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发言摘编(一)

2016-04-12 黄纪苏等 十月杂志


黄纪苏:重新调整名实关系

黄纪苏,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学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编剧。


坦率地说,对于当代文学我多年没有太多接触了,尤其是像小说之类虚构作品,我这些年看的不多。我比较喜欢看书信、日记、新闻报道。那天一个学校讲座,碰到了我们本家小妹黄灯,他婆家是湖北孝昌的,孝昌南边是汉川我祖籍就在那里,相距不远给我发了一些她的作品,我看了作为一个老爷们说着挺没有出息的,看的时候热泪盈眶,真的。对罗先生我不太了解,也是这两天在网上搜了一下,读到他的一些文字小说我还没机会读,读的都是跟朋友的交谈,记者的访谈之类。

二位让我有一个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感慨这真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有什么特点大时代的特点就是,名实要重新调整它们的关系。名要从重新出发,形式要从内容重新出发,思想、概念理论、学术、艺术等等认识既往世界的模式,要从剧变的生活重新出发。

我们今天谈乡村文学,乡村文学艺术包括小说电影一直没断。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突破了过去毛时代的的模式,毛时代对乡村的文艺表达,是《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改革开放以后同样表达毛时代的乡村,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变了,艺术家的三观也都变了。这些在座的都是行家里手,比我更熟悉,就不多说了。

我们中国又走了几十年,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对乡村的描述,1980年代、1990年代的模式恐怕也过时了。如今一般地说,越朴实、越本色的描述就越能实事求是,就越有认识价值。这大概是很多人读黄灯这种类似日记书信的作品,所共有的感受吧。举个例子,我今天早上还从黄灯文章里拷贝下一段话,发给一个朋友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农民工讨薪六法里面提到欠薪的不光是私人资本家,有时是政府欠包工头,包工头欠农民工的。最近有朋友见到这篇文章,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只有私人老板才欠薪,政府从逻辑上说不应当欠。这就是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了。黄灯文章讲她婆家的故事,其中讲到爱人的姐夫是个包工头,带着乡里乡亲去打工,结果被政府欠薪闹得债台高筑,现如今不敢回家,躲在污水横流城中村里。现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呈现,让桌牌、胸牌暂时靠边站,不受那些理论路径、观念框架、意识形态分野的的左右。这是我们这个剧变时代所最需要的思想和理论品格。这也是我特别看好黄灯作品的原因之一。罗先生也给我同样的印象,我一个记者对他的访谈,很多人给他定义为是底层写作,他对这种标签却持犹豫态度。他的确是在为底层写作,但同时跟那标签保持距离。这中间的张力特别有意思,特别耐人寻味。

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灯这类作品也许要比有些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更有认识价值。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研究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个时空——无 31 35423 31 11001 0 0 5863 0 0:00:06 0:00:01 0:00:05 5895是西方还是毛时代——的产物,套在我们这个时恐怕并不特别贴身。我想,文艺作品由于它对细节,对直接感受的强调,可能在反映现实方面比理论学术优势大一些。但文艺受观念、潮流等因素影响也不乏井底观天或装神弄鬼的,关键还不在类别体裁,关键在实事求是的精神《十月》这样一个文学刊物发表黄灯的作品,组织这样的讨论会,我想意义之一就在于想方设法为一个不易把握的时代绘影图形。

比如我个人由于跟乡村没有多少联系,对于当今农村生活的理解,其实是更多来自理论来自书本,是相当片面的。比如,有一度,我对进城农民的认识,比较简单化,基于我对建筑业民工的所知的一鳞半爪,以及工厂流水线上“打工诗人”写的东西。后来跳广场舞,接触了一些农村来的“新北京人”,发现他们城市化的过程方式远比我以前的想象要丰富多元。再如,我一度认为乡村的问题其实已不太大,乡村的主要问题基本上通过农民工转化成了城市问题。其实通过阅读黄灯的这类作品,我发现这种认识太浮皮潦草了。所以我觉理论学术要借重文艺及准文艺重视经验感受的特点以及实事求是的能力,更准确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

最后一点感想,刚才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讲得特别好,他用了一个词——“不忘初心”,用过去的话就是“不忘本”。这正是我对这二位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印象。农村是一个让很多人挣脱的地方。农村出来了的作家、知识分子很多,其中写农村的也一直都有。但很多真的是“挣脱了”,忘了初心,丢了本色。这些年,有些农村出来的、又在写农村的作家,他们跟农村、跟农民的关系,说得难听一点,是一种变卖甚至偷盗的关系。但在黄灯和罗伟章这里,这种关系恢复为一种正常的关系。刚才罗伟章先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文学就要站在弱者的一边,这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是最原初的起点。守住它,就是守住本色,就是不忘初心。刚才黄灯谈她的创作,说其实她并没想写什么。我猜她的意思是,她并没想当个作家。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干净的写作状态,不掺杂乱七八糟的动机,就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写她写农民才能那样心挨心肉贴肉,才会有那样朴素动人的力量。

罗伟章:“底层”成了他们偶尔闲逛的后花园

罗伟章,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特邀嘉宾,作家,著有《声音史》。


黄灯文章,拿到刊物之我就网上看过,看过之后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两个字:碾压。黄灯呈现的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反映了现实乡村的某些实质:一种不断延续也不断深化的困境。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发现,类似文字早就有,而且非常多;它的价值在于进一步确证,进一步把很多问题,以亲历者的笔触、学者的思考和知识分子不回避的姿态,提了出来。这些问题包括国民意识问题、公平问题乡村的出路问题等等

我了解的农民没有国民意识。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先是被动、后来自觉地接受了低人一等的命运,以前农民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某人家里不得了哇,那家里有个吃国家粮的!他们把自己置于“国家”之外的阵营,像挂在车门上,或者船舷上。农民没有国民意识,城里人有吗?也没有,否则就不会因为生活在同一国度的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比自己过得差而产生优越感;事实上,那群人过得越差,城里人的优越感就越强。

公平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连。这事说起来复杂,我不扯远了,我只说说与之相关的底层文学。刚才黄纪苏老师说,我对别人封我为“底层叙事”作家感到犹豫,其实我不是犹豫,是内心拒绝;但我拒绝的不是“底层叙事”这个标签,对任何标签我都拒绝。标签意味着栅栏,意味着丧失文学本身的宽阔度。可是我依然要说,近些年来,除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底层文学是中国文学中唯一重要的事件。遗憾的是,某些文学批评,一论及底层文学,几乎来不及打开文本,先就慌慌忙忙举起大棒,说底层文学夸大其词,对苦难极致化,并因此丧失艺术性。而在我看来,如果底层文学能够真正做到极致化就好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做到,许多底层文学作品,遵循着写实主义传统,其实是囿于写实,还没能勇敢地往前跨一步,作极致化的处理,比如像契诃夫的《小人物》、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去处理。大棒批评家是好做的,越没有对具体作品感受和分析的能力,就越敢说大话和狠话。你可以说对苦难的专情书写,有可能丧失文学的公正,但就这个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得好,他说在公正和对弱者的同情之间,公正退居次席。他讲出了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世上有一种正义,叫边缘正义,也就是弱者的正义,弱者遭到无理侵犯的时候,不能像强者那样喊明了跟你对抗,便采用(只能采用)他们自己的规则。抗战时期的地道战、地雷战,都可以看成是弱者的正义。批评家们说的艺术性,是说复杂性或者可能性,但鸡蛋碰石头,不会出现第二种可能,恰恰因为这样,作家才把深切的目光投向鸡蛋。

弱者是怎样形成的?这又是一个问题。有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根据这句话可以无限延伸、无限演绎比如没有成不了强者的人,只有不愿努力也不愿成为强者的人。这个非常无聊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先天的秉赋且不说,至少要放到公平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才有底气。像黄灯描述的那种从谋生到教育,都被碾压,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谈不上个人发展的空间,因此形成的无力无奈,你怎么办?一个公平的社会,人们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无能,而不是无奈。合格的知识分子,都不会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所致,是深度的爱国。

底层文学被如此挞伐,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化。我们习惯于用财富和地位去划分阶级,不知道阶级还有另一种划分,就是情感。坐在书房里的某些知识分子,生怕自己掉了队,被中产阶级踢开,于是争先恐后地表态。他们都很孱弱,而且刻意去追求那种孱弱,即使茹毛饮水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胃还相当强健,也要抚着胸口,装出消化不了坚硬食物的愁态;他们看到的底层,是遮蔽了生存艰辛和尊严丧失的底层;他们去偏远村野捡几个瓦罐回来,说这东西有多少年历史,这东西有多么美,多么有文化,三五个碰见他们的村民,也都在笑,底层有什么残酷和艰辛处?“底层”成了他们偶尔闲逛的后花园,然后回到窗明几净的家中,继续舒舒服服地去做他们的中产阶级梦或者贵族梦。

我相信,其中有些批评家是真诚的,也是有见地的,比如在座的云雷,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且卓有成效。这样一些批评家,真诚地、有见地地指出底层文学的可能与局限——任何一种文学都是有局限的,像底层文学,确实存在一个视野的问题,叙述的问题,如何还原生活本身的自然状态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底层文学跟别的文学问题一样多。那些批评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诚恳地把问题指出来,提醒作家们改进,因而很值得尊重。

刚才老师和于建嵘老师的发言,看上去有冲突,其实没有,他们只是文学家和社会学家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各自使命的不同。作为文学而言,不是推理,不是一句“只能这样”或“不这样不行”,就对万千事物加以谅解,比如斯坦贝克,不会因为未来的美国乡村很漂亮,就谅解了拖拉机时代的血腥。正如韩敬群老师说的,历史理性和文学感性有着各自的担当,你用历史理性去写小说,完全不可想象,也肯定没有价值。但社会家们扎实镇定和富有建设意义的工作,我们不仅满怀敬意,还会从中汲取认知上营养,刚才梁鸿也说到了。

感谢朋友们对我小说《声音史》评述。我这个小说写的是乡村,但老实说,写乡村的凋敝和空心化,甚至于写乡村本身,都不构成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志向,我的志向在于呼唤一种自然心灵,让我们焦躁的脚步慢下来,让我们急于求成的心慢下来,让我们在自己写满功利的手掌上,给与生俱来却早被抛弃的神性,腾出一点儿空间。

常培杰:反对浪漫化的乡村叙事

常培杰,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


我今天主要谈黄灯老师的这篇文章。黄老师这篇文章就文体而言是笔记体散文。她以笔记的方式讨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为何这篇笔记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我觉得要放到这两年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随之涌现的大量“返乡笔记”这一大环境里来看。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回乡笔记》首先在“澎湃市政厅”栏目发出,因为赶在春节这个节点,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参与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参与讨论,主要谈了乡村伦理秩序的崩解问题。后来蒋好书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批评了知识人面对乡村问题时的无力感和知识无用论。我则又写了《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回应了蒋老师。此间,很多的笔记文章都在描述、讨论和反思农村问题,黄灯老师当时也有文章面世。我去年觉得这类以描述为主的笔记体文章比粗浅的批判文章要有价值,因为当时的状况而言,呈现问题比不知所云的高调批判要有价值。

回到刚才的问题,此类题材的笔记体文章为何会在这两年火起来?就其原因而言,首先是大众媒介的推动力。大众媒体的传导作用远大于传统纸媒,具有及时和辐射广的特点,涉及面非常大。其次是话题的时效性,春节很多人返乡又返城,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诸多问题有着切身的感触,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鸣。然后就是农村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到了必须深入导论的关节点。最后,就文体而言,返乡体写作与传统农村题材写作的差别在于,他具有极强的写实性,或者说是乡村生活实录,这与带有较强情感色彩的随笔和虚构特征的小说差别明显,语言通俗易懂,受众面广。

在农村题材书写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鲁迅以来的小说传统,这条线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余华、莫言和阎连科等。小说就是虚构的,一旦涉及到虚构,读者会觉得小说中的农村图景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假世界,是很遥远的。但笔记体不是,笔记体的前提是真实,它会让现实与读者的情感经验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节冒出来的诸如“上海姑娘”“东北媳妇”“不让上桌,城里媳妇掀桌子”等虚假的返乡笔记,才会让大家信以为真。抛开文体,我们也要问,为何这类虚假的返乡笔记会让大家信以为真?因为它以虚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作为一种“症候”揭示了读者的情感经验,也就是大家认为现实就是如此的。此类文章叙写的事件本身是虚假的,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会真实,值得分析。

就黄灯老师这篇文章而言,我过年的时候很早就看到了,本来也想做一个回应,但是后来又忍住了。为何不做回应呢?我觉得就当下各类返乡文章泛滥的情况而言,不适于再继续写呈现农村负面状况的笔记体文章?因为这会使得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固化自己对农村的负面印象和认知。农村图景是复杂的,总体上是在不断改观的,但是笔记体文章却造成了大家认为农村生活在不断恶化。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此问题,听到最多的词是什么?溃败、没落、贫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负面词汇。对此,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关于农村的经验是真实的吗?我觉得不是。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过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你从某个角度或立场想象、建构起来的生活。此类生活图景离我们的真实经验有多远?我有时候会反思自己的农村经验,我觉得那是一种夹杂了个人情感和认知的经验,是知识化的经验,与那种源初的、最为真切的生活经验离得很远。我作为一个知识人,其实已经外在于农村生活了。我只是在观看和反思它,而不是去经验它,因而我的经验也在很多时候并非真实。

此外,我们总是说农村在衰落,似乎农村曾经很美好,如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一般。然而,乡村生活美好过吗?其实,无论文学叙写,还是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农村生活没有美好过,我们现在在小说和返乡笔记里描述的那些问题,农村一直都存在,只是长期以来没有被知识分子用一种知识性的话语,呈现出来,并推送到大众的视野内,或者说没有推送到在城市生活的人群的视野内,没有成为他们的话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农村都被偏见所遮蔽,农村生活经验也多在知识话语中发生了畸变。

刚才,李云雷先生谈到“阶级性”问题,李陀老师谈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效应问题,都很有启发。但是,我们要问,当我们讨论“阶级”的时候,我们指的具体群体是什么?当代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无产阶级主要是工农阶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主体从根本上讲还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是工农联盟的重要部分,但实际上一直都是边缘群体。工人生活于城市,享受着各种福利待遇;农民生活于农村,长期以来几乎是自力更生、自生自灭的状态,没什么福利可言。工农问题落实下来就成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历史现实而言,长期以来都是农村支援城市,农村甚至被作为城市问题的消化场所,帮助城市解决自身无法化解的问题,从上山下乡到农民工问题莫不如此。农村是当代中国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爆裂点,体制性缺陷的集中呈现地。无论怎样,我们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必须社会历史地思考它,回到农村经验的现实和历史之中。黄灯老师的文章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让我们抛弃各种宏大叙事和宏大概念,真切地去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去思考乡村经验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建构、重现此类生活的话,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乡村?

其实,农村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体经验也是如此。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急剧调整,大量农民涌入城镇,这就造成他们的生活经验的剧烈调整。城市短暂经历获得的体验与农村长久生活积累的经验发生着对撞。就我个人而言,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家里还在点煤油灯,生产依靠畜力,从物质上而言几乎是一种前现代生活。后来读书,从小乡镇一直读到北京,又到美国生活了一年,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从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作为一个个体都有体验。同样,这些生活经验及其内在的冲突也会在我的经验内发生冲突,造成我个人情感结构上的张力。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会在诸多个体和村庄上集聚和呈现出来,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此类经验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经验!就此而言,怎么样通过一种恰切的文学叙写、文学表达,去呈现和思考此类现象,就是文学必须要回答的课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也是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不能试图以文学艺术这类浪漫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社会问题必须社会地加以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通过深入的现代化来化解,因而我反对浪漫地叙写乡村问题,渲染乡愁,更反对在社会层面过于文学化地讲述关于乡村的故事。因为当下的政治已经过于浪漫化,不切实际的政策使得农民如同棋子一般被领导者按照某种蓝图摆布。农民的生活被随意调整,随意规划和整合,这完全是一种浪漫式行政思路。领导拍脑袋,农民被折腾。

总之,我们必须回到农村现场,尊重农村的内在生活逻辑和情理逻辑,不能浪漫想象、主观臆测。而且,农村生活经验和图景是复杂的,不同地域的状况也是迥异的,但农村在总体上是在变好,只是农村现代化的过程远落后于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产生当下农村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意义上,为农村争取更多的改革红利和发展机会,为农民争取同等的国民待遇,也应成为关心农村问题的知识人尤其是农村出来的知识人的主要工作。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投稿信箱:shiyuetougao@sina.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