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与摘要 |《探索》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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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再讨论——基于方法论的审思
陈加飞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
张润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
杨彬彬
探索笔会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彭 冲，王炳权
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
林 毅
巡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刘诗林
政治学研究
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
徐 勇，石 健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
张 领
政党治理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宝贵品质
何克祥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实践类型与整合转型
韩鹏云
公共治理
资源、财富占有与风险社会
张康之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界面基础、驱动力量与时空冲击
谢新水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
向玉琼
算法社会的技术内涵、演化过程与治理创新
贾 开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论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自觉形成中的建构、塑造与统合功能
隋牧蓉，卢黎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再讨论——基于方法论的审思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生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走向与发展形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产生了多种解释。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视角，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内涵，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1927年后在“井冈山道路”实践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堪称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篇。实践起点与理论开篇及其辩证互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发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双重性及其辩证逻辑，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生的过程性与必然性的历史解释，对中国共产党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陈加飞，男，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包含着多重特殊的逻辑意蕴。从理论逻辑看，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由历时性向共时性的时空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呈现出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飞跃；从实践逻辑看，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实践探求之中；从时代逻辑看，建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格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时代回应。这种生发逻辑的特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即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相统一、坚持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相统一、坚持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相统一、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润峰，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是一个具有不同要素和不同面向的表达体系，既包括诸多概念、命题、论断等，又基于不同的表达功能形成了多种话语形态。根据制度优势话语的不同功能、作用和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用以事实呈现的实然描述性话语、作为原则要求的应然规范性话语、进行机理阐释的现实可然性话语。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价值转化和时代创新，需要提炼制度优势的实然性话语，客观反映制度优势的现实形态；创新制度优势的应然性话语，系统揭示制度优势的理想形态；丰富制度优势的可然性话语，深刻剖析制度优势的内在逻辑。
作者：杨彬彬，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摘要：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人民民主话语结构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流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握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有利于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以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
作者：彭冲，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炳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
摘要：当西方民主陷入民主衰退与治理衰败的双重困境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在西方把控民主解释权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准确理解与系统阐释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就不能仅在中国语境中自说自话，而是需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放在西方民主的对照面加以考察。由此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重塑了被西方民主所破坏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通过针对性地解决“选主”取代民主的问题重塑了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因为具备不断更新调适、追求自我超越的特质，才得以成功避免西方民主的困境，破除西方民主对民主的桎梏，进而引导民主走向多样化、实质性、全过程的发展正轨。
作者：林毅，男，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巡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摘要：巡视是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也是党内监督和民主监督相结合的一种监督方式。党组织授权并鼓励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主动对接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政协监督等民主监督，吸纳民主监督资源、激发民主监督活力、增强民主监督效力，同时也突出和巩固了党内监督的主导地位。巡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遵循党内民主原则，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促进和保障人民民主，最终形成民主合力、提升民主实效的重要制度设计。在巡视场域中，能深度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机制、价值取向、实践形态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作为自上而下党委监督与自下而上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巡视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人民民主本质。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成熟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示了对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建设的赋能效应与民主伟力，彰显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
作者：刘诗林，女，博士，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科研部副研究员。
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将传统自然状态的乡村纳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我国是在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就导致农业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瓶颈性难题，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山东烟台“苹果村”为调查对象，发现该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分别面临“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有限公共服务等乡村振兴瓶颈问题。这些问题难以用经济理性、人口推拉、公共性等一般理论解释。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需要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下，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和韧性加以破解。
作者：徐勇，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健，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作者：张领，男，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绿色发展战略高端智库研究员。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宝贵品质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并不是党的十八大后才形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党的自我革命百年实践由一个个相关精神品质逐步积累升华而成的。其中七个方面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塑造最具决定性意义。坚持独立自主，铸就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之魂；开展全党整风，形成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原生形态；推动不断学习深深融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血脉；深刻反省自身历史问题，升华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改革创新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时代化；坚持不懈严惩腐败，锻造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本质元素；全面从严治党，塑造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新形态。这七个方面代表七种宝贵精神品质，它们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同时自我革命精神与革命精神也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从本原上说，无论哪种精神都源自伟大建党精神。
作者：何克祥，男，博士，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实践类型与整合转型
摘要：农业税取消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逐步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个体能力型和群体支持型。两种类型的带头人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但部分带头人在治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此，党和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整合，系列举措提升了带头人能力，加强了带头人作风，规范了带头人的权力运行。带头人队伍的整合体现了在选培机制上由内部向外部的转型、在管理机制上由目标向制度的转型。转型具有必然性，但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工作能力，转型过程中还需要推动建设路径的优化：从价值路径上需要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与新时代群众路线相耦合、与基层改革创新相结合的导向；从政策路径上应协调处理好外派干部与本地干部、吸纳培养与基层选举、制度约束与有效激励等关系。
作者：韩鹏云，男，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资源、财富占有与风险社会
摘要：资源、财富不仅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财富的分配和保有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在工业社会中，资本成了人与资源和财富间关系的中介，资源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向财富的转化，而财富则在私人占有中转化成了财产。从资源到财富再到财产的不断转化构成了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运行机制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使得社会风险持续积累而将人类引进了风险社会。虽然我们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但资源的资本化、财富的财产化以及通过组织而开展的利益争夺，则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本性原因。
作者：张康之，男，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界面基础、驱动力量与时空冲击
摘要：数字化过程中，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又新增了一个虚拟世界，两者一起构成了“平行世界”。以多元界面为基础，数字场景联通了“平行世界”，帮助个体的人和各种圈群在“平行世界”中来回穿梭，打造出新的生活境况。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多元界面以外，数字化工具和新互动模式成为建构数字场景的核心构件。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场景具有激活人性需求、促进新经济业态形成和拓展时空世界等功能。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是发展数字经济、建构数字社会和打造数字生活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数字场景价值的逐步展现、丰富与普遍化，现实世界的人随时可能主动加入或者被动卷入虚拟世界中，进入虚拟世界的人又面临回归现实世界的问题。这将迫使人的躯体、思想和行为在“平行世界”中不停地扭转，不断冲击身体时空、心理时空、思维时空、生活时空和社会时空。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场景的不断建构以及多要素彼此作用引发的矛盾决定了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可以预见的是，利用数字场景、“数字人”、内容生产和交换建构的元宇宙既是加速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力，又将进一步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
作者：谢新水，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
摘要：流动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实施数字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化表达、连续性追踪、减速化处理以及合作行动网络重塑，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简单化治理。但数字治理也存在风险：一是技术局限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狭隘化处理，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不当简化、治理方式的固化；二是理想化的预测与规划导致生活受到技术的控制，如科学预测带来僵化的管理思维、技术在规划生活时也在支配生活；三是对技术理性的强调挤占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导致治理责任与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因此，需要基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赋予数字符号以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在多元主体行动中进行数字系统的合作生产；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数字治理进行评判和考量；在流动性的数字流程中完成治理责任分配。
作者：向玉琼，女，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算法社会的技术内涵、演化过程与治理创新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背景下，算法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新规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推动社会形态演化进入算法社会的新阶段。算法社会不仅意味着算法作为追求效率的技术工具的普及应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体现出的主体特征并嵌入人类生产关系以及与其他要素产生的相互影响。可以从技术内涵、演化过程和治理创新三个方面揭示算法社会的运行逻辑。公理化和计算化数学思想分野下，“算法”已经不能被视为中立性的技术产品，而应被理解为纳入环境、系统因素考量的“技术-社会”体系，其本身具有的多重可能性将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进程中不断演化并产生政治影响。生命政治概念下的安全机制和规训机制解释了算法产生政治影响的原因，以及代码作为“治理术”的具体作用，而可计算性争论构成了讨论算法规范性力量限度与范围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视角探索治理创新路径，以便在释放算法变革潜力的同时控制应用风险。
作者：贾开，男，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自觉形成中的建构、塑造与统合功能
摘要：个体道德自觉是构成道德图景的实质和基点。个体道德自觉是一种包含个体自主识善的道德认知、自发亲善的道德情感、自愿向善的道德追求和自觉为善的道德实践的个人品质，不仅指向认识层面的自觉意识，还强调实践层面的自觉行动力，最终表现为个体道德上的知行合一。个体道德自觉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说是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自觉形成中发挥了建构、塑造和统合功能。基于已有研究，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在个体道德自觉意识的内在生成中，道德教育培育了个体内心道德的直觉、道德自觉的思维、道德的理性品格；在个体道德自觉行动力的外在养成中，道德教育培养了向善为善的能力、道德行为习惯与道德行动自治力；在个体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有机合成中，道德教育促进了道德情感、道德需求与道德规范对内外的统合。
作者：隋牧蓉，女，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高校德育中心研究员；卢黎歌，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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