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石健|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

引用格式：徐勇，石健.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J].探索,2022(2):77-88.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将传统自然状态的乡村纳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我国是在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就导致农业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瓶颈性难题，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山东烟台“苹果村”为调查对象，发现该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分别面临“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有限公共服务等乡村振兴瓶颈问题。这些问题难以用经济理性、人口推拉、公共性等一般理论解释。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需要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下，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和韧性加以破解。

作者：徐勇，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健，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乡村振兴作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将传统自然状态的乡村纳入现代化体系之中，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静止封闭的乡村社会向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发展，村落自我服务转变为由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些现象体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在中国，农村分布广、差别大、发展不均衡，农业农村的发展本身具有复杂性、多元化、长期性等特征，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约束条件长期存在。这就导致了农业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瓶颈性难题，并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界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走向问题，既有研究主要围绕顶层设计、制度供给展开。

一是乡村振兴顶层设计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宏观整体的视角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意或解决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一方面，在战略理念上，乡村振兴不同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是后者的“升级版”，是发展范式的转换。所以，乡村振兴“不应是原有‘三农’工作的简单加强版，不能‘新瓶装旧酒’，以老手段对付新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不是锦上添花式的建设，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不是要为农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为农民提供在农村的良好生产生活条件。概而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要让农业、农村、农民和整个国家一道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提出的战略，要从工农协调、城乡融合、区域平衡的视角理解乡村振兴。具体来说，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战略导向，而且需要解决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等关键性问题。此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需要规避战略问题战术化等倾向和避免强调政府主导而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等误区。       

二是乡村振兴制度供给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机制问题。首先，农村土地制度供给问题。在土地承包制度方面，虽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但长期执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拖累农业现代化进程，现行承包地的法律制度安排滞后于农地流转实践需求。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方面，近年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存在过于追求节约集约、过于强调当下利益及城镇化导向明显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的农村宅基地制度过度强调其保障性功能，但单纯的保障性功能已无法满足乡村振兴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其次，资金制度供给问题。其一，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存在现实障碍。如财政支农支出难以满足“三农”发展需要、乡村振兴的财政支农体制关系还未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忽视财政治理作用等。其二，乡村振兴金融供给制度面临许多挑战，出现了金融业服务乡村振兴的自组织机制难以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化解机制缺乏、农村金融供给机制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再次，人才制度供给问题。总体上，乡村振兴出现人才瓶颈难题，这与涉农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虽然近年来，以新乡贤为代表的“人才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主体动力，但仍然存在激励、安居、保障等人才流入机制的瓶颈约束问题。这种现象凸显了乡村振兴缺乏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

   毋庸置疑，近年来学界涌现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不过，乡村振兴研究仍然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一是已有的研究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内容、对策等方面展开，而将乡村振兴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还不够；二是已有研究关注了制约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问题与障碍，但基于乡村深度调查的研究还不多；三是虽然部分研究关注到了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瓶颈问题，但对于问题背后的理论解读还不够。因此，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视角之下，从田野调查的经验寻找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问题。文章以山东烟台一个典型的苹果种植村庄（即“苹果村”）为田野调查对象，发现该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分别面临“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公共服务有限等乡村振兴瓶颈。这些瓶颈难题亦对既有的理论构成了挑战。由此，我们力图通过田野调查与学术理论的对话，以期为具有“苹果村”相似困境的乡村找到有效的突破路径。

2  市场化进程中的“中低收入”困境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主要依靠农村自身的要素，其生产力水平表现为缓慢发展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自然经济的属性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后我国启动了以农村为起点的经济改革，其重要目标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伴随着经济改革与市场化进程，我国农村逐渐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绝大多数农民因此摆脱了贫困，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我们所调查的“苹果村”是胶东半岛上的一个村庄。这一带适合农耕，长期沿袭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种植粮食为主，属于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但由于人多地少，该地区的农民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命运。改革开放以来，胶东半岛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由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最为典型的特征便是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由种植传统农作物改种经济作物——苹果。在市场导向下，新品种与新技术层出不穷，再加上苹果种植的自然及区位等优势，烟台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苹果产地，农民收入快速增加。作为烟台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苹果村”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苹果树。与传统的粮食作物相比，苹果有更高的附加值，“苹果村”村民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农村处于中上水平。“万儿八千”成为村民们的口头禅（指每亩地收入1万元左右）。由此“苹果村”的农民不仅摆脱了贫困，还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

但是，在看到苹果产业促使农民收入快速提升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万儿八千”的收入水平已然是一个瓶颈性问题。果农的收入不仅难以继续提高，还出现了下降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胶东半岛以外的许多地方也开始种植苹果，苹果产量迅速提高，但苹果产业市场容量有限。同时，其他地方因为自然区位优势和技术改进，苹果的产量和品质超过烟台。由此造成烟台苹果价格呈下降趋势，果农的收入难以增长，甚至处于停滞状况，这种现象在“苹果村”体现得尤为明显。“苹果村”的耕地已完全改种苹果，种植结构单一，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再有增长的空间，陷入了“中低收入”的瓶颈状态。

“中低收入”停滞现象对既有的理论构成了挑战。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会促进收入不断增长。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存在“经济理性”。“经济理性”理论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理性”假说。沿着这一假说，经济理性指的是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者都会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进一步认为：“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在他看来，经济行为动机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最大化。经济理性支配着包括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对于消费者而言，追求效用最大化；对于生产者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

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在他看来，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相比，拥有经济理性的农民其实并不逊色，追求利益是农民的本能之一。“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只要有真正的高收益，他们就会做出反应。”

然而，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只受物质利益的影响和驱动。经济理性是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的，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受制于客观条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生产者的基本动机，但这种追求建立在有广阔的市场机会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多种选择机会的条件下生产者受经济理性支配，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活动。换言之，利润最大化必须建立在行动者具有可选择余地的基础上。“苹果村”及其所在地区能够在全国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走在市场化前列，较早就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市场化导向的农村改革的核心便是给了农民以选择权，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及其经济收益选择种植品种。然而，农村的土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农民市场活动选择的有限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苹果村”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东虽然是中国苹果行业的“老大哥”，但“老”并不等于“强”。近年来，作为苹果种植后起之秀的陕西、甘肃已超过山东，双双跃居中国苹果产量与种植面积的第一、第二名，山东已下滑至第三位。西北苹果产业虽然起步晚，但凭借土地面积广、劳动力成本低等诸多优势，日益成为引领中国苹果市场行情的风向标。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山东苹果尤其是胶东半岛的苹果产业“疲于应对”。山东苹果虽然种植历史悠久，但其外部竞争力越来越弱，价格持续走低。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根据经济理性，果农应该及时作出调整，选择收益率更高的种植品种，但实际上果农选择的空间不大。一则因为种植苹果比原来种植粮食的收益相对高，现在要退回种植粮食已不可能。二则要将种植多年的苹果树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式的代价太大，且调整后的收益并不能确定。当然，尽管近年来种植苹果的收益不如过往，但“苹果村”的村民已熟悉苹果种植技术并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

由此可见，“苹果村”在市场化进程中村民收入得到大幅增长，但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各种条件所限，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再增长。尽管村民有经济理性，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过受多种条件限制，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村民们也就不太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收益，从而遭遇“中低收入”的瓶颈。不突破这一瓶颈，农民收入从中低水平进入更高的阶段将相当困难。

3  社会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流动减缓

面对“中低收入”瓶颈，“苹果村”想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是有一定限度的。要在原有种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便是扩大经营规模。而要扩大经营规模意味着原有的部分经营者从土地上“流出去”，从事其他行业。由此涉及农村人口流动问题，即从以土地为生的村落走向开放的社会，人口社会化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增长的农业人口“堆积”在有限土地上。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由来。人口被土地束缚带来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产生普遍性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大量农村人口禁锢于土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便是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得以走出土地，从事非农产业。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户籍政策松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呈现出流向城市的趋势。

农村人口流动意味着农村人口的社会化，农民从过去高度依附于土地转向土地之外的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收入。农民的增收从过去主要依靠农业转变为主要依靠非农收入，我们调查的“苹果村”也是如此。该村地处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地带，土地资源有限，历史上尽管曾有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但大多数人依然被限制在土地上。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有限的土地难以供养不断增多的人口，因此难以改变长期贫困的状况。农村改革以来，“苹果村”由种植粮食改种苹果扩大了与外部的交往，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流出村庄从事非农行业。农村人口流出“苹果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人力成本降低，种植苹果的经济收益提高；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人口外流，苹果种植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在村人口的经济效益得以增加。但与种植苹果收益受到限制一样，依靠人口外流扩大经营规模也受到了限制。从我们观察的“苹果村”来看，农村人口外流正处于减缓甚至停滞状态。

这种农村人口外流减缓甚至停滞对既有的“推拉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学者以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为前提建构了推拉理论。该理论最早起源于拉文斯坦提出的“迁移法则”，但他当时只提出了该理论的基本框架。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在他看来，人们作出迁移决策是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有利于人口迁移的力量；另一种则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在农村排斥力的“推”和城市吸引力的“拉”的作用下，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前置条件，推拉理论的前置条件是城乡差距和农村人口转移意愿，即农村有强大的力量将人口从农村推出去，城市有足够的力量将农村人口吸引进来。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基础公共服务差异等是驱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主要因素。农村改革初期的“苹果村”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与推拉理论是相符的，但经过数十年的人口流动，“苹果村”的人口流动减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经济因素。流出地没有强大的推力，推力还不足以把农村人口推出去。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日益缩小。自改革开放以来，胶东半岛便是山东乃至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山东省名列前茅。即便是在“苹果村”这样的农村地区，其收入稳居全国平均线之上，果农们每年依靠种植苹果都有亩产近万元的稳定收入。其次，苹果种植周期的“粘人”特性使得果农需要长期在村。现阶段苹果种植属于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苹果育苗期、生长期、采摘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这就导致家庭的大部分成员不能离开“苹果村”，必须长时间留在村庄完成苹果的整个种植流程。苹果种植的属性与要求，致使农民流动并不强烈，因而农民的非农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低。

二是社会因素。中国城乡社会相对独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足，城市缺乏强大的拉力。城市务工存在不稳定性、临时性特点，对劳动力的年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都有一定要求。而“苹果村”的劳动力普遍文化偏低、年龄偏大，并不能十分匹配城市务工的岗位要求。特别是村庄现有劳动力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这一群体难以像青年人一样流出农村到城市安家立业。因此，在“苹果村”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很难离开乡村向外流动。

三是政治因素。近年来，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汲取”转变为“供给”。尤其是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国家对乡村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城乡之间进一步融合发展，农村对城市的依赖度逐渐降低。

从上可知，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导致了城乡之间原本的推拉关系失衡，乡村对农村人口没有十足的推力，城市对农村人口也没有强劲的拉力，因此产生了农村人口流动“推拉不动”的现象。这种“推拉不动”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减缓。对于“苹果村”而言，其人口规模与土地经营规模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村人口不能依靠人口外流和扩大经营规模来提高收入，且苹果的产量和价格都难以提升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只能处于中低水平。不过，对于农村人口而言，无论他们是否流向城市，不论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他们都必将与国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

4  国家化进程中的有限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苹果村”大量村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人口不得不到城市务工维持生计。但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数量逐年减缓。这种人口流动的变化，一方面，显示出“苹果村”所在的烟台地区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村民依靠在村庄种植苹果获得“万儿八千”的中低收入就能支撑家庭开支。另一方面，随着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这就意味着农村必然要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国家元素不再“悬浮”，而是越来越多地“进村入户”。其中，在国家政权力量日益深入农村社会的进程中，对乡村社会影响较大且较为明显的是由政府提供的具有标准化、一体性特征的公共服务。由此，伴随着农村的市场化、社会化而来的便是国家化，国家化成为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态势。

历史上，中国的许多乡村属于自然成长和自我治理的“自然村”。村落的公共服务主要依靠村落自身的力量，是一种低水平的服务供给方式。随着开启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进程，农村人口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了，但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难以通过本村自我满足，只能通过国家提供。这种现象背后是国家承担着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必然受到财力的限制。在传统社会，农村公共服务之所以是自我满足，主要是受财力的限制，分散的乡村要获得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服务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从我们所观察的“苹果村”看，虽然该村地处偏僻的山地丘陵，但公路可以直接通往该村，这是“苹果村”种植苹果的重要前提。村民们正是通过这条公路走向市场、走向社会，与村落以外的世界进行交往。而公路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具有典型的公共性特点。尽管农户们普遍购置了汽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但村内道路十分破烂。这是因为，受政府财力限制，村庄内的道路只能由本村负责修建和维护。不过，取消“村提留乡统筹”之后，村集体的财力有限，村民集资修路十分困难。

近几年，随着公共服务供给成为政府责任，村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最为典型的当属“厕所革命”。“厕所革命”无疑是改善村民生活的事情，不过农户需要为“厕所革命”支付一定的资金。过往，“厕所”属于私人事务，由村民自我解决。这种自我解决的方式虽然质量不高，但由于几乎没有经济成本，长期为村民所接受。然而，在“厕所革命”中，村民要改建类似城市的自动冲洗厕所，涉及给排水等一系列问题。这显然不是一家一户能够解决的。“厕所革命”由政府发动，因此政府要支付一定的资金。只是受地方政府财力所限，农户也必须出资。由此“苹果村”村民对于“厕所革命”表现出双重心态：一方面，改厕后确实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农户接受厕所改造；另一方面，农户又因需要自己出资改厕，而对“厕所革命”没有表现出热情。这是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在收入并无明显提升的条件下，增加支出则意味着减少可支配收入。近年来，“苹果村”家庭收入处于“中低”状态，如果因为政府发动的公共服务项目让农民增加支出，显然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这一现象需要从公共性理论来解释。公共性是相对私人性而言的概念，公共服务属于公共性问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公共性的社会领域不断增长，人们因此获得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为满足公民的需要，公共权力机构的重要职能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广度受公共财政所制约；二是公民免费获得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有一个形成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力量提供简单的公共服务。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先是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性公共服务，后来扩展到其他方面。但是，应该看到公共服务是依靠公共财力所支撑的。正因为如此，我国明确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城乡之间只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做到了均等化。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公共财力有限和城乡差别，城乡公共服务在许多方面与农村居民的要求存在差距。

在“厕所革命”中，农村人改用城市一样的自动冲洗厕所，这一设想是美好的，但与集中的城市相比，乡村的特点是分散。要在分散的乡村建立统一的给排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然而，用城市一样的自动冲洗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支付，在地方政府公共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显然难以办到。同时，“厕所革命”又是一项自上而下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地方政府只能提供有限的资金，超出部分依靠农民自己解决。在“苹果村”，按照相关规定政府每年对每户的厕所进行4次污水抽送服务，每次收取40元的费用。对于达到卫生标准的厕所，政府每次给予20元的抽污补贴。但是这种竞争性的差额补贴并非每户都能享有，也就导致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实际上呈现出“有限公共性”，而非完全公共性。此外，政府提供的抽污服务也与苹果种植周期存在一定冲突。在苹果种植环节，尤其是在授粉、采摘阶段，果农们需要起早贪黑在苹果地里劳作。然而，政府到果农家进行抽污又需要果农在家，而且政府是以村为单位整体排污，不可能单独给单家独户抽污。种种实际遭遇导致了在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厕所革命”的实施遇到困难。

由“厕所革命”在农村的实际遭遇，可以看出国家化的进程中政府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农村生产生活，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性。但是，这种公共性及其相伴随的公共服务受制于政府财力和农村实际条件，需要根据政府财力和农村实际条件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否则，那些试图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公共服务项目会产生与预期目标不符，甚至相背离的结果。财政力量和农村实际条件构成了乡村振兴中的瓶颈性问题，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城乡同等的公共服务不太现实。在国家化过程中，无限行政与有限财政的矛盾在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

5  困境的破解需要历史耐心与足够韧性

农业农村的市场化、社会化与国家化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阶段，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要注意到其面临的约束条件，从而找寻到突破的路径。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农业农村的发展又具有复杂性、艰巨性等特点，意味着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建设，更不是所有乡村一起振兴、所有农民同时富裕。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分为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阶段性目标的重要原因。我国农村虽然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条件的限制，说明乡村振兴之路必然会面临诸多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大历史观，还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处理好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关系，“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防止走弯路、翻烧饼”。因此，需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对农村发展要保持历史耐心，同时也要有足够的韧性去破解乡村振兴中的瓶颈性问题。

5.1  破解“中低收入”困境需实现第一产业提质增值与“三产”融合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实现农民收入从中低收入增长为中高收入的重要路径。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乡村产业发展已整体进入由“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主导，向既重视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又重视农业农村多功能性产业化和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化的新阶段。这就意味着实现乡村振兴要一手抓第一产业的壮大，一手抓多产业的融合。

其一，对第一产业提质增值。历史上农业主要是追求产量，而新时代人们对于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烟台苹果也需要遵循时代需要，进行产业的自我提质增值。在种植端，从“苹果村”来看，尽管该村及所在的胶东半岛地区在种植苹果方面先行一步，但是甘肃、陕西因技术改良等因素后来居上。这就说明，胶东半岛的果农通过技术改良既可以提升苹果质量，又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由此，包括“苹果村”在内的胶东半岛地区的苹果产业要继续坚持“新模式、新品种、新技术”的高质量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苹果的质量和品种结构。在销售端，“酒香也怕巷子深”，“苹果村”的苹果要实行梯次差异化销售策略，构建“线上+线下”双向销售体系。在稳定既有销售市场的同时，还要开拓新的线下销售渠道，尤其是积极拓展中高端销售市场。将“线上”销售纳入销售端的总体规划，鼓励有条件的村民积极尝试各类形式的网络销售方式，如“直播带货”等。在产品端，“苹果村”可在做大做强已有单品的同时，延长苹果产业链条，让“小苹果产生大价值”。例如尝试研发果汁、果脯、罐头、果干等苹果加工产品，通过苹果精深加工，丰富苹果的附加品种和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其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农民增收，“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对于“苹果村”而言，凭借第一产业的优势，已经在实现小康生活方面有了大作为，而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在村民层面，果农可以通过自我发展实现增收。如苹果种植周期虽然持续时间长，但也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果农拥有一定时间可用于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在农闲时期到相距不远的烟台务工或在本地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果农也可以组成苹果专业生产合作社，以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方式，提高苹果生产效率和自身收益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引导和政府引领下，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将传统单一产业的村落纳入分工分业又相互促进和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之中。农民不能仅通过单一的产业获得收入，还需要在多种产业并存的产业体系中获得更多收入来源。尽管因为土地资源的限制，农民经济理性受到约束，但有了大的产业体系之后，农民有了更多的产业选择机会，农民经济理性的约束则会减弱，从而有助于突破“中低收入”的瓶颈。

5.2  解决农村人口流动减缓问题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历史上，城乡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改革开放40余年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城乡发展，但也证明了农村人口一边务工一边务农的方式并非永恒的模式，这种模式并不能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实现乡村振兴，改变农村人口“根”与“飘”状态，消除城乡中国的失衡、落差，必须经由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方能最终获得历史的均衡。

一是挖掘农村固有价值，发挥农村的“后发优势”。很显然，在经济发展与文明进程中农村相较城市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但与此同时，农村也拥有城市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不仅是物化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集合，还象征着一个与城镇迥然相异的生活空间，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村民在当下有他们自己的乡村文化选择，对此应保持一种理解的心态，承认他们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农村的这种后发优势不但能凝聚乡情乡愁和归属感，而且还能获得一种历史定力与助力。“苹果村”就有不少后发优势资源，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距离城市较近的区位优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未来，该村应保持资源优势，保护村庄自然资源，突出生态保护、绿色覆盖，尽量保留乡土风貌与村庄特色，提升文化内涵，维系一方乡愁，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同时，“苹果村”还可以用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新乡贤、农村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者、退伍军人等本土人才返村创业，抓住“关键少数”。为此，“苹果村”需要加快公共设施建设，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乡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二是在新的层面上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紧迫性，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面向。”我国的城乡关系虽然由最初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为城乡二元格局，城乡关系发生了改变，但依旧难以逾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历史惯性，实质上仍是一个“城市中心主义下乡”并最终为城市化建设服务的过程。所以，需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流动主要是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乡社会差距依然突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新阶段的到来，“苹果村”的人口流动将呈双向流动趋势。与此同时，“苹果村”也有城市不具有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随着农村基础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相关制度的完善，必将畅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通道，有需求的城市人口会主动流向农村。在这种新型的城乡人口流动关系下，城市和农村是平等的流动目的地。农村人口拥有主动流向城市的选择权，城市人口也有意愿主动流向乡村。这种双向人口流动关系有助于为乡村注入新的元素，从而推动乡村发展。从当前的“苹果村”来看，一些年老有病的村民不得不在村里居住，但村里的医疗、养老条件十分有限，由此需要建立健全医疗、养老、交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均衡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趋势会放缓。这说明城乡差别在缩小，基于人口单向流动的传统推拉理论会失效，城乡发展正处在相对均衡的历史拐点上。由此需要根据这一历史拐点，重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的均衡格局。通过创造条件，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相对均衡。

5.3  解决有限公共服务问题需注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优先安排公共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其中，建立健全国家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关键环节。

第一，构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主体机制，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资源，注重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指“公民能否便捷及时地获得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契合公民需求”。这就意味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要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另一方面是要匹配供给对象的实际需求。可以预见，农村人口减少是中国农村难以逆转的趋势。此外，不同区域农民的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相差甚大。再者，未来一段时间内，基本公共服务虽然由政府提供，但因财力有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可能“全包揽”，公共服务相关主体需要承担供给任务。这就意味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必须要改变由政府单一供给的服务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发挥资源的聚合效应，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还要尊重供给对象的意愿和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公共服务，“只有这样，国家才有足够的财力为乡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从而解决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对于像“苹果村”这样以中老年人居多的村庄，政府在布局公共服务资源的时候要考虑中老年人对公共服务的特殊需求。例如，适当多提供与中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项目，满足大多数村民的实际需求。

第二，要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升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实现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随着政府越来越多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对专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这种能力又需要与村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好事做好，尽可能不给农村增加额外负担。这就需要除旧布新，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如解决“苹果村”定时抽污服务与苹果种植时间的冲突问题，可利用村庄既有的“网格化”治理模式进行合理调整。农户的厕所需要抽污时，就向所属的网格长汇报，由网格长集中统计后，再由各个网格长向村委会汇总各自网格集体排污的时间段。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在该时间段内统一到村进行排污。这种精准化的排污方式可解决抽污时间与农户生产时间的冲突问题，实现抽污服务精准化供给。此外，针对差额化的抽污补贴，“苹果村”还可以尝试推行奖励“积分制”。运用政府对厕所卫生达标的补贴，村委会可采用积分制在全村开展厕所卫生评比，并定期进行公示监督。在作为熟人社会的“苹果村”开展厕所卫生积分竞赛，一方面可以激励村民“创先争优”，积极成为卫生示范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共同促进村庄治理效能的提升。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不同的区域，集中与分散是城乡不同的属性。只要存在城乡两个区域，公共性的体现程度就会有所不同。为了克服乡村的有限公共性，除了加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外，还要着力推动村庄公共性的发育和强化。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历史延续的文化网络较为发达，这有助于村庄根据自身需要满足村庄公共服务的需求。如“苹果村”的村外公路很发达，尚需要完善的主要是村庄内部通向各家各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引导，激发村民自我建设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以突破有限公共性的瓶颈。

6  结语

  乡村振兴是中国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以后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的重大战略，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是乡村实现振兴的必经阶段。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实现农业农村全面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动力。毫无疑问，我国的乡村振兴必将实现，但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注定会遇到许多瓶颈性问题。乡村振兴在实践推进过程中很可能遭遇各种阻滞和困境，需要拓展对乡村振兴可能困境的预判性研究，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精准性。“苹果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苹果村”的调查，发现许多类似的村庄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普遍遭遇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产生的难题。可以明确的是，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对我国的乡村振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会出现“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有限公共服务等瓶颈问题。解决这些瓶颈问题不仅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还需对与之相关的经济理性、推拉理论、公共性等既有理论进行反思。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需要足够的历史耐心与韧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第一产业提质增值与“三产”融合发展、挖掘农村“后发优势”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注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可持续性等路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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