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凡夫|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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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

引用格式：高凡夫.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回顾与前瞻[J].探索,2021(6):17-30.

摘要：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建党精神研究经历了红船精神研究、创党精神研究和建党精神研究等几个阶段，建党精神的概念及其内涵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极大促进了建党精神的深入研究。从目前来看，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意义、形成背景、深刻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弘扬传承路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弘扬传承、对外传播等方面着力，从学理的维度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源与流，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历史文化规律，并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与“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相贯通，充分展现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及其发展规律。

作者：高凡夫，男，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继2005年提出“红船精神”之后，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精神成长与发展的新高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标志性革命精神的建党精神历史形成最早，但进入学界视野最晚，最近十几年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在习近平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之前，建党精神研究相对滞后，也缺乏较有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导致“我们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存在挖掘深度不够、理论成果不多、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这种研究状况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因此，本文试从建党精神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出发，一方面考察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现状，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研究的着力点，以此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1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前奏

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学界对建党精神的探讨与认识，无论是概念命名还是内涵界定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和建党精神研究的起步，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建党精神”概念是胡建成等人在2011年提出的，但在这之前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把郭淑敏提出的“建党精神”概念，与目前学界讨论的“建党精神”概念相等同。这可能更是一种误解。因为郭淑敏所探讨的“建党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任务以及建党思想、原则等，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的“建党精神”并不相同。对于建党精神研究的起步，有学者指出“建党精神研究从红船精神研究开始、从浙江嘉兴南湖起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肇始于红船精神”。但事实上早在红船精神研究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开始了有关建党精神的研究。从探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及其建党精神内涵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建党精神研究主要经历了红船精神研究、创党精神研究和建党精神研究等几个重要阶段。

1.1 红船精神研究

2005年习近平提出弘扬“红船精神”后，红船精神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从学术研究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后红船精神的研究逐渐增多，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议题。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南湖红船旁再次阐释了红船精神，更是将红船精神研究推向高潮。

习近平提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很多学者把红船精神和建党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把红船精神视为建党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被誉为‘红船精神’”。也有学者认为，早期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就是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所以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也可以称为建党精神，包括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还有学者指出：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精华所在和生动写照，集中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可以说，“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红船精神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认识。

1.2 创党精神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红船精神”概念的提出为学者们思考“建党精神”提供了启示。从概念定义看，“创党精神”与“建党精神”指代的是同一种精神，即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铸就的早期革命精神。在创党精神研究之前，也有学者对“新民学会精神”进行了一定探讨，但“新民学会精神”并非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创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整体性概括和命名，在建党精神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从提出时间来看，余伯流于2006年提出“创党精神”概念，2008年又将“创党精神”更名为“建党精神”，但并未对“创党精神”的内涵进行深入解析。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李小三。他明确提出创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最早源头，并对创党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全面总结了创党精神的深刻内涵，而且事实上也和“红船精神”的提出一样，在“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认知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时间提前到建党之初。创党精神研究虽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随着红船精神研究的兴起而逐渐淡出学界视野。

1.3 建党精神研究

在“创党精神”概念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建党精神”。在这一时期，虽然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观点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认识，但也有学者正式提出“建党精神”这个概念，考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尽管在2010年就有学者提及“建党精神”，但主要研究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与现在讨论的“建党精神”概念及其内涵不一样。直到2017年，学者们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的角度提出“建党精神”概念。因而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建党精神”研究起步较晚，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前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少。但相关学者探讨了建党精神的内涵，以及和红船精神的关系，从而使建党精神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对于建党精神的内涵，高福进概括为大无畏精神、创新求变思维、爱国爱民情怀以及追求真理理想等。张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建党精神，即“忠于信念、坚定理想，顺应潮流、勇担重任，不惮前驱、开拓创新”的精神。齐卫平也对此进行了归纳概括，认为上海革命圣地凝结着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真。对于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高福进认为“红船精神不能等同于建党精神”，因为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的精神，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整体与局部、总体性与个体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二者是一种隶属关系。这一观点是将建党精神视为宏观的、整体性和长时段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而红船精神只是一种从属于建党精神的、个体化阶段性的具体革命精神。也有学者认为，“用红船精神的内涵完全替代建党精神的内涵表达，会模糊概念边界”。这些学者认为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是两种精神，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一部分，是从属于建党精神的一种具体形态的革命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建党精神”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十分接近“伟大建党精神”。因而2021年“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学界提出的“建党精神”概念的内涵也就自然与“伟大建设精神”保持一致，揭开了建党精神研究的新篇章。

1.4 建党精神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前，建党精神研究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历程，学界对建党精神概念与内涵的理解认知也一直在不断变化。但总体来看，由于建党精神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取得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不相称的，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从学术研究来看，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整体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前，中共党史研究主要“以宣传党的光辉成就为主，因突出政治性而忽视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一度也只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加以宣传利用，很少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才开始真正兴起。在这一过程中，较早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并开展深入研究的，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革命精神。而包括建党精神在内的早期革命精神由于没有获得正式命名，尚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很难引起学界重视，更谈不上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相关重要史实考证和史料挖掘整理，因而“建党精神”在很长一个时期未能进入学界视野。

此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观点，在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也曾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直到“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就追溯到井冈山精神之前的建党时期。这反映了我们党和学界对建党精神的认识在进步。而就“建党精神”概念本身来看，“从提炼和命名的角度来说，由于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革命精神的创造主体不集中、革命中心地域分散、实践活动复杂多样等，要想提炼出一个能够充分、形象地代表早期革命精神的精神名称或概念，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和挑战”。这也是建党精神研究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既解决了概念及其内涵界定的问题，又将建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推向新高潮与新境界。

2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现状

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学者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迅速开展了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学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一是多家学术期刊以专题形式刊发系列研究论文，二是各级各类主流报纸刊发了大量理论宣传类文章。伟大建党精神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伟大建党精神提出的重大意义

学者们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尽管这并非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最重要方面，但仍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对其蕴含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

一是伟大建党精神对建党历史的科学总结，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是党的百年奋斗史伟大开端的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对建党的贡献，为我们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遵循，必将有利于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

二是伟大建党精神对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高度提炼概括，是党的创新理念的最新表达。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百年党史高度的创新性表达，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表达，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的高度凝练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宏观概括。它不仅是对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重大创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根、魂、源、脉进行再抽象、再提炼”。

三是伟大建党精神对党的自我认识达到新高度。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我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的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庆祝活动上提出的标志性政治宣示和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跨越后实现了高度的精神主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备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的性质和宗旨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精神谱系的领悟与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和中国的认识尤其是对党的自我认识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的重要升华和时代性自觉。

2.2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背景与逻辑基础

学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有着特定的背景，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思想基础和组织因素等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历史产物，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英勇斗争、艰苦探索的精神结晶。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萌发，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党实践特别是党的一大促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工农运动的兴起则有力推动了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还有其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其中，伟大建党精神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形成土壤，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和领导革命的伟大创造是其实践基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交织耦合是其理论逻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镜鉴交互融合是其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实践发展中坚持目标导向又把握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是其实践逻辑。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文化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不懈探索和中国共产党先驱创建政党及其领导革命的斗争实践。

2.3 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源头，有其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思想优势、政治优势、精神优势和道德优势等，使得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丰富而深邃，能够跨越时空，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一是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不是具体革命精神叠加的总和，而是融合各种革命精神的思想精髓。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具有统领作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动力来源，“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实际表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责任要求。这就意味着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全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所在，深刻表明了我们党“从哪里来”的历史基因，明确指出了我们党“向何处去”的光明前景。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的这四个层面各有其特定的指向，但又相互联系、紧密结合，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信仰、政治行动、品格风貌、道德情怀等层面的内容，可以视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魂、本、基、根。从政党特质来看，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这四个层面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理论品格、实践要求、精神力量和政治品格，反映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性、道义性、人民性与革命性。

二是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多维的内涵特征。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宏观性、覆盖性、渗透性的特点，其内涵具有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坐标意义，与其他革命精神一样蕴含着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共同特征，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斗争性、人民性。此外，担当性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鲜亮底色，创造性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属性，人民性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一条主线。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彰显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融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交相辉映、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鲜明品格，并具有时代性、开创性、源头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特质。整体而言，伟大建党精神内涵具有革命性与斗争性、创造性与实践性、整体性与一贯性、先进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等特征。

三是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处于源头地位，之后形成的系列革命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展开、体现、演进与传承。换言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和魂，是党的各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宏观层面的总体概念，其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总汇，中国共产党人各种精神表现的具体内容都是建党精神的孵化和演绎。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其科学内涵是精神谱系的精髓和核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因此，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活水源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鲜亮底色。

四是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通过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因而伟大建党精神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具体而言，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定中国文化自信、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重要借鉴，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财富，为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伟大建党精神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核心基因，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方向引领。伟大建党精神也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指向，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指向。

2.4 新时代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意义与路径

积极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时代和新征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建党精神融入管党治党的全过程、各方面，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加强“四史”学习教育。首先，要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全面理解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次，将伟大建党精神注入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以伟大建党精神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切实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因此，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需要不断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指引。

新时代积极弘扬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需要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生生不息的传承动力。面向新的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伟大建党精神成功传承的经验，把这一伟大精神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下去，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百年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因此，在弘扬和传承的过程中，一要抓思想聚人心，提升理论武装引领力；二要抓立场强党性，提升精神文明向心力；三要抓研究固根基，提升主流话语的解释力；四要抓阵地建队伍，提升思政课的感染力。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践行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磨砺顽强意志，进行伟大斗争；要忠诚于党，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同时要加强教育引导，把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为思想自觉；完善纪法制度，形成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行动自觉；用好党史资源，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前瞻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提出的，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与此相适应，伟大建党精神研究需要提高学术站位，从新时代高度和全球视野，把伟大建党精神置于“两个大局”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背景之下，积极构建多学科协同机制，创新研究思路与方法，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全面研究。

3.1 改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方法

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决定了伟大建党精神研究需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构建多学科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多学科合力优势，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长时段、宽视域、多视角的全方位研究，才能产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然而，总体来说，由于建党精神研究起步较晚，无论研究内容、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改进。很多成果尚停留在宣传性、普及性和一般性描述阶段，只是对一些重要概念的泛泛解读，且同质化重复现象严重。

目前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学科归属和研究视域看，现有研究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党史党建专家学者的成果，研究学科和研究群体相对单一，多学科协同机制尚未形成，全方位、多视域、多学科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二是从研究视角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对伟大建党精神本身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进行解读与阐释。这种研究是一种横向的和静态的论证分析，缺乏纵向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考察与梳理，难以厘清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脉络与演进规律。同时，当前学界研究目光基本着眼于国内，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外传播缺乏足够重视。三是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成果更多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较少运用“新革命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重要影响进行深入考察，尤其缺乏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发展与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

基于此，笔者认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积极改进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充分借鉴和运用“新革命史”和“新文化史”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回到历史现场，把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建党精神的形成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全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演进规律及其与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出发，以历时性研究深入考察伟大建党精神与各个具体形态革命精神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百年生成发展的深远影响；以共时性研究充分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永恒价值；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研究，探索总结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弘扬传承规律、手段方法与经验启示。三是从全球史视野加强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探寻伟大建党精神的世界意义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通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党特别是百年大党的政党精神比较，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与其他政党精神之间的共通性与独特性，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在世界政党精神中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2 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的学理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传承研究与对外传播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如何从百年党史出发，立足新时代，准确把握“两个大局”，面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学理层面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系统考察与解读，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是当前学界的重要使命与担当。

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精神和建党精神的论述研究。恩格斯深刻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高度重视革命精神的激励和动员作用，有着大量关于革命精神和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是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与科学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进行追根溯源和全面总结，是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前提，更能够进一步增强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学理性和历史厚重感。

二是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和近代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迁，探寻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动力机制与演进规律。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个开创性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相统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应当将伟大建党精神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中，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进行深入考察，积极探寻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动力机制与演进规律，特别是深化伟大建党精神发展演变与近现代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以深刻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历史地位和重大社会影响。

三是辩证认识作为整体意义的建党精神与作为个体的党的早期创始人的思想精神的关系。所谓建党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先驱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严谨求实作风和良好精神风貌等，是一种集体精神和作为整体意义存在的早期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先驱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在选择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无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和伟大追求，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然而，“党的初创时期人物与后来各时期的党员成分有所不同，他们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又处于社会最黑暗、最动荡时期。他们的思想随着社会动荡的变化比较大”。因此，党的早期建党群体中较多的人前后有着复杂的思想经历。在建党百年和新时代背景下，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既要从宏观和整体视角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又要辩证认识作为个体的党的先驱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功过是非，从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中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主流因素和发展脉络。

四是深化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研究。红船精神提出后，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二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来看，无论是“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还是“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以及建党精神包含红船精神、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等观点，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无疑是在红船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红船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与提高。但问题是，伟大建党精神是否可以包含红船精神，或者说是否由于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而使红船精神就失去其研究必要，这应当是学界明确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需要看到，正是由于红船精神的提出，建党精神研究才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也才会有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仅就这一点来说，红船精神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不应被忽视。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要看到二者性质上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要认识到二者同时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二者必居其一，用一个取消或取代另一个”。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问题研究，厘清二者之间在形成逻辑、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各自存在的必要性，使建党精神研究与红船精神研究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五是深入开展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全面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和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目前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达180多个，政党有6200多个，其中百年历史的政党有66个。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只是少数，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年大党，有其内在必然逻辑与发展规律。这些百年大党也有着形式不同、内涵各异的政党精神及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丰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范式和内容。因此，应当放眼全球视野，深入开展中外政党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百年大党发展历程和经验比较研究，特别是加强中外百年大党和执政党的政党精神及建党精神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意义，凸显伟大建党精神的比较优势，更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3.3 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传承的规律研究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对之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处于上位和统领地位，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百年生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百年弘扬传承与发扬光大的历史进程。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有着不同的发展演进，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传承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与体现。

一是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及其演进规律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每一种具体形态的精神都包含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因子，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弘扬与传承。或者说，每一种具体形态的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伟大建党精神正是通过每一种具体形态的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弘扬传承与发扬光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实践主题，这就决定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演进发展和阶段性特征。只有深刻把握其演进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才能够厘清伟大建党精神的发展脉络和传承进路，也才能够更好地为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传承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启示。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必须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发展研究，在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演进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传承的有效路径与方法。

二是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化、大众化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对于不同领域和不同群体都有着重要启发与传承意义。弘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首先需要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语言和方法，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与阐释，把伟大建党精神及时、全面、准确地传递到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深化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对象研究。受各种国内国际复杂因素影响，当前中国民众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倾向，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存在明显差异。弘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对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状况深入调研，进行分众化研判，准确把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与价值诉求，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使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传承更具科学性、针对性与亲和力。

三是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手段与方法研究。弘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结合新时代特点，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方法。其一，积极探索“四史”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的实施路径；其二，创新推进伟大建党精神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的有效方式方法，特别是积极探索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路径方法；其三，全面构建灵活运用各种现代化融媒体手段和载体、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传播模式，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主阵地作用，确保传播效果的有效化。通过这些策略方法，真正把伟大建党精神宣传教育与弘扬传承落到实处，最终使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具有强大感召力与凝聚力的价值共识。

3.4 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外传播研究

当前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认同。积极推进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对于充分展现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塑造中国大国形象和中国共产党良好政党形象，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伟大建党精神在国内的弘扬传承，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外传播，让伟大建党精神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一是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的世界意义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世界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伟大建党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重要成分，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同样属于世界人民，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宝贵精神资源，着力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世界意义和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二是加强讲好伟大建党精神故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是“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而“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故事”，伟大建党精神故事更应当是中国故事中最生动、最具感染力的故事。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研究，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和伟大建党精神故事，“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三是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策略方法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遵循对外传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研究，一要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二要全面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三要积极探索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话语模式、传播内容、传播手段技巧和传播体制机制，使伟大建党精神对外传播获得良好效果。

3.5 谋划建党精神和“建军精神”“建国精神”的贯通性研究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就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确立了“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国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7月30日习近平再次强调，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要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奋斗新征程提供了又一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遵循了先建党、后建军、再建国的轨迹演进。建党、建军、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有序推进并持续完成的三大目标任务。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军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三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建党、建军、建国，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建党、建军、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建国精神，既特色鲜明又一脉相承。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驱群体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标识，建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精神结晶，建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诞生，不仅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军和建国的根本前提和条件，由此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也为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的孕育生成提供了根本滋养与坚实基础。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良好作风和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是融入党、人民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血脉与灵魂的精神内核，贯穿于立党、兴党、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彰显出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伟大建党精神不仅对一系列重要革命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直接促进了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并共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建党、建军和建立新中国，是继五四运动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内容，相伴而生的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军、建国三大精神“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使中国人民从屈辱和灾难中苏醒，大步走向民族的振兴和繁荣”。

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军、建国三大历史性事件视为一个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更宏阔视野和更长时段范围的“大历史观”视角，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对中华民族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近代中国人民探索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观照中，全面系统地考察阐释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建国精神的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探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生成演进规律，更加彰显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建国精神的伟大历史意义，无疑成为学界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但目前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很少有学者富有远见地将建党精神和建军精神、建国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层次的宏观和整体的贯通性研究。如何将三者紧密结合，在高度重视和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和深化建军精神与建国精神研究，显然是学界面向“两个大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应当及时关注的重要课题。

4 结论与讨论

从学术史回顾来看，建党精神提出较晚和概念不统一，是制约建党精神研究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然而每一个与建党精神相关的重要概念的提出，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建党精神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和层次，也都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建党精神内涵的理解与认知。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仅使建党精神的概念内涵达成高度共识，更将建党精神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与境界。

伟大建党实践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也伴随着党的百年奋斗之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深入研究阐释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时代需要，更是面向“两个大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历史担当。未来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和百年成功经验，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提供重要经验与启示。同时，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应当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把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元素和展现中国共产党良好政党形象的宝贵资源，积极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外传播，让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展现中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