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记忆：宜昌六中纪事
早年间，读过一首诗：“校园是诗，校园是歌，校园是一条历史长河，留下我们生命里最美丽时刻。”宜昌六中，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深情的歌。
宜昌六中给我们这届学生的印象，是一所简陋但生气勃勃的学校。2015年10月，在纪念我们毕业五十周年的同学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对母校说出了同样的赞语：有趣、有意思、特别怀念。
1962年秋，我考入宜昌六中。六中始建于1959年，是大跃进的产物。我们入校时，学校刚送走首届毕业生。我们的学生手册上注明为“五届二班”，也就是说首届毕业生应该是1961年毕业，据说第一批学生是建校时从五中等学校转学过来的。学校是个新学校，加上那时国家经济困难，学校还是一个“三无”学校：无围墙、无校门、无操场，一看挺破烂的。
但唯独两栋乳白色的教学楼和一栋办公楼，在几乎是一片土黄色的荒地上骄傲的耸立着，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教学楼的设计可能受当时苏联设计风格影响，廊道呈现宽大的圆拱形门顶，二楼清一色的米黄色实木地板，很有点气派。可惜这三幢楼房在使用30年后，于1990年被全部拆除。
那时宜昌城很小，过了汉宜公路（现夷陵大道）就是东山脚下，是农村了。按地理位置看，六中正处于城乡结合部。西边是隆中路，穿过一段成天乌头罩脸的“煤炭院子”（宜昌人通俗叫法，就是宜昌的煤球生产场），就到了六中。六中的东边是郊区和一座监狱，东南边是近郊生产队，有两大片波光粼粼的鱼塘，人称“养鱼池”(现“世纪花园”小区所在地)。池边是青草蔓蔓的长堤。那时课少，下午自习时间长，加上学校没有围墙，一迈腿就到了乡村，养鱼池边的青青长堤就成了我们自习温课、打闹嬉戏的自由天地。困倦了，还可以躺在青青的草地上，晒着太阳打个盹儿，此时鸟语花香、微风拂面，别提多惬意了。“养鱼池”在我们初中学习生活中是一个极其有趣的记忆，一度我们初中微信群就叫“养鱼池边的儿们”。
学校的操场只是一片土垫的平地，有点像农村的“稻场”，天晴尚可，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坑，踩上去鞋都拔不出来。我们初中三年几乎年年劳动都要挑土、挑沙、挑煤渣填操场。学校东边有一座小山丘，上面有高高围墙和铁丝网围着的监狱，我们年年锲而不舍的在此取土，弄得人家围墙不安全了，才又转别处取土。河沙要从长江边取，我们常常从二道巷子下河挑沙。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坑洼不平的操场终于整平坦，雨天也可以行走了，还在东南边上建了个约高一米的小台子，上面竖了旗杆，平时可作讲台。
学校太穷了，建围墙，只有靠农民大叔。学校大约是用校厕所的粪便与对河五龙的生产队做了交易，队里派人，在学校周边哼哧哼哧打起了干打垒土围墙。经过农民大叔一年的辛苦，像长城一样的土围墙建起了，并在靠近“日新里”的角落，用木栅栏做了一个校门。1964年，学校发了校徽，“湖北省宜昌第六中学”几个字据说还是集鲁迅先生的手迹而成，非常潇洒典雅，可惜没有校门，校名只好镌刻在教学楼的门楣上。
为什么这样一所用现在的眼光看可以叫寒碜的学校，却给我们这些学生留下如此美好的回忆呢？答案就是：因为新，所以处处简陋，但惟其又因为新，所以生气勃勃。
学校首先是有一批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领导和老师。校长陈先生温文尔雅，教导主任杜先生雷厉风行，还有一位童主任，别看他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可多才多艺、人极和蔼。他曾指挥我们参加市里歌咏比赛，那一招一式，颇有专业风范。
我们初中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姓韩，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年轻老师，教我们数学。他有三个特点：（1）字迹工整，板书漂亮。（2）篮球技术好，是市教工队主力。（3）游泳水平高，据说曾是宜昌的游泳健将，尤其是蛙泳，在宜昌颇有名气。与其说他是我们的老师，不如说是我们可亲的大朋友。课余时，他常带我们去三游洞野炊、去长江溪、下牢溪游泳，每次野炊，几乎总是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挤出钱来，给我们买馒头花卷。他当然也有严厉的一面，但更多是鼓励，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
语文课刘老师，宜昌五峰大山里出来的寒门学子，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他热情内敛、为人谦和，教课多循循善诱。初一时，可能我在作文上有一点点进步，他就不断鼓励我，并主动借过好些书给我，希望能开阔我的视野。记得他曾借给我《普希金文集》、碧野的散文集《情满青山》、袁鹰的《风帆》、秦牧的《艺海拾贝》等，他还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可惜文革大串联时我带在身边不慎丢失了。这些书在我当时一个13岁的少年眼前，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学天地，使我一生受益匪浅。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冬日的早晨”，他大加赞赏，并写了长长的评语，我至今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花，终于开了，以前的不开，应归结于栽花者的粗心……”他对我的期望，殷殷可鉴。记得上初二时，他因为肺部疫病住进当时的宜昌传染病医院，夏日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医院探视，他小心的戴上口罩，给我们讲作文如何在叙事中抒情的技巧，他特别强调“要因景生情，发之自然，切不可生硬牵强”。那天，我们从樵湖岭下山，刚走到云集路就突然暴雨，开始我们还紧跑了几步，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漫步在疾雨中，大声朗诵起刚学过的高尔基的著名散文《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在雨中笑着、喊着、跳着，无视路上行人诧异的眼光。真是青春任性、任性青春！
俄语课何老师，广东人，普通话有点别扭，但对俄语发音格外讲究，有时一个音会纠上老半天，脸脖子都胀得通红。其实他是一个挺幽默的人，他给我们所有人都取了俄文名字，每个人轮流值日，值日生要用俄语喊“起立！”“老师好！”“坐下！”，然后还要用俄语简单地介绍一下当天的天气情况。有同学一紧张就把晴天说成雨天，他就歪着脑袋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困惑地问：“下雨了吗？还是我没看见？”常常引来哄堂大笑。就是在这种自由轻松的环境下，我们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可惜现在都忘差不多了，实在愧对老师辛苦！）班上有个男生，姓屈，成绩一般，有点调皮，但俄语发音准、好听，何老师就安排他作了俄语科代表，并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俄文名字“弗拉基米尔”（和列宁同名），他觉得给了无上的光荣，热情高涨，果然，屈同学的俄语成绩在他所有学科中是最好的。其实，青少年可塑性强，要紧的是信任与鼓励。
生物课余老师，一位举止优雅的女士，身材苗条，爱穿旗袍。据说是四川人，但一口普通话如嘤嘤燕语，十分好听。别看她似乎一弱女子，但气场强大，上她的课，没人敢耍小动作。她教我们解剖青蛙，观察青蛙的神经系统，活蹦乱跳的青蛙，她抓住就一剪毙命，出手凌厉，镇住了所有人。
地理课李老师，擅长结合课文讲一些各地的人文掌故，很受同学欢迎。他还有一绝：他的字和板书极有个人特点，一段时间同学中好多都以模仿他的字为炫耀。
音乐课马老师，在宜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好像兼任五中、六中两个学校的音乐课。上他的课格外有意思，除了那些“豆芽菜”（五线谱）有点让人头疼外，更多是快乐。我们最爱听他唱歌。他个子颀长高瘦，会拉大提琴，还有一副极有磁性、浑厚的男中音嗓子。他唱“老人河”、“码头工人歌”、“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常常让我们如痴如醉，他教我们唱陕北的“信天游”、新疆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云南的“小河淌水”各种风格都韵味十足。有一次，政治任务要求，他教一首声援古巴的歌曲“古巴西，扬基诺”，我们问他歌名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我们又问“佬”是什么意思，他思索了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粗话：就是你们当地话“王八蛋”的意思！引起哄堂大笑。
图画课袁老师，潇洒英俊，平时穿着十分考究，经常穿一件格花呢西服，一说话还脸红。他教我们画水彩、素描，可惜我天赋不够，没有好的作业被他表扬，可我很感激他，他让我第一次懂得画面透视和红、黄、绿三原色。中央台改版后，片头一出，我就脱口而出：三原色！弄得周边的人极为惊讶。
还有一个女老师，姓赵，年轻漂亮，像个大姐姐,她习惯把衬衣扎在长裤里，显得那么窈窕干练。她歌唱得好，女同学特别喜爱她。她代过我们一段时间物理课。印象最深的是她第一天上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山水、水车、水磨，极好看，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然后才给我们上课，讲物理力学。
初三时换了一位班主任宋老师，他肤白面净，平时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极为睿智，他也教数学。他接任班主任不久，1964年12月，我和谢、胡、聂等几个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结果囊括集体和个人第一，据说301班有参赛同学为此在走廊大哭。其实他们不知道，宋老师对我们的数学习题训练是多么严厉,这可能就叫“梅花香至苦寒来”。除了在教学上功力深厚外，他还有很多异想天开的点子。1965年5月，他在班上组织了一次“数学晚会”，轰动全校。所有的节目都是他组织同学自编自演，并都要与数学有关。比如：几个女同学每人头上带着a、b、c、d、x、y、z等数学符号，边跳边唱，要根据主持人口令迅速变换队形，组成各种乘法公式，一时场上场下一片呼叫，笑声不断。还有，现场问答：一张0.1毫米的纸，反复折叠32次后，会有多高？答案是惊人的，0.1毫米乘2的32次方，远远超过了珠穆朗玛峰。一个女同学还绘声绘色的讲了一个故事：野外有三个朋友，一个盲、一个聋，还有一个瘸腿。山上有人开了一枪，子弹从瘸腿的身边擦过，问谁先发现？大家争先恐后抢答，答案是耳聋的朋友最先发现，因为光速最快。我和一个黄同学说了一段相声，用诡辩的解题方法证明1=2。节目多，大家参与积极性高，整场晚会高潮迭起，热闹非凡。这场“数学晚会”有校领导，还有各班选派的代表参加观摩，按陈校长的评价：这在六中校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年我们班被评为全校优秀班级，和宋老师精心组织的这场标新立异的晚会不无关系。
1964年初三秋季开学，学校来了一批武汉体院毕业实习生。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的体育系学生，给校园带来一阵强劲的青春风暴。每班一个体育老师，不仅是体育课，平时也到处可见这些俊男靓女矫健的身影，洋溢着他们爽朗的笑声和歌声。我们班来的一位女老师，姓张，一个漂亮的广东姑娘，体操专业。她热情开朗，身材健美，体操动作很好看，按现在流行说法，她成了我们班上男生女生心中的女神。后来她离开我们时，全班同学和她在西陵公园合影留念，现在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初中生活最珍贵的回忆。这些体育专业的大哥哥大姐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融舞蹈和游戏于一体的集体舞，各班在体育课和课余都兴起了集体舞热。在我们这个小城还很陌生的新的体验，让我们这些青春萌动的中学生既羞涩又喜爱。学校因势利导，组织了全校集体舞比赛，那段时间是我们初中生活最热情奔放的一段岁月。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中学生特别单纯，同学关系非常干净，团结友爱，没有现在中学生那么多的烦恼和竞争之累，没有现在如此多的“补习班”，学校也有各种兴趣班，都是自愿加入，不占用周末休息时间。班上一位姓刘的同学几十年后都还记得：一次他病了，同学们去看他，中学生囊中羞涩，买不起礼物，就有同学用心地画了两幅画送给他，一幅荷出污泥而不染，一幅竹报平安。这种温馨的情谊胜过了任何值钱的营养品。1965年春，班上一个姓王的女同学在跨栏时摔折了腿，学校没有担架，同学们七手八脚不知从哪个老师寝室找出一把躺椅，将她抬到医院，途中，几个女同学边跑还边细心的给她鼓励：不要怕、不要怕！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为了不影响初三的毕业复习考试，还专门给她腾出一间房让她住下，这个同学搬家到学校以及后来琐碎的生活照料，全是同学们主动帮助的。同学们之间这种互助互爱在那年月好像都是一种极自然的事。
1964年夏，学校组织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夏季军事露营活动，在宜昌好像开先例。很多同学到现在一提到这件事，都非常佩服当时校领导的胆略与勇气。那天下午，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背着自己打的背包整队行军至铁路坝。先集合站队，各班拉歌，校领导讲话，散会后，各班自己动手，搭帐篷，砌灶烧水做饭，忙得热火朝天。夜幕低垂，各班开展了“摸营”的军事游戏。夜深了，大家都难以入睡，从帐篷的斜口望去，星星亮晶晶的，深蓝的夜空显得格外神秘。我们叽叽喳喳一直低声说笑到深夜。好多年以后，每当回忆初中生活时，我都会想到这个难忘而有趣的夏夜。
1965年初夏，宜昌周边遭遇比较严重的雹灾，我们学校参与了“抗雹救灾”，我们班来到当时的伍家公社共前三队。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农村生产队劳动，割麦子、收豆子、踩秧草、打土垡……,住农民家，在农民家吃饭，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农村“青黄不接”时期，高强度的劳动和与之极不相称的寡淡少油的饭菜，常使我们饥肠辘辘，但幸好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从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也还扛得住，但也让我们真切体会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几年后待我们下乡后才知道，这片地方作为宜昌市郊区，还是相对富裕的好地方啊！
初中三年，有三件大事，推动了我们的成长。
第一件大事：学雷锋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现在看来，他老人家那时发出这个号召，真是深谋远虑，对于重塑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的历史意义。那年我们刚进入初一下学期，我们整个初中三年基本上都是在“学雷锋、做好事”的大浪潮中度过，那是一个社会风气欣欣向荣崭新变革的时期，并不像后来有些无聊的相声作品调侃的，天天都在“检钱包”“扶老奶奶过马路”，这场运动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乐于助人、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高尚的情操，作为一种信念，一种时尚，融入了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心中，对于从小农经济过渡来的整体国民心态，起到了莫大的改造和提升作用。
我们班有位男生，姓张，体育课时不慎摔倒，腿骨骨折打石膏躺在家，我们几个同学每天放学
后就轮流去他家，将一天的功课原原本本讲给他听，还辅导他做作业，连续几个月，从不懈怠。其实，当初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只是很朴素的认为：同学有困难就应该帮他一把。我曾在一篇回忆铁路坝的文章中提到：1964年夏天，我们每周去市游泳池帮助清洗泳池的事，那时真的就只是想做点好事，举手之劳，何乐不为！
1970年10月，我参加工作到上海培训。一天，发了工资，和同伴兴致勃勃到市区游览，下午到虹口公园拜谒鲁迅墓，在鲁迅先生座像前照相，随手就把黄挎包放在草地上，走时大家说说笑笑居然忘记了。快离开公园时我才忽然想起，十分焦急，包里有刚发的工资以及给我侄儿冲洗的照片。我慌慌张张赶到鲁迅先生座像处，发现一个年纪比我稍大的男青年站在那，手里拿着正是我的黄挎包。待问清楚确认是我的包后，他爽快地把包交给我转身就走，我上前表示感谢，他咧嘴一笑，冒出一句上海普通话：学雷锋、做好事，这种细事不值一谢！可惜当时我没有问他的姓名，不过问了他也不一定会说。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大哥也应该七十多岁了，祝好心人健康长寿！
学雷锋的基因已经融入我们这代人的血液中，我们班的女同学们，现在虽然自己都年已古稀，还惦念更老更无助的人。她们多年来自费打毛袜、围巾，买毛巾。每年相约去深山福利院去看望孤寡老人，给老人们唱歌、跳舞，送去欢乐与温暖。推己及人、扶危济困，这是一种润泽的爱，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第二件大事：中苏论战。
我们这代人成长初期，正是中苏友好蜜月期，受苏联影响很大。从小，我们唱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都耳熟能详；我们读苏联的小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常常不忍释卷；我们看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伟大的公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乡村女教师》、《45号地区》，对于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英雄的苏联人民充满敬仰。但突然，中苏论战的公开化，使我们的这些美好的印象发生了错位。
1963年3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三无”（实现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撕裂公开，对中共中央进行了粗暴的干涉与攻击，由此，拉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从1963年9月起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俗称“九评”，这是当年党和国家的大事，各单位的政治学习都以此作为重要内容。
其中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还印成单行本，每个学生人手一本，成为政治课教材。这些迎面而来的政治浪潮，给了我们思想上极大的震动。一些陌生的政治术语，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界，什么“三和两全”“托洛斯基主义”“考茨基修正主义”等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担心。现在看来，这场中苏论战，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与苏联意识形态体系的一次成功地切割，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二十几年后，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兵败如山倒的大解体大溃败浪潮时，我们党我们国家方得以砥柱中流并逆势而上。看看今日世界：前苏联解体了，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了，前东欧好多国家都陷于困境，而中国却如日中天，真要感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等老一代革命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坚定的战斗意志！我有时就想：如果没有这场震惊中外的世纪大论战，中国还会是今日之中国吗？这场论战也使我们这些身处偏僻小城的初中生，第一次感到国际政治离我们如此之近，和我们的前途命运如此密切，它催生了我们的政治意识。
一方面，中苏论战把我们从单一的学校生活引导出来，开始关注“国家大事”，从偏于一隅到胸怀世界风云，学会以一种更审慎的眼光看待以前单线条了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逐步树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九评”犀利恣肆的文风与剥茧抽丝般的强大论述逻辑，对我们这代人的写作习惯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苏论战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筑牢了“反修防修”的理念，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那时期，同学们最爱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代一代往下传》：“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那时，我们喜爱的文章是杨扬的《听国际歌所想到的》：“当一轮红日喷薄欲出的时候，早晨，就是一首雄浑的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现在读来，还感到热血沸腾。
那时，还风靡一首朗诵诗《接班人之歌》，我们很多同学都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工工整整抄写，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些铿锵的诗句:
“未来的大厦谁来建？
未来的大地谁主宰？
革命的红旗谁来接？
亲爱的党啊，
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我们生得壮，我们长得快，
我们赶上了更加壮美的新时代。……”
一个激情澎拜的岁月，青春，也镀上了一种炽烈的火红色。
第三件大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记得那天晚上，宜昌报社出动宣传车上街叫卖《人民日报》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真是万众沸腾,争相传颂，有些人抢到号外就一个劲儿地大声叫“原子弹”“原子弹”，我抢到一张《号外》，反反复复看了三遍。其实，当初我们这些初三学生，还不完全懂得这个事件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那种自豪骄傲的情感充溢胸中，恨不得跳起来大声叫嚷，我和好多人一样，举着“号外”跟着宣传车跑了好大一圈。
那段时间，同学之间的话题几乎全是“原子弹”，我们好几个同学几乎都下定决心，上大学就学核物理，去搞原子弹、氢弹。这年12月，学校举办作文竞赛，题目是《听，北京广播了！》，我毫不犹豫就写了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的感受，写的酣畅淋漓，还因此得到褒奖。这种狂喜和震撼，人一辈子真是难得遇到几回。它在我人生的漫长叙事中，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2019年10月，建国70周年时，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看到张译、任素汐主演的《相遇》，剧中那熟悉的场景、火热的氛围，一下子让我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春风化雨，春华秋实。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使我们这一批学生得以迅速成材。1965年中考，我们这届学生无论是升学率，还是重点高中录取率都创造了六中有史以来的新高。按刘畅老师后来的说法，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六中也因此而声名鹊起。
初中三年，是我们打牢基础知识的关键阶段，也是我们青春成长的不可再来的重要时期。正如我在我们初中毕业五十周年相册的《序言》中所写：“初中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她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是永久温馨的回忆。那是真实生活中久远的青春回响，那是如烟旧梦里依依难舍的长亭短亭。”
2010年秋天，在分别45年后，我们初中同学在绿草如茵的江南组织了一次难得的聚会，还邀请了初中时的刘、韩、高、宋等几位老师。别时青葱少年，再见已霜染两鬓，惊呼重相见，一一辩眉眼。吁嘘复击掌，恍然又少年。那天，我写了一首诗：
四十五年疾如风，花甲时节又重逢。
人生易老情难老，几回梦里回六中。
六中，永远是我心中的美丽的梦。
2021．2.22.于宜昌
作者简介：余晨扬，老宜昌人，下乡知青，后来进入化工系统干了40年。退休前是宜化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闲暇之余写点小文章，自娱自乐，同时亦希望为保留老宜昌乡愁尽绵薄之力。愿与有共同爱好同仁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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