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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记忆】百年前的这位宜昌小哥

王念石 / 文 三峡影像网 2023-05-04

                     

▲宜昌海关 IchangCustoms, Yangtze拍摄于1920


1882年4月16日晚8点,那个25岁、乍看上去有些像“孙大炮(那个时候对孙中山的一种鄙称)”模样的英国青年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1857-1930)一步步走上宜昌海关码头江叉子(宜昌话:石阶梯),走进他人生第一个工作岗位——宜昌海关大院时,天色已经昏暗,夜幕正在展开,江滩上除了前来迎接的海关官员和几个揽活的宜昌“打起坡”的挑夫之外,没人留意到他那高高的稍显单薄的身影。


▲年轻的韩尔礼芭芭拉·菲利普斯摄


时隔134年之后,能熟练运用英语并有儒雅文人气质的李明义在《洋人旧事》中记载了奥古斯丁·亨利抵达距海岸线千里之遥的宜昌时的那个历史瞬间,那是从海内外大量的相关文献、报纸、护照、契约、嘉奖状、当事洋人日记、往来信札、图片和地图等原始资料中千辛万苦“淘”出来的。就使得那个中文名叫韩尔礼、在宜昌海关担任助理医官的洋人开始在我们眼前变得鲜活起来。


▲大卫森(RobertJohn Davidson)1890年左右拍摄宜昌城外


1882那一年是清光绪八年,大清国在朝鲜取得治外法权,却在法国的干涉下,从朝鲜撤回了军队。也是在那一年,宜昌海关开始观测和记录降雨量;峡江救生总局奉命设立在北门外;东湖知县龙兆霖主持增修府学宫、教授署和县学宫、教谕署、训导署多处。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罗卡泰利1923年拍摄的宜昌城内


那个时候,3万多宜昌居民大多还蜗居在“七门一台”的高高城墙中,而城里除了几条商业街,剩下遍布的尽是“狭窄、及其肮脏、臭气熏天的小街”。“唯一使用的下水道系统比没有下水道还要糟糕。下水道沿街平行地铺着,根本不往深处埋,并且四处漏水,它们经常被堵,完全成了污物的储物箱。除非下大雨,从来无人冲洗。”


▲威尔逊1909-03-01拍摄宜昌府城(东区)展示了一个小的租借区


居住在一马路到二马路之间的外国人社区(也就是1917年兴建的新商埠区)里的洋行商人、海关职员以及教会传教士寥寥无几,从宜昌开埠后的10年里,来过宜昌的外国人的总数也不过百人。用李明义与时俱进很俏皮的说法:“互动生活圈非常狭小,韩尔礼在这样狭小的圈子里生活得很无聊”。


▲威尔逊1909-03-01拍摄宜昌府城(西区)在长江出海口上游1000英里处


韩尔礼在和友人通信中诉苦:“在这样一个没有朋友的地方,忍受这种孤独时很艰难的。”他和同事在工作之余除了会去打高尔夫、网球,玩扑克牌,还会一个人进到“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的宜昌城内去“晃荡”。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罗卡泰利1923年拍摄的宜昌城门


想必当年的宜昌人对这个金发蓝眼、细高个子的北爱尔兰人很好奇,会争先恐后的回答他所提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些孩子也会尾随着这个洋人的后面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出入,可以进一步猜想,韩尔礼对宜昌话的熟悉也许就是这样“晃悠”出来的,也可以看出他的确是无聊的很。


▲威尔逊1908-02拍摄宜昌下游9英里处的虎牙峡天然桥(注:今称荆门山仙人桥)


那个不甘寂寞的韩尔礼除了隔三岔五跑到停在宜昌江边的各国轮船上吃饭,以便“得到其他通商口岸的新消息以及国内的情况”,还会和他的同事或独自到长江对岸的文佛山、石榴红(现在的十里红),宜昌上游的三游洞、平善坝、莲沱去观光浏览。


▲威尔逊1908-03-03拍摄宜昌金字塔山(注:磨基山)后的乡村风景,可以看到柏木和枹栎以及耕作的梯田


史料表明,这个宜昌海关的助理医官很快就确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韩尔礼从1884年8月2日开始,就在有目的、有兴趣的采集宜昌本地的植物并寄回到遥远的西方去了。和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从开始采集植物的时候,幸运就一直伴随着我。”


▲原宜昌海关办公大楼,后来的宜昌市政府办公室,原址在宜昌市府院内


虽然对植物采集充满了热情,只是身为宜昌海关的职员,韩尔礼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剩下的能由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太少,能外出采集植物的地域范围也太小,于是就有了他在宜昌公开招募的本地人作为“植物采集人(Plant collector)”的出现。笔者曾经咨询过李明义:“植物采集人是不是等同于帮工、雇员、助手?”他回答的很简单:“雇工”。


▲美国人西德尼·戴维德·甘博1917年拍摄于宜昌,江上帆船和船员


那些被雇用的宜昌人学习了采集植物和制作植物标本的基本知识之后,就会被韩尔礼派驻到湖北西部的不同区域(比如长阳、巴东、莲沱)去进行工作,而当韩尔礼对川东(现在的渝东)鄂西山区进行大规模植物探寻的时候,就会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他在对1888年4月到10月的行程进行回顾时透露:“我和20个植物采集人乘坐的是一条小船,随船还有10多箱珍贵的植物标本”。



▲威尔逊1909-02-16拍摄中国宜昌道观的后面长有槭树,高40英尺周长7英尺,(就是不知站在镇境山庙前槭树下的是不是滿阳)


那些宜昌当地植物采集人首先出现在韩尔礼1885年5月4日日记里的是一个音译名叫滿阳(ManYang)的雇工,那一天滿阳“带着漆树的花卉回来了。”三周后,滿阳又“带着植物从长江上游归来。”这个叫滿阳的宜昌小哥就是这么出现了。


▲威尔逊1911-02-06拍摄宜昌道观田地里的塔林,后面长着马尾松(东山寺塔林中的那个宜昌小哥成像效果差,不知是不是滿阳)


滿阳就是后来韩尔礼派驻巴东的代表,也是韩尔礼认为是自己雇用的最优秀的植物采集人中之一。李明义强调指出:“1885年,韩尔礼在第一批发运英国邱园(注:皇家植物园)的植物标本和种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植物是滿阳采集的。”



▲威尔逊1911-02-06拍摄宜昌一个做工很精致的乌龟碑,高35英尺,顶头“钦谥庄介”南京工部尚书赠赐鲁刘公神道碑(到刘一儒神道碑时,终于看清了这位宜昌小哥的“庐山真面目”,他是滿阳吗)


李明义对那个聪明、勤劳的宜昌小哥滿阳充满欣赏,他在《洋人旧事》中指出:“滿阳作为第一个被韩尔礼所雇佣的当地植物采集人,他不仅为韩尔礼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而且他所采集制作的植物标本也是第一流的。”


▲威尔逊1909-02-28拍摄宜昌大墓石雕像、马、虎、鹿、人等,墓的后面还有一个寺庙和柏树(这是王篆墓,墓前站的无疑应该还是同一个宜昌小哥)


尤其是在他被韩尔礼派驻巴东的3年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滿阳认为:最合适的植物采集地点是在高山上。因此,滿阳建议韩尔礼到海拔最高的山上去采集植物,韩尔礼接受了滿阳的建议。”


▲韩尔礼在爱尔兰都柏林迪安农庄的墓碑


韩尔礼是在1889年2月17日接到工作调令,3月2日离开宜昌的。他辗转到琼州(注:海南岛)、台湾和西南的蒙自、思茅海关工作,1900年离开中国,30年后在英国去世。在他的墓志铭上有一段话是对他的嘉奖:“奥古斯丁·亨利不畏艰难,跋山涉水,采集植物标本及引种,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西部富饶而新奇的植物种群,亨利在东方的工作美化了西方的园林。”


▲韩尔礼肖像


这样的评价何曾不也是对当年曾经参与过韩尔礼和威尔逊植物采集工作的滿阳以及他那样的宜昌小哥的肯定和赞许?!


▲摄于1900年左右,可见男人的辫子、江中的轮船、木船和对岸的磨基山


我们如今在春天去爬磨基山,欣赏满山花开、姹紫嫣红的时候,不知会不会想起,当年曾经的那个老外就是在快到山顶的羊肠小道旁,发现的那种秀丽诱人、蕴含香味的湖北百合花的,从而使之名扬中外的?


▲威尔逊1911-02-21拍摄宜昌在上海以西1000英里处,此处展现了扬子江航运和江滩


那个声称“带着植物采集箱、照相机和枪”的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是1900年2月24日抵达宜昌的。和李明义在《洋人旧事》里提到的那样:“威尔逊不仅可以居住在有同胞相伴的宜昌外国人社区里,而且这里还有值得威尔逊信赖的宜昌人。这些忠诚、睿智、可靠的宜昌人是威尔逊采集植物和引种的得力助手”。


▲停泊在宜昌江面的德国“瑞生”号轮1900年12月27日首航川江发生海损


那一年,韩尔礼辞去思茅海关职务回国;那一年,德商新造“瑞生”轮载中外旅客34人由宜昌上行,至崆岭峡触礁沉没,船长及部分乘客遇难;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宜昌至四川巫山县的峡江驿路;那一年,宜昌乐善堂由东湖县士绅曹启荣、吴耀椿等人筹建。


▲英国人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那个目光炯炯、下巴坚定、身强体壮、有一副上翘微卷“美髯公”的美国佬威尔逊与韩尔礼似乎一脉相承,都是为西方列强的植物园采集东方植物。可是,身为海关官员的韩尔礼“极其乐意自己处在那完全自然的美丽环境里,处在那人迹稀少的大山之中。”而威尔逊却是拿着英美植物园的薪金、执行植物园的要求,到中国的崇山峻岭中来寻找植物的,也是西方学者所定义的“第一个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植物采集人”。


▲这就是威尔逊购买的木船和他的团队,请注意船舱顶上右边那个宜昌小哥


因为任务清晰、目的明确,威尔逊首先把宜昌作为采集和引种植物的基地,并根据韩尔礼的推荐,做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这里购买了一条尺寸适中的木船,……这样,我们既可以在木船上起居生活,还可以把这条木船作为生活补给基地,我在宜昌还雇请了一些当地人帮助我采集植物……”


▲威尔逊与邓明华签订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中英文合同文本


威尔逊在宜昌不仅找到了11年前曾经被韩尔礼雇用的那几个包括滿阳在内的植物采集人,还先后确定了饶先堂、姚天成、石世月、邓明华等12位宜昌人作为他雇请的植物采集团队成员。在李明义的《洋人旧事》中可以看见,威尔逊不仅和他们签订了雇工契约,还办理了工作执照:“从此以后,这12名宜昌人跟随威尔逊在宜昌和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为期11年的植物探寻征程”。


▲威尔逊《中国——园林之母》


就和威尔逊在《中国——园林之母》一书中感叹的一样:“中国确实是‘园林之母’。对我们这些欧美国家的园林而言,确实深切地受惠于中国。……我可以负责任地宣称,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公私园林中,找不到一个园林为种子来自中国代表性的植物——其中包括最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


▲威尔逊1909-01-20拍摄中国宜昌南部的乡村风景,能看到马尾松(威尔逊在长阳打猎,总有宜昌小哥伴随)


威尔逊自称:“我生命中差不多有11年时间是在中国内陆的荒野小路上来来回回。”他曾经四次通过宜昌去到中国的西部:第一次1900年2月24日抵达宜昌,4月离开5月返回,1902年返回英国;第二次1903年3-4月份从宜昌去宜宾,12月返回;1904年4月离宜去乐山,1905年初返回宜昌,3月回英国;第三次1907年4月15日到宜昌,4月21日离开,1909年返回宜昌,旋即回国。


▲威尔逊1909-03-02拍摄中国宜昌军营军营外有一些垂柳和泡桐树(注:照片是得胜街教军场。李明义指出:据1915年拟修宜昌商埠缩图原图显示,操防营的位置在桃花岭,即原行署小区一带)


威尔逊第四次是1910年6月1日到达宜昌,6月4日去四川成都,9月3日因山体塌方砸断右腿,1911年3月经上海返回美国的。和他所回忆的那样:“在中国,我经历了义和团危机、日俄战争和一些地方性的暴力和骚动。”但威尔逊却没有意识到,一场全国性的历史变革即将从宜昌的川汉铁路点燃,发展到他刚刚离开的四川所掀起的“护路运动”,升华成武昌城头的枪声,辛亥革命的兴起。


▲1907-12-23 宜昌 威尔逊的朋友们


整个18世纪,整个欧洲皇室对东方那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掀起了狂热的收集时尚,争相追捧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而到了19世纪,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完成了日不落帝国霸业的英国在炮舰、大炮、军队、传教士、外交官纷纷登陆中国大陆的同时,还有蜂拥而至的商人、探险家和植物学家。


▲威尔逊1910-06-11拍摄兴山自动工程,柏、桦木纸浆用于制造香烛


正像在中国搜集瓷器、文物的商人们有自己的情报和贸易渠道一样,那些来自西方的植物学家们也入乡随俗的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采集和运输系统。除了英国驻华领事馆以及中国海关是这套系统中的重要节点,那些在当地雇用的植物采集人更是那些雄心勃勃,想要把中国的植物移栽到万里之外的西洋花园中的植物学家们的成功基础。


▲韩尔礼在宜昌南湖发现的茶菱(注:俗称“铁菱角”)


曾经在湖北宜昌海关任职的韩尔礼曾先后在他所任职过的湖北、四川、海南、台湾和云南等地采集植物,可在英国以及东方的史学圈,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本职是一名海关医生助理,而只是把他当作采集中国植物的领军专家。当然,威尔逊就是与其不同的专业人士,他能根据英美植物园不惜花费重金去搜罗东方植物的清单,网罗当地人来充当自己的植物采集人,以完成对中国奇花异草的收集和运输。


▲英国重庆使馆为威尔逊及他的雇工发布的执照


由于当时的中国尚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从理论上讲,那些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的行动并不符合中国法律,尤其是将大批植物种子和标本被运往国外,其性质跟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比起搜集瓷器珍玩的那些洋商,植物学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那么恶劣,反而容易被官方和民间所接受。


▲威尔逊在宜昌西南部找到了十分稀有、且只产于中国的古老的孑遗物种:珙桐


原因主要是洋人在满清王朝所享有的“法外治权”,这一点可以从韩尔礼在宜昌的四处寻觅,从威尔逊的“枪证”和证明雇工“实属安分之人”的执照都可以看出来;还有在那些高山峻岭间找寻植物的多是当地人,更重要的是,百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把采集植物的行为等同于采集中草药,既然是用于治病救人,自然就不是坏事。


▲威尔逊和他的宜昌小哥在长阳打猎的收获(注意蹲着抱着狗的人)


对于韩尔礼和威尔逊,他们在从事采集植物的活动中主要是管理者和组织者,而那些专职植物采集者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两个洋人会雇用并系统地培训那些当地人成为采集员,雇佣他们在自己不便外出或留在宜昌的时候在各自老家附近搜集植物、制作标本,在悬崖峭壁等难以到达的地点进行攀采。


▲明显是同一地点,不过就是把猎到的52只山鸡挂起来


都说是“日久生情”,无论是“业余”的韩尔礼还是“专业”的威尔逊,在长年累月的采集过程中,或许要一起同船共济的去搏击风浪,或许要一起走过从早到晚都遇不见一个人的深山老林,或许要一起经历希望之后的失望、意外发现之后的喜悦,都会与自己采集团队的中国人建立友谊。从而使得韩尔礼和威尔逊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此念念不忘、并记录在自己的书里。


▲威尔逊在宜昌三游洞附近悬崖上找到的迎春花


有趣的是,当韩尔礼在宜昌将采集到的植物种子或标本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之时,正是大清国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写下那一首得到梁启超赞叹不已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以“莲花衣白菊花黄,夭桃侧侍添新妆”寓意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和合融洽,寄寓“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的大同理想。


▲威尔逊1910-05-29拍摄一座寺庙建在三游洞峡谷中300至500英尺的陡峭悬崖上


于是,文学创作想象中“且将本领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养”的花朵就与历史真实中的花朵在两个交叉重叠的世界里同时出现并绽放异彩。


▲威尔逊1909-01-13拍摄宜昌三峡的山顶石灰岩峭壁面向西南方向,山高2000英尺


从宜昌城而上就进入了山高林密、悬崖峭壁的鄂西山区,象滿阳或姚天成和邓明华这样为韩尔礼工作的植物采集人或许因为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攀爬时就得冒着可能会随时发生意外的危险。英国动物采集家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Edgar pratt)对居住在高山峡谷里的那些“乡巴佬”(宜昌话)很是敬佩。其实,那也是滿阳那些宜昌小哥经常会遇到的险境。


▲拍摄时间:威尔逊1910年6月8日拍摄兴山县梁山沟)


他这样写道:“山里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不错的登山者,看见他们攀爬在悬崖峭壁上的样子使人十分害怕,岩壁上蹬脚的地方仅有几英寸宽,身体完全处于距地面几百英尺的垂壁上。如果在壁架上发生崩塌,而在他们的头上又没有任何植物的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岩壁上的裂缝,自己悬摆着越过岩壁上的缺口,看见这一幕后完全令人信服”。



▲威尔逊1911-02-14 宜昌一块20英尺高的巨石上,雕刻着用于守护坟墓的石狮子(注:这叫望柱,关键还是看照片上的人)


在接受韩尔礼培训的多名中国本土植物标本采集员中,那个被他派遣到巴东老家去的滿阳无疑是态度最好、工作最认真、采集到的植物品种最多的,不仅跟随他多年,还辗转过很多地方;韩尔礼不仅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他的这位得力助手,还向后来的威尔逊进行推荐。和有人评论的一样:“因为植物,本应隔着万水千山、语言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成为了朋友,结成了一段至今仍能找到文字记录的异国友谊。”


▲威尔逊1910-06-05拍摄扬子江峡谷附近,海拔1000英尺处,展现了乡村特色,耕作的梯田和远处的石灰石


威尔逊在华11年间不仅在中国采集了超过5000种植物的65000种标本,送回1500种不同植物的种子,还写下了包括《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又名:一位植物学家在中国西部)和《我的中国笔记》在内的多本寻访游记。他认为:“鄂西地区已经形成了多种动植物王国的自然边界,而宜昌就是通向‘动植物王国’的门户”。


▲威尔逊1910年6月5日 拍摄宜昌下牢溪


他认为“宜昌是中国报春花的故乡。”还写了一段很优美的文字:“每年的1月和2月、甚至3月,这些峭壁(宜昌三游洞峡谷)的立面上都会点缀成千上万株盛开的报春花——大片嫩嫩的粉红色,散发出可人的芳香……”


威尔逊1909-02-09 宜昌  雇工在打包,将运往国外的植物种子


让我们接着身临其境的读下去:“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面对着一座高达200英尺(61米)的白色断崖,那上面有上万株报春花在暖暖阳光中摇曳怒放。此景如画,令人赏心悦目;对于热爱报春花的人们来说,此刻无法身临其境,此情何堪!”


▲李明义告诉笔者:这是将老树保护起来后的对比照 2015年我将考察情况告诉了林业局,并将1907年的照片和威尔逊对这棵树的描述译文给了兴山县林业局,2016年兴山县就把这棵树围起来了,还仿照1907年的照片修了土地庙。


威尔逊不仅在神州大地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还书写了很多真实可靠地采集游记;不仅在宜昌发现了“羊桃”(中华猕猴桃),还给宜昌留下了311张照片,让我们能通过这些数量众多的照片和文字,清晰地看见百年前宜昌的风采,也可以知晓那些当年曾经为韩尔礼、威尔逊辛勤工作过的宜昌植物采集人的模样。


▲威尔逊1911-02-23拍摄宜昌载货量60吨的货船几乎都是由柏木建成的(看到这里,如果还有不认识这位宜昌小哥的只能是宜昌话里的“暴暴”)


这一点就和威尔逊写给友人的信件里所说的那样:“我得承认,当我躺在病床上(注:宜昌普济医院,原址在现沿江大道水陆公安分局处)想起最后一次的植物探寻征程或许以失败而告终时,我惧怕命运的严厉惩罚。为此,我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但是,我相信采集团队的成员们几乎都会和我在场一样,他们会竭尽全力去采集和引种植物。”


这就是一种自信和互信!


▲那张百年前的合影威尔逊1911-02-15拍摄宜昌我的中国采集者,全部都忠实真诚(注意前排中间、右二的那个宜昌小哥)


李明义在《洋人旧事》里写道:1911年2月15日,右腿致残的威尔逊从成都返宜,在最后一次离开宜昌、即将分别之际,在原来的海关大院的办公楼(原址在现在的市人大办公楼)前给他在宜昌雇请的部分植物采集人拍摄了以上这张合影:“威尔逊在他的相册中标注:前排右一为宜昌知名的医生,前排右二和后排右一为宜昌的城镇居民,其他人员均为宜昌附近的农民。”


▲右一这个个子不高、相貌清秀的宜昌小哥


于是,我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张合影站在前排正中、右起第二的那个削发垂辫、交叉着手,穿一身深色长袍、蹬两块瓦的本地棉鞋的宜昌小哥身上。因为不仅可以从威尔逊当年留下的那么多宜昌照片中很容易的找到他的身影,而且他还是所有植物采集团队中唯一一个将负伤后的威尔逊护送到上海、并送上了返回美国的轮船上的,这一点,可以从威尔逊拍于1911年3月11日的上海照片中找到他。


▲威尔逊1911-03-11拍摄上海身后是毛白杨树(这也是这位宜昌小哥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那张合影中,那个宜昌小哥不仅长相清秀,是个十足的“小鲜肉”,而且无论在哪里出现都是风轻云淡、泰然自若。比如在东山寺的塔林里、在那根高高的望柱下、在刘一儒的神道碑前,所以李志伟会长主持的《宜昌老照片藏友》群里,不少群友夸他是威尔逊的“模特儿”。也可以认定他肯定是威尔逊的亲随。无论是在打猎还是在船上或是在崎岖的山路上,都可以从照片中看见那个宜昌小哥的身影。


▲威尔逊1911-02-14拍摄中国宜昌枸桔,栽培作绿篱植物(照片中的宜昌小哥)


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文人的热情的李明义承认,他一直希望那个宜昌小哥就是韩尔礼最优秀的植物采集人之一的滿阳。可是11年过去,在当时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的清末民初,滿阳不可能还是那样显得稚嫩、年少。那么会是威尔逊笔下多次出现的姚天成和邓明华吗?可是那些《雇工契约》和《执照》既没有“路引”的保甲号,也没有持有人的大体外貌特征,那就只好是一种美好想象了。


▲疑是“滿阳”的宜昌小哥


初春的窗外寒风呼啸,掩卷抬头,电力钟楼正在叮当报时,思绪就像寒风似的肆意飞扬: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合影时站在前排中间、并将威尔逊送到上海、并送上回国的轮船、也就是李明义所希望是滿阳的宜昌小哥后来怎么样了?



晨看花开花落,夜听雨落雨停,都说“去者无影,来者无声”,可韩尔礼和威尔逊却用自己的文字和照片使得百年前的那些宜昌小哥去者有影有声了,所以就更应该向两个百年前的洋人致以谢意,也要向那些宜昌小哥表示敬意。



或许那个宜昌小哥会对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熟视无睹,很快返回位于宜昌城区自己的家里,谋一份新的职业并期待着还会有新的洋人来召集他参加下一次的植物采集;或许他很快的发现,留在上海这座万商云集的城市会比回家有着更多的机会,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就毅然决然的汇入那从各地而来的人海中,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 2019年笔者(后排左4)与部分宜昌文史爱好者的合影

本文感谢吕航、代昊先生的一系列照片提示才有了这篇拙文;感谢笔者的好友李明义老师写的那本《洋人旧事》,感谢罗洪波、张勇先生的初审,感谢老照片爱好者李志伟先生的热情相邀,感谢宜昌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孙波一如既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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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悠游天下

宜昌市摄影家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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