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的“全细真”研究

余匡复先生撰写的《德国文学史》第一版于1991年3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和研究德国文学史的专著之一，亦为开我国系统研究德国文学先河之作。该书自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德语界和广大德国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好评，被我国许多著名高校的德语专业选为必读教材或参考书，也被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所肯定，并于1994年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以我拙见，这部新版《德国文学史》与其原版相比，与国内已经问世的其他版本的德国文学史相比，具有“全”、“细”“真”三大亮点。

全方位介绍和研究德国文学史

新版《德国文学史》系上述1991年版《德国文学史》的修订增补本，因工程浩大，卷帙浩繁，全稿130余万字，所以分为上下两卷。新版上卷（70余万字）承袭了原版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德国文学起始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德国文学发展史，从口头文学阶段，到宗教文学、史诗文学和市民文学等阶段，再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文学、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诸阶段，继而进入古典时期和流派纷呈的德国现代文学时期（先后包括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等时期），最后讲到反法西斯文学时期。而在新版下卷（60余万字）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原版进行了增补：

新版文学史增补了1945年二战德国战败后至1990年东西两德重新统一这个时段内德国文学发展的情况。具体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1945年至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时段内德国文学的发展概况，以及民主德国的第一、二、三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和联邦德国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等情况。

新版文学史还以附录的形式增补了二战后奥地利和瑞士的德语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的介绍和评析。作者意在强调德国文学与奥地利文学及瑞士德语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影响，并帮助读者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掌握和研究德国文学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

介绍、评析代表性作家作品很细

该书介绍德国文学各个发展阶段和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有繁有简，粗细得当。对拥有世界文坛巨匠美誉的，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语作家等的介绍就非常详细全面。比如对歌德的毕生巨著《浮士德》的介绍，作者可以说是不惜笔墨，先是介绍歌德的《浮士德断片》（上卷第149页），说明歌德创作的“来历”，尔后用50多页篇幅全面介绍和评析《浮士德》的主要情节、内容和写作手法及特点（上卷第160页到210页），至于后面介绍托马斯·曼时评析其重要作品《浮士德博士》（上卷第453页）的文字，也许可以说是对《浮士德》的“收官之言”。而对那些在德国文学史上虽不可或缺占有一席之地、但影响毕竟有限的德语作家大多花费笔墨不多，甚至仅仅一笔带过。余先生如此突出重点、兼顾全面的安排，既能避免篇幅过于浩繁，又可引导研究型读者提纲挈领、抓住重点、由点带面地学习、研究德国文学。

新版文学史（上卷）对1991年的原版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和润色。笔者作为编辑仔细通读了全稿，提出了500多个质疑意见和修改建议。余先生与笔者逐一商讨，该接受的接受，该反对的反对，将这些问题进行慎重讨论和斟酌，并最后解决处理后才将定稿付印出版。对作品文字如此精细的要求，充分印证了作者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评析作家作品观点鲜明率真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新版文学史评析作家作品观点鲜明率真，充分反映了余先生心直口快、坦率童真的个性。

作者在介绍和评析作家作品时，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将作品情节和写作特色的介绍与对作品意义的点评结合起来，观点鲜明，直话直说。如在介绍德国著名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时，余先生特别谈到布氏对戏剧理论的贡献，把“叙事体戏剧”改为“辨证戏剧”，并直言不讳地说，“笔者对这一概念作了延伸”，并“完全符合布氏的理论原则”。“笔者以为：‘辨证戏剧’这一名称既表明这种戏剧在内容上是辨证的，而且也表面在形式上是辨证的。”“这种戏剧的娱乐性也植根于辨证法。”（下卷第34-35页）在评述托马斯·曼（Thomas Man）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把它称作德国的《红楼梦》。（上卷第446页）

总体来看，新版德国文学史专业用语和通俗口语两相结合，在运词遣句上不乏口语性，所以行文显得较为生动活泼，读起来不仅连贯顺畅，而且很有口语味。本书的口语味可能使其专著性有所逊色，但其通俗活泼性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特色，而且亦可能是使其受到更多非专业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便翻阅一下这部专著，相信就能被作者介绍名家名作时的故事性所吸引，就可以发现这部作品的特色——作者谈笑风生的个性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俗话说：白璧微瑕，瑕不掩瑜。这样一部皇皇巨著，不足和疏误在所难免。依愚见，该书的不足可能是：一，行文中有时带点翻译腔，即从某些措辞搭配和句型结构看，有时带有明显的翻译痕迹。限于时间和能力，笔者作为编辑只能对某些比较明显的“翻译腔”作些力所能及的改动。二，评点文字有时“发挥太过”。对某些作品，尤其是对反法西斯作品的评点，作者观点鲜明率真，固然值得肯定，但有时作者的“借题发挥”和“即兴联想”稍多了些。这可能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强烈个性有关。窃以为，从文学史的功能而言，似无这样做的必要。（桂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