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峰，孙文飞|制度治党研究的回溯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6期。
引用格式：王立峰，孙文飞.制度治党研究的回溯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探索,2020(6):123-133.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其制度治党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需要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以1994年到2019年中国知网收录的381篇关于制度治党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对国内制度治党研究的现状、热点以及趋势等内容展开分析。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制度治党的主题研究呈现井喷之势，主要涉及制度治党的概念内涵、功能价值、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等方面。制度治党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基础理论研究推进缓慢、制度治党执行不力的原因有待深化和制度治党实践的整体性构建不足等。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创新研究方法以拓展制度治党的研究主题、明确制度治党不同实施主体间的权责界限、推进更加完善的制度治党实践。
作者：王立峰，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文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化建设，完善制度治党实践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正式提出“制度治党”这一新命题，这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总结，也是党的建设更加注重法治思维和制度思维的体现。关于制度治党的主题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其概念内涵、功能价值、实施困境、完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需要对制度治党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反思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以期提升未来的制度治党实践。本研究以1994—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381篇以“制度治党”为篇名或者关键词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分析方法，绘制出国内制度治党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制度治党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基于CiteSpace软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成为国内学术界总结某一研究领域历史演化和发展现状的重要方法。本研究遵循这一研究方法，在文献数据处理和方法步骤上都按照既定要求，以便能够得到关于制度治党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主题词为：篇名=“制度治党”；关键词=“制度治党”，检索条件=“精确”，文献年限为1994—2019年。经过多次检索，得到期刊文献423篇，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8日。为提高研究的精确度与可信度，本研究将会议综述、期刊组稿导语、新闻、访谈以及重复性文献逐一排除，共得到381篇样本文献。将样本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后，经过相关格式转换导入CiteSpace软件，在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为TopN= 50%的条件下生成相关知识图谱。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一款被广泛用于数据信息可视化分析的软件。它采用文献计量的方式来分析样本文献，通过绘制对应的知识图谱来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发展脉络以及内部逻辑。通常而言，衡量Citespace软件分析结果的指标主要包括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即Q值)和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即S值)，并且当Q值>0.3就认为知识图谱的聚类结构是显著的；当S值>0.5则认为聚类是合理的。本项研究采用的CiteSpace V.5.7.R1软件，可以通过聚类图、时区图、时线图等方式实现文献共现分析，并且本项研究所形成的图谱都满足Q值大于0.3与S值大于0.5两个指标，从而提高本项研究的可信度。
2 制度治党的研究进展与知识谱系
文献的年代分布情况能够直观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制度治党研究的年代分布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何时出现制度治党研究的关键节点以及其出现的原因。任何研究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因而分析制度治党的研究力量是我们把握制度治党研究学术共同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方式。知识图谱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剖析制度治党研究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制度治党核心研究议题演进的时代要求和内在逻辑。
2.1 年代分布与研究进展
由图1可知，制度治党研究以2014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94年到2014年的平稳期和2015年到2019年的激增期(统计截至2020年7月8日)。在第一阶段的20年间，累计发文量只有10篇，且很多年份的发文量为0篇，这反映出制度治党这一研究主题长时期以来并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在2014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发文量明显增多，并在2017年达到112篇，占发文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从整体上来看，2014年之后制度治党发文量保持在75篇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之所以成为制度治党研究的分水岭，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3年11月27日党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这意味着党内法规发展进入“顶层设计”阶段，此后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为目标的制度治党实践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正式提出。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这极大促进了制度治党理论研究的兴起。三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在近百年的党建历程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着不可割裂的实践传统。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思想作过重要论述，明确提出要发挥教育与制度在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共识大大促进了学术界对制度治党的研究。
2.2 研究力量的分布
软件统计显示，制度治党研究刊文量前五的期刊分别是《人民论坛》《探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河南社会科学》，且累计发表文献36篇，约占总文献的9.4%。在制度治党研究的发文机构方面，中国政治学会、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等位居前列，这说明当前制度治党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的政治学专业或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党校机构，并且前六名机构的发文量总数为25篇，约占样本总数的6.5%，这意味着国内研究制度治党的机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在制度治党研究的核心力量分布方面，刘启春、陈松友、包心鉴、王立峰、姚桓、温聪、周义程等学者是主要研究力量，这些学者关注的主题包括制度治党的形成逻辑与完善路径、全面从严治党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价值与功能、党内法规体系的内涵与评估机制、新时代制度治党的特征与经验启示等。此外软件统计显示，制度治党研究中的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说明当前该研究领域尚处于初始阶段，所刊发的文章也尚未实现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2.3 制度治党研究的知识图谱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的词频分析功能得出表1，即制度治党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列表(前30个)并以图2形象化地展现出来。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制度治党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体现出这一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主题汇聚。通过表1 中的高频关键词我们可以得知，制度治党研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现实性。具体而言，国内学者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释习近平关于制度治党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视为党的建设应当兼顾的两个方面，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首现年份都是2004年，这表明国内学术界很早就关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观点。此外在排名前十的高频关键词中，除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其余都是2014年及之后出现，这意味着制度治党主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
根据1994年到2019年CNKI来源制度治党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见图2)，381篇文献生成了298个关键词，以“制度治党”为核心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研究主题。
首先是围绕制度治党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制度治党的概念内涵、形成背景、价值意蕴等主题。并且党内法规、依规治党、政党治理等也是这一研究主题的核心议题。其次是围绕“思想建党”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研究，并形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作风建设、党性教育、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等核心议题。最后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党内政治生态、党内监督、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等核心议题。从整体而言，围绕制度治党节点进行的“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法规”“党内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的聚类效果最显著。
由于制度治党作为篇名或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是2004年，故本研究呈现了2004年之后该领域高频关键词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趋势(见图3)，整体上制度治党研究呈现递增趋势。根据1994年到2019年CNKI来源制度治党研究的演进图谱发现，2014年之前的关键词节点非常少，从2014年开始则涌现了很多节点，这体现了2014年是制度治党研究的分界线；在2004年首次出现“制度治党”之后的10年里，除了2008年出现的“党内法规制度”之外，国内学者很少从制度治党的维度论述党的建设，这反映出制度治党研究起步较晚。而2014年至2019年之间出现的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政党治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制度建设等关键词，体现了近些年国内出现的制度治党研究热潮。
3 制度治党研究的热点主题
通过对文献分布、关键词列表、聚类及演进图谱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制度治党”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治党的历史与理论来源、概念界定与功能价值、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制度治党的优化路径等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有研究对制度治党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3.1 制度治党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来源
一是制度治党形成的历史渊源。尽管“制度治党”作为学术术语出现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但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制度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革命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治党实践为党积累了宝贵经验。国内学者一般从两个维度对制度治党的历史进行回溯：一是从党的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与总结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推进制度治党的实践与经验。二是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制度治党认识的变化来梳理与总结不同时期制度治党实践的特征。国内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第一种维度，如冷向宇认为，在革命时期，党章逐渐成为党的根本大法，而党章规定的党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度以及党内监督制度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进行制度治党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制度治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围绕巩固政权而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上加强了党的领导地位，为党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治理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些学者从第二种维度对制度治党的历史渊源进行总结，比如周义程等从文本分析的视角对不同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制度治党思想的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总结制度治党思想由产生到不断完善的发展逻辑。从党内政策文本出发，能够深入了解不同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进制度治党建设的时代任务以及其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党内制度体系是如何逐步完善的。事实上，以上两个维度分别侧重于“治党”与“制度”，理应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完整的“制度治党”认识。
二是制度治党形成的理论渊源。目前国内制度治党研究往往将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现代法治理论。就制度治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关系而言，温聪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确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维护党的纪律和权威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和论述，构成了当代‘制度治党’的深厚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将现代法治理论引入党内治理，提出了“依规治党”“政党法治”等新概念，这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形成积淀了理论基础。1997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战略，“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就是“法治”，即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倡用“依规治党”而不是“依法治党”来描述党内推进的法治建设实践，因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比不属于国家范畴，这样可以避免混淆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后，制度治党中的“制度”不仅包括党内法规，还包括以宪法为根本法的国家法律制度，而“党章为本、宪法至上”的法治准则意味着制度治党有助于深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治的融合。
3.2 制度治党的概念内涵与功能价值
一是制度治党概念内涵的研究。国内既有研究对制度治党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完善党的建设的角度，将制度治党视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提高党自身能力建设的过程。刘启春认为，制度治党指的是采用制度化的方式调节党内关系，处理党内事务，规范党组织与党员的行为，发挥制度的功能优势，有序而稳定地推进党的建设。这种观点表明制度治党的目标是实现党内治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重点是党内制度的执行落实。另一方面从政党治理的角度阐释制度治党的概念内涵。随着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党政治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形成了政党治理理论，它强调政党治理方式的制度化与法治化。陈松友认为，制度治党是治理理论在政党建设层面上的应用，有别于之前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强调，是一种更加注重制度执行所产生的党内治理实际效能的一种政党治理方式。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在理解制度治党时应首先理清“制度”的内涵，它既指党内各种规章制度，又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如宋功德认为，制度治党就是采用制度化的形式规范党的建设活动，确保党的领导与管党治党在国家法律制度与党内法规的约束下运行。总之，上述视角都强调制度执行产生的实际效能，“制度治党”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运用制度化的方式调整党内关系，规范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行为，从属于政党治理的范畴，以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
二是制度治党功能价值的研究。“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使得制度治党的功能价值不仅局限于党内治理，对国家治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制度治党功能价值的阐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将制度治党看作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成为党内治理的一种常态离不开制度治党的实施。有学者认为，“制度治党”能够实现采用制度化手段管党治党，保障党员的权利、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制约党内权力的滥用，从而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从历史发展来看，党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从严治党举措都取得了成效，但是如何从长远上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等问题，从根本上还需要坚持制度治党，明确党内的权责关系，让广大党员形成制度意识。
第二，将制度治党视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举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不断提升执政能力的前提。陈松友认为，制度治党对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作用体现为遏制权力腐败现象、维护党内团结和健全党员干部的培训机制。包心鉴也指出，制度治党的推进产生了很多现实价值，尤其体现在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上。从长远来看，根本上遏制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推进制度治党。事实上，作为组织程度比较高的政党，其内部生态的优化离不开各要素之间的优化，而制度又是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正如亨廷顿指出的：“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
第三，从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出发，阐释制度治党对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政党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制度治党和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度治党强调制度实施所产生的实际效能，以提升政党的治理能力与水平为追寻目标，因而制度治党强调的是一种动态过程。虽然党的制度建设与制度治党不同，但是不能将两者的关系割裂开来。制度治党既然是一种动态化治理过程，其制度实践就应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以适应实践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推进制度治党必然会引起国家治理制度的改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周叶中认为，党应该通过制度治党的方式，完善自身的党内治理体系，并努力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说，制度治党在促进党内权力结构法治化、党内运行机制制度化以及党内生活民主化等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会促使国家治理相关领域的变化。
3.3 制度治党的执行困境
制度治党的重心在“治”，实现政党善治不仅需要完善的党内制度体系，更需要党内制度的实施与落实。国内学者将制度治党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党内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毫无疑问，制度治党的前提是形成完善的党内制度体系，但是现阶段在制度治党实施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石佑启认为，现行的党内法规体系中仍旧包含许多笼统性与原则性的规定，党内法规执行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制度治党实施中存在选择性执行或者象征性执行党内法规的现象。另外，制度治党的程序建设相对滞后，比如部分党内法规尚未建立健全的配套实施机制，使得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部分党内法规存在上下位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影响不同法规之间的匹配性，并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尚未健全，这同样也增加了制度治党实施的困难。制度治党涉及党内治理的方方面面，部分党内法规之间难免会存在不协调的现象，但是现有的党内法规实施评估机制的不完善放大了这种不协调带来的弊端。
第二，以各级党委(党组)为代表的制度执行主体的制度意识薄弱。制度治党以治理效能为导向，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制度治党效果不理想的现象仍然存在。罗达对党内制度执行问题总结时，强调了制度执行主体的制度意识弱化可能导致制度执行者依赖领导的批复而非制度程序办事。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存在的制度执行主体消极执行和选择性执行党内规章制度主要是由于这些执行主体缺乏制度意识，从而导致很多管党治党的制度难以有效地被实施，这种削弱制度权威性的做法又反过来阻碍了制度治党的实施。总之，制度治党不是将作为主体的人排除在外，不能忽视制度执行主体的作用。
第三，党内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制度治党的关键是对权力进行监督，避免党内权力沦为少数人的私权。李燕认为，党内权力监督机制在权力的来源、权力划分以及权力的行使等方面都尚未完善，这使得制度治党在党内民主建设、权责一致落实与“一把手”监督等方面面临难题。制度治党要求发挥制度优势，形成治理合力，这就必然涉及党内多种监督形式之间的衔接融合，而目前党内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党员监督等还需要进一步形成“组合拳”效应。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对制度治党的有益作用。
3.4 制度治党的完善路径
国内学者们对制度治党的完善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不断完善党内制度体系，增强制度体系之间的有效融合。黄家茂和王海军指出，党内制度体系的衔接程度直接影响制度治党的实施效能，除了增强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与清理工作，还应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这种观点既强调了党内法规制度本身应该与时俱进，又注重削减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张力。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党内法规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高质量的党内法规。其二，加强制度执行力，推动制度治党真正落地。制度本身带有刚性特征，为此应当逐渐完善衡量制度执行效果的具体量化指标，构建起科学的制度治党评价体系，让制度治党的执行有程序可寻。其三，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提升制度主体的制度意识。制度治党不仅受执行主体能力的影响，还与其意识观念密切相关。齐卫平认为，制度意识与制度自觉是有效推进制度治党的思想保障，只有领导干部形成按制度规则行事的意识，才能让良好的制度文化深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内心，进而充分发挥制度的优势。其四，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权力监督的效能。邹焕梅认为，可以从强化督促检查机制、完善惩处追责机制和加大违规处理等方面完善制度治党的监督机制，增强制度的权威与促进制度治党落到实处。还有学者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角度，主张发挥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优势。其五，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原则。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一开始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反映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的特征。何腊生认为，思想建党有助于党员将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意识内化于心，筑牢制度治党的精神根基；制度治党则是通过外在的刚性约束，保障思想建党落到实处。制度执行在根本上还要靠制度执行主体，只有从思想上与制度上同向发力，才能实现制度治党的长久性、稳定性。
4 制度治党研究的薄弱之处与突破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治党实践始于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制度建设一直贯穿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治党实践之中。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相比，制度治党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不能很好地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
4.1 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
一是研究的宏观议题居多，缺乏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尽管近年来国内形成了制度治党研究热潮，但是既有研究往往从宏观主题着手，分析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制度治党的制度功能价值，而忽视了其政治实践价值。有些研究分析了推进制度治党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但是这些分析较少引证具体的案例与数据，这可能会导致这些研究在分析制度治党面临的困境时有失偏颇。制度治党不仅包括中央层面的建设，还包括省市以及基层的制度治党实践，现有研究的宏观主题取向容易忽视不同地区在推进制度治党实践中呈现的差异，使得研究的主题设置面临着滞后于制度治党的政治实践的风险。此外，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也使得既有研究对政策的分析不够深入细致，对现有政策的调整也未能及时跟进。比如，有些研究仅仅关注党章、准则、条例等主干党内法规的相关规定，而忽视辅助制度治党执行的配套政策，导致对制度治党的执行主体、执行程序、执行评估机制等主题关注不足。
二是制度执行机制与保障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提升。既有研究呈现出对制度执行力问题的关注，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围绕制度执行的意义、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制度执行能力的欠缺等展开。即便有些学者探讨了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也往往是从“一把手”权力过大、制约监督机制欠缺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对影响制度治党的执行机制、保障机制关注不足。制度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党组(党委)、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的基层组织等实施主体，在推进党内腐败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和党员民主监督的作用，实现治理腐败效能的最大化。然而当前在制度治党实施过程中，各级党委(党组)的权责不够明晰，执行机制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度治党的实效。
三是缺乏对制度治党与党的其他建设相结合的研究，导致制度治党实践的整体性建设欠缺。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学者对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渊源、内在逻辑、耦合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制度治党作为一种治党方式，需要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其他建设相结合，共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战略。既有研究虽然关注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制度治党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相结合的研究却显得有些不足。这种缺乏对制度治党整体性考量的现状，既不利于党内治理合力的形成，也不能满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出的新要求。
4.2 未来研究的突破路径
首先，创新制度治党的研究方法，拓展制度治党的研究主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制度治党研究除了概念内涵、时代价值、基本经验等主题，还应当通过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相关研究主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现阶段，制度治党的部分主题已经得到党建、政治学与法学的青睐，如党内政治生态、腐败治理、党内法规等，未来研究应逐步细化制度治党所产生的实际治理效能等主题的研究。为此，应采用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制度治党的运行过程与执行结果进行实证经验分析，尤其应注重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以期发现制度治党执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提升制度治党的治理效能。在微观层面上，关于制度治党的既有研究往往强调制度实体建设，即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但对于如何着力解决“怎么做”的程序性制度关注较少。未来的理论研究也应当逐渐构建制度治党可量化、规范化的测量指标与评价体系，运用数据科学对制度治党的各种数据进行宏观与微观的分析，从而分析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执行差异的具体原因。
其次，制度治党研究应重点关注制度治党实施主体的作用，明晰不同实施主体之间的权责界限，从而完善制度治党的执行机制。制度治党的治理效能发挥还需要靠各类实施主体的真正落实。既有研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以来取得的良好效果，但由于制度治党涉及的具体制度很广泛，很多制度治党实践需要各级实施主体之间的配合来完成，因而明确主体之间的权责界限就成为规范行为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制度意识与制度思维有了明显提升，现阶段的制度治党实践中制度实施主体往往不是缺乏制度执行的意愿，更多的是他们之间在协作配合时存在权责界限不明与执行程序不完善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聚焦建立“失责必问、追究从严”的常态化问责机制和优化制度执行程序等方面，避免因制度主体职责不明而引起的失责和避责行为，切实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最后，制度治党研究应更加关注制度治党实践的整体性构建，发挥制度治党与党的其他建设的融合治理效应。既有研究在分析制度治党的实施机制时，往往只是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着手。现阶段，党内法规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条文规定，一些党内法规缺乏“刚性”规定。也就是说，现实中党内法规具有的某些特征可能影响制度治党的实施效果，因而未来研究应当转向构建整体性的制度治党实践。比如制度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相结合，有助于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落实，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转为治党效能。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制度治党与党的纪律建设契合度得到提升，完善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渐趋成型，为制度反腐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此，可以探索制度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其他建设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制度在治党管党过程的全覆盖，进而提升制度治党的整体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发挥制度融合与制度协同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