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科技政治学：智能革命时代的新变化与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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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5期。
引用格式：高奇琦.科技政治学：智能革命时代的新变化与新议题[J].探索,2020(5):66-76.
摘要：对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历来争论不断，西方近年来讨论这一问题的知识流派包括平台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和后政治范式等。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产业政策、利益集团、对外扩张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而智能革命将科技政治推向新的高度，使科技政治的核心思维发生转变，一方面要正确看待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对科技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围绕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科技政治学在学术研究中主要包括科技与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等研究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
作者：高奇琦，男，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科技对政治将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往往被定义为智能革命，而人工智能是智能革命的关键技术之一。智能革命对未来人类社会将形成更加全面且重构性的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经出现在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然而已有研究没有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本文希望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智能革命背景下科技政治学的新变化与新议题。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回溯已有关于科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分别从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角度加以讨论。第三部分，讨论政治学思维对于智能革命的特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构建科技政治学的基本价值定位。第四部分，聚焦科技政治学可能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
1 政治哲学中的科技与政治关系
在近代思想史上，对科技与政治关系作出重要论述的思想家之一是马克思。马克思对二者关系的讨论采用了一种辩证法思维。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科技力量使用背后的资本作用，并对运用科技力量的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激烈批判。马克思指出：“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科学技术蕴含的巨大潜能。在他勾画的社会图景中，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由此诞生。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含的未来社会意义。在马克思之后，另一位讨论科技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思想家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更多从西方的末世论观念出发，表达了对科技发展的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即人类社会的命运最终被现代技术掌控和安排。海德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产生巨大影响。
1.1 西方左翼：过度悲观与辩证法的缺失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科技的批判性立场，但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继承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一种乐观态度，而是对未来科技导致的结果采取了较为悲观的态度。卢卡奇认为，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逐渐失去自主性，从而越来越失去自由意志。卢卡奇批判了现代化过程中机器对人的物化，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袭。对于科技发展，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同样表现出相对悲观的立场。马尔库塞认为，在科技的影响之下，人们都会变成单向度的人，这是工业化背景下的一种典型特征。由于工业革命的强大塑造能力，个人在工业革命背景之下的空间极小，因此个体完全变成了结构的囚徒。哈贝马斯则把科技看成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假借科技之名，然而科技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并导致了科技异化。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关于科技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又与海德格尔式的悲观情绪相结合，对未来科技发展形成一种相对悲观的整体性认识。
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其他的左翼学者对科技的发展同样采取较为强烈的批判态度，代表性学者包括阿伦特、褔柯、阿甘本和乌尔里希·贝克等。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描述了人在未来科技发展之中的一种无助心态。同时，这本书也表达了对冷战时期(特别是在核战争的条件下)美国和苏联科技竞争的一种悲观和绝望。她认为，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加工只是为其最终的消灭做准备。科技的发展导致人陷入劳动的全面性束缚，使得人最终被物所控制。福柯则用监视社会等概念来表达对科技力量发展的一种强烈反抗。在福柯看来，科技力量完全变成了一种新的规训技术，而个体自由在新的科技结构之下越来越局促。福柯将科技对身体的约束进一步概括为其重要的生命政治思想。生命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与生命相关的科学技术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即对个体的自由形成压制。福柯的这一思想又影响了之后的阿甘本。阿甘本进一步用强批判的思维来分析处于边缘状态的赤裸生命，即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一种被例外性的国家权力压制的个体生命状态。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思想同样是西方学者关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表述。在贝克看来，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风险的减少，反而使风险进一步增加，社会越来越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贝克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贝克的思想一方面是西方整个基督教末世论的延伸，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悲观论特征。
整体来看，马克思对科技发展的未来结果采取了一种辩证法思维，但西方许多研究者(特别是西方左翼的批评家)更多把科技的发展看成是完全糟糕的境况，同时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悲观末世论结合起来。因此，在西方的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到学者们对科技发展的一种自然抵触，并且这种抵触延伸到社会大众，并出现了思想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对立。在西方，科技发展更多由企业来主导，而科技巨头往往从过度乐观的视角来描述科技发展的前景。西方思想界则更多对科技采取批判的态度，这就使得两者形成了二元紧张关系。
1.2 当代三大流派：强批判的继承与建设性方案的缺失
近年来，在西方兴起了一些新思想流派来系统地讨论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有三个。
一是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认为，资本主义现在愈加表现出一种平台特征。数据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材料，而平台则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这一分析范式对亚马逊、脸谱、谷歌、苹果、微软等大公司的平台经济及其日益增长的强大影响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新的经济形态之下，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剥削关系似乎被隐藏起来。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在斯尔尼塞克看来，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本质仍然没有变，只不过更换了一种形式，这使得其更具有隐蔽性。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还共同提出了左翼加速主义概念。他们认为，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结构愈加成为科技发展的限制，同时科技革命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结构瓦解的速度。
二是乔蒂·迪恩的交往资本主义。迪恩的交往资本主义概念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迪恩认为，存在两个政治，一个是新媒体上的政治，另一个是政府的决策政治。在迪恩看来，前一种政治是幻象，其背后的核心力量就是交往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内核是流量。迪恩认为，传播的内容是不重要的，关键的是在传播中形成强大的循环和相互交错的影响力。在迪恩看来，政治也是一种流量，而流量就意味着权力。特朗普的推特治国便是这种流量政治的代表性案例。特朗普经常会越过白宫相关的行政组织，自己直接发推特来跟社会大众沟通，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权力的展示。特朗普向社会大众展示的是自己与社会公众直接沟通的能力。
三是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后政治范式。齐泽克认为，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政治越来越表现出后政治的特征。当代的许多决策都似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划分，而专家知识和自由协商程序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而政治原本的意识形态特征逐渐退却。迪恩的流量政治与齐泽克的后政治概念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只不过，齐泽克的后政治将政治的主导力量定义为程序和技术，而迪恩的流量政治则把这种决定力量看成是经济行为和技术。
目前这三大流派的思想更多继承了西方左翼的批判风格，对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深深的怀疑。然而，从建设性的角度去思考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用政治对科技的强大力量进行重塑并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这些建设性内容似乎并不是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科技政治讨论的关键问题。整体来看，从近代以来，尽管马克思在一开始讨论两者关系时采用了辩证法，但是在之后的西方左翼学者更多对两者关系采取了强批判态度。这种强批判态度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两者关系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充分运用科技潜能并且推动科技对社会的改变，这种态度却无济于事。
2 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技与政治关系
对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学者都产生了一些成果。比较政治主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技，认为科技是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科技都是原动力。因此，比较政治主要研究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科技被看成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进步可以改变武装力量间的实力对比，对战争形态和国际格局都会产生非常复杂且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五大领域。
2.1 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有很强的交叉性。发展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时，将科技作为研究的重要变量。例如，与罗伯特·索洛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不同，保罗·罗默等人则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认为，在资本与劳动要素之外，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可以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罗默的研究成果对比较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罗伯特·吉尔平对代表性国家的技术发展模式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而全模式，第二种是以瑞士、荷兰为代表的小而精模式，第三种是二战结束初期以日本为代表的技术依赖模式。卡萝塔·佩蕾丝对技术进步、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制度三者关系进行分析。佩蕾丝认为，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但是技术进步的潜力需要在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框架上加以实现。金融资本在促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通过完善新技术需要的社会-制度框架来发挥新技术的潜力。
2.2 科技进步与国家产业政策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弗里曼在研究日本快速发展的案例时，认为日本短时间的急速进步是因为其有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推动科技发展。弗里曼将这一套制度安排总结为国家创新体系，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成的一个能够互动中引入、改进和扩散新技术的网络。理查德·纳尔森分析了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认为这一体系不仅包括提供公共知识的大学，也包括各类政府基金以及社会计划。这些机制可以保障知识被公众知晓，并且以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创新过程中知识的创造和扩散问题。此外，纳尔森的研究还指出，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其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和正外部性。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流动对国内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斯维尔·赫斯塔德等人认为，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知识流动引发的挑战，公共政策需要维持国内的知识网络，为国内的内部研发提供激励，以增加吸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能力。
2.3 科技进步与利益集团
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内政治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并聚焦于军工复合体这一西方最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形式。查尔斯·米尔斯认为，美国的经济、军事与政治的精英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美国的核心权力结构。具体而言，军工复合体主要是科研机构、国防部门以及军工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庞大利益集团。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会不断建设本地区的军工企业以及军事基地，以增加本地区的就业规模。军队为了提升武器装备，会不断促进科技研发，而军工企业以及国防科研机构则获得更多的国家拨款、产品订单以及科研经费。约翰·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切斯尼的研究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与垄断金融资本通过数字技术结合在一起，而资本主义由此发展到监控式资本主义。
2.4 科技进步、暴力体系与对外扩张
威廉姆·麦克尼尔以全球史的视角对不同文明发展中科技、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技术进步与武装力量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印刷资本主义， 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形成。卡洛·希波拉通过对枪炮、帆船与帝国的研究，分析了15—18世纪欧洲扩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杰弗里·帕克对16—19世纪军事发展与西方兴起的研究表明，任何未能跟上技术领域革新的组织在战争中都面临被抛弃的境地。丹尼尔·海德里克的成果则系统分析了科技在欧洲19世纪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相关议题不仅集中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上，还出现在新兴科技对暴力冲突的影响上。沃伦·钱的研究指出，核革命使得技术在战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发展减少了战争的可能，但是产生的军备竞赛带来新的技术，这些又构成新的冲突形式和冲突可能。
2.5 科技发展与国际秩序
杰弗里·埃雷拉指出，技术进步不仅是国内变革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重要因素。核武器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肯尼思·沃尔兹认为，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在于维护和平。他认为，核武器的威慑力以及核武器的扩散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史蒂夫·韦伯认为，核武器的发展并没有直接改变国际关系格局，但是核武器使得大国(特别是核大国)行为更加理性。冷战中后期，一些学者就开始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对冷战后全球权力格局的影响。例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讨论了信息时代权力与技术相互依赖的问题。苏珊·斯特兰奇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的消退以及全球经济权力的分散。
通过上述回溯性研究可以发现，关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等政治学的分支领域都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这三大领域的研究是相对孤立的。与政治哲学的成果相比，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对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客观，也更多从实证的角度切入。然而，科技与政治的关系需要从整体上理解，且更加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作为引领，将关于科技政治的实证研究抽象到政治价值层面。因此，需要从更加整体的角度来系统研究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系统梳理科技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充分运用政治学的宏观思维对科技革命进行完整和准确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
3 智能革命中的政治价值引领
目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开端。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之下，智能社会正在逐步形成，这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些传统的社会特征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因此社会科学的核心知识需要重新构建。同时，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不能完全由工程师和企业家来主导。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充分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因此，如何从整体上理解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智能革命的方向、推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科技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政治学对于智能革命的特殊价值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政治学对于智能革命至关重要。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政治学的思维更加宏观。与社会学的微观视角不同，政治学对问题的把握和研究更具有整体性。政治学更加关心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关心科技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等宏大问题。相比而言，法学更关心相关的法律规范；经济学主要关心智能革命对企业治理和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教育学关注在智能革命背景下教育模式可能会发生的变迁。总之，不同学科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政治学由于其特殊的研究领域和聚焦点，会更加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企关系等更为宏观且极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国家在整体上推动智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得智能革命更加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权巩固。
第二，在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案例越来越指向科技政治这一主题。例如近年来两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即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这两个事件都反映了科技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中美贸易争端看似围绕着贸易问题展开，实际上更多是围绕高科技以及背后的政治角逐展开。从贸易摩擦一开始，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就成为美国聚焦的重点，之后围绕5G展开的舆情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疫情不仅仅是卫生治理的问题，同时很强烈地反映出科技和政治的复杂关系，即卫生技术与各国政治的关联。在全球疫情面前，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积极互动和合作共享就显得至关重要。要高效应对疫情，就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建立健康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第三，正确的政治价值可以保障智能革命的顺利开展。对待智能革命，应该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即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极其悲观地看待智能革命带来的颠覆性甚至毁灭性影响，也不能无视智能革命对社会发展所蕴含的潜在风险。我们应该从相对温和与中立的角度客观分析智能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系统性影响，同时也应该运用谨慎原则以及预防性措施来防止智能革命中可能会出现的颠覆性错误。之前在科技发展中已经出现过一些教训。当一些舆情事件出现时，很有可能会对科技发展造成相对负面的影响。例如，之前国家在转基因食品方面的技术已经进行了大量投入，但由于反对转基因的舆情出现之后，转基因相关技术就面临困难的发展境地。另外，基因编辑技术对于人类克服一些重要疾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技术也被看成是未来生物技术中最具前景的领域。然而，“贺建奎事件”的出现使得刚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基因编辑技术遭遇困难。这一舆情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基因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智能革命发生过程中同样有这类风险。例如，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像西方人那么注重隐私，但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因此，未来风险就在于，一旦某个舆情事件激发人们关于数据隐私的某个痛点，可能会酿成重大的舆情事件，就可能会反过来对人工智能(特别是人脸识别相关技术)的发展形成阻碍。
3.2 科技政治学的基本价值定位
能否采用正确的政治价值来引领科技的整体发展，其中就涉及如何准确看待西方思想家观点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思想家的观点被引入中国。左翼思想家由于和我国的政治立场较为接近，因此左翼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大量引用。然而，左翼思想家更多是一种批判思维，而非建设性思维。换言之，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对于我们剖析西方社会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更为犀利，但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想很难用于中国的社会治理。我们在研究科技与政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缺乏重要的理论工具。目前，中国在推动智能革命方面越来越走到世界的最前列，但也出现基础理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科技政治学就显得极为必要。科技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应围绕着科技政治的整体关系形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观点。这些观点一方面要在马克思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形成，同时要结合中国的经验和实践，还需要对未来中国推进智能革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这里的科技政治学不仅是学理性的理论知识，还应具备指导实践的功能。
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应基于共同体主义，而不是西方的个体主义，我们需要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思考科技的巨大潜能。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未来的理想社会形态就建立在科技高度发达和生产力巨大提升的背景之下。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成为贯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正因为如此，我国对科技发展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在整体上采取了相对乐观的态度。无论是在国家投入，还是人才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向科技发展进行了足够的倾斜，而且举国上下也逐渐形成重视科技的整体背景。这一点与西方社会对未来科技发展时刻抱有强烈质疑的悲观观点完全不同。
3.3 不同政治价值观决定欧美科技发展结果的不同
科技政治学采取的价值观不同于目前西方主流科技政治理念中的悲观论和末世论。西方社会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基督教的末世论文化。同时，西方近当代的思想家把这种末世论文化以更为学理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构成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关于科技发展整体上比较悲观的学术态度。因此，也就出现了诸如哈贝马斯、贝克等思想家为代表的悲观派。这些学术观点又通过各种方式如指标化进入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同时还会对西方的社会运动形成影响。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科技展开的，例如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等。这些运动的思想武器便是之前论述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另外，西方的文化作品如好莱坞的影片对这种悲观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使得这类观点在西方社会大众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普遍心态之下，西方人对科技发展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抵触心理。换言之，在科技发展导致的风险并不明确的时候，人们会认为它导致一种糟糕的结果。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欧洲和美国在科技发展上的不同结果。近代以来，欧洲一直是科技发展的重要阵地，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欧洲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美国，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左翼思想和强批判态度在欧洲社会大众中不断沉淀下来并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换言之，当一个全新的科技产品在社会应用时，社会大众可能会采取相对消极的、抵抗的态度，而不是积极地拥抱这一产品。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会使某些开明的、引领新潮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受挫。精英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在社会趋势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从新结构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当整个社会结构对科技发展不友好时，少数精英的努力是无法改变整体社会结构的。
与欧洲左翼思想的结构性统治不同，美国的思想更多基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20世纪初以来的一个主导性思维。硅谷创新文化的产生受到两大思潮的重要影响：一是多元主义，即允许不同的文化特征存在；二是实用主义，即把这种多样性的文化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同时，美国的国家力量在科技发展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欧洲更多受到了西方左翼思想的束缚，而美国在创新活动和相关思维上更加活跃，这使得美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要远远地优于欧洲。这种结构性力量非常重要。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时，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的后期，尽管有一些开眼看世界的社会精英已经了解到西方工业革命的进展，并希望在中国推动铁路的建设，但是受到各方力量的阻挠。其中，在社会大众中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修建铁路会对清王朝统治的龙脉造成不利影响。这些保守且错误的观点使得当时的少数精英根本无法推动相关的工业化进程。
4 科技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要推动科技政治学的构建。首先，科技政治学要在核心思维上有所创新。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科技治理的核心思维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要正确看待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积极影响，即要深刻认识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赋权能力。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科技上寻找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对科技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例如，科技发展中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也可能会导致弱势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因此，需要构建整体性的制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保障性赋权。政治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议题。例如，何种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如何通过政治制度来释放社会的活力？科技政治学需要围绕上述重要问题展开，并将研究进一步细化。因此，在智能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科技和政治的关系，可以形成如下研究议题。
一是科技与政治制度。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何种政治制度是更加理想的制度？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释放科技的潜能，同时又可以保障弱势群体在科技发展中的利益。与此同时，科技发展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与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改变；另一方面，科技能够帮助政治决策进一步科学化、理性化和透明化，避免政治决策的盲目性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导致的冲突性。
二是科技民主问题。民主是政治学中的核心议题。民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的本质是社会大众的自主决策。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民主问题会变得非常显著。例如，如何在算法愈加主导的社会中更多发挥人的自主性，这涉及算法民主的问题。如何打开算法的黑箱？如果算法黑箱不能打开的话，就会出现算法专断的问题。另外，如何在算法设计的过程中，把民众的意愿注入其中。民众不仅是算法应用的对象，同时也应该成为算法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譬如，在未来无人驾驶相关的规则制定中，民众从一开始就需要被前置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而不是规则制定好之后再请社会大众进行确认。这都反映的是与民主相关的重要问题。
三是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国家能力是得到增强还是减弱。按照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国家力量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而社会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对于西方左翼的观点，我们应更多将其看成是一种提醒，而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我们应该通过更加主动的行动对科技的未来影响加以建构。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用更加严谨和科学的方法去观察这样一种正在发生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从应然的角度思考如何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力量，以保证社会对强大国家权力的一种柔性平衡。
四是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这一点在智能革命中同样非常重要。超级企业往往是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超级企业在智能等相关技术方面具有绝对掌控力，这就意味着形成一种极度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算法知识的高门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算法及其结构可能完全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民众对算法构架的充分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众的代理人。国家可以通过专业机构(例如公共性质的科研院所)充分介入超级企业在算法结构的设计过程。这样可以保证超级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保证这些企业更多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股东的利益。
五是全球科技治理问题。尽管目前民族国家仍然是治理的最重要单元，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治理单元也在逐渐扩展，因此，建立在世界主义观念上的全球治理就变成重要问题了。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政治行动和政治科学如果没有世界主义的概念形式和观念形式，就是瞎子点灯。”如何在全球层面进行科技治理的协调变得至关重要。例如，近年来出现的西方科技霸权行为，即西方出于自身私利而不愿意将高科技技术共享给发展中国家，这会成为发展中国家未来科技进步的重要阻碍。如何在全球层面进行更大范围的科技合作，使得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步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全球合作让发展中国家在科技的影响之下逐步改善生存状态，以至于让整个人类社会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全球科技治理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六是科技与政治文化。未来智能革命的发生会对公民的政治文化形成何种影响？智能技术的重要内涵是基于程序的技术，这对于提高公民素质和增强公民遵纪守法的素养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看到在各种数据平台之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数字民族主义的潮流。另外，这些新变化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又会产生何种影响需要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当然，由于智能革命正在发生之中，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似乎又不能用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于这些新问题的研究既有巨大挑战，同时又蕴含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些议题是在智能革命背景下形成的新议题。但同时这些议题与传统议题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相关研究中，不仅要深挖新议题背后新时代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还要探究新议题与传统议题的联系，并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的综合视角去研究智能革命对政治结构的复杂影响。科技政治学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科技政治原本是马克思分析政治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科技政治在政治哲学上更多表现为一种批判思维。在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科技政治则成为政治经济学讨论中的一个细小分支。
5 结语：充分运用变革潜能和谨慎应对发展风险
在目前智能革命和国家竞争的双重背景下，科技政治变得愈加重要。一方面，我们要把握智能革命的节奏，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健康发展，就需要有政治学的整体思维。另一方面，政治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同样需要回应这些新兴技术给政治结构带来的变迁。因此，需要将科技政治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和学理化。如果有可能，还需要将科技政治学逐步作为政治学下设的新兴二级学科逐步加以建设，这样才能从学科和内容上对政治学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同时这种学科发展也会使得政治学对越来越重要的现实问题给予足够的回应。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需要在新的智能革命中有足够的话语权，科技和政治的关系也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潜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越性，对科技革命的发展进行前瞻性判断。我们既要推动智能革命的技术进步，还要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有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失业、贫富极化以及弱势群体边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才能推动智能革命进一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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