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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村全席 | 开拓药业童友之:走入创新药研发的春天

BioBAY 2021-12-17

“对比现在的环境,当时做创新药真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理解你的想法,所以创新药公司很难获得投资。”回忆2009年开拓药业初创之时,童友之感慨道。


在回国创业前,童友之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和美国康纳尔大学,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自1999年起,童友之在美国已经拥有独立的实验室,受聘为美国北岸长岛犹太卫生系统高级研究科学家、实验室主任,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助理教授。2002年,他参与创立美国Angion药业公司并出任副总裁,一路顺风顺水。


偶然的机会,童友之接触了国内制药企业,发现国内企业在硬件水平上已经赶上美国,但还缺乏自主研发项目。


“我们这代人普遍怀有一份爱国情怀,回来创业是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而不只是技术驱动。重新回到中国打拼等于放弃在美国已经建立的基础,从零开始需要很大的勇气。”童友之说。


2008年,童友之辞职回国,2009年,他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办了开拓药业,旨在做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创新药。


当时正是金融危机笼罩之下,加上国内创新药的创业投资环境远未成熟,开拓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童友之与合伙人出资完成了实验室装修、试剂购买和员工招聘。童友之说:“我们会刻意放慢实验的脚步,让员工不那么忙,因为做得越快钱就会烧得越多,下个月可能就揭不开锅了。”


制药需要长周期与强资金的支撑,而国内传统的创新药投资模式,在药品获批上市后才有可能获得回报,而在漫长的研发周期中,投资失败的风险环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基金会投向生物医药领域。


联想之星与开拓药业的“姻缘”始于“靠谱的朋友介绍”。联想之星自成立之初即将医疗健康作为重点投资布局的领域之一,投资战略分为新技术与新服务,投出的第一个医疗项目是新药公司派格生物。派格CEO在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学习过程中,为开拓与联想之星牵了线,二者成功“联姻”。


如今,国内创新药投资已走上快车道, 有了政策环境和投资创新模式的加持,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创新药研发。市场甚至认为创新药将成未来10-20年最大的投资机会。


对于成立近十年的开拓药业,拥有国家双“千人”专家的豪华团队,已经在创新药研制上取得了一个个耀眼的成绩: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雄激素受体(AR)拮抗剂普克鲁胺,针对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启动临床Ⅲ期试验,是少数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开展临床试验的中国自主研制新药,也是少数同时列入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产品;


获得辉瑞授予的首个肿瘤抗体新药全球开发权利,该药有望成为全球首个针对活化素受体样激酶-1(Activin receptor-like kinase-1,ALK-1)靶点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治疗性药物;


成功登陆新三板……


开拓挂牌新三板


创始人童友之也在十年间,从一个科学家逐步转变成一个企业家。


作为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的学员,童友之称之为“中国创业家的黄埔军校”,“尤其是对我们这种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来说,特训班让我迈出了非常接地气的一步。一年的学习让我从团队建设、公司管理、商业模式等各个知识层面都得到了系统教育。”


而在带着开拓药业奔跑的过程中,童友之也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开拓不是一家只解决本土医药需求的公司,更能成为一家在全球有产品布局的公司。


开拓药业创始人&CEO童友之


以下为联想之星(简称“LS”)对话童友之

LS:你在美国生活多年,回到国内从事新药创业,感受到了哪些差异?

童友之:首先,从创业的动机来说,美国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技术驱动型,比如有的科学家发现有些技术可以改变世界某一方面的布局,往往会和职业经理人联合来做这个事。而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从业者在储备很多知识和经验之后创业,背后往往有更多产业报国的情怀驱动。像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出国读书的人,都有一份很深的爱国情怀,回国创业主要是特别想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情。


其次,在中国创业,在知识产权方面要白手起家,否则会有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需要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去创建生物医药的企业。


最后,对创业者的扶持上,美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创业者能从比较固定的渠道,如国家层面的中小企业基金中获得支持。而在中国做生物医药创业,经历了从冬天,到现在春天或者是夏天的过程。我刚回国时,很少有人投资生物医药,但联想之星在2012年便投资了我们。到了2014、2015年之后,才真正有专门做生物医药的基金从综合基金分化出来。

LS:这段时间,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大家对新药研发与审批的关注,开拓从2009年开始研发普克鲁胺,但是国外的同类药恩杂鲁胺目前已进入中国市场,你怎样看待未来的竞争格局?

童友之:开拓药业一直致力于研发出中国人能够吃得起的真正的创新药,这有在医学上的意义,也有在经济学上的意义。


从医学上的意义来说,我们2009年开始做普克鲁胺的时候,就是以恩杂鲁胺作为一个对标创新药。当时觉得恩杂鲁胺成药可能性很大,但在安全性方面有缺陷,我们觉得能做出更好的药。后续我们基于恩杂鲁胺的化学结构上作了多处改变,改善了分子溶解度和动力学性质,以期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发现了它独特的降低靶向雄激素受体基因表达的药理机制,普克鲁胺有望成为抗前列腺癌的最佳临床药物。


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恩杂鲁胺虽然对晚期的前列腺癌病人有效,但一年动辄几十万的高昂医药费是大部分中国病人承受不住的。


在中国做药,首先要有社会公益性,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提供同样质量,甚至更好质量的药,又要在经济上让人承受得起。所以从竞争格局来说,我觉得在中国,普克鲁胺无论是在药效还是安全性、而且在经济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


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美国做临床一期试验,现在启动临床二期试验。我们公司不只有普克鲁胺,我们有三个创新药物都是准备在中国和海外同时做的,目前在临床的不同阶段。创新药物不仅是面对中国患者,也是为全球患者服务的,我们希望开拓药业不只是一家解决本土医药需求的公司,也能成为一个在全球有布局的公司。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新药产业链,无论从早期研发、开发、生产和将来销售等方面,都能够冲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LS:和大公司建立合作能够有效打开局面,辉瑞将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ALK-1抗体药物授权给开拓,是看重开拓的哪些特点?

童友之:辉瑞的First in Class(首创新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投入也非常大。2015年中国肝癌新发患者数为46.6万,占全世界新发肝癌的一半。辉瑞希望能够在中国本土找到合适企业,针对中国病人的癌症谱曲来做一些布局,这是我们双方能够合作的的基础。


辉瑞与我们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看重开拓是个海归团队,有专业能力,也积累了大量新药研发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地在做着创新药研发这件事,而不是利用项目去达到融资或圈钱的目的。临床试验的创新是药物创新中的重要一环,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项目,来展示中国临床的发展。我们也有信心和冒险精神,去推动这个药的研发,为中国广大肝癌患者带来临床创新和有效的治疗选择。


LS:创业近十年来,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童友之:每个公司有不同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幸遇到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非常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从政府层面的不够重视到高度重视,从投资行业的冷淡到VC和社会资金的活跃,大环境的变化会推你走得更快更好。


这十年里我的变化肯定是很大的。在心态上会不断调整自己,作为一个创业者首先要抓住一些发展机遇,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责任很重大,因为全公司都依赖于你的决定,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当时都无法证明是进还是退,是对还是错。一个创业者首先是一个决策者,需要有非常全面的考虑。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时间非常重要,你不能拖拖拉拉地做事情、做决策。一旦做出了决定,认准了就肯定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即使决策错了,我也要承担责任。


来源:医药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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