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一篇 | 鼓楼的魂儿还在
鼓楼东长大的画家马可鲁称鼓楼是“草莽将军”、钟楼是“钟灵之秀”。他回忆自己的童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但他仍然相信这里的灵性还在、魂儿还在、气势也还在。
周末的北京草场地。和马可鲁先生来到约好的地点，发现这家五环边上的咖啡馆居然人满为患，我们就去了旁边一家环境还算可以的餐厅，点了啤酒小菜。——有时候事情不一定会按照计划的进行，好在也并未妨碍其进度，就像我原定计划是拜访他的工作室一样。
六岁半的时候，马可鲁跟随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居住在鼓楼东边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青砖铺地，院子里种着两棵海棠树，大的，可以上房的那种”，那是四十年代他的父亲用了38两黄金跟一个国民党军官换的。1960年代初的北京，除了紫禁城算内城，老百姓住的都算外城，现在的二环那时还是城墙和城门，虽然也不是完全的原貌，但这个城市基本的结构都还在。——再往外都是菜地、窑坑，更远些是庄稼地、林场，东到建国门、大北窑；往西到阜成门、佑安门，北到安定门，再往外是废弃的窑坑，积满了水，每年都传闻有被淹死的人。
马可鲁：鼓楼大街，48x58cm（1981） | 版权：马可鲁
小时候，马可鲁对北京的感觉是“红墙黄瓦，蓝天绿树”，他家旁边的鼓楼和钟楼，那时都算最高的建筑了，鼓楼在过年时会有庙会，卖糖葫芦的，“拉洋片儿”（幻灯片）的，还有年画、对联，对马可鲁而言，那时候的钟鼓楼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钟鼓楼之间，是个说书场，一排很大很宽的平房，袁阔成也在里面讲《封神榜》、《三国演义》。小孩儿没钱进不去，就靠在窗户边，窗户是纸糊的，能听得见，还能透过门缝里瞧着。在他的记忆深处，除了说书场，还有个做酥糖的小作坊，一边听说书，一边闻着酥糖的甜，享受至极，就是没钱买。那时上小学，也想挣钱了。怎么挣呢？鼓楼里的院子有很多野生植物，房子又老，那时北京有很多土鳖，药房收，晚上他就和哥哥在鼓楼拿着手电筒找土鳖。“那时鼓楼一带的市井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养鸽子的站在房顶指挥时好看极了”，他们小时候会上房玩儿，跑来跑去，有时把房顶踩坏了，惹大人急。鼓楼和钟楼再往西南边，中南海去不了，北海、什刹海都是安静的乐园，一到夏天，小孩子成群到什刹海游泳。那一带周围住着很多他的同学和后来成为画家的朋友，一直到中学开始画画，再到工作、结婚后带着孩子推着车去散步、乘凉、玩耍，北京胡同都是通的，包括南锣鼓巷、北锣鼓巷一带，都极为熟悉。
城墙开始被拆，是在他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文革已开始，他们还得帮忙拆，到城根儿去，把绳子绑在城砖上，一人一块儿，拉去砌小房子，到处都是。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北京人的记忆里都有，就像电影《老炮儿》里的场景”，冬天去什刹海，在冰面上滑冰，那里是年轻人重要的娱乐场所，像是现在时尚的、特别酷的地方，玩耍、“拍婆子”（交女朋友）、带女朋友炫、掐架，发生过许多年轻人的血色青春的故事。
但是这里也不总是“红墙黄瓦，蓝天绿树”：文革中很残暴的一幕，是他在房顶上看到的。他家后院一个老太太，红卫兵来收书时在她家发现了夹壁墙，翻出了一把她男人的日本军刀，结果老太太被剃了阴阳头，被皮带抽得全身是血，过了一阵儿老太太就死了。
马可鲁家被抄时，他和父亲也是在院里，他的父亲做纺织生意，在当时是“资本家”，红卫兵拿着皮带，但是没有抽打。当天家里的柜子、书架都贴了封条，不能打开了，夜里睡在门板上，下面垫着几块砖，“月光下看着封条就觉着恐怖，印象非常深”，没过多久全家就会被轰到农村去了。那是1966年，临走前一天，后来上面下命令，说“东纠”、“西纠”是反动组织，“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东纠、西纠是最早由军队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有些激进。“东纠”、“西纠”派刚抄的家，另外一派（“海纠”、“联动”）又说对方是反动组织。这样他家才算渡过一劫，“否则这一辈子的命运就改变了。”文革中，他的哥哥姐姐们去了云南或江西，马可鲁去平谷插队，插队两年回来后工作分配在朝阳门，还在家里住，结婚时就在鼓楼家里的小厢房，一直到1988年出国。先后在饮食行业工作了12年，前两年在饭馆，两年后被抽到机械维修部，直到1984年辞职，这些他在发表于《今天》文学杂志七十年代专栏的文章《无名年代》里都曾写过。所以，关于那28年（1960-1988）在鼓楼生活的记忆，从小到大不断地在变化，正因为所有这些好的、坏的、恐怖的、暴力的记忆，尤其是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作品中才有这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社会、情绪的反映，包含对家庭、社会、政治与市井生活的感受。
在马可鲁的画册里有一个主题叫钟鼓楼，在纽约他住在布鲁克林，回来后有个展览，是把这两个地方串起来的。这些最穷苦的人住的地方，同时又包含了市井文化和历史的留存。鼓楼一带住着许多文化名人、清朝遗老和旧官员，像和珅的恭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藏家张伯驹住在后海。“鼓楼这边有我所有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画了那么多什刹海、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虽然画的是街道，但里面蕴含的是记忆和情感，所有的纠结和牵挂。”文革破四旧，很多文物都遭到破坏。1970年代很萧条，1980年代改革开放，钟鼓楼之间的说书场变成了许多小饭馆、小商铺。1990年代初，有点类似古玩城，当中有很多租摊位卖假古董的。马可鲁记得，他出国回来调整时差，醒得特别早，起来会吃两三次早点，在纽约吃不着这些。然后从烟袋斜街走到十刹海，再走到后海，非常舒服和安静。这种情形，在2002/2003年非典之后被打破：锣鼓巷慢慢热闹了，钟鼓楼开始热闹了，游客越来越多了，什刹海边上开始有好多酒吧……后来政府几经整修，过去的朴素都没有了（鼓楼周边在1990年代以后，拆了很多居民楼，整个北京原来的风貌慢慢消失），这似乎也是任何地方过度商业化后的通病。
马可鲁先生在2006年回来，回来之前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出国就是想出去看世界。回来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时候房子特别紧张，离开鼓楼之后，家里其他人就住了。”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马可鲁先生始终觉得，钟鼓楼、什刹海、后海这一块儿，在他的感情记忆里一直是没有变的，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他时不时还想回去，即使不走进那个院子，“我已经几年没走进我家了，那里还住着我的家人”，他就在周边散步、走走、看看，甚至跟几个朋友到后海的某个酒吧楼上坐一坐，有时晚上去溜达一圈，拍些照片，一直在关注那里的变化，但他几乎很少踏进之前居住的那个院子。他称鼓楼是“草莽将军”、钟楼是“钟灵之秀”，对那个地方的感情，不管商业化变成什么样，那个地方一直都在，感情也在那。他始终觉得那是北京最好的地方。“就像如果北京城没有经过49年之后的变化，根据当时的资料，北京城不会亚于罗马，如果听从梁思成的建议，开辟新城，保护旧城，现在也是个“金饭碗”了。尽管这样，北京还在，北京的魂儿还在。”
作者：张宗希，编辑，艺术策划人。曾在洛阳师范学院学习美术学，并举办个人画展。2008年起生活在北京，对他来说，北京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集中各种资源和梦想的超级都市。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要想体验到其中精彩，同样需要耐心和付出。北京有故事，却并无捷径可言。
版权: 歌德学院 （中国）
2016年 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