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水，谢爱莲|社会化数字组织：进化、特性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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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1期

引用格式：谢新水,谢爱莲.社会化数字组织：进化、特性与冲击[J].探索,2021(1):139-149.

摘要：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是社会组织化，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是组织社会化，这是因为互联网、“数字人”、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的出现开启了组织的数字进化。社会化数字组织如同水一样迅速覆盖并填补了工业社会中社会组织化的脆弱地带。在虚拟世界中，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通过社会化工具赋能“数字人”建立社会化数字组织。这种新的组织类型促进了自然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融合，体现出跨界连接性、边界模糊性和共生性的生存特征；它不仅继承了非正式组织的特征，突出了人的作用，而且在组织环境、组织结构、制度效用和交互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科层制组织的新特性。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这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不断提升社会协调效率、加速社会的组织化、增强社会的动员能力、逐渐改变工业社会运行机制的同时，冲击现代科层组织、现代职业专业化、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从而引发社会治理的数字变革。

作者：谢新水，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爱莲，女，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互联网和数字社会的发展所引发的巨大变化，需要理论界重新讨论组织社会化这一新的现象。社会化是源于社会学的概念，主要关注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社会化概念被组织行为学引入，主要指个体进入组织后如何适应组织的价值体系、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并通过有效的互动来促进组织发展的过程，考察组织社会化有组织视角、个体视角和交互作用视角等。笔者认为，在工业社会的组织行为学中出现并定型的组织社会化概念，是指个体与组织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质上，这个过程是个体的组织化，而不是组织的社会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工业社会存在的是社会组织化，只有在数字社会出现后才真正开启了组织社会化的进程。

从理论发展而言，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信息技术进步与社会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慢慢凸显、慢慢硬化，理论界对信息技术、政治变革、公民参与、数字赋权、数字鸿沟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如果没有互联网，社会力量就无法在较短的时期内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互联网赋能社会的理论暗含着组织社会化的出现。近年来，随着虚拟世界、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组织、“数字人”的形成，数字治理正成为日益重视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论界而言，需要深入分析数字社会中组织进化的新现象，以此来加深对数字社会组织进化的认识，进而提升对这一新的社会类型治理的有效性。

在众多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化现象：它们通过提供各种社会化工具，赋能社会个体快速组织化。对于这一新现象，数字经济学理论认为，是智能手机对数字技术的普遍运用，提升了底层创业者的连接范围和频率，促使数字技术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穷人创业资源的可获得性与便利性，创新了商业模式。在组织理论领域，有文献对比分析了网络组织、模块组织、平台组织、生态组织的差异，提出了网格制的概念。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聚焦这一现象则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当人类成为数字居民，网络成为“数字人”的生命空间，人的生活世界丰富为自然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后，数字社会的组织将呈现出什么样的进化趋势并给社会治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围绕这个疑问，本文着重关注数字社会的组织进化，希望探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揭示数字社会组织进化的新趋势；二是探究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新特性；三是提出社会化数字组织引发的社会冲击。

1 从社会组织化到组织社会化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优良、组织化程度高、社会动员能力强的民族和国家往往发展得更好更快。在权力领域，军队和政府的组织化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其中军队是组织化发展中最特别的组织类型。任何军队都试图凝聚精英、用严格的制度来管理、用最有效的工具来行动，其建设力与破坏力都很强大。不同时期的政府也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建立行政体系，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管理自身、协调社会，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政府大多是社会中最强大的组织。在私权利领域，社会组织化促进了社会结构化，推动了社会资源的共享，加速了社会资源与力量的凝聚，减少了社会协调难度，增进了社会合作，最终增强了社会集体行动的能力。概而言之，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化既能凝聚社会资源和力量，又能推动社会协同发展，既是推动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也是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

社会组织化是通过社会化工具来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其组织化工具是不同的。农业社会通过土地来促进社会组织化，工业社会通过资本和技术来促进社会组织化。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也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化工具；地主阶级因为占有了土地、拥有组织化的工具，进而获得了统治权。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在这一社会类型中，只有大型宗教组织能够与封建王朝的力量抗衡。在农业社会中，个体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在工业社会，资本是工业化大生产的关键要素，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占有统治地位，主要是因为拥有了资本和技术这些重要的社会化工具，所以提升了生产、销售和服务能力。因此，奥斯本指出：“工业化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新方式，以及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阶级。” 然而，由于绝大部分社会个体缺乏社会组织化的工具，很难建立组织，所以社会个体大都缺乏组织化能力，也就成了无产者。在工业社会，政府、企业分别代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控制和协调社会，也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具体而言，企业因为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快速发展，政府因承担更多的组织、指挥、协调功能而不断扩大权力。工业社会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指政企关系，工业社会的组织化主要是指政府体系和企业体系的组织化。

后工业社会来临以后，怎样建构我们将要生活于其中的未来世界？这就提出了探究后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模式问题。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要了解未来世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需要考察新技术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如果忽视这一方面的影响就无法界定后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在数字社会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经济学家认定的生产要素虽然还在起作用，但已经不再是核心要素，因为拥有知识的人以及互联网技术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可以移动和聚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式逐渐繁荣；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还积极支持并推进了社会组织化，使之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社会运行的新机制。克莱·舍基指出：“人们现在可以轻易地在网上组建各种群体、运动和商业性的力量。许多企业乃至行业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动摇， 甚至可能出现了覆灭的情形。”可以发现，由于“数字人”的形成、社会化工具的赋能、人格化因素的作用，这三个方面共同推进，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个体建构数字组织的能力，促进了组织社会化的进程。

其一，“数字人”的形成。社会是人行动的空间，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没有人的行动就无法形成社会；同样，组织发展也是人行动的产物，必定要将人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与现实社会不同，在虚拟社会的网络生命空间中开展行动的是“数字人”。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生命空间，是因为虚拟世界中的数字生活使之拥有了数量逐渐增加、密度逐渐提升的“数字人”。“数字人”将时间和行动作用于虚拟世界后，就形成了充满活力、对接了现实世界的网络生命空间，提升了社会个体建构组织的能力。具体而言，一是因为虚拟世界建立了可供“数字人”行动的数字平台。二是因为服务、产品、娱乐、消费、沟通、交往等社会行为都可以汇集于虚拟世界，因此现实社会中的人逐渐被吸引到虚拟世界中。当然，穿梭于社会化数字组织中的“数字人”有些是长期的、持续的存在，但更多时候具有短期性和轮换性。三是不同的社会化数字组织中的“数字人”可以在此释放情感、传播思想、共享经验、发布承诺、提供产品和服务等，并通过各种方式形成话语力量、达成共识、对接并改变现实社会。

其二，社会化工具的赋能。克莱·舍基指出：“为什么此前群体行为大体上被局限在正式组织的范围内？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改变了这一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为这些“数字人”开发了新的社会化工具，西巴·帕克特把这些社会化称之为“简单得可疑的群体建构”。社会化工具是赋能社会个体提升组织建构能力的工具。在数字时代，社会化工具赋能社会组织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赋能提升社会个体建构组织的行动能力。通过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支持，社会个体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特别是组织“硬件”的限制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数字组织，组织建构能力得到了突破性提升。二是赋能提升数字组织的生命力。在工业社会的组织中，因为时空阻隔和层级壁垒，沟通互动相对困难，但在虚拟世界的数字组织运行过程中，“点击”“关注”“点赞”“送花”“转发”等是参与者象征性、自主性的意志表达，尽管这些表达很多是情感性的，但它所获得的“数字关注”赋予了组织生命力，社会个体建构的数字组织因此才获得了生命力。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判断是参与者、支持者对所浏览、观看、参与互动的产品或服务的感性判断，但这些数字化的表达是有实际价值的。三是赋能提升数字组织吸引成员的能力。人们要加入工业社会的组织是困难的，然而在虚拟世界的网络生命空间中，由于社会化工具的作用，“数字人”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搜索、自由选择、自由参与到各种数字组织中，“实践社区本质上是合作的，而社会化工具是可以完美地支持它，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区里，成员们可以吸收新的成员，或者允许感兴趣的用户搜索和找到自己。它们可以完全不用宣传就能蓬勃生长，甚至达到巨大规模”。

其三，人格化力量的凸显。在工业社会正式组织的运行过程中，主要是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在起作用，现代科层组织的生命力也依赖于它。然而，社会化数字组织继承了工业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情感逻辑特征，它们不再依赖正式制度而行动，恰恰相反，人格化因素的力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方面，“数字人”的人格力量、经验价值、思想深度等是吸引参与者的重要力量，而不仅仅是资本和产品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参与者与“数字人”互动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赞赏、送花、喝彩等支持行为与漠视、轻蔑、呵斥与谩骂等不支持的行为，最终都积累为类似工业社会的“民主判断”。这些工具化、情绪化、大众化的表达是对社会化数字组织及其产品或服务的评估。这些评估结果是导向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可以说，是参与者的数字化评估决定了社会化数字组织的生命力大小。虽然参与者的评估很难说是客观的、科学的，但是由于社会化数字组织的人格化、社会化特性，用户人数和关注度就成为影响社会化数字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其存续、发展、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的网络生命空间中，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提供的社会化工具减少了组织创建的成本，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个体创建组织的积极性，形成了虚拟世界中组织进化的新现象。大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社会化工具帮助现实社会中的个体打造了众多的数字组织，这些数字组织可以称之为“社会化数字组织”，它们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社会化工具的赋能密切有关。在工业社会，组织的变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是一种随着时间的变迁自然而然的、逻辑性的或者制度性的活动和要求，但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带来的不是组织的变革而是组织的进化。可以预见，被普通的社会个体所创建和掌握的社会化数字组织，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工作、玩乐、生活和思考的方式”，可能会成为推进社会转型、变革和运行的新机制。

2 社会化数字组织的特性

克莱·舍基指出，网络生命空间的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之前，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控制。这一观点表明了社会化数字组织形成的新假设：网络生命空间中的人具有共享、合作的特性。其实，在任何社会，人都是复杂的个体，既是能共情、有学习需求、有理性目标的、能动的合作者，也是竞争和排他性的占有者。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社会化工具的使用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难度；同时，提升了集体行动的密度和质量，大大提高了原子化社会个体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提升了人的合作、共享特性。

根据社会化数字组织中数字资源的不同来分类，社会化数字组织可以分为时事型、文化型、服务型、情感型和娱乐型等，但这些类型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不太分明的。由于其依附体的平台特性且“数字人”联通了虚拟世界、现实社会和自然世界，因此这类新的组织形式呈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特性。

其一，跨界连接性。实际上，在虚拟世界生存的“数字人”和在现实社会生活的“社会人”是一体的，前者是后者生活的延伸。之所以说社会化数字组织具有跨界连接性，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宏观方面来看，社会化组织中的“数字人”既具有整合自然世界、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的能力，又可以实现资源、组织、角色和产品服务的跨界性。从微观方面来看，在虚拟世界的网络生命空间中，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将社会化数字组织中“数字人”整合到了平台中，通过这种跨界连接性，扩大了社会个体的交互能力、整合能力和行动能力。由于跨界连接性的作用，随着社会化组织量的快速扩大和质的快速提升，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将形成巨大的数字化力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发展成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

其二，边界模糊性。具有金字塔结构的科层制组织的边界大都是明确的。“随着层级金字塔组织架构让位于更加敏捷、更加适合创新的组织生态系统，未来组织具有的主要特点就是组织边界的模糊化。”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而发展的社会化数字组织必然具有平台型组织的特性，平台型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社会化数字组织都具有开放性，因此其边界便是模糊的。社会化数字组织可以随着社会个体转化为“数字人”的能力、“吸粉”力、社会贡献力而快速发展；此外，资本也可以帮助有发展空间的社会化数字组织快速发展。可以看到，优秀的“数字人”所创立的社会数字组织，能打通自然世界、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的联系，从中吸取发展资源、获得各种利益。从理论上而言，由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社会化数字组织的边界很难控制。然而，由于边界的模糊性，社会化数字组织如果要生存下来，就需要适应复杂的虚拟世界和加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纷扰，特别是平台型组织中情感性的评价。这就要求社会化数字组织保持高度的敏捷性。

其三，共生性。社会化数字组织无法自足地存在，它们必须依附于虚拟世界的网络生命空间和大型数字生态平台系统，它们构成了社会化数字组织形成、成长和发展的必要环境。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共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化数字组织与“数字人”的共生。这一新的组织类型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网络生命空间中栖存20多亿“数字人”，而且随着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数字人”的数量还在快速增加。这为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二是社会化数字组织与社会化工具的共生。社会化工具是形成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技术基础。如果失去了社会化工具的赋能，它就失去了成长空间、生存空间、行动空间，也就失去了吸纳参与者、支持者、反对者等各种行动者的能力，瞬间就失去了生命力。三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和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共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是社会化数字组织立足和积蓄生命力的地方，一旦失去其支持，社会化数字组织就会立刻死亡。犹如数字政府受平台驱动一样，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驱动了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形象地说，虚拟世界、网络生命空间、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是社会化数字组织的“虚拟领土”，没有领土的“数字人”就无法立足。

从理论上看，既往关于非正式组织的研究大都以正式组织为比较对象，关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互动。毕竟，如果脱离了正式组织的对标，非正式组织理论就没有可比较的对象，所以工业社会特别重视正式组织的作用。在一般意义上，社会化数字组织看起来是非正式组织，那么社会化数字组织究竟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其实，由于虚拟空间、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数字生活与“数字人”成为了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新基础和新动力，这一新的组织类型已经脱离了非正式组织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组织特征来看，平台型组织作为一种数字化生产力推动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一系列明显不同于传统科层组织的特征，同样地，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孕育出来的社会化数字组织也有独特的组织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社会化数字组织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它正在演化成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其一，组织结构的液态性。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液态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用户”是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社会个体，没有固定“编制”和岗位，参与者的数量是变化的，参与者的结构是不固定的；另一方面，它的组织结构扁平，组织容量可以随着“用户”或者“粉丝”的扩大而扩大。因此，社会化数字组织中的用户被称之为“人人”。“人人”是指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织，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虽然，社会化数字组织有潜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这种力量是不稳定的，时聚时散，需要某种力量或要素来激活才能保持和扩大，可以说，社会化数字组织是“液态”组织。

其二，组织发展脱离了硬件限制。在现代科层制组织中，办公楼、办公室及设备是必有的硬件。在世界很多地方，总统府、国会大厦、政府大楼所在地因为其政治、文化资源优势而成为现代国家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发展的中心，组织的硬件是呈现现代组织实力的标志。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划是以这些重要组织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在工业社会，如果没有这些具有雄伟实力的组织来支配和协调，社会就很难运转起来。正是基于“硬组织”的想象，工业化时代的管理理论大都具有还原论、严谨、精密的逻辑论特点，这个观念下的组织犹如一部机器。然而，社会化数字组织不再依赖于组织“硬件”，激活、促进、推动社会化数字组织运行的，是它所依赖的网络生命空间、平台生态系统和社会化工具等“软件”，它们是数字时代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新基建”。最为关键的是，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发展依赖于其“数字主人”的能量所形成的“人气”和“流量”。

其三，制度的非人格化效应被削弱。在工业社会的大型组织中，非人格化的、干巴巴的契约所形成的制度权力成为连接、协调社会个体的基本工具。工业化好比一台烘干机，将社会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让原子化的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每个生命体一旦脱离了组织，就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在工业社会的组织视野中，个体被视为是抽象、没有个性的“螺丝钉”。非人格化也是现代社会判断平等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化数字组织中，与人不可分离的经验、知识、能力、才干、信念、思想、价值成为关键因素，正式制度的作用却在日益减弱。在这种数字组织中，人与人像日常生活那样联系，凭情感、缘分、兴趣来快速聚散，而不是靠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来维持。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成长主要不是工资薪酬、福利等制度性要素在起促进作用，更多的是兴趣、情感和价值的聚合或是基于学缘、血缘的吸引和支持，至少在发展初期的主要动力是如此。

其四，组织沟通的多线程。在工业化的社会实体组织中，沟通一般是单线程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但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形成了多线程沟通。一是沟通媒介的多样性和即时性。虚拟世界中的沟通可以通过言语、文字或图像进行，这种方式消解了工业化组织沟通所需要的实体空间，也消除了距离成本和空间成本。对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二是沟通主体的多路径和多角色。在虚拟世界中，“数字人”可以在网络生命空间中承担多个角色，可以在不同平台与不同的对象沟通，多线程沟通的实现提高了沟通效率。三是沟通过程和结果的共享性。通过在线沟通，并将沟通过程和结果以视频、语言、文本的方式保存，抄送或传输给他人，不但能保证沟通信息的完整性，而且能更好地共享沟通成果。

总之，从工业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三个现象。在实践层面，这一时期的组织化涵盖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个层面，并形成了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三种组织形式。在理论层面，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是两种主要的组织类型。正式组织遵循效率逻辑，而非正式组织则遵循情感逻辑。在评估层面，正式组织是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忽略甚至无视情感等人格要素的价值。在后工业社会，这一理论逻辑将遭受冲击，甚至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将被抛弃，人格因素可能在社会化数字组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可忽略社会化数字组织呈现的新特性及其带来的新冲击。

3 社会化数字组织带来的冲击

黑格尔指出：“凡是在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然而，由于数字的同质性可以将自然世界、现实社会融入虚拟世界的各类场景中，个体以“虚拟”和“匿名”的状态存在，行动者具有流动性，在技术的驱动下，组织关系变革的速度远超预期。因此，作为数字时代的新组织形式，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发展将对社会运行带来新的冲击，对于理论界和实践界而言，都不能忽略这一萌芽中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冲击及其严重影响。

第一，对现代科层制组织的冲击。任何组织都需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展，因此，任何组织都会存在协调问题，都需要承担协调成本。如果协调成本超过了组织的赢利能力，就只能选择解散；如果解决了组织协调问题，组织发展就顺利了很多。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社会个体都缺乏协调大规模行动的能力；尽管现代科层组织提高了协调能力，但依然备受诟病。社会化数字组织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因为它们通过共享、合作等方式减少了协调成本。进一步来说，虚拟世界的即时性、现场性和共享性以及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社会化工具，可以消解时空阻隔问题，并赋能社会个体通过共享机制将思想、方法、智慧、技术和趣闻等信息作为组织发展资源，可以共享各种利益来激励合作者。此外，合作机制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减少协调成本的重要机制。因此，其协调效率得到了快速提高。

所以，社会化数字组织出现后将与现代科层制组织形成竞争，特别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内在的“赋能+自驱”机制，不可避免地会挑战缺乏回应性的现代科层制组织，群体行动的创新性替代方法已经开始崛起，现代科层制组织的垄断地位会慢慢动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社会以科层制组织为基础开展社会治理的方式将被冲击。进一步来说，如果数字技术、数字企业、数字经济成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基础，与此相适应，数字政府、数字治理、合作制组织将逐渐成为智慧社会必然选择的治理方式。这将是一种巨大的改变。当然，这种冲击不是直线型的，一方面，由于合作牵涉自我和他者资源的整合和行为的同步，需要通过对话的方式来促进信任的提升，有一些合作需要各方认可的“强制性”机制的维护，在社会化数字组织中实现有效合作比有效共享更难；另一方面，在现代民主社会，特别是个人主义盛行时，“意见世界”更加难以统一，要在社会化数字组织中达成集体行动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集体行动是需要每个个体成员都遵守集体决定的有约束力的行为。目前来看，虽然社会化数字组织将冲击社会治理方式，但无法彻底解决工业社会形成的集体行动难题。

第二，对现代职业专业化的冲击。任何职业的产生、存在和存续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特定的需求难题。在工业化过程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农业社会的很多职业变得大众化、业余化。同样地，在数字化过程中，社会化数字组织不但能促进组织的社会化，而且能加速现代职业的社会化。如数字经济理论研究者所看到的，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提升底层创业者的连接范围和频率，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创建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成本低，而且社会个体又能将智慧和思想融入数字技术中快速复制，只要登录数字平台，遵守平台的规则，利用简单的社会化工具，有能力者就可以使用各种资源来“建立”组织。在社会化数字组织的支持下，社会个体可以通过不同的“人设”、才能、资源和其他优势将自己“微粒化”，以此来吸引“粉丝”、凝聚社会注意力，继而与现实社会中的产品和服务形成联系，从而成为创作者或创业者。这是一个替代工业社会正式组织的过程，在加速组织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加速了现代职业专业化的消解。

目前，一些社会化数字组织销售的产品不仅超过了大型实体商场的体量，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些社会化数字组织开展公益行动，展示出了社会效益和贡献度，拓展它们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吸引力，社会化数字组织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关注，获得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研究者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深度学习等各种算法大放异彩，持续“攻占”人类的优势领域。与此相联系，得益于社会化数字组织自我赋予的使命驱动力，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快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快速发展将促进更多的职业社会化，从而形成对现代职业专业化的巨大冲击。这将改变社会发展和运行的方式，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难题。

第三，对社会运行机制的冲击。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组织的社会化也随之快速发展。形象地说，社会化数字组织如同水一样迅速覆盖并填补了工业社会中社会组织化的脆弱地带。对数字社会而言，社会化数字组织不仅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为实践社区提供了一个平台，既有形式意义又有实质性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数字组织正在弥补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个体组织建构能力不平等的问题。然而，“数字化已经预知并放大了客户的期望。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顾客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对于社会化数字组织而言，其组织大小、发展快慢、获利程度与其声誉、资源、能力及投入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用户”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社会化数字组织是具有“双中心”的组织形式，一方面，用户在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提防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带来的新垄断。

如同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一样，社会化数字组织的力量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以无边界组织存在的、看不见但又有巨大“自驱力”的新力量。它们与街头游行示威队伍中需要通过口号和静坐等方式来体现力量的组织大不相同，它们深藏于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无边界的力量如果充分组织起来，就很容易改变社会力量的结构。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不能无视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力量。与传统企业组织或者军事组织不同的是，社会化数字组织具有巨大的“弹性”力量，社会化数字平台组织一旦形成规模性、系统性的力量，“想要控制它们就不再简单”，除非这一社会化数字组织被冻结“封号”；纵使如此，其力量在现实社会中还可以继续延伸。可以看到，数字社会形成的组织社会化机制正在改变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如果新力量成为“逆社会”力量就会使社会处于更加复杂的发展状态之中。

第四，对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冲击。网络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触角延伸甚广，涉足的领域难以统计，且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多环状生态圈”，这就赋予了社会化数字组织巨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化数字组织因此融入各种社会场景中。通过社会化数字组织，参与者以点击、顶、踩、转发、留言、打赏、送花等方法形成的支持力量，能改变社会的注意力，最终使“权力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迅速轻易地因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持续、快速地形成新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进一步而言，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数字人”的“意见世界”及其注意力的凝聚可以蔓延扩大进而会改变社会事件的结构。一旦其注意力在网络舆论空间中“物化”或“固化”，该事件就会成为社会焦点，放大事件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还可能因为新因素的加入而使事态发生“正负转化”。如果事件的凝聚点越来越大，为避免事件的负面影响，政府则以声明、公告或领导讲话等方式来安抚社会情绪，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否则，政府就可能被民众视为不作为；有时政府还不得不被动卷入。

戴维指出，自然、技术和人类本身这三股力量在塑造人类的未来，目前，技术从一个缓慢的开始进入了一个加速有力的过程中。工业化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新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在数字化过程中，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意识，改变人类对自然世界、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的态度，也正在影响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通过网络生命空间集聚“数字群体”的力量，社会化数字组织可以将“事件—个体—政府—社会”联结在一起，激发和动员人们参与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促进社会事件的突变。一方面，在加速社会的“快时代”，因数字技术发展而形成的职业替代，正在孕育着一场必然会发生的管理革命，将促进组织模式从科层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变；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社会化数字组织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这种隐蔽力量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因为社会化数字组织中的行动者能够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而且由于社会协调成本变弱，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更容易以人数和舆论将“事情闹大”。此外，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参与者、旁观者的转发、评论所形成的舆论影响力将激发主流媒体介入，扩大舆论范围，一些事件甚至会引发“全球共振”。一旦社会情绪在社会化数字组织中爆发，可能引发理性和非理性的人走上街头。

总之，社会化数字组织和现实社会的合作、联系和交互赋予了社会化数字组织深厚的力量，从而使社会组织化成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不仅带来改变，而且带来冲击。因此，在社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效管理社会化数字组织。

4 结语

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寻找合适的社会运行机制来促使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益。根据工业社会的发展经验，组织化能使社会运行的更好，因此工业社会选择了社会组织化的运行机制。与之相对应，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情景和治理问题。在社会数字化过程中，组织社会化是数字社会选择的运行机制，相应地，也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诸多冲击。如果不仔细分析组织社会化的机制，既可能妨碍认识数字社会组织进化的现象，又会影响数字社会的治理效果。此外，如何促使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组织社会化机制为数字社会的进步带来福利，更需要理论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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