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朋|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类型化研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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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5期。

引用格式：赵大朋.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类型化研究的探索[J].探索,2020(5):116-125.

摘要：当前有不少学者使用“使命型政党”这一研究范式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学分析。我们在研究中不要抽象或孤立地看待使命型政党，而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实践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建构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建构起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使命型政党具备了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整体组织特征。整体组织特征是使命型政党在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的组织支撑和现实依托，由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构成。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以强化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为基本导向，既要防控各种风险，不断巩固和强化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又要有效适应环境的变化，推动具体组织特征实现形式的创新。

作者：赵大朋，男，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十九大以来，“使命”这一概念进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成为管党治党的关键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使用“使命型政党”这一研究范式来界定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特征，并对“使命型政党”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在研究中有些学者立足于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政党使命为切入点，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以及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还有些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理论依据，并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特征。例如李海青认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以下六个特征，即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对人民群众的价值承诺与伦理关切、对集中统一的制度要求与组织建构和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此外还有学者从政党治理的角度强调了使命型政党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并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使命型政党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从整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对使命型政党的研究才刚开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基于政党类型学的分析视角，并充分考虑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不断提高整个研究的系统性和学理化。

1 政党类型学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提出

鉴于政党在政治活动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政党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内容。政党类型学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分析政党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而产生的。具体来说，“政党类型学”是一种从分类学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或嬗变的理论探索，强调以发展的、动态的、变化的而非静止不变的、僵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组织的变迁进程。当前在研究使命型政党的过程中既要立足于中国政治体制框架的特殊性，又要充分借鉴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提高整个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理性。

1.1 基于政党类型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

尽管西方政党类型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和一系列研究范式，但由于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特有的理论预设，导致其无法准确分析和判断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类型上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西方政党类型学对于中国现实解释力的不足，进一步凸显了推动政党类型学研究中国化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1.1 西方主流政党类型的演进及其组织特征的发展

依据逻辑线索的差异，西方政治学界有关政党分类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在政治谱系上或多维政治坐标中确定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另一类则关注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或组织特征来对政党进行划分。在第一类研究方法中，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激进政党与保守政党、革命政党与改良政党等。在第二类研究方法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按照起源把政党类型分成两种，即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或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或从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来，二者必居其一。在诸多研究中，有三种经典研究范式对政党类型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迪维尔热提出的群众型政党，基尔海默尔提出的全方位型政党以及卡兹、梅尔提出的卡特尔型政党。尤其是卡兹和梅尔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欧洲国家政党组织变革的“四阶段”范式，即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

当前政党类型发展的“四阶段”已经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主流研究范式，对政党类型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研究范式的出现也标志着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党的研究旨趣出现重大变化，即开始关注政党在社会与国家互动中的位置变化及其影响。就其政党“四阶段”转型的内在逻辑来说，政党基本类型从精英型到群众型再到全方位型和卡特尔型转变的背后就是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互动过程中基本位置和具体作用的变化，是西方政党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中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进行的系统化调试。政党转型的背后必然是政党组织特征的变化。在分析主流政党基本类型转变的基础上，西方学界还立足于政党活动的目标或基本诉求、政党内部组织结构、政党意识形态、党员与组织关系等方面对不同类型政党的组织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此研判西方主流政党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基本规律。

1.1.2 西方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与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中国化

政党类型发展“四阶段”研究范式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是在西方政治体制框架中对主流政党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进行经验概括和理论抽象的结果。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分析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关系以及描述政党转型规律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第一，两党制或多党制是政党生存和发挥作用唯一正常的环境，第二，政党相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明确的地位差异，仅仅作为“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而存在，是满足国家和社会沟通需要的组织化工具，“政党国家化”是一种非正常化的状态。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预设，所以“一党制”在西方语境下是一种非常态化甚至是畸形化的存在。正如萨托利所讲的那样：“根据多党制的原理，如果政党不是部分，它就是一个伪政党;如果整体被确认为只是一个政党，它就是一个伪整体。”显然按西方政党理论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无法满足多党竞争的一般条件，并在运行中具备鲜明的自身特征，一些人由此把共产党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总之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嬗变既受制于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又受制于政党活动的特定政治体制环境尤其是政党制度。

从现实来看，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并不具备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因此不能机械地使用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肩负的使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具有特殊功能(即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功能)是西方的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等概念性政党所无法涵盖的。正是由于固有的理论框架和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学术界往往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特征，也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稳定执政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真正原因。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在研究中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类型上的特殊性，准确界定和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组织特征和转型方向。

1.2 中国共产党类型化研究的尝试与“使命型政党”的提出

在十八大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基本类型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使命型政党”的提出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的全新提炼和概括，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内在的特殊性，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2.1 对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研究与“使命型政党”的提出

在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往往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界定和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类型，把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转型作为中国共产党类型变化的核心逻辑和主要路径。在十八大报告中我们明确提出了“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基本判断以及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具体要求。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根本类型规定性的基础上，从政党运行的不同侧面和组织层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和未来发展进行的界定和描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界定的一次尝试。十八大以后随着执政环境的改变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也加深了对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此外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指出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可见为更好面对未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使命”作为一种核心要素，以制度化的手段融入自身建设和组织运行的全过程。这既是对政党原生价值的回归和升华，同时也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于政党“应然”组织特征的强化和重塑。也正是基于“政党使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影响，才可以从政党类型上把中国共产党界定为“使命型政党”。

1.2.2  使命型政党产生的内在逻辑及其特殊性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使命并不是具体或简单的目标和任务，而是基于科学理论而形成的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和价值取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的特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即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二是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即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政党使命的这两个层面内容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总之“使命型政党”的提出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在类型化界定上的一次全新表达和重大突破，具有强大的理论逻辑性和现实解释力。

此外政党以掌控和参与国家权力为主要活动目标，不论哪一种类型的政党都拥有特定的使命或任务，否则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但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西方政治框架中的政党是“以扩大选民支持而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其本身是为赢得选举而存在的。在选举逻辑的作用下，政党拥有的只是为选举服务的某些特定目标、具体主张或纲领，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使命”。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西方政党的目标、主张或纲领确立和实现直接与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周期以及政党参与选举的成败结合在一起。即使能够上台执政，其执政目标或主张也往往具有较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革命性、远见性和可持续性都相对较弱。二是在多党制背景下，各个政党的日常活动和政策产出都是为了在选举中有效维护本党利益或少数阶层的利益，“要么作为在野时的忠诚的反对党而存在，要么作为上台后的执政党而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体现了浓厚的政党利益”。总之政党就是通过参与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来组织或制约政府的工具，参与选举是政党存在的基本价值，赢得选举是政党根本的活动目标，为选举服务是政党核心的活动原则。也正因为选举对政党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很多学者把西方民主政治框架中各种类型政党(包括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等)统称为“选举型政党”，并将其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对立面来认识和分析。

2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与使命型政党的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是基于特定使命而诞生的，政党使命贯穿于党生存和发展的全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政党使命的具体内涵和实现形式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就导致使命型政党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时代背景下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殊性。因此对使命型政党的研究不能抽象化，既要确保政党类型的原生性和延续性，又要立足于当前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逻辑，提高整个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充分发掘使命型政党的时代价值。

2.1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与使命型政党研究背景的建构

如何正确认识和概括中国政治体制框架的基本特征或运行逻辑，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命题。当前一部分学者使用“政党—国家”体制或“党治国家”来描述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分析当前中国基本政治框架的基本特征，如陈明明、任剑涛、唐亚林以及王绍光等。还有学者使用“政党中心”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当然一些学者也对各种源自西方的研究范式(例如“政党—国家”体制等)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提出质疑。例如祝灵君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关系被贴上了“政党—国家”体制的标签，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框架中，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党领导国家体制”。贺东航和胡荣涛则使用了“党的领导体制”这一概念来分析在推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2.1.1 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把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框架特殊性的核心变量或切入点，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即“核心能动者”的角色)，着重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形成的执政党与国家同构性或一体化的状态。但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建构和发展所具有特殊影响的基础上，还要充分注意到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执政以后，依托于国家权力，执政党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渗透和改造，全面确立了党对社会的领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其结构上还是从功能上来看，作为最高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权的建构和运行上，也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地位的形成以及相应制度体系的确立无疑重塑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凸显了政党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在中国建构起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正如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中国政治体制建构和运行的核心原则。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构件或“中轴”，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建构和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未来方向。

2.1.2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对于使命型政党的作用和影响

对使命型政党的研究来说，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赋予使命型政党新的组织特征和时代内涵，是研究和分析使命型政党不可或缺的体制背景。从现实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对使命型政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赋予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动性和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形成为政党自身价值和政治意图的充分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也提供了必要的权力支撑和资源保障。在实践中，凭借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渗透性和整合性有了质的飞跃。与西方政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国家和社会的时候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被动”或“次级”的工具性力量而存在，也不是活跃在国家和社会中多元政治力量中的普通构成部分，而是一种可以基于自身的政治使命、组织体系和政党意志来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社会发展态势的关键性力量，体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动性和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可以说，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使命的实现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能动性。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一定的内在风险。在中国政治的实践中，执政党和国家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这也导致部分党组织或党员习惯于依托国家权力与社会发生关系，权力逻辑会渐渐扭曲政党逻辑，在无形中削弱了执政党与社会互动的弹性，会导致执政党与社会的“脱嵌”，甚至“悬浮”于社会之上。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长期保持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这也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强化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和危机意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自身建设的自觉性以及对各种危机的敏锐判断，党内就可能会滋生权力滥用或腐败等问题，进而削弱党的内在凝聚力和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尽而会威胁到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总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既为中国共产党“赋能”，使其具备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有效防范执政风险和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和驾驭这种特殊环境，使命型政党的基本内涵和组织特征必然要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2 使命型政党的现实价值与中国政治形态的时代化特征

基于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实现了高度一致，政党使命与国家使命、社会发展目标以及民族发展愿景之间实现了深度的一体化融合。在这种状态下，政党使命实现已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诉求和目标，而且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对中国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具备了特殊的政治价值。

2.2.1 政党使命现实价值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影响

政党使命在中国政治运行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党使命的实现是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得以维系和巩固的关键所在，也决定了中国政治运行与发展的稳定性。政党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价值导向。有效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不仅鲜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的全面领导地位和必要的政治权威的根本前提，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合法性。如果在执政过程中政党使命被异化或虚化，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组织能动性和主体性特征就会失去基本支撑和能动方向，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就会被动摇，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就会失去合法性支撑，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运行秩序也会面临重大挑战。二是对于政党使命的忠诚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水平以及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适应性。对政党使命持之以恒地坚守和追求不仅中国共产党自身主体性特征的核心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和保持自身政党品质的关键所在。可以说“高远的使命，铸造政党的品格;而对使命的忠诚，则是政党不败的立足之本”。在现实中，对于自身使命的忠诚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建设的认知度以及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政党使命的忠诚度高，政党对自身建设的期许和内生动力也会相应提高，自然也就具备了较高的风险应对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反之，自身建设的整体水平就会不断下降，政党品质就会愈来愈差，抗风险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也会逐步丧失。对自身使命的忠诚度与自身建设水平的正相关性也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印证，是党能够妥善应对执政环境的剧烈变化，有效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支撑。正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当前正同时处在收缩和调适的状态中，中国政治制度表现了巨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2.2.2 使命型政党的发展与中国政治形态时代特征的形成

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框架中，政党使命不仅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愿景和目标体系，而且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支撑。使命型政党的建构和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稳定性和协调性。可以说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既是价值共同体，又是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而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影响甚至塑造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形态，赋予其新的价值和特征。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所致力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使命型政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新型政治形态，即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共荣为目标导向的“使命—责任体制”。令西方学者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中国没有“西方式民主”，哪里来的责任政治呢？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只关注基于政治交易而产生的“责任”机制，而忽视了潜藏在一个政党和国家运行中的“使命”。总之，“使命型政治”或“使命—责任体制”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发展基本逻辑和主要特征的全新提炼和概括，比一些西方研究范式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3 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整体结构及其强化与巩固

政党作为一种在特定政治体制框架中活动的复杂政治系统，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更好地实现自身使命，必然会形成并具备多层次和系统化的组织特征。从政党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在根本上的差异决定了政党类型的差异，而政党类型的差异在实践中则直接体现为政党组织特征的差异。同时各种组织特征也是政党类型得以在实践中充分体现的组织支撑和现实依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政党的运转绩效和政党品质。

3.1 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使命对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其他组织特征的生成，塑造了政党转型的价值目标、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因此具备并坚守鲜明的政党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特征。正是因为拥有这种根本组织特征，中国共产党才具备类型学上的特殊性，可以被界定为使命型政党。当然根本组织特征潜藏在使命型政党运行的背后，是政党的灵魂所在，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政党。围绕实现政党使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根本组织特征的基础上还形成或具备了其他一些组织特征，即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

基本组织特征由根本组织特征直接衍生而来，与根本组织特征保持着紧密的相关性，并在实践中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支撑和服务。基本组织特征在政党的运行中也保持着整体上的稳定性，与根本组织特征一起确保政党类型的延续。具体来说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组织特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实现并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只有实现了党内的集中和统一，才能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政党使命的实现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第二，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拥有严密完备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凝聚力，具备对国家和社会强大渗透力与动员力的前提，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第三，拥有严格的党内纪律。中国共产党自身使命的崇高性和革命性以及自身使命实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然对组织体系的运行水平和成员行为规范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第四，拥有成熟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政党使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成熟稳定的政治领导集团作为协调行动的领导核心。政治领导集团的成员应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党内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第五，拥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面对党员和民众的时候，正确的意识形态既能增强政党自身的凝聚力，又能唤起民众对于政党使命的认同和支持，为政党使命的实现增强政治认同。

在形成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为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强政党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性，使命型政党还会形成和具备一些组织特征，即“具体组织特征”。中国共产党依靠具体组织特征与社会进行沟通和互动，确保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引领。这也就使得使命型政党的具体组织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动态性。从具体构成来看，具体组织特征涉及政党运行和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政党活动的具体方式、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具体要求、党的纪律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等。从整体来看，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具体组织特征在使命型政党运行过程中不是截然分开或简单叠加的，而是有机结合和相互支撑的，在政党运行中共同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组织全貌，即整体组织特征。

3.2 强化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要有效防控各种风险挑战

使命型政党的整体组织特征并不是静态的。在长期执政的状态下，使命型政党要立足于外部环境发展的需要对具体组织特征进行必要的发展和创新，使其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适应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使命型政党也要有针对性地强化和巩固自身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有效防控各种风险。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政党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功能。在政党作用于外部环境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必然对政党自身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政党的组织边界也可能变得不稳定，组织内部的异质化程度会显著增高，政党的一些重要组织特征也存在被削弱或扭曲的风险。目前西方主流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党组织特征被削弱或被扭曲的风险，产生了诸如政党代表性功能弱化、组织体系松散化、政党意识形态同质化以及党员队伍萎缩等一系列问题，对政党功能的实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前西方大量带有极端色彩非主流政党的兴起以及“政党衰落论”“政党消亡论”的产生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西方主流政党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使命型政党作为一种强制度化政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设计使得政党“通常比那些弱制度化的组织拥有更强的防御”。但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时候，如果使命型政党不能保持足够的警觉和自我认知，政党的一些组织特征也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出现被淡化或虚化的风险。尤其是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内外风险和考验不断增多，影响政党组织特征的因素也不断增加。从整体来看，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因此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各种内外风险和考验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认知度，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否则有可能会导致党内问题不断积累，削弱政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对党组织产生损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命型政党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应该以不断强化和巩固自身组织特征、全面提升政党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为主要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不断强化政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着力增强中国共产党防控各种风险和强化自身组织特征的内生动力。由此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保持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的稳定性，通过系统化的手段来解决制约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妥善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消除由此引发的政治隐患。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命型政党的具体组织特征，全方位提高使命型政党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不断强化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的时代特色。在本质上来说，不断创新和发展具体组织特征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即在确保核心制度长期延续的前提条件下，推动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在根本制度的边缘与外围地带不断推进各种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

4 结语

“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类型化研究的重要探索与尝试，凸显了政党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同时“使命型政党”的提出也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提升自身建设的整体水平明确了基本方向，提供了路径参考。在研究或解读使命型政党的时候，不能把这一概念抽象化或标签化，既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类型上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充分考虑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时代背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因此，对于使命型政党的研究要立足于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而又系统地认识使命型政党的运行逻辑、时代价值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尤其要注意的是相应的组织特征是使命型政党在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的组织支撑和现实依托。从整体来看，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由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三个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在实践中有机结合、相互支撑，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整体组织特征。在长期执政的状态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也会面临被虚化的风险。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有针对性地巩固和强化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