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原本是世界老大，怎么忽然就亡了
钱穆评论中国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说：“一开卷即使人有心开目朗之感。其气魄之开大，譬如登泰山而眺众峰，上下古今，豁然在目。”
李伯重教授的新书《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带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种阅读感受。这也是近年来兴盛的全球史研究追求的一种学术境界：以宏阔的视野考察文明间的交流动态以及其如何深刻地改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文明，令读者有俯瞰历史潮流而细查历史命运之感。
《火枪与账簿》
作者: 李伯重
副标题: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1-1
这是一本精彩的全球史著作，场面宏阔，动态感强，细节丰富而耐人寻味，写得真是太好看了，简直令人手不释卷，同时又有重要的知识和思想创见，虽没有脚注和参考文献，也没有繁琐细密的论证，但绝不是一般的历史通俗读物。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文化出现了重大的“异变”，历史呈现出一种“异质性”的发展方向，尽管当前学界不再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名之，但无论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还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史观，都将晚明时代视为中国近代的真正开端。然而，明朝迅速败亡，新兴的满清王朝恢复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直到18世纪即“康乾盛世”，中国的商品经济又进入长期稳定高速的发展。尽管很多学者认为，若放在整个世界史范围中看，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欧美各国，中国历史已进入停滞状态，危机重重，千疮百孔。但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是0.68%。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都吸引了去。宫崎市定也认为，中国和欧洲“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王国斌《转变的中国》也表明，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但是此后，中、欧经济发展却分道扬镳了，欧洲从此走上一条新的经济成长之路。
纵观历史，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明中叶以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但为什么明朝反而迅速败亡？“康乾盛世”既然从18世纪的世界范围来看也确乎存在，但为什么从此国势一落千丈？从1500年直到1800年，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几乎覆盖整个亚洲的朝贡贸易体系，贸易始终处于顺超地位，但何以自1800年之后就一下成了落后挨打、贫病交加的“东亚病夫”？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何以在短短30年间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史上的“中国奇迹”？如果只看中国历史的自身发展，对于这样一些历史谜团，似乎只能从王朝兴亡盛衰的循环规律来解释，或者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惰性、专制政治的弊病来解释，又或者从是否顺应近代化的历史大势来解释——这些传统的解释，似乎不是太神秘就是太抽象了。
看15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起大落、曲折演进，必须放在一个“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尽管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古已有之，但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才使得名副其实的全球历史成为可能。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发现从西欧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路，至此，世界上的主要地区才第一次真正紧密地、深刻地联系了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也是结果。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从此向全世界推进，亚洲走向衰败。过去，世界近代史大多以16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但是，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一个政治事件不足以标志世界史的新时代，世界的“近代”开端应采用1500年这个全球化真正开启的时刻。
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已经过时。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明清中国主要通过白银贸易与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连接，不但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往往引发和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而且使中国从这时起就成为建构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相关著述包括林满红的《银线》、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等等。如果说，这些社会经济史研究聚焦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主角——白银，那么，李伯重的这部著作则选择了另一位主角——火器。他讲的故事，是与早期经济全球化如影随形的军事技术的早期全球化，它使亚洲东部世界的力量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对明朝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而对明朝统治产生重大威胁，明朝虽积极应对，但最终还是遭到失败的命运。
我不妨剧透一下这场历史大戏的几个重要情节。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16、17世纪东亚贸易网络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中国向外输出生丝与丝织品、瓷器、茶叶、蔗糖，美洲的白银经由当时已在东南亚贸易口岸站稳脚跟的西方殖民者输入中国，同时，日本白银也大量输入中国，西欧商人还把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而中国处于贸易出超的有利地位。在这个仍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显然出现了新的因素和势力，从后见之明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西方殖民者，他们渡过大西洋而来，将印度洋贸易圈与东亚海域贸易圈连接起来，并控制了主导权。早在16世纪，西方已经通过海洋与中国接壤了！这个新兴的海洋霸权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李伯重引用了一个经典的描述：“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他既是商人，又是强盗，他的买卖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时常干脆公然抢劫。马克思说得好：“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尽管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但却是西欧首先进行了以火器为主的军事革命，然后殖民者又把火器传入东亚世界，引发了东亚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大变动。
如果说，从长远看，中国真正的劲敌其实是这个“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的西方，但在16、17世纪，也就是明朝中后期，给中国带来最切近最严重威胁的，还是它周边和边境上的新兴势力。岸本美绪在《“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中也说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中国周边和边境兴起了一些新的强权，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从全球贸易中获利，一是大力引进新式军事技术主要是火器，一是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秩序。最终打垮并取代明朝的满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处于东北边境的贸易—军事集团，东南沿海的郑氏海上武装集团与它几乎同时成长，也基本同构。这些新兴的边境和地区强权还包括日本、安南、缅甸，他们之所以敢于向明朝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及其国际秩序发起挑战，关键在于火器，火器的流传、改进和使用，改变了战争形态和战争中力量的对比，使得这些新兴势力挑战中国成为可能。
明朝中后期，不但要对付北方的蒙古、女真，更是增加了新的“南患”、“海患”。明朝不得不以举国之力守边，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耗尽了力量。明朝也曾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努力应对危机，我们比较熟知的，如“一条鞭法”、缓和海禁、开放互市等等。李伯重则着重论述了晚明精英士大夫进行的军事改革运动，一方面积极引进火器，加以改进创新，水平已与西欧大体相当；一方面训练、编组适应火器战斗的军队。晚明东亚四大战，即中缅边境之战（1576—1606）、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明清辽东战争（1618—1644）、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8），可以证明晚明军事改革运动的效果，但也产生了吊诡的历史后果。与荷兰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相比，当时中国的武力尚占上风，直到两百年之后的鸦片战争，情势才发生根本改变。而新兴的边境商业—武装集团即满清王朝，在孔有德、耿仲明的登州火炮营投降后，创建了以使用火器为特色的八旗汉军，才真正具有了打败明朝的实力。也就是说，清朝正是因为继承了明朝军事改革的成果才成为明朝的终结者，明朝的军事改革运动吊诡地把成果送给敌人，促成自己的灭亡。
在1600年代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走上了改朝换代之路，日本德川幕府被迫闭关，西欧国家建立了新的体制，最终成为国际竞争的胜利者。清朝解决了16世纪以来由早期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种种危机，出现了新的繁荣，但一半是成功的，一半是失败的，它没有建立一种适合近代经济成长的体制。两个世纪之后，在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重新开始了。
李伯重教授的这部全球史著作虽然有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但在我看来，对于关心中国历史命运的读者来说，它有一个重要的值得一读的理由：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在亚洲东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在这一地域各种势力、各种潮流的交错互动中，去考察1500年以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实际联系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从而使我们对1500年以来中国历史戏剧性的跌宕起伏有一种新的认识，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曲折有新的、更深入的认识，也能够把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放在一个1500年以来的历史长程之中，看到它其实是一股深远的历史潜流，如今终于澎湃而出，蔚为大势。
在本书序言中，李伯重说，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崛起于世界，要求今天的历史学家去重新诠释世界和中国的过去，同时也为史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全球史应运而生。但在我看来，虽然中国学者有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强烈意愿，但真正抛弃旧有的认识规范，去进行全球史的研究其实是很难的。中国学者大多没有多种语言能力，阅读多种语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有限，及时获得国外研究资讯的条件仍然很受限制，我们对西方和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的现状和成果还是很隔膜，认识也比较滞后，我们进行比较和联系的视野，往往建立在一种对西方乃至其他地区的不充分甚至错误的历史认识之上。而李伯重则对国内外的中国史、欧洲史以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涉猎广泛，对新知掌握及时，对许多重大历史变化的理论认识也很深入。在本书中，他大量综合了这样一些研究成果，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者：江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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