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松，刘强强|论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之维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1期。
引用格式：黄其松，刘强强.论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之维[J].探索,2021(1):87-96.
摘要：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的关系可以发现，技术在改造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技术在国家治理活动中逐步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已成为政权合法性与治理合理性的重要支撑。技术深刻嵌入国家治理结构，成为一种结构化要素。从国家治理结构的执行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程序化要素，是连接抽象和具体、宏观和微观、制度和行动的纽带；从国家治理结构自身的调整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动力要素，促使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并与新的环境相适应；从国家治理结构的生产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生产力要素，成为国家治理必需的治理资源。三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要素，促使技术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作者：黄其松，男，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强强，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形成了诸多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各国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主要议题，更考验着领导者的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究其实质而言，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机关为主的治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解决公共问题、发展公共利益的实践活动。国家治理涉及治理主体，即谁来治理；治理机制或制度，即用什么方式来治理；治理客体，即要解决什么问题；治理信息，即用什么方式描述治理过程的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治理资源，即如何整合资源并运用于治理；治理绩效，即治理产出的效率和效益如何。技术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对于有效完成国家治理任务，甚至对国家治理体系重塑和政府职能变革都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从当前形形色色的技术治理实践来看，当技术运用于国家治理时，技术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它超越了简单的器物、工具层面，也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原理或知识，而是一种技术化的治国理念和要素。因此，讨论国家治理不得不关注技术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家治理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种关乎人类幸福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学术界对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方法论角度阐释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二是从实践角度探讨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与优化，如有研究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理顺关系”实践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有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模式，也有研究探讨国家治理纵横结构的组织基础，等等。对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讨论，现有的学术成果更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强调治理体系的完善、优化与转型，较少直接关注国家治理结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技术之于国家治理的关系而言，已有研究更多集中于技术对于国家治理的功能性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技术革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机遇，新技术将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组织调整、流程优化以及治理的智慧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将技术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结构性要素来讨论的文献较少。毫无疑问，技术对于国家治理十分重要，它有时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成败兴衰。因此可以说，技术是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讲，技术是连接国家治理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关键要素。因此，技术如何嵌入国家治理结构，在结构中具体发挥什么作用，进而如何成为一种结构化要素，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2 现代社会的技术：国家治理功能发挥的重要元素
何为技术?这是讨论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对此，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发端于工程和科学领域，显示出一种改造自然、改变世界的巨大能力。显然，这种观点将技术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日常生活中提及的“勘探技术”“网络技术”“医学技术”等，这种对技术的理解偏向于具体的器物工具层面。国家治理实践中需要应用器物工具层面的技术，它甚至是某些领域、某些环节的关键要素。不过，技术之于国家治理重要性的体现不仅在于技术的工具属性，更在于它对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改变和塑造。一次次具体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具体问题的解决，也为国家治理理念与思维的转变以及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形成提供契机。基于此，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复合体系，它包括器物、工具层面等具体形态，也包含理念、思维层面，即一种技术化思维。换言之，本文语境中的技术可以理解为国家通过一整套的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的规训技术，对社会事务和关系的干预。
国家治理的实质是运用公共权力解决公共问题、发展公共利益的活动。面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越来越有技术装置的特征，技术治理已经成为权力实践的重要表现”。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它已经开始并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塑造着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方式。技术尤其是新兴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逐渐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成为国家治理功能发挥的重要元素。
2.1 将复杂的社会事实数据化和清晰化
社会事实丰富多彩，包含难以计数的人、事、物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也渗透和承载着久远而厚重的历史传承，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可复制的特点，所以社会事实具有难以避免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大国治理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古代帝国有着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等，皇帝及其当政者如何有效地捕捉社会事实并将其信息化以便进行科学决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诚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前现代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土地及产出、他们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它缺少任何类似详细地图一样的东西来记载它的疆域和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也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而这是概括总结的基础。结果，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略的和自相矛盾的。”有足够充分的信息，国家才能看清人、看清事、看清物、看清社会，才不会是“盲人”，国家领导者才能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因此，治理对象的清晰化一直是国家治理孜孜以求的目标。前工业社会，国家获取信息主要依靠统计技术。中国的秦代在完成大一统之后以法律为保障建立起统计报告制度、管理体制和违章处置措施等；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人口数和居民财产进行统计；古埃及在建造金字塔时对全国人口和财产进行普查就是明证。17世纪统计学和统计技术开始兴起，它侧重于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描述，以清晰、准确作为其追求的目标。统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国家的治理活动有了使对象清晰的手段，使准确掌握对象信息成为现实。当然，这种简单的统计术只能获取简单有限的信息，如人口数量、社会产量、国民财富等，使用的手段也是靠调查等简单手段。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治理面临着模糊的尴尬境地，因为统计不仅是截面的、静态的，而且关注平均值和正态分布规律。对于平均值之外的信息，由于统计学知识与方法的局限而被忽视，进而使得信息不完备、不精确、不及时。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真正让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变得实时、动态、完整、清晰。通过云计算、智能算法、遥感监测等方式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突发事件等进行全程监控与记录，精准了解治理对象、准确掌握每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对大量实时数据进行存储、清洗、比对和分析，挖掘和发现社会事物的相关关系和网状结构，最终对社会问题以数据化、模型化的方式表达和呈现出来，从而使得国家治理决策实时科学、精准。基于大数据技术提供的实时、全面、准确的信息，国家治理逐渐变得精准、透明。
2.2 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每一项国家治理活动，无论是意识形态的教化还是决策及其执行，都需要相应的成本投入，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取得最大化的绩效是符合经济理性逻辑的，节约成本更是对纳税人负责，同时也是国家兴盛的重要推动力。人类社会由于财政问题导致国家失败、王朝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成本问题是国家治理必须关注和重视的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般而言，国家治理成本可以划分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信息收集、制度运行、决策和执行等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成本；生产成本主要是指国家提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需的成本。无论是交易成本还是生产成本，如果不能控制成本，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治理都难以为继，难以真正推动社会发展。在传统农业社会，国家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社会信息，往往导致决策不及时、执行不及时、反馈不及时，甚至因劳民伤财而葬送王朝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表明，不计成本的国家治理不仅难以为继，甚至可能葬送政权，成本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相应地逐渐降低治理成本。19世纪中叶以来，以电话电报为标志的通讯技术进步使得国家治理信息收集成本显著降低。当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于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发挥重要作用。在交易成本方面，新技术能有效解决政府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新技术能广泛挖掘、获取社会事实和治理对象的数据痕迹，进而呈现为数据和信息；大数据也能改变治理关系中的逆向选择以防弄虚作假等。在生产成本方面，信息技术能够为国家治理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而不至于陷入各种利益团体的相互扯皮以致浪费大量成本。同时，新兴信息技术能够及时监控生产过程、改进生产措施，从而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生产成本，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也就是说，新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以数据为核心的共享平台极大提高了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将共享物品的边际成本降至为零，从而扩大了共享规模”。新兴信息技术不仅提升了国家治理的经济绩效，更为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
2.3 赋能国家治理和赋权社会公众
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创造性破坏”，会对特定人群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构成挑战。随着动物驯化技术、粮食储备技术和书写技术的发展，茹毛饮血的蛮荒年代的“平等秩序”被封建社会的等级取而代之。这些技术的发展逐渐使得权力从旧的平衡状态变成失衡，直至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即封建等级制。同样，也正是技术的发展颠覆了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虽然权力拥有者会对损害其统治地位的技术百般阻挠，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步伐。16世纪的英国人威廉·李向伊丽莎白女王申请织袜机专利遭到拒绝，女王担心“像织袜机那样的技术创新会威胁重构政治权力……新发明替代的那些人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并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成为政治上的失势者”。然而，技术进步终究难以阻挡，它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且普通公众也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重塑了国家治理实践形态。
20世纪末以来，迅猛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不仅带来了技术革命，也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技术不仅赋能国家治理，也赋权社会公众。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公众都从技术的发展中获益，国家提升了治理能力，社会公众也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机会。新技术的这种双向赋权对于国家和社会关系而言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是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和递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技术双向赋权在拉近国家与社会距离的时候，也使得散落在社会中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被有效汲取，进入国家治理的知识选项中。技术之所以能有效汲取地方性知识，除了技术的“工具性”功能之外，还因为它具有“社会文化性”的功能。从社会文化层面看，技术是一种“处理物质材料的手艺，在具体条件下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表达”。也就是说，技术能有效地和地方知识进行互动，成为建构意义、形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从而推动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治理转型。
在现代信息社会，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首先，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理念和制度落实的程序化系统。技术的主要功能在于简化抽象的治理理念和复杂的治理制度，使之明晰、简单和可操作。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治理实践来看，任何一项有效的治理活动都在于追求对复杂社会事实和治理对象的清晰化，使之变得可理解，治理过程也变得可操作。在工业社会里，国家治理通过分层级的官僚组织加以解决，技术化思维和科学知识的叠加使得每一项治理活动都以规范化、科学化的程序运行。所以，技术作为一种治理体系的程序化落实措施或手段是技术的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技术成为国家治理演进和变革的动力系统。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体现，技术的变革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模式不断转型发展。以国家治理的信息获取技术为例，农业社会的信息获取主要是一种粗略的描述和叙事，对事物的认知也显得比较模糊。与此相适应，国家治理呈现出统治型的模式。这是一种经验型的治理，依赖于决策者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是基于准确的、完整的信息，从而无法精准化。当然，随着工业社会信息获取技术的发展，国家所掌握的信息也逐渐完善和准确，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基础和管理技术，国家治理也转向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信息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获取技术完成革命性的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走向更加精细化和智慧化的模式，进而重塑了国家治理形态。
3 作为国家治理结构要素的技术
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是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技术化思维和技术背后的知识体系被不断引入国家治理。技术在信息社会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结构化要素。社会科学对结构的理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结构是一种实体，类似于建筑物的架构和动物骨架等。结构功能主义的巨擘帕森斯就认为社会结构是不同系统组成的体系，这些系统包含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它们分别承担了适应、目的、整合和维持功能。阿尔蒙德认为结构是“各种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二是将结构视为一种制度规范。吉登斯将社会结构描述成转化社会框架的规则和资源，它循环往复地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之中，此外他也提出结构丛的概念，认为它是“社会系统的制度关联所涉及的规则——资源系列”。基于对结构的一般认知，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结构既包含实体性体系，如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也包含规范体系，如治理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等；还包含资源支撑体系，如国家治理的公共产品及其生产资源。基于此，国家治理结构可以具体描述为三种形态：一是治理结构是由多种治理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体，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信息、治理机制、治理资源等，它们共同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二是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分层体系，包含规范层次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规则，也包含具体的措施和工具，还包含层次结构之间相互协同、配合和转化等要素。三是治理结构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即从一种模式(形态)转化为另一种模式(形态)，生产力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为治理结构转换提供动力。
因此，国家治理结构不仅仅是一种组织结构与制度规范，也包括规则转化和资源支撑体系，还包括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体系。那么，技术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具有何种属性?通过考察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的发展历程和分析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作用可以发现，技术能够成为衔接国家治理各部分的纽带，能实现从抽象层向具体层转化，还能促使治理模式的转变更替。也就是说，技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具体体现为：从国家治理结构各要素的联系来看，技术是连接抽象和具体、宏观和微观、制度和行动的纽带，表现为一种程序化要素；从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来看，技术促使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并与新的环境相适应，它是一种动力要素；从国家治理结构的资源体系来看，技术是一种必备的投入资源，是一种生产力要素。程序化要素、动力要素、生产力要素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技术要素，也即国家治理的技术结构。
3.1 治理结构的联系机制：技术是一种程序化要素
有效的治理以合理的治理结构为基础。治理结构合理不仅表现在各结构要素完整，更需要与要素之间协调有序、运转有效，也就需要构建能将各要素联系起来、协调一致的纽带和机制。技术就是将各要素联系起来，使之形成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首先，技术提供了理性化的程序思路，它将宏观和中观的治理制度与规范进行简化，进而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为其有效落地实施提供了指南或方案。在治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治理术，也就是将技术的程序化理性思维和知识应用到具体的治理对象中。国家治理需要以社会现象的清晰化为基础，技术以及技术化思维是实现清晰化的关键。如果说制度是一种规范，那么技术所提供的程序化治理术就是实现规范价值的操作指南，指导治理者如何一步步实现制度所设计的目的。究其本质而言，这也是一种政治技术化，是从“科学和技术中提炼出科学技术的精神、原理、模式、规范和传统等‘形而上’的要素，再应用于社会治理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由此观之，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技术的运用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比如，为了激励地方官员实现相应目标时，通过决定升迁与绩效挂钩、设置可量化的考核指标等方式设计出一套缜密的“晋升锦标赛”技术化体系；当地方政府为了减轻民众办事负担和优化营商环境时，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整合政务审批事项，探索出“最多只跑一次”的技术化政务服务新模式，等等。对此，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上经历了一种从“总体支配”向“技术型治理”的转变。也就是说，技术成为治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联系与转化机制。
其次，技术应用可以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会带来一场社会革命。古代中国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记录的方式，而且对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依靠沉重的简牍、龟甲以及粗糙的刀刻技术等来获取和传递治理信息的信息记录、传递方式，代之以轻便的、便于传递的纸质方式，从而使官僚行政系统内部信息的传递效率最大化，避免了因时间浪费而导致的治理失败。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影响更具革命性，交通、通讯、信息等新技术的发展重塑了国家治理。近年来，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国家治理更依赖于技术的应用，甚至可以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技术现代化的结果。因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政治过程被广泛地纳入技术的控制体系内，政治运作的效率和效能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支撑，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技术化治理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也就是通过工具的使用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再造政府运动出现的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网上政府、虚拟政府等，都是依靠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3.2 治理结构的转型向度：技术是一种动力要素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技术的发展是制度变革的动力源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于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国家治理也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模式转变为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模式。当今社会，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它创造的物质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创造的工作形式改变了家庭生活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创造的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全球格局和国家竞争优势。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的影响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必将对当前国家治理模式带来革命性影响。换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首先，新技术革命改变治理的组织模式和组织系统，使传统的科层结构走向扁平且开放。科层化的组织模型成为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组织方式，与工业化机器大生产和线性思维的逻辑相契合，它强调政府部门和层级之间通力合作、政令和行动保持一致、工作人员保持感情和价值中立，是一个内封闭系统。当前，新兴信息技术正在推动这种组织模式向扁平化和开放化转变，新技术改变了信息和数据的层级间垂直沟通方式，也改变了以职能为核心的部门分割，形成以共享、共创为核心的部门联通和协调形态。其次，新技术革命重塑现代公共生活空间，并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为政府治理提供个体化的知识。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人们带入一个高度虚拟化的世界，它拓展了以往的公共生活边界，一切事和物以数字化方式呈现，而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成为公共数据的创造者，这些数据成为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每一个人通过在新的公共生活领域的讨论和意见发表成为真正的治理主体，进而推动整个治理模式的转变。
技术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变革与进步，生产力的变革与进步要求包括价值观念与制度体系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调整。坦率地说，目前还不能完全描绘新兴信息技术驱动的国家治理将会是怎样的场景，但毋庸置疑的是新兴信息技术必将改变国家治理的模式。也就是说，新兴信息技术会创造一种数据资源和“算力”，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从而推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变革。同时，新兴信息技术革命的本质是智能革命，它将会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为国家治理变革提供动力。
3.3 治理结构的资源支撑：技术是一种生产力要素
技术进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技术也塑造人类的生活和政治形态。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粮食和人口的增加，使得人类从狩猎社会步入农业社会，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国家政权机器的逐步完善也随之发生。农业社会，实体性技术居于主流，它们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创造简单劳动工具所演化而来的，此时支撑技术的知识更多停留于一种经验、一种技艺，还没有真正实现系统性、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因此，农业社会的技术主要表现为一种基于经验性知识基础上的实体性工具，它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也是直观的。16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及其一整套知识体系得以形成和建立。这些技术加速了人类物质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得以出现，甚至因为科学文化，现代国家才得以建立。工业社会存在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改造和治理活动，以提高社会效率和增进人民福祉。工业社会不仅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而且也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治理社会。在工业社会，国家治理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实体技术，更需要抽象的技术化思维来支撑。这种需要加速了管理主义的成长，如泰勒的科学管理便是将技术化的理性思维贯彻到管理流程中，用技术来管理以提升效率。
在现代信息社会，技术逐渐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国家治理。如前所述，任何一项公共活动都有相应的投入和产出，国家治理亦不例外。现代国家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广泛，如流行病的防治、环境治理、消除贫困、打击犯罪等。很显然，任何一项公共产品都要相应的投入，技术是其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社会以前，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也不乏其例，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幸福中，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以及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国家治理的技术应用是随意的、经验的，没有制度化、系统化，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辅助性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被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地应用于国家治理，技术成为公共产品制造的重要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成为工业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和第一推动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个人幸福、制造国家公共产品必不可少的资源和要素。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向社会赋权，技术能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社会资本，也能够增强社会活力、降低服务成本，并能够推动政府提高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公民拥有更多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手段，也具备更强的能力去实现目的。通过新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一种相互成长、相互塑造的关系。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消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张力，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建构新的公共性，从而为促进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当今世界，技术已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技术不再是我们选择的某种东西，而就是我们的环境，在此环境中，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过程，行为、活动与激情，甚至梦想与欲望，所有的这些都通过技术被连接起来并需要技术才能得到实现”。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技术的应用为国家治理革新了新思维、提供了新工具、创造了新模式，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通过回溯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塑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技术可以使复杂的社会事实和现象变得清晰简单，降低治理成本，给社会主体赋予新的权能。正是因为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地位日益重要，使得技术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特征。本文认为，技术是国家治理结构的联系机制、转型向度和资源支撑的关键要素，技术不再仅仅发挥工具性、功能性作用，它已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与其他结构要素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结构体系，共同推动国家治理结构转型和功能发挥。
当然，技术也并非万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限度和带来的挑战是需要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对于技术本身的局限和它带来的风险，“不能仅仅是用技术来对付，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联系起来讨论”。因此，在高度重视技术在国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潜在风险，更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法律的安排来有效应对，这给目前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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