菜接孩子们放学的时候，那就是全佐敦最长最长的阶梯。
可是，学校的校工也站在那一段台阶上跟阿珍讲过，你不要那么担忧，新移民也可以很争气的，我的仔也是这么大才来香港，可是，他考入了香港大学！
正在扫台阶的校工把阿珍拦在了台阶上，一定是阿珍的脸太灰暗了，一定是阿珍整个人都像要死过去了。校工讲我家也是新移民我的仔考入了香港大学的时候，阿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一张脸，整张脸都闪闪发光的。
那个时候格蕾丝也是崩溃的，格蕾丝总是半夜打电话给阿珍，格蕾丝的半夜总是崩溃的，格蕾丝在电话里反反复复地问，我们选这个学校是错的吧我们耽误孩子了吧整整一个学期啊都浪费了吧我们以后会后悔的吧。
阿珍安慰格蕾丝她也想过对错的问题，她也想过对不对得起孩子，她也后悔过，这是真的。
我就应该直接去国际学校。格蕾丝的最后一句总是这么结束的，这几个月，就当是过渡了。
就是过渡。阿珍说，小孩要适应香港，大人也要适应香港。
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阿珍对自己说，佐敦的路，漫长的台阶，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
格蕾丝说好多谢谢，格蕾丝说阿珍你最好了。可是格蕾丝说，我不吃燕窝的。
等得漫长的老电梯，终于开了门，电梯往下落，吱吱呀呀，阿芳家的囡囡，持续尖叫的声音。
出去玩，其实不过是街心公园的一个小游乐场，一座滑梯，一段单杠，秋千都没有。囡囡已经很兴奋，滑滑梯，重复地滑滑梯，一直，一直，一直地滑。
阿芳说我老公说的，阿芳啊不是我不爱你了，只是我的眼睛望着你这七年，从拍拖开始，结婚，生了儿子，生了女儿，年轻小姑娘到了现在，唠叨个不停的师奶，我的头都要炸了，阿珍啊我老公讲我是师奶啊我才二十六岁。
阿珍平静地说，你就是师奶啊我们全都是师奶。小黑虫围绕着师奶们的小腿，又像针尖，一针一针刺下去。
阿芳说我老公说的什么都下垂了，脸下垂了，波下垂了，肚下垂了，一个快要垂到大街上的七年的老婆，我是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啊。
阿珍望着阿芳的脸，那张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好看的，可是找了这么一个老公，那个老公会说出来，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阿芳说我老公不是不爱我了，他说爱情变成亲情了，囡囡又是这个样子，家他还是顾的。
阿珍抬头望了望天，看不出颜色的天，香港的天，就比乡下的蓝吗？阿珍看不出来。阿珍说阿芳你看我包里的青菜都要坏了。
阿芳说本来就是落市的菜，老了的菜，黄了的菜，还能坏到哪儿去。
阿珍说是啊不能再坏了，我要走了。
阿芳说所以我天天饮醉，不用面对这个现实，一个地盘做工头的老公，月入两万，老婆孩子住劏房，他自己倒在深圳包二奶，五千块就够了哦，一个二奶才五千哦，他都可以包两个呢，你看这个男人，他讲也不是外面的女人比我多好看，就是如果跟我站在一块儿，那个感觉，年轻小姑娘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弟弟说妈妈我要回家。回家吧妈妈，姐姐也说。
阿珍又望了望天，天的颜色仍然很淡，看不出来时间，阿珍站起来说，我走了阿芳，你保重，别喝酒了，至少今天不喝了。
阿芳也站了起来，自闭小孩不停歇的尖叫声中，阿芳说阿珍再见啊，我查出来得了癌，肝癌。
阿珍也不知道肝癌是这么快的，也不过两个星期，就再也见不到阿芳了。
一个乡下过来帮忙的姨婆，每天接送阿芳家的老大，接了就走，一句多的话都没有。阿芳家的小的，阿珍再也没有见过。
偏偏又是阿珍最忙的时候，每天要跟医生谈，手术的必不必要，手术后的一切可能性。最坏就是永远站不起来了。老公说，现在还不是站不起来？
是哦。阿珍说，还能坏到哪儿去？
做手术！老公说，搏一搏。
签了字，排期的日子，阿珍反倒踏实了。还能坏到哪儿去呢？阿珍对自己说，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
老公瘫在床上，情绪不好，声线却细了，全家也安稳了。以前有钱有厂的时候，老公的声音都是粗的，骂起来第一句总是你吃我的用我的，靠的我来香港。阿珍听了千遍万遍，早已经找到用麻木来反抗，就当是听不见。
老公在外边有人，但是死都不承认，跟阿芳老公不一样，他一句话都没有，阿珍洗衣服掏到裤袋里只有一个电话的名片，他只说是腰背痛按摩的技师，就是被阿珍捉牢包内层里的神仙水套装，他也咬紧牙关只说是替别人带的。阿珍没有用过什么水，但是阿珍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天天早上被港铁广告洗眼睛，女艺人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靠的可不就是这水那水。黄金水宝石水，也不过是个水，阿珍要有这买水的钱，就给小得多报一堂英文班了。香港一年级的英文，阿珍已经跟得吃力，本来以为自己初中里也是学过的，课本拿过来，真的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前前后后翻一遍，还是一个字不认得。若不是姐姐懂事辅导弟弟，阿珍就真的要从家用里抠出来弟弟补习的钱。
老公给家用甩出来的钱，都是数了两遍的，要从那点家用里再抠出一百蚊都是不可能。阿珍总是听讲别的师奶炒股票炒楼，挣了大钱，坐在家里，老公小孩都尊敬她，自己的钱找用人，印尼用人菲律宾用人都不要，就要在新加坡做过的中国台湾做过的会烧中国菜还会普通话的大学生，还找两个，财大就是气粗。
省吃俭用牙缝里抠有什么意思，钱不是省出来的钱是挣出来的，别的师奶说。阿珍听了动心，可是炒什么都要本钱，老公张口就来凭你？你懂什么？吃我的用我的。
不要本钱的，去教普通话啊，去卖保险啊。别的师奶说，考个证就是太容易了，等到证拿到手，你的身份证也来了，你就可以去上工挣钱啦，去实现你的个人价值。
阿珍苦笑，自己的普通话说成广东话，广东话说成普通话，怎么还去教香港人小孩，误人子弟。别的师奶说，怕什么啦，就是你普通话说成印度话，也是香港人的需求，将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将来的社会是普通话的社会，这是趋势，上层阶级，专业人士，英文之外，都要普通话，趋势你懂伐？趋势。阿珍连连点头，趋势。
卖保险的钱更多更快，时间也自由。别的师奶说，现在就可以去卖，都不要身份证的。阿珍说我嘴巴笨，说句话都说不好，怎么跟客户交流，我又是一个香港人都不认得的，我老公从来不跟自己家的亲戚来往。别的师奶说，杀猪来的，香港还有什么客户，都是内地客啊，你要返大陆找的啊，你乡下的亲戚朋友，初中同学，全是隐形客户。
阿珍只是微笑着摇头，别的师奶讲的话，全是神话。落到自己的现实，结婚时候的金银器都已经典当了的，珍藏了几年的燕窝终于也找到了买家，买家的话是难听的，蠢成这样？燕窝这种东西能放这么长时间的？阿珍的脸白一阵青一阵，阿珍是真的不懂，阿珍也没有吃过燕窝，就是以前老公有个小厂的时候，也没有吃过。阿珍只知道燕窝是好东西，阿珍一直以为，好东西就是可以一直放下去的。
帮忙找买家的陈姑娘在旁边连连地说好话，李太就是我们社区出名的好做善事，仁人仁心，也不是真指着这点燕窝来吃。
李太说，做善事呢，是不求回报的，但是陈姑娘你心里头也清楚的，陈货，真的是白送谁谁都是不要的。
陈姑娘说就是就是，李太就是心善。
阿珍埋着头，咬着嘴唇，当第一只金戒指的时候很慌张，手抖得票据都拿不稳当，第二只第三只，阿珍已经熟门熟路，心里面也真的没有想什么，什么都没有想。
陈姑娘不是学校的社工姑娘，学校社工只管学生，学生的情绪失常，家庭支援。陈姑娘是在旺角的街市认得的，行社中心摆摊，新来港人士课程，进阶广东话，基础英语，收银，家务助理，保健按摩，仓颉输入法。阿珍拎着一袋菜心，停在陈姑娘的摊位游戏前面，奖品是一枝原子笔，印了中心地址电话的原子笔。
陈姑娘热情地迎了上来，热情的广东普通话，邀请阿珍有空没空都要去中心坐一坐，接触接触其他的新来港妇女，真正融入香港社会，成为新香港人。
刚刚做社工不到一年的陈姑娘，热情得像一朵金花。中心里另一位黄姑娘，平淡得多，做久了的社工，都是平淡的。有时候送完孩子们，阿珍真的走过去中心，油麻地，旺角和佐敦的中间，界限都不是很分明的。陈姑娘不在，跟进哪个案，去了哪里。黄姑娘说，坐一下先呢。没有错的句子，听来却很难堪。阿珍跟中心的姑娘们讲过现时的困境，可不可以申请政府的基金？阿珍从报上看到有个及时雨基金会的，阿珍寄希望于这个支援，撑多两个月也好。黄姑娘是资深社工，申请的流程，都要跟黄姑娘谈。黄姑娘站起来，往后边的房间走，阿珍跟住她，都往后边走。走廊里一排叠起来的胶椅，靠住墙角，很旧了的胶椅。
黄姑娘摸出一串锁匙，开了门，走廊尽头的储藏室，竟然也好大一间。扑面而来，陈了的，有点发蒙的气味，倒跟阿珍放到陈年的燕窝气味一样。
需要什么就拿什么，黄姑娘和气地说。阿珍看到好多旧衣服，一袋又一袋，架子上是罐头，过年节的包装，每一样都排得整整齐齐。
阿珍转头看了黄姑娘一眼，黄姑娘鼓励地回了阿珍一眼，拿吧拿吧。
阿珍说我不需要这个，阿珍说我不需要。
黄姑娘瞪大了眼睛，阿珍看不出来她的表情，阿珍看不出来。
黄姑娘锁门的动作很轻很慢。都是善心人捐来的，黄姑娘说，有人需要。
阿珍不知道说什么好。阿珍只好说，我不是申请综援，我马上就拿到身份证了，我就去工作。
黄姑娘不说话，脸色也很平淡。
我已经报了中心的初级收银员班，阿珍又说。
黄姑娘说哦。
阿珍等到中午，陈姑娘没有回来，大概是在外头吃饭了。楼下教室有集体舞妇女恒常班，象征性的，五块钱学费，阿珍不去，倒不是学费，也不是没有时间，怀旧金曲，彩环太极剑，这些班，都跟阿珍没有关系的。对于阿珍来说，去工作，就是融入香港社会。
阿珍原本是要跟姑娘说说话的，可是没有说出来的话，就说不出来了。最坏也不能拿综援。阿珍对自己说，香港人会说你对香港没有贡献，倒要过来用我们香港的福利，一辈子顶着这个名，抬不起头。
阿珍就想到了阿芳，阿珍想如果我能劝住阿芳，叫她不饮酒，阿芳就不会得肝病，阿芳不得肝病，就不会这么早死，阿芳不死，阿芳的孩子们也不会小小年纪没有了妈，没了妈的小孩，全世界最可怜。倒是阿芳过世第二个月，公屋的申请就下来了，还是新起的公屋，什么都是崭新的，阿芳家的小的，也排到一间特殊幼儿中心，每天还有中心的车接送，大的，更是好命地派到了区里最好的小学。阿芳家的乡下姨婆跟社工姑娘说这些话的时候，阿珍远远地站在旁边，说不出来一句话。阿珍替过了世的阿芳高兴，心里又难过，新的公屋，阿芳没有住过一天，老大的好小学，阿芳没有看到一眼，老二的特殊教育，阿芳也没有亲见，只是预知了的会给安排好。只是所有的好起来的日子，阿芳都没有享受到。于是阿珍知道，活着的人，要活下去。
忙的日子总是飞快的，到了秋天，老公做了手术，竟然神奇地站了起来，加上理疗，还可以走动几步了。阿珍只以为公院的排队都是要排几年的，阿珍也做了狠吃几年苦的准备，拿到身份证就找了两份工，一份在荃湾，小时工，但是离家近，还有孩子要照应，下了荃湾的工再赶去佐敦，孩子们已经不在佐敦上学了，过渡学校也已经改了名，搬去了九龙城，阿珍找这份佐敦的工，一是近着尖沙咀，到底人工高些，再是阿珍竟是这么熟悉佐敦的，一个学期，小半年，来来回回地在佐敦的街头奔走，大店小店的开业结业，早晨派头条日报的阿姐站的位置，再也没有比她更熟的了。头条日报，阿珍总是要拿两份，荃湾上车的时候拿一份，出佐敦站的口再拿一份，阿珍也不看，报纸拿在手里，出站左转，第三个路口，离学校台阶还有十米的街沿，坐着一个整理纸皮的老太太，阿珍小心地把两份报纸放在那堆纸皮的上面，老太太总是要抬起头说多谢，可是阿珍实际上也给不到她什么，阿珍总是快步走掉。
孩子们政府派位去了传统学校，过渡学校也搬掉了以后，阿珍不再需要在佐敦站出站左转，有一个傍晚，阿珍上工的路，走了神，出站，左转，第三个路口，老太太还坐在那里，双手捧住一个胶碗，盛的好像粥，黑胶袋包住胶碗，一口粥，一口咬不动的渣，吐落胶袋。阿珍走过去，一张二十元，小心地放在那堆纸皮的上面。老太太抬头望了那张二十元一眼，又低了头，继续吃粥，胶袋包住的粥，老太太没有说一个字。阿珍快步走掉，阿珍也没有勇气再往前走几米，再去望一眼那段台阶，走了半年的，整个佐敦最长的台阶。那段台阶上面，格蕾丝说过我不吃燕窝，那段台阶上面，过渡学校的校工对阿珍说，不要担忧，新移民的仔也考得入香港大学。
阿珍再也没有见过那段台阶。可是阿珍记得那个傍晚，渡船街，上工的中西药房，刚打了卡，接到医院的通知，说是排到期，下周就可以手术，阿珍的眼泪才落了下来。
选自《十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