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师说丨徐拥军：应加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与研究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民大学鸿儒硕学云集，积薪传火，树国民之表率，育社会之栋梁。在【人大师说】栏目，我们将传递知识之甘泉、理论之星火，带你提前领略学者的人生积淀、学术思考，体会师者的言传身教、春风化雨，浅尝学科专业的理论脉络、前沿讯息，感受人大的治学精神、育人理念，走近名师、走近学科、走近人大。

徐拥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执行总编辑，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获“2015年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2016年宝钢优秀教师奖”“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2018年入选国家档案局首批“全国档案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公文写作。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继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国遭遇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什么“非典”疫情过去17年之后，我们还遭遇类似的灾难？为什么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还有待完善？究其原因，或许包括还没有充分汲取当年“非典”疫情的教训，没有充分学习抗击“非典”疫情的成功经验。档案是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是挖掘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宝库。2003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考察浙江省档案局（馆）时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可见，做好重大社会危机事件档案管理，可以为预防、应对类似事件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情都是负面的重大社会事件。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更多正面的重大社会事件，例如，2003年神舟载人飞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北京APEC峰会、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典礼等等。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重大社会事件，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和社会公众都会在事件全过程中产生各种各类的档案。这些档案作为原始记录，可为当前和今后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和知识参考，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集体记忆。因此，加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与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大社会事件档案具有诸多特点，为其管理带来多重困难。一者，重大社会事件档案形成者众多、涉及面广泛，传统按照档案形成者进行分类整理的全宗原则将导致有关这一事件有机整体的档案被分散。二者，重大社会事件档案数量庞大、种类多样、载体不一。传统基于纸质档案的著录规则、鉴定方法面临巨大挑战。三者，重大社会事件档案分散保存、数量庞大，须有新的技术方法才能实现对其进行历史研究、知识挖掘。因此，加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可以促进档案管理技术、方法的创新。

对于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予以考察。除了传统的凭证、参考价值外，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还有记忆、认同、情感的价值，同时涉及信任和正义。这就为当前档案学界正在兴起的包括档案记忆观、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情感价值、档案与信任、档案与正义、档案多元论等在内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提供了成长土壤和应用场景。因此，加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促进档案学范式转型。

当前，国内学者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安全管理、数据分析价值和社会记忆构建等主题展开。在档案的安全管理方面，提出了要健全、完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体制、机制，为重大社会事件背景下的档案安全管理提供保障。在档案的数据分析价值方面，提出了要加大对体育赛事、灾害、疾病控制与预防等专题档案的开发力度，建立重大社会事件档案数字化系统，积极利用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等计算机技术，增强该类档案的数据预测分析能力。在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方面，提出了档案馆作为“记忆宫殿”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需要担负起自身的责任与使命，发挥馆藏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的价值，建构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记忆。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如疫情、地震）具有破坏性、急迫性和不可预料性等特征，目前对于此类事件档案的研究更偏重于档案的应急管理方面；计划性重大社会事件（如大型体育赛事、全国性庆祝活动）具有分散性、文化性和周期性等特征，目前对于此类事件档案的研究更偏重于档案的记忆价值。

目前，国外学界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研究整体偏少，且主题较为集中，主要聚焦于负面公共事件，并以具体公共事件为出发点进行与档案相关的研究。具体来说，在档案的应急管理方面，主张制定灾难应急管理计划，从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四个部分筹备，做到防范于未然；强调档案馆等信息管理机构在灾难管理中的重要性与作用，呼吁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辅助应急管理，助力减少自然灾害损害，开展应急管理宣传与教育培训；总结档案馆在发生灾难后响应与恢复实践经验，宣传档案工作者救灾的决心、机智与奉献精神；鼓励多机构合作开展应急管理工作，如日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社区中心合作开展“saveMLAK”项目，共同协助应对自然灾害。在重大社会事件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主要聚焦于通过收集社交媒体、网页等文件材料，形成该事件的社会记忆，并对建筑原貌进行重构与复原，从而在降低灾害风险方面发挥重要的信息支撑作用。在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的作用分析方面，主要着眼于利用现有实物档案尤其是地质档案进行回顾性分析，挖掘以往重大事件如海啸、火山喷发等的关联性原因，探究其对地壳地质活动分析、灾害预警等起到的重要作用。国外对该主题的研究多为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不仅仅立足于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的管理体系研究，也从重大社会事件本身出发讨论档案对该事件的影响。

由此可见，国内外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的研究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国内研究较为宏观、系统，贯穿法律、文化、教育、技术、管理等多个主题，呈现出多样态研究的特征；而国外研究相对较为“内敛”，多从某一具体事件入手讨论档案的应急管理与作用，除了研究档案经验参考、记忆构建外，还利用档案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强调关注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更有利于从根源处分析经验教训，彰显档案利用价值。

笔者认为，未来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与研究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的价值和管理要求。分析重大社会事件档案除传统的凭证、参考价值之外，作为文献遗产的历史知识、集体记忆、公民认同、感情体验价值。分析其形成过程、内容和形式的特点，以及相应的管理要求，尤其是立体性、开放性、智能化的要求。

二是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可从三个方面构筑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1）创新传统档案学的三大基本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和档案价值鉴定理论）；（2）深化当前正在兴起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档案记忆观、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情感价值、档案与信任、档案与正义等主题的研究；（3）应用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相关学科理论。

三是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主要分析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过程中涉及国家、地方、单位等多层面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等问题。主要集中于统筹协调机制、共建共享机制、收集鉴定制度、开放利用制度等。

四是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管理的技术方法创新。可主要围绕重大社会事件专题档案数据库来展开。主要包括专题档案数据库系统的构建原则、总体框架和功能需求，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技术，元数据标准，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和知识服务技术等。

五是支撑重大社会事件治理的档案服务。主要探索如何开发利用已有重大社会事件档案和其他档案资源，服务于当前的重大社会事件治理，充分发挥档案重要价值，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来源：《中国档案报》2020年3月9日第三版，有增改。

排版美编：刘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