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娜|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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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4期。

引用格式：张敏娜.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探索,2021(4):162-176.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构筑中国精神，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融通的精神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倡导，具备指引人民信仰的思想指南、价值导向、政治保障三重优势。目前中国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上的蕴涵梳理与阐发供给，还存在不适应信仰形成阶段性发展需求、不适应信仰双重功能作用发挥需求、不适应信仰主体阶层差异需求三组矛盾。解构信仰的神化、物化与虚化，须从以求真精神指引心性生命重返人心自由、以尚善精神指引德性生命重建人格高贵、以审美精神指引灵性生命重炼人品纯良三个维度，寻求中国精神指引新信仰形态生成的路径突破。

作者：张敏娜，女，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百年来，在中华民族如何增强凝聚力以抗争困厄、博取生机、走向复兴的探索中，从不缺乏开拓者的思想贡献。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其中的民魂就是人民信仰，中国的真进步就是国家力量、民族希望。那么，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人民信仰要如何构建？在“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命题之下，中国精神怎样为人民信仰提供精神指引，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精神能够指引人民信仰的依凭何在？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能够为人民信仰提供指引的中国精神应具备怎样的义涵构造与意蕴觉解？本文试从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作以探讨。

1 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

中国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可以被多维度解读，如回到具体社会环境理解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各自不同的历时性特质，或从纵贯历史的人文视野考察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整合通契的共时性本质，或基于民族特征、中国特色梳理中国精神的传承流变，以及从命运与共的世界意义、人类意义洞察中国精神的意涵生发等。但就“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视角看，逻辑起点应该是中国精神的价值功能，即中国精神因哪些本体属性而具备指引人民信仰的效用优势，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1.1 思想指南优势

中国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思想指南优势，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融合会通的精神结晶。习近平曾经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两种各有侧重且互为支撑的精神内涵解读过中国精神。其中，民族精神侧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时代精神侧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但侧重中又有融合，“民族精神虽然经历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但它并不是过去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时代精神的成分”，比如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爱国敬业等时代精神，同样凝结在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忠义利群的传统血脉中。正如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受绵延几千年至今的、由中国人民特质禀赋铸就的中华文明影响，并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精神气质阐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论述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融合度与同质性。这种同质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凝聚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翻天覆地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中，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会的“核聚变”能量释放。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个“学会”之所以可能，这个转变得以发生，靠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凭空降临，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复苏唤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自具有但在特定历史时期隐没沉睡的精神基因。比如，马克思主义对道义制高点的占据和对真理境界的抵达，完成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社会理想的当代书写；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有机理论重构，完成了散见于包罗万象中华文化中的社会进步发展思想片段的系统表达；对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批判性继承吸收，完成了中华文化对天地万物规律性认知的科学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论化、体系化、现代化重张过程，也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的孕育生发过程。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正是这个融通，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社会、阶级、生产力条件看上去都不尽具备的中国得到根深叶茂、蓬勃不息的实践与发展，使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必然。这个必然性从政治上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胜利，而从精神文化上看，则是充分融会渗透并潜移默化影响政治认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母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本民族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贯通，架起了二者之间血脉相连、经络相通的桥梁，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成果成功嫁接在了中国这棵大树之上，“比起世界上所有的类型的‘政党’，貌似历史不及百年、执政不及七十载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树大根深，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因此，从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高度融合的思想脉络来看，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而结晶的中国精神，能够为指引人民信仰提供思想资源和方向指南。

1.2 价值导向优势

中国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价值导向优势，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底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和人民信仰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底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价值凝结，能够指引全体人民共同信仰的中国精神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淬炼，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集中体现价值观属性的中国精神。价值观是对价值导向的确认，如“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能够“判定事物的是非和美丑”，“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中间……做出筛选决定的行为”。人民信仰之所以需要指引，是因为陷入多元价值格局、出现价值选择迷茫。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精神，之所以能指引人民信仰，是因为其能够直面多元格局中的价值冲突并指引价值选择。比如“只有‘小康精神’，是建设不了小康社会的”就包含两层意蕴，一是致富精神、“小康精神”已实然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中产生着导向作用；二是仅被物质财富驱动的价值选择不足以形成能激励人民从小康社会走向更美好未来的人民信仰。这同时带来两重思考：一是当前社会成员精神世界除了受利益引导，还受哪些单极、片面的价值取向影响；二是如果多元化价值格局失之于芜杂混乱，而单极化价值引领又必然走向偏激封闭，那么应该怎样构建一个正确排布公与私、义与利、人与我、情与理、权与法等主次轻重关系的价值信仰格局？在中华文化精神特别是优秀传统精神宝库中，有俯仰皆是的价值导向及其精神本源，比如在义利价值选择上的见利思义，在公私价值选择上的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在人我价值选择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集中体现价值观属性的中国精神都能够指引人民走出价值迷沼。

其二，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具有超越性。但中国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性质、领导力量以及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都决定了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的人民信仰构建，离不开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精神引领：一是天下大同、立党为公等“天下为公精神”；二是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人民至上精神”；三是勤劳致富、扶困助贫、先富带动后富、消除两极分化等“共同富裕精神”；四是爱国利群、家国天下、合作共赢等“集体主义精神”；五是实事求是、科学理性、尊重规律等“追求真理精神”。这些精神在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广泛存在，可以直接拿来补给人民精神需求；同时也在传统文化中深厚沉积，需要完成转化与创生，比如“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平等思想，转化到当代中国精神中，就是“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扶贫精神，“没有全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共同富裕精神。这些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精神境界，能够引导人民保持对精神崇高与价值先进的认同与仰望，进而在行动上接受感召、无限趋近。而且，正如习近平强调要“以党的优良作风带动民风和社会风气好转”，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人民一员，其践行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性表现，本身就对人民信仰构建产生着感召与引领。

其三，集中体现“核心”属性的中国精神。对中国精神的“核心”提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怎样理解“核心”精神？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提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三个倡导”以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都将“三个倡导”“24字”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但也有学者认为对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不可以仅止于“24字”，如“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简洁明确、高度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三个倡导’仍然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层级的最终概括，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历史性表述……应当基于这一重要表述并以此为新的起点……走向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构”。这类观点以对“以这一重要表述为新的起点”的肯定及“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构”的期待，开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更广阔空间。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三个倡导”后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今天为止都还是一个开放性命题。习近平2021年4月20日在清华大学依然提出“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说明核心价值观的“树”与“培”仍然在路上。这种“核心”提炼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立足价值观范畴，不使本该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精神湮没于泛泛的目标愿景、道德规范与公民操守之中，以集中发挥价值选择的导向作用。二是立足社会主义本位，既以远大理想为终极感召，又注重发挥共同理想的凝聚作用；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又着力于完成传统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转化；既借鉴西方进步精神成果，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价值的批判与超越。三是立足“以文化人”立场，不追求宏大叙事、宏阔构建、面面俱到，但求深挖内核、触及灵魂、直击现实，以高度凝练、过目不忘、引人深省的表现形式，凝聚价值共识、倡导价值追求。

1.3 政治保障优势

中国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政治保障优势，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倡导。一种精神成果能不能指引一个民族、一国人民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这个民族、这些人民的执政力量，对这种精神的理解深度和认同程度。一种社会意识要获得主流地位与大众认可，政治保障不可或缺，即必须上升为领导阶级的精神诉求和意识形态，以执政者意志自上而下动员传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忠诚代表并坚定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高度重视中国精神的凝聚引导作用，明确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寄托着人民对未来的期待与信念，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精神引领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政治担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精神的主要谱写者、力行者、倡导者，必然会为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提供强有力的资源调集、力量动员、组织实施保障，理由有三。

其一，基于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也是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认识论前提。如果一种社会意识没能有效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精神信仰，就不可能获得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想信仰，集高尚性、纯洁性、先进性于一身，而中国精神则集中融会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力量的价值追求。要确保蕴含共产党人价值先进的精神倡导能够在人民精神世界形成价值尊崇与价值向往，能够对人民信仰产生积极的引领感召和示范带动，同时也能够为振奋人民士气、激发人民潜能、涵养人民道德、安放人民心灵提供精神支撑，必然要发挥中国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基于以向上向善精神感召凝聚强大力量的经验自信。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革命与建设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奥运精神、丝路精神、抗疫精神等，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同时，也为铸炼中国精神攒足了厚重而珍贵的精神资源，沉积了深层次与广走向的精神富矿。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当代中国精神中的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源头，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的中国精神的先进内核和宝贵精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接受向上向善精神感召所焕发出的强大意志力、战斗力、凝聚力，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强敌、取得一切成就的信心能力所在。已先行在精神世界探路觉醒并取得瞩目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所能凝聚的民族复兴伟大力量，充满自信与把握。

其三，基于环境系统正向反馈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人民信仰是共产党人理想信仰的外部环境和生长土壤，二者须血脉融通、连枝同气才能共生共存。若放任封建特权等级思想和西方利己主义、资本至上价值观的污水横流、毒素泛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崇高性神圣性便难以伸张，党内政治生态便难以自清独善。因此，必须把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构建全体人民信仰密切结合，加强中国精神对人民信仰的引领，以昂扬向上的人民信仰厚培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的良田沃土，营造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环境氛围，在解决一部分党员干部信仰迷失、理想动摇外部性问题的同时实现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的正向精神互动，汇聚民族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2 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现实困境

思想指南、价值导向和政治保障优势是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应然逻辑，而指引作用的实然发生必须回到实践。但就目前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在推动实践方面尚有不足：有的缺乏问题导向，陷入纯理论的抽象讨论；有的抱有热切而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浮于对现象的感性认识；有的具有信仰构建的问题意识和回归精神文化的方向感，但点题却未破题，未能有效切入；有的从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培育等角度对人民信仰构建有所论及，但失之于琐碎，缺乏集中专论。在中国精神义理构造与意蕴解读上，还存在不适应信仰生成路径疏浚、功能结构再造、主体差异细分等现实需求这三组矛盾。

2.1 精神梳理的条块结构不适应信仰形成的螺旋过程

信仰作为精神生活的顶级范畴和生之为人意义价值的终极追求，其形成绝非浅层次的意识冲动和短时期的心灵寄存，而须经历一个反复校验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升华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三个梯度递进的境界升维阶段：信仰找寻、信仰锚定、信仰坚守，非至“坚守”境界而不能称之为信仰。

既起步于“信仰找寻”，不妨追问信仰何以“失落”。“人民有信仰”作为“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前置条件，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直面与回应，其中包含两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有信仰，否则无法解释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弄潮逐浪的理想主义矫健姿影何以五千年不绝；二是在翻天覆地、风雨兼程、高歌猛进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理想的神圣性曾经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跌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人们“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正如有学者很难接受“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会“如此容易便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无论身处喧嚣的生活参与者，还是洞若观火的社会观察者，对于将价值王冠自理想主义头顶打翻再转身奉予功利主义的世态人心，都有着同样的感知，“在这个时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信仰的失落’了”。如果信仰的失落是一件极具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那么信仰的找寻、重拾与回归，也自然离不开精神之光的普照与引领。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结出的精神成果已经形成了世所罕见的中国精神巨大资源，但相对于回答“为什么信”“信什么”“坚信什么”等境界渐次螺旋上升问题的人民信仰指引需求，还需要对中国精神的丰富蕴涵作两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梳理：一是需要在体系结构上构建系统化、立体化的精神世界。当前中国精神的谱系归集已相当充足完备，如时间名谱系(五四精神、二七精神等)、地名谱系(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人名谱系(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等)、事件名谱系(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等。但在这个基础上、在条块的纵横贯通之间，还有必要直面人民信仰构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从义理融会、逻辑疏通、理路勾连等方面，加强中国精神直接回应信仰找寻、锚定、坚守过程中具体困惑诉求的问题导向性、系统有机性建设，挖掘主体间性的内在张力，完成中国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上的精神世界立体化构建。比如从“五四精神”的追求真理，到“二七精神”的英勇无畏、“抗战精神”的大义担当，再到“西柏坡精神”的团结奋斗之间，提炼出精神升华与力量焕发过程的完整内在逻辑，讲好信仰力量的故事，回答好“为什么信”的问题，增强社会成员对信仰构建重要意义的心理认同。再比如从“井冈山精神”的依靠群众，到“延安精神”的群众路线，再到“雷锋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梳理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唯物史观一脉相承、多维丰富的精神蕴涵，回答好“信什么”的问题，启迪和引导社会成员在信仰构建中回归以人为本立场。二是需要在哲学层面展开整全性、反思性、规律性义理整合。只有使中国精神焕发出辩证智慧光芒与永恒真理力量，才能有效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片面性、实用性、极端性、对立性思维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要通过哲学视角开展精神引导，以更好回答“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要在最终极的思想境域回答最究竟的人生大问，以彻底解放陷入精神泥淖的灵魂。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多元化世界与多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要回答好何以抵制腐朽庸俗价值观、何以避免信仰异化虚化等根本问题，就必须具备对立统一、执中平衡、辨证反思的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这也是对中国精神在哲学意义上获得整体性、多层次、义理化融会重构的期许。这种于哲学意义上完成顶层设计的中国精神供给，能够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高品质精神生活愿望的同时，合规律性也合目的性地对人民信仰构建形成整体性、全面性引导。

2.2 精神激励的一元取向不适应信仰功能的双重向度

信仰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价值在于具备满足精神文化需要的功能，“通过它去安顿自己的生命、解释自己的生活，甚至用它去化解人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根据实际需要，信仰功能至少有两个向度：一是向上提振、激励升发。即助益信仰主体找到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激发出积极进取、精进不息甚至在所不辞的奋斗意志与精神状态。100年前，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的理想和使命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之奋斗，并于其中迸发出坚不可摧、百折不回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不断走向并抵达神圣精神境界。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直面伟大事业对伟大精神的迫切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信念和人民信仰，这个信仰对于全民族形成共识、创生动力、振奋士气，发挥着强大的精神凝聚作用。二是向下兜底、抚慰沉落。即能够通达解释个体人生的苦难、挫折、失意何以发生，曾为之奋斗追逐的人生意义何以幻灭、破碎，并稳妥承载其中的心理失重与精神沉落，为缓释个体精神苦闷指明出路，为消解现实困顿做出方法论安排。当然，在上升与沉落的重合地带，理论层面来看，信仰还需要具备精神内敛、安住当下的第三向度功能，但这种重合并不稳定，会继续升降演变，因此不单独讨论。

现实问题在于，当前中国精神汇聚了强大的向上提振能量，如自强不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敢为人先、奋勇争先、积极探索、坚忍不拔等，足以发挥信仰第一向度的正向指引功能。然而对于第二向度信仰功能，需要拿什么精神加以引导？诚然，中国精神宝库特别是传统精神中不乏能在生命深邃处慰藉伤痛、释放焦虑、化解仇恨、纾解焦灼、修复能量、焕发元气的人文底蕴。如正道沧桑、好事多磨、晴耕雨读、独善其身等具有方法论意蕴的精神引领，以及安贫乐道、田园隐逸、超然物外等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内涵的精神导向，能在某些程度上帮助沉落人群减却精神困厄，但终归只是少数人的个体文化领悟与精神自救，尚未上升到人民信仰高度，未在信仰范畴整合生成安全线、兜底网。对于那些主观上不愿以物质财富衡量成功或客观上不具备创造充足物质财富能力的群体，要以怎样的精神来指引他们释义人生意义？假如不该漠视“失败者”的存在，那么奋勇争先、向上激励的精神倡导，可能反倒会放大他们“不成功”的窘境，“使他们向更适合自我身心、更有意义感觉方向进行的追求更易招致多余的压力和误解”。那些看不到希望的“失败者”，如果难有一种安全稳妥的方式调集生存信念、本体能量并保持生命愉悦，就难保不走向自我伤害、伤害他人甚至危及社会。这赫然提醒着中国精神的构造、铸炼与倡导，特别是对人民信仰的指引，不能忽略信仰本体必须具有的心灵救赎兜底功能向度，更不能忽略信仰主体中那些正在面对和遭受现实世界挤压、困窘与挫折的人群，否则就会影响中国精神对人民信仰的整体重塑。

2.3 精神倡导的趋同境界不适应信仰主体的阶层差异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努力践行的价值规约，因此需要按照“最大公约数”的建制构造，那么中国精神作为照耀、温暖、启发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光芒，则更适合作为“最小公倍数”理解，即中国精神有义务遍照每个中国人心灵乃至心灵每个角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实现前的相当长历史过程中，在作为整体的全体人民的内部，依然客观存在属类、圈层、职业等人群区别度，比如按政治信仰有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成员之分，按社会分工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官员之分，按收入有低、中、高收入者之分，等等。他们作为不同属类信仰主体对信仰的诉求期待皆有不同。因此，人民信仰构建所需的精神指引，也应视人群不同而有所区分，特别需要扎根生活、贴近百姓，“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施以相应的精神指引，“从精英式的指点江山转向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从宏大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关注一般社会成员在寻常的人际关系中的体验”等。当然人群之间的精神需求差异，并非简单、绝对的圣俗高下之分，比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高尚精神生发在许多基层工作者身上，习近平讲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可以确定的是，不同属类人群信仰构建所需的精神指引，一定有不同的境界和主旨。

然而反观中国精神对人民信仰的指引，目前还未形成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中主观符合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原理指导下的世界观、方法论自觉，即尚未体现人群细分的需求导向与现实关怀，尚未形成精准应对的“治愈药方”。比如，对于“想发财”和“当干部”两类人有不同要求，前者只要合法发财、靠勤劳能力智慧致富，就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而后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对于党校教师和其他学者有“学术探索无禁区、党校讲课有纪律”的不同标准方向等，都是精神引导的精细化范例。那么，在分工不同、收入不同、诉求不同的人群之间，也同样要体现精神倡导的层次性、差异性。如果对其不加区分地囫囵倡之以无私、高尚，其结果就是衍生出伪善、伪道德、伪信仰等精神世界的虚假繁荣。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对指引人民信仰的启发，就是必须躬身直面基于生产方式、社会分工、物质条件等社会存在因素而形成的信仰主体人群差异及其精神诉求差异这个客观现实，对人民信仰构建施以“有教无类”的精神光照和“因材施教”的精神引导。特别是在当前无论物质生活、生产方式还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无论家国命运还是社会心理、个体体验，都发生大开阖、大纵横、大变局的时代，要怎样照看好各阶层精神世界，给不同人群以点亮生命的信仰指引？就更须以既仰望辽阔星空又心怀山河大地的姿态，在广袤纵深的中国精神文化沃野上潜心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耕细作。

3 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突破路径

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当前，在中国精神对人民信仰的指引上，大的方向就是把对“怎样的精神引领才能构建人民对生命真实不虚终极正信”的思考与回答，贯穿于对当前信仰神化、物化、虚化问题的破解中。习近平提出文化艺术要在铸造灵魂的工程中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其中所指明的求真、尚善、审美三维引领方向，对应着中国精神解构信仰神化、物化、虚化的突破路径。

3.1 以心性上的求真精神解构信仰神化

信仰神化的基本表现，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格化信奉。尽管信仰从其出发点来说，是要获得人与世界的真相，是“一个民族对于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但“求真”能否得真，要经受两重考验：是否承认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是否能够实现信仰主体与信仰客体的统一。

以第一重考验看，被神化的信仰往往宣扬绝对“真理”，建立绝对相信、不容置疑的神化权威。当下中国，极端神化信仰“表现得不明显，或者说中国文化总体上并不倾向于神学的信仰”。存在于一些个体身上的信仰神化表现，主要是具备“‘求真’而未得真”特征：对某种外来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产生一种盲目迷信、绝对尊崇、不容置疑的赋魅式崇拜，以及对信仰主体内心执念固持一种不可触碰、不可违逆的自封神式的抱守。比如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膜拜、全方位尊崇，而对我们这个民族自带神圣性的传统文明全然罔顾甚至全面否定；在中西文明对话中放弃本应坚守的西为中用立场，反而被西方中心主义附体，倡导西体中用，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种信仰追求不仅因其本位立场的颠倒和执持一端的排他性、绝对化、极端化形而上学思维而难以达到“求真”目的，更因其抛弃我之为我的本民族文化根基、精神血脉而无法得到心灵最祥和安稳的依归。所以，这样的信仰主体往往表现出偏激狭隘的心胸、极具攻击性的言辞文风以及极度缺乏安全感、固执己见、排斥异见的焦躁做派。这种信仰“神化”有悖于唯物辩证法中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否定科学思维，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末流与邪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结合，还在于中国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即中国的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不具有排他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就会发现，在中华民族自古以心性论为本体论的尚本精神基因里，始终保持着“以人为本”“人与天地参”的主体独立与精神主动。和西方近代哲学渐渐淡忘丢失了古希腊哲学家对人及人的生活的反思态度所不同，中国哲学“始终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思考对象，儒道佛三种哲学无不如此。无论如何，总是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博大精深心性学体系和尽心知性、明心见性哲学意境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精神，超越了对人性以外、本我之外的依赖、盲从与束缚，不仅不会陷入人神、人我、自我的分裂与冲突，更有助于人经由知行信合一、身心意统一的方法路径实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灵自由，经受住“求真得真”的第二重考验。

在中华民族“求真得真”以获得持续发展的曲折探索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成功范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自我建设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坚持以党性涵养锻造本体，并在主观符合客观的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保持蓬勃生机的统一。始终不悖离自己的信仰宗旨的党性修养，被习近平称之为“共产党人必修课”“共产党人的‘心学’”，可谓一语中的之称；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常态化党性教育也是向出发的地方问求远行智慧力量的明心归本之举。中华民族立足本心的求真立场，不仅不会形成故步自封的困境，反而生成和充盈着不拒外来的自信与底气：曾经在历史上成功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精义的融合，更在苦难深重的近代成功会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出中国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怀、包容胸襟和同化气度，也富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在个体信仰上选择了一条“不宗教”而非“无宗教”的具有高度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心性自觉与精神自立之路，这条路也将是成功解构信仰神化的人心自由之路。“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国古人所创之‘人文大道’，可以证之当前全世界之人类而信矣。”在以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命题之下，须得保持对本民族精神自觉自立传统的清醒认知，意识到“学术史上从未有另一种文化传统对心性问题倾注数千年的哲学关注”的中华传统精神优势，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中国精神哲学“纯正浓郁的‘超越自然’的文化气质”，以心性构建上的归本求真精神为人民信仰开辟正信正念正行相统一的“求真自由”新途，也为人类立足此岸、走向此岸与彼岸相统一的新境界，做出中国精神哲学的独特贡献。

3.2 以德性上的尚善精神解构信仰物化

如果说信仰神化是人性对超人性(或称神性)的拜服与依从，属于形而上的信仰迷失，那么信仰物化则是人性对动物本能的蜷伏与屈从，属于形而下的信仰沦陷。马克思主义对物化的解释是：人在脱离了“人的依赖关系”这个最初的社会形式之后，但尚未发展到“社会生产能力、社会财富从属于人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且为向这个阶段发展创造条件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存在状态下，价值追求出现“异化”。这个原理投射出的信仰物化现象，就是“在物欲主义主宰人的精神生活的情况下……神圣也被物欲化了，各种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虽然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西方世界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在我们当下生活中也以各种形态频繁出现。钱理群早年就曾批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继而认为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只能靠本能法则，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利己主义，这是如今中国最大的困境。这和袁祖社“由于一味将思想关注于动物本能和物欲层次，因此，我们的思想尚无法达到生命存在的一个更高层级”的理解基本一致。

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只要高水平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动精神世界的高层级跃升，或者只要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未足使人获得足以摆脱物质束缚的精神富足，那么就会反向刺激出对物质利益的更多贪欲，直至信仰物化的魑魅登场、精神纯粹的神圣性退位。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发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国民幸福相应增加，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因素(即收入增长因素)带来的幸福感的正向增长，被非经济因素(主要是精神因素)导致的幸福感减少所抵消，结果是总幸福感并未增长。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不带来幸福感增长的经济增长意义何在？二是假如精神上的满足感对物质财富增长缺乏弹性，或者说更多的物质生活满足感并不能滋养出更多精神生活满足感，甚至还在降低精神生活满足感时，人们用什么拯救精神、喂养灵魂？信仰物化就是其中一种饮鸩止渴、愈饮愈渴却别无它饮的选择，即不断强化物质欲望的刺激并在满足这种欲望中获得更多物质生活满足感，以填补精神生活满足感的亏空。殊不知，此之填补正是彼之亏空的根源，越空虚就越消费，但越消费恰恰越空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人也因此成为物欲满足的奴隶。而掩盖在物质光鲜流溢之下的，是精神炼狱里的人枯如鬼、人恶如魔，越挣扎越紧缚，非彻底觉醒而不得解脱。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拯救精神、喂养灵魂”的“物化”选择就是一个消耗精神、销蚀灵魂的伪命题，只能南辕北辙，陷人性于欲海沉沦、陷人格于物役卑微。

那么精神沦陷危机何以化解？精神超越何以实现？无论中西方，或许此心同理：唯有向心中的道德律反思、向头顶的星空仰望，才能获得力量。然而中西方近现代化所走的路径不同，导致了获取精神力量的显著差异，而且，“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感”。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典籍中，就密码一样刻录着收伏物欲的机宜，即厚德载物。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对人们形成信仰引领作用的恰恰是德感追求，“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其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正是几千年传承不衰的德感文化，施展着高尚对于物欲的化解作用，释放着德性对人性的救赎能量：不仅富贵不能淫，还要贫贱不能移；不仅仓廪实而知礼节，还能孔颜乐处、安贫乐道。也就是说，无论贫穷与富足，只要在德性生命上获得了成长与构建，就拆解了精神世界对物质满足的依赖，使人得以超然物外，安之若素。正是在个体修养作为第二生命需要的精神自觉中，物质作为生命第一需要的困难和问题就被消解和转化了。

进一步追问德性的价值指向，是“止于至善”。这个指向里有根基、有目的，还有路径。纵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无法阻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登攀意志和制恶信念。正是几千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道德践履点滴积累，汇聚了中华民族向善逐善、行善从善的精神富足，也滋养着炎黄子孙的人格高贵。富者，物质之丰也；贵者，精神之悦也；高者，品行之洁也。和近代西方人性本恶罪感文化之下只有摆脱衣食之忧、名位之忧的世袭贵族才有可能积累高雅趣味、造就超越的自由的贵族精神所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眼中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这种精神气质在共产党人坚信人心向善，坚持尚善扬善，源源不断激发舍生取义、舍身求法、舍己为人等善行善举内在驱力的精神追求中，得到集中体现。正是共产党人作为党员个体在与人趋利避害本性艰苦抗争、寸心收复中，在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境界永续登攀中，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虽百折而不催、愈历久而弥新的先进性得以持续保持。

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高尚风骨所蕴含的巨大感召力、凝聚力，被习近平作为“人格的力量”，与“真理的力量”并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两个强大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向上向善身体力行的价值引领，没有中国人民对这一引领感召的深切领受、坚定追随并甘愿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高尚德性追求，中国就走不出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中华民族也不可能走向伟大复兴的未来。所以当下出现的信仰物化乱象与西方以资为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只是市场经济法则快速注入社会生活并急剧调动财富创造、物质积累热度的激素病，而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一样，并不是西方资本逐利逻辑下“为了寻觅财宝甘愿下地狱，纵使地狱之火烧焦了帆船也在所不惜”的基因病。相反，几千年中国性善论传统所熏化生成的人性向善基因，从未退场，一旦经由尚善向善中国精神的激活与焕发，则足以在人民信仰构建中发挥主场优势，不仅能自我治愈物欲之恶的红肿溃烂，也能为资本主义世界价值审视及信仰重构，产生德性启发与尚善借鉴。

3.3 以灵性上的审美精神解构信仰虚化

神化物化信仰既不具有终极价值，也不能许生命以终极安顿，属于信仰异化。解构信仰异化是有的放矢的，破掉伪信漏洞，就能以破为立、构建正信。但信仰的虚化则属于信仰空洞，信无所信，依无所依。比如当下被热议的佛系心态、低欲望生态、“躺平”姿态等，表面上看是丧失生命目标及追逐热情，往深里究或有以佛系消解焦虑、以低欲望抵制被收割、以躺平对抗内卷等消极放弃心理。对于信仰虚化，所谓解构，其实并无构可解、破无所破。如果一个人他既不形而上地迷信神灵，也不形而下地崇拜物质，那么破除什么才能让他有所相信？或者说心性求真的精神和德性尚善的精神如果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终极关注，那么以什么引领他的信仰？其实，这种既不拜神也不拜物的人，某种意义上体现着“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最原朴的、理性与人情相融通的纯美温良，中国人的这种人格心灵“有一种沉静、理智、节制的柔美，如同一块韧性良好的金属呈现的质感一样”。对于这种不为神迷也不为物役的中国人，他们依然保持着不盲从、不轻信的审慎，只是那把能打开信仰之门、确立人生意义、激活生命能量的钥匙，还在找寻之中；也唯有向着灵性生命审美境界的精神开拓，最能带给他们恒久的静笃与精进。这种生命审美境界有四种表现形式，精神指引理路各异。

其一，精进技艺之美，即在挖掘发展与生俱来技艺天资中得到审美体验。每个人之所以独一无二，在于他/她天生具有的独特禀赋。这种禀赋若非足够自我体察能力或特别被发现际遇，大多被终身埋没。所以，激活技艺层面的灵性生命，须专注于生命本体，开掘可以终身发展的生命志趣，若能在日臻精湛的技艺审美中安享生命本身的陶然盛放，内心必然温润纯良。这种内心状态既是一种神圣性归来，也是一种超然物外，具有终极信仰基本指征，也体现着中国人我之为我的民族基因。李泽厚曾对中国古典技艺作过“美的巡礼”，并于其中讨论了马克思对“审美心理学”的关注，认为凝结在古典技艺作品中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之所以还能令今天的人们备生亲切、流连忘返，或许因为艺术作品的永恒性中蕴藏着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结构，体现了中国人把“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是中国人这种审美情趣，“充溢着与精神生命相契合进而达到融贯心灵于一体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同样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动力和渊源”。

其二，化成天下之美，即在独到感知理解日月山川、天地万物中获得审美体验。这种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能力来自生命本体，虽指向外在世界(当然也包括人自身)，但首先需要向内发觉，因为只有深层蛰伏于生命意识，屏蔽干扰、专致蓄能，才能深度激活生命能量。一旦耦合到成熟的时机条件，厚积薄发、久蓄而缓释的感知与领会表达，将化作思想之光，焕然自我，也照亮世界，如轴心时代争鸣的百家、文艺复兴时期“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的文艺巨匠；或将化作文艺创作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习近平出访德国时向东道主讲述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就是因为文化艺术是人类共有的审美，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但凡在文化维度启动灵性生命的人，断不会有信仰虚化的空洞，因为铸造杰出已然成为他们的天职与品性，其生命延续本身必然盛产精神信仰成果。正所谓，“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其三，人情练达之美，即在领悟生命本体、会通生命关系中获得审美体验。这种深度洞察世道人心的悟性孕育于灵魂深处，甚至不需要言辞表达，仅以拈花一笑的淡然，就贯通了醍醐灌顶的力量和摄人心魄的静气之美、丰仪之美、灵慧之美。比如那些对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理性中正、崇道尚德、宽厚包容等符合人类命运与共发展需求的优秀精神品质和为人处世智慧，有着本然的领会、力行与传播自觉的中国人，他们不仅能于各种现实生活的失落、挫折甚至苦难中从容自证自定，更在这种磨砺中具备抚慰人心、激励精神的能力和器量。这种具有觉悟力的生命信仰在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是根深叶茂而日用不觉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内发的，也就是人自己从观察到感觉，以至酝酿、吸收，最后到达内心的觉悟。这种精神生活，其特点是最终能够达到圆融的境界”。

其四，英雄无畏之美，即在秉持人间正道而无所畏惧中获得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使信仰主体具有自觉觉人的人性光辉，更肩负着奉献自我、救拔苦难的神圣使命，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令人信任、仰望、追随的高度。比如为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为创造一个光明自由新世界、为救亡救国探求出路而牺牲宝贵生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他们“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他们“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我的幸福”。“无数在战场上、刑场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都既是共产主义精神又是中华民族传统基本精神的当代体现。”这种功成不必在我、虽苦犹甜、虽死犹生、视死如归、超越生死的大无畏气概，这种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所涵养、传承和赓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震撼天地人心、凝聚浩然正气的壮丽之美、恢宏之美、圣洁之美。这种精神以其对百折不挠民族精神的表征、对人民是真正英雄普遍真理的蕴含，而能对所有不畏邪恶、崇尚正义、不信神也不拜物的中国人，天然产生审美吸引与信仰指引，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力量源泉”。

遍观以审美精神解构信仰虚化的四种灵性生命类型，其实蕴藏三点共性：皆是立足生命本体，于不同生命层次，发现人、美化人、铸造人，助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皆是放眼变革时代，于生态审美观中，丰富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内涵；皆是回归人性天然，于向内问求中，调动和攒聚自我审美、自我驾驭、自我掌控、自我淬炼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根植于中国人心灵生活的审美精神，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实质上就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讲的“中华美学”，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保持对中华文化理想和价值、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立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文化创造，在建设文化强国中不断增强和发展民族审美意识，我们终将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解构信仰虚化，达至崇高信仰的建立。

4 结语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就在足以占据人类社会发展制高点的远大理想感召下，走过漫长的风雨坎坷，走到沧桑巨变的今天，虽已历时百年，却风景独好、风华正茂。自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中华民族就从近代四面碰壁、处处搁浅的艰难险恶境遇，一步步转入精神主动，直到走上世界舞台中央、无限接近伟大复兴的今天。无论对于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民族，信仰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对于推动社会变革、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就更是如此。在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提出“人民有信仰”，就是触碰了开启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核聚变”按钮，就是点破了如何化解人类危机的伟大命题，也就是立下了构建人类新信仰形态的宏大愿景。

以中国精神的蕴涵觉解与义理再造，指引人民在求真、尚善、审美的最高哲学维度重构信仰，将在同场解构信仰神化、物化、虚化的同时，摧枯拉朽地整合出人类新信仰形态的诞生空间。这种新信仰形态牢牢坚守人的主体地位，以人的自由、高贵与纯良为终极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构建目标，深度发掘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精神对于人的心性、德性、灵性生命的深层激活与感召，经由人心、人格与人品的再塑造，完成对人的发现与解放。只有这种信仰，才是能从根本上回应人民精神需要、满足人民精神诉求、焕发人民精神主动、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人民信仰；只有这种指引才是大变局时代最及时也最彻底，最能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结合、把伟大复兴民族梦想与追求美好生活个人梦想相统一的终极精神指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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