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盘点】中国环境治理：“专家看”和“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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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应该成为也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改善环境治理需要投资，需要新技术，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巴黎大会以后做什么，”针对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表示，巴黎会议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方面我们希望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有力度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巴黎会议，重塑面向未来的绿色低碳的新发展模式，新发展模式应该涉及生产、消费、贸易等各个方面，并且是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公平原则基础上的各国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合作与新型全球治理模式。
“中国已经成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气候安全不仅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到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主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合作是基本出路，这不仅需要南北国家间的合作，也需要创新的南南合作。”在谈及我国碳排放状况时，王毅说，应当从立法、管理、科技、政策等几个主要领域搭建路线图，管理好新型的碳资产，更好地配置资源和分担成本，尽早实现我国的碳峰值。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为实现绿色低碳目标已经采用了各类政策工具，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发挥不同政策的协同效应。”其中，在谈及政策组合路线图时王毅说，碳排放交易市场只是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新型的“人为市场”，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的制度设计、治理结构以及具体实践，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其他技术经济和环境政策予以配合，充分考虑将不同政策结合在一起来推动我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环保应该成为也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改善环境治理需要投资，需要新技术，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我们不缺资金不缺技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巨大的环保需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可以将环保和经济发展放在一起。”李稻葵表示，我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发展快速的投资期，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新环保技术都是比较成熟的，是在世界各地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在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拿来为己所用。
“比较一下这些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环保投资的关系，可以看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能达到60%左右，但相比之下我国环保投资很少，估计到今年环保投资也只能达到1万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给出以上数据，“显然‘十三五’期间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我们提出绿色金融资金需求约为24万亿，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不足10%，但这已经是一个比任何一个五年计划包括‘十二五’时期在内都大幅增长的资金需求了。”
绿色发展既然有需求，而且需求还如此之大，但是这个资金来源于哪儿，有怎样的资金保障？能不能形成供给？
提到环境治理资金保障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可以从财政资金、金融支持以及PPP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入手。
“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要以专项资金的方式给予支持，尤其要重视改革意义上的‘花钱买机制’。”贾康说，从长效机制来说，一定要有配套改革才能使这种所谓的内生机制跟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接，调动起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及消费者自觉地去考虑节电、节能、降耗低碳、绿色环保。
在谈及PPP机制创新时，贾康说，PPP机制创新所涉及的主要是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乘数作用，要着眼于如何将已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包括境外资金一起拉进来支持公共工程和绿色环保项目。
在李稻葵看来，改变环保部机制，为环保部门设置专门的基金必不可少。“两年前我就呼吁，财政部应该把钱交给环保部。目前环保部成高级城管了，到处抓人到处抓污染企业，城管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手里没有钱，顶多罚款。”李稻葵说，环保部的机制要改变，不仅给环保部查污的权力，还要给环保部“粮食”，给环保部专门设立发展基金，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正向激励，这样才能真正把环保跟发展结合在一起。
“还需要有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和相应的绿色金融发展保障体系。”马中说，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强制环境险、绿色PPP融资及排放权、碳权交易体系，这是在“十三五”期间，我们主要依靠的金融工具。至于绿色金融发展保障体系的构建，马中认为，需要建立国家绿色金融协调机制，进一步改革资源环境定价收费机制，同时还要对支持绿色金融的财税政策进行不断完善。
“央企和其他企业一样，有共性，再大的企业也是企业，也要遵守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央企提高环境治理的路径在本质上是和其他企业一样的，对于其他企业的一般要求都适应于央企。
“如果说央企有特殊性，那么特殊性就在于这个央企的‘块头’比较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有更多的社会期待，更应当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赵华林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
在经济调结构淘汰过剩产能尤其是经济下行的今天，很多企业包括央企都是亏损运营，这样的运营状况，央企还有多少精力顾及环境治理？
“很多亏损的央企都在减员增效，有很多人在分流，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哪个央企的领导嫌环保费用高，也没有人提出要把污染防治设施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赵华林解释道，环境污染风险是企业经营的五大风险之一，一旦出现环境问题，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损失将会是致命的。
“要想企业把环境治理工作做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要把环境保护也纳入企业的考核之中。”提到未来对央企环境治理的要求，赵华林补充道，信息公开也必不可少，不管做得好不好都要公开，这是企业环境治理最好的方法。
毋容置疑，“秸秆焚烧”在整个秋季都是“高频词汇”，包括政府、专家、媒体、公众在内都对这一词有强烈反应。
“秸秆焚烧是农民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也是无奈的选择。”针对秸秆焚烧的问题，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唐珂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表示，农民是在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偏低、秸秆离田还田成本偏高，还要抢生产茬口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所以秸秆焚烧不能过多地指责农民，应该加大政策创设力度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比如说政府、企业还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几方共同筹资入手解决秸秆利用问题。
至于如何打好农业污染防治“攻坚战”，唐珂说，要坚持“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确保农业灌溉用水量保持在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确保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0%以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30%以上，肥料、农药利用率均达到40%以上，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三基本”，即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实现基本资源化利用，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确保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农膜回收率达80%以上。
“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废约为33亿吨，这个量是欧盟的2倍，是日本的30倍。”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凌江表示，我国工业固废总利用率约为60%，在具体行业中利用率可能会更低。
未来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推动固废污染防治？凌江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提到了“三化”，即减量化、无害化和信息化。
“首先就是减量化，但是减量化的前提就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位。”凌江说，其次就是无害化，治理危废最关键的还是要从生产的源头去管理，要从源头管好。这个是环保“十三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创新，即推动无害化进程。
“但是需要注意管理的尺度，层层审批会影响市场活力，影响固废转移，只有把市场活力释放出来，固废的综合利用水平才能提高。”据凌江透露，目前相关部门已设计了有害物质的规划报国务院审批，从危险废物的产生到污染进行长期管理，整个过程中都要对有害物质进行有效控制。
“最后一个就是信息化，要像淘宝网一样，建一个淘废网。”凌江说，信息化的发展给我们各个行业的管理带来非常重要的机遇。应当发展电子商务平台，这样能方便信息交换，这样的信息平台出现，才能有利于我们整个社会废物的循环利用，有利于提高整个管理水平的提高。
“十一五”初期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的状况，突发环境事件及群体事件进入高发时期，为推进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国家环境监察能力、解决环境保护地方保护和各自为政等问题，环境保护部先后成立了跨领域跨行政区域的六大环保督查中心。区域督查中心在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实履行环保职责，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切实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环保部门约谈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力度越来越大、案例越来越多，区域督查中心的工作也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此同时，区域督查中心也遇到了与当前环保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目前对于交办的督察任务，区域督查中心只有检查、调查和建议权，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必须委托地方或者上报环保部。”环保部西北环境督查中心副主任马国林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说，责权决定方面存在明显不适应，区域督查中心长期在一线检查，比较了解各地的环境管理水平，但是在对地方或者是企业的国家环保许可规划决策方面，区域督查中心却没有足够的发言权。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区域督查机构转型发展也遇到了重要契机。”马国林在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上对区域督查转型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建立国家环保督察制度，明确区域督查机构职能定位，将区域督查中心纳入行政执法系列，解决长期的身份尴尬问题；健全环保督察运行机制，在环保部系统内部建立应用环境大数据的机制，加强环境信息的沟通交流，实现部机关司局与督查中心在环保工作当中的无缝对接等。
“监测和监察执法都收上去，地市一级环保工作的‘手脚’都砍了，还能做什么？”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方灿芬在环保局长研讨会上表示，垂直管理实施后，环保工作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比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协调问题；环境监管与污染治理费用的承担问题；环保监测监察上收后，地方基层环保部门承担事务的问题等。
“垂直管理之后，乡村环保机构如何设置？”重庆市环保局调研员刘文在研讨会上说，十八届五中全会中的垂直管理提到县一级，但是对乡镇一级没有明确要求，可是实际情况是，乡镇一级在环境执法过程中的确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实施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步子确实有点大，环保工作会有点不适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提高对中央决心的认识。坚定信心要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复杂性。”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在研讨会上总结说，在新形势下要重新认识环保部门的定位，此外，新形势下环保部门更会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矛盾的焦点，要处理好这些矛盾，继续做好其他的宏观、综合协调性质的工作。
环保执法：新法环境下，规避问责风险更要靠“智慧”
新《环保法》通过实施之后，也带来一些问题，我们如何依法行政来进行环境管理？新法给我们带来了权力，同时也增加了很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环保工作者怎么规避风险？如何保护自己？这样的问题虽然很直接，但是却很紧迫很现实。
“基层环保工作者依法行政、规避问责风险，首先执法部门内部要做到讲程序、讲规矩。”山东省环保厅副厅长董秀娟在环保局长研讨会上表示，执法体系要健全，要建立自己的行政执法程序，每一个程序都要完善，这样才不会有出错的“空子”。
“要规避问责风险，就要明确风险和责任。”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杨智明指出，其次要履好责，按程序办事，依法行政、尽职尽责。但是做到尽职尽责重点应做到三点：履责有能力、有底线、有智慧。
“每一个环节都要留下证据。当地政府要追究环保部门的责任，除了追究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还要追究审批过程中责任。”山西省运城市环保局副局长李福堂在研讨会上表示。
“作为环保执法工作者要学会与企业、领导、部门、群众、媒体打交道。”江苏省泰州市环保局总工程师陈玉琴在研讨会上表示，环境执法要与多部门打交道，要统筹区域内各部门力量，如公安部门、水利部门等。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在总结时说，新法的出台给环保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要如何做？首先要认真学习，明确责任；其次要做好宣传工作，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信息公开和其他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宣传，普及新环保法知识。再次，要掌握科学技术，及时识破工厂的“小伎俩”。最后，还要有智慧，比如五种打交道的智慧。另外，针对新情况、新形势，环保追责要有证据，证据的搜集经验很有意义。
“环保部门的职责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一类是说。”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所长杜少中在研讨会上表示，进行污染防治是“做”，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动员公众参与是“说”，二者缺一不可。
“有三个‘气’需要注意，一是接地气，二是要解误气，三是供暖气。”在谈及如何做好环境宣传工作时，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在环保局长研讨会上表示，因为不“接地气”，群众在想什么不知道，群众在盼什么也说不清。
“基层环保部门就是热力站，我们的各类媒体都是暖气管道和暖气片，只有公众才是接受温暖的终端。”李春元说，要通过媒体把温暖和暖气送到群众心间，基层的宣教工作者要多和媒体打好交道。
“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知情权是公众的基本权利，工作上不必刻意回避。”邯郸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仲夏在环保局长研讨会上表示，越掩人耳目，往往越容易出岔子。在网络时代没有秘密，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瑞安商人“20万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聚焦了全国公众视眼，爆发了舆情危机。“温州环保面对负面舆情，始终坚持正面应对、不退缩。”温州市党组成员刘建农在环保局长研讨会上表示，温州环保人针对上述事件“化危为机”，运用公众的力量，在当地率先启动“黑臭河、垃圾河”排摸整治，继而推动温州市、浙江省打响“五水共治”战役。
（来源：《环境保护》2015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