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目经理到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的柏林一家人
柏林首个家庭临时收容所于九月在克罗伊茨贝格开放。 柏林首个家庭临时收容所于九月在克罗伊茨贝格开放。 | 摄影：Doris Spiekermann-Klaas
她有两个钟头时间去收拾重要物品。之后安娜·诺瓦克和她的三个孩子就不允许再踏入家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作者: 玛丽·罗弗尔坎普（Marie Rövekamp）
圣诞节到来前的四天，她最后一次被允许进入原来的住所。水槽的玻璃杯残留着一圈咖啡渍，篮筐里的面包霉点斑斑，窗台上，暗红的玫瑰已凋谢多时。现在是上午十点。楼下，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正停在路边。
在十二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安娜·诺瓦克不得不把她的生活像零件一样拆卸开来，从墙上取下，装箱打包，搬到楼下，一一带走。尽管眼下寄宿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任何家具。就连多余的纸箱都绝无可能。
隔壁的两个女人过来帮忙，其中一个把一叠儿童毛线衫从五斗橱里取出，塞进一只蓝色的垃圾袋。另一个正在用报纸包裹一只足球奖杯。安娜·诺瓦克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是不是很心酸？”她问道。
衣装整洁的流浪者
化名安娜·诺瓦克的主人公，希望在文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三十九岁的她一身黑色装束，黑T恤，黑色连裤袜，黑球鞋。为了不影响干活，她把头发扎成一束马尾。父母和朋友对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也不清楚三个星期前她和她的孩子们已经被人扫地出门。
现在，她带着孩子住在莱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一家临时收容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待到二月初。之后怎么办，她不知道。
那些裹着睡袋蜷缩在大街上或是长椅上无家可归的人，只是看得见的一小部分。在临时收容所和集体安置点（Gemeinschaftsunterkunft）过夜的，是一个远比这更大的群体，而且人数越来越多。2016年，柏林的无房人口相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三万人之多。
据市政府估计，柏林去年至少有5万人无家可归。专家称，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衣衫整洁，从外表上看不出是流浪者。安娜·诺瓦克便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无地自容，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第一次见面约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家咖啡店，那是在她十一月底被扫地出门后不久。为了接受采访，安娜·诺瓦克特意修饰了一番。一头棕色的长发光洁顺滑，脸上化过妆，涂了睫毛膏，画过眉，修了指甲，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
她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居无定所的女人，用她的话来说，像个“废柴”。但今天安娜·诺瓦克“没力气”化妆。没力气，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觉得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安娜·诺瓦克说，“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隔壁邻居和搬家公司的两个工人把一张米色沙发，一张餐桌，还有书架和一摞相册从客厅搬到楼下。房间里还剩一角没有清理，一条浅棕色的帘子挡在那里。
安娜·诺瓦克拉开帘子，眼前出现了一张无比宽大的桌子，上面是堆积如山的纸片，信件，汇款单，表格，邀请函，特价商品宣传单，购物小票。被帘子遮起来的“小山”足有半米高。这些纸片是她人生故事的注脚。它们能够解释那些被就业中心扣发的救济金，欠了一屁股的债务，以及她为何会被勒令搬家以至于流离失所，为何去年一年在七零八碎的无谓消耗中顾此失彼，把日子过得如此狼狈不堪。
讲述让她感到疼痛
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处理吧，当时她是这么想的。她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偏偏出了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和她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蜗居在临时收容所的一间斗室，她很难开口讲述。一说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掉泪。她用手按住自己的腹部，因为讲述让她感到疼痛。
对于类似这样难以置信的故事，维奥拉·施罗德（Viola Schröder）已经见多不怪。“很多时候，如果及时求助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出于恐惧和羞愧而没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维奥拉·施罗德是柏林首个家庭临时收容所的负责人。这家收容所是在去年九月刚刚设立的，因为市内有越来越多的流浪家庭涌入常规的收容站点要求投宿。全市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人口，没人能说得清楚。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大概有百分之六十是欧盟公民，大多来自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还有百分之四十是德国人，她说。
他们当中有一个带着孩子的警察，一位从巴伐利亚来到柏林寻找工作却屡屡碰壁的父亲，一位怀里抱着婴儿的母亲。“还来不及想，就流落街头了。”维奥拉·施罗德说。
这些家庭可以在收容机构里暂住两到三周，收容所共有三十张床位，总是人满为患。由于僧多粥少，很多提出申请的家庭被拒绝入住。
仓惶离家
克罗伊茨贝格，万格尔大街12号，一楼：房间里的陈设很简陋，铺着绿床单的木制双层床，一张不大的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橱柜。临时收容所是一个庇护之地，意在让流离失所的家庭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走上正轨。家长们可以在这里，处理政府部门寄来的材料，填写表格，找住处。“有些人来的时候零零散散带了好几百页文件。”施罗德说。
孩子们则不会被家长们的忧虑所干扰。除了两名社工以外，这里还有两名再社会化指导人员，她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烤蛋糕，做手工，或者画画，同时注意观察小家伙们的养育状况，是不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身上有没有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许多家庭经由这里被介绍到救济院。刚刚带着孩子在收容所度过一晚的安娜·诺瓦克便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得到别的地方过夜。”在把儿子亚历克斯和巴尔图兹从学校接出来，送到克罗伊茨贝格的路上时，安娜·诺瓦克对他们说。宝琳那天正好生病了，没去幼儿园。被赶出家门后，她立刻宝琳她带到隔壁邻居家。
那是十一月里的一天，他们一家四口被迫离家时只带了背包，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拿，没有换洗衣物，没有睡衣。安娜·诺瓦克整个人完全懵了，忘了要收拾东西，就连她自己的证件也被落在了家里。
宝琳想念她的玩具和房间
一月初一个有雾的夜晚。被迫在外留宿，从原计划的一个晚上，变成41个晚上。莱尼肯多夫收容所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木制的双人床，妈妈带着宝琳睡在上面，两个男孩子睡上下铺。
他们有一台冰箱，一张上面放着四个盘子和四个杯子的白色桌子，两把塑料椅，一个白色的衣柜。“妈妈，我把那个拿上，”巴尔图兹一面说，一面伸手去够厕纸。“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了”，他妈妈说。她指的是手里攥着一卷卫生纸穿过走廊去上厕所。这里的八户人家共用三个厕所隔间，四个淋浴头，一间厨房。
安娜·诺瓦克望着小女儿宝琳，她正把自己的发辫绕在手指上玩。
“你觉得这儿好吗？”
“嗯，好——。”
“你想念我们原来的房子吗？”
“嗯。”
“你想念什么呢？”
“我的玩具和我的房间。”
“你最想念什么？”
“粉红色的壁纸，以前我在家里都是一个人睡觉。”
“你去看看哥哥们在干嘛，”安娜·诺瓦克对宝琳说。她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抹眼泪。
孩子们有太多梦想要实现
安娜·诺瓦克1978年5月7日出生在波兰，她在那里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做了项目经理。后来她恋爱了，先是和亚历克斯（9岁）和巴尔图兹（8岁）的父亲，后来又遇到宝琳（4岁）的父亲。她追随第二个男友来到德国，但在怀孕期间两个人分手了，2013年她从鲍岑（Bautzen）搬到柏林。
宝琳一岁大的时候，她重新出去工作，起初在一家大酒店做流程优化。因为总是很晚才下班，到家时孩子们都要上床睡觉了，她觉得自己愧对他们，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于是就辞职了。她原本想休整一段时间，等过几年孩子们稍大点再出去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吃救济的日子比原想的要长许多。”
接送孩子上下学，去兴趣小组学编程，开家长会，每周四次送亚历克斯和巴尔图兹去上足球课，每周两次送宝琳去学街舞。每逢周末还有球赛，或是孩子们的生日派对。安娜·诺瓦克试图独自应对一切，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在领救济金的事。
她羞于承认自己无力为孩子们的梦想埋单：交培训费，买球衣、足球，还有交通费。“我从没把自己看做是那种吃救济的人，”她说。她也不想被别人看成这种人。
丢进角落的信件
2017年春天，问题来了。青少年福利局停发了她的育儿补贴，这项补助是她和宝琳的父亲分手后，作为从外地迁居柏林的单身母亲申请到的。三年来一直有一位福利局派来的社会教育工作者在育儿和家务方面为她提供帮助。
安娜·诺瓦克觉得，即使不依靠别人的帮助，她也有能力应对生活。但没想到六月份的时候，面对越积越多的信件，她已经疲于应付，周转不灵。她把那些文件统统丢进墙角，拉上帘子。等有空的时候再说吧，她想。
随后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以至于她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于是直到今天，在整整七个月后，她才得以把那些已经多得数不过来的纸片、信件和表格拾掇起来，匆匆忙忙塞进箱子，大大小小总共装了九个纸箱跟盒子。一团乱麻终于被分成了几团。
去年七月份，就业中心发来通知，让她务必按预约时间去面谈。但安娜·诺瓦克生病了，稀里糊涂中交错了表格。随后是第一次处罚，部分救济金被扣除。她提出了申诉，但又不符合规定程序。她应当马上去就业中心签到，但因为一个孩子得了肺炎，她没能去成。二次处罚接踵而至。
这一次，救济金被降到了最低限度。据她自己回忆，“大概两百欧元左右”。她很害怕和就业中心的人打交道。她不想去那个地方，不想坐在那里听工作人员数落自己又做错了这个那个。她干脆对他发来的那叠传唤之不理。
“你会丢三落四，忘记赴约”
“你知道吗，人有力气的时候，做什么都不在话下。可一旦力不从心就难免头昏脑涨，丢三落四，忘记赴约。”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一面用袖子抹去淌到眼睛下面的睫毛膏。“人失败得越多，就越是不堪一击。”
后来她发现，自己一直打不起精神。她病了。抑郁症。安娜·诺瓦克想接受治疗，她希望能尽快振作起来，必要的话就服用药物。
2017年8月，安娜·诺瓦克没能交上房租。9月，10月，11月同样如此。物业部门不接受分期付款的方式。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向谁求助。11月中旬，要求腾退房屋的起诉书寄达了她的信箱。两周后，五个男人出现在她的门前，他们换了锁，限她二十分钟内收拾东西走人。
这或许让人纳闷，及时回信、按时赴约到底是有多难？换句话说，到底经历过什么，一个人才会被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逼入绝境？
一开始孩子们总在追问：“妈妈，我们很想念原来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住？”宝琳一直对留在家里的那个小松鼠图案的抱枕念念不忘，上面有她的味道，还有家的味道。男孩子们想念自己的球鞋。“回头妈妈再给你们好好解释”，她对他们说。而现在，孩子们几乎不再发问了，他们不再追问她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搬去别的地方，是不是还能去俱乐部训练，需不需要转学，因为只要一提到这些，他们的妈妈就会特别难过，然后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一整天。
刚来这里的几个晚上，安娜·诺瓦克一直没法入睡，墙壁太薄了。住在隔壁的两个男人整晚赌钱。此刻，外面走廊上有小孩正在跑来跑去，吱哇乱叫，大声放音乐。“喂，再闹小心揍你！”不知道谁喊了一句。“砰”地一声，一扇门合上了。有时候能听到一个男人打女人，嚎哭和咆哮声此起彼伏。“这地方不到半夜从来清净不了。”安娜·诺瓦克说。
亚历克斯打了个哈欠。夜里，他和妹妹总是从噩梦中惊醒，因为叙利亚小孩跟他们讲了很多战场上的可怕场景。自从来了这里以后，宝琳又开始尿裤子了。巴尔图兹看了看表，说：“妈妈，八点了，我们得赶紧睡觉了。”他知道，如果不早早上床的话，明天在课堂上他又会困得睁不开眼。
亚历克斯和巴尔图兹以前总是在学校里就把作业早早做完了。现在他们俩回来的时候总是无精打采，两个人趴在黑黢黢的地板上写作业。房间里唯一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杯子，里面插着餐具和牙刷。每当两个男孩一声不吭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就知道，他们准是又在外面受气了。几天前，巴尔图兹在班上遭到同学嘲笑，因为他很久都没换过衣服。
政府的救助计划
按照青少年福利局的规定，当父母面临无家可归或业已发生此种情形，其未成年子女并不会被马上带离父母身边。政府部门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在日常工作中与青少年福利局频繁接触的维奥拉·施罗德解释说，只有在出现其他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比如监护人有酗酒、吸毒或性侵儿童的行为，政府才会出面进行干预。
“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远远不等于失职的母亲。”她说，到目前为止，青少年福利局限制父母监护权的情况她只遇到过一例。那位父亲精神状况出现异常，主动提出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鉴于柏林无房人口日益增多的状况，一周前，来自辖区、市政当局以及救助机构的两百名专家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对策。“几年前，流浪人员仍以35到55岁的德国男性为主，”来自左翼党派的福利部委员埃尔克·布莱滕巴赫（Elke
Breitenbach）说，“现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其中。”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相比几年前增长了多少，对此她不得而知。
市政当局表示，今年将把用于救助流浪人员的拨款提高一倍至八千一百万欧元，以便临时收容所能够容纳更多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家庭，尽管政府方面对柏林现有的紧急救助机构的容量一无所知，称只有在各个区进行查询后才能给出准确数据。
政府表示将立即着手对流浪人口进行统计，同时划拨更多资金到各个辖区，以避免市民因强制搬迁而举家流落街头的情况发生。每个无家可归者都应当拥有固定住所。然而面对数量有限的福利住房，这样的目标无异于纸上谈兵。鉴于目前的状况，市政府正在考虑把专门为难民搭建的集装箱板房同时也用于安置流浪人员，作为临时性过渡。
不买家具，先应付着
安娜·诺瓦克所在的这间斗室也属于这种临时性过渡。在她的叙述中，这只是一个带引号的“家”。真正的家对她来说意味着，门铃板和信箱上印着自己的姓名；能做饭，能烤蛋糕。去年夏天的时候，她想给孩子们做煎饼，但手边没有搅拌盆和打蛋器，她只好开车去了以前的邻居家，在那儿揉好面团。她不想添置厨房用具，毕竟他们不会在这里久住。
“家”，意味着可以一个人躺在沙发上，轻轻松松地看部电影，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尽情玩耍。而在这里他们四个总是不得不挤在一起，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很想让他们到走廊上玩儿一会儿，可是我不认识这里的人，不敢随便放他们出去。”她说，“但成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又让人抓狂。”
安娜·诺瓦克把家具和纸箱寄存在一间地下室里，每月租金250欧。除了儿童补贴和预支的生活救济金以外，她每月从就业中心领取的钱只有288欧，外加每天25欧的住宿费。除去购买食品，衣物，再加上托班和幼儿园的学费，俱乐部训练费，她哪来的钱支付地下室的租金？
她不知道。
信用卡已经透支了一点，她还从“熟人”那里借来一些。孩子们的父亲是完全指望不上的，她也不想跟父母借钱，因为张不开口。在被问到究竟欠了多少债时，她回答说：“大概4000欧吧，还有搬家的钱，还有鬼知道什么钱。”
她对自己的生活心生厌恶
她有没有去把装在箱子里的纸片和文件认真捋一遍，就像她之前说好的那样？——没有，回头再说吧。二月份她做了什么？这个月自会揭晓。她或许还能在这儿住上一段，但她不想。有些家庭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有余。
“没办法，我真的考虑不了那么周全。没办法。”说着，她闭上了眼，“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
她曾告诉在波兰的父母，她现在带着孩子住在某个地方，但没说只能住到这个月底。她不再去和朋友见面，也不再去送孩子们上学，不再送两个男孩去训练和比赛。因为她再也没法装作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现在属于另一个群体了，那些去流浪者救助中心或是去领救济餐的人。”她说。
她每月有一次领取救济餐的机会。“一想到这个我就心情很差，太丢人了。”她在那里领到一个晾衣夹做的号牌，排在一队愁眉苦脸的人里面，告诉工作人员她有三个孩子，大概需要领多少。“上一次我领到两盒酸奶，四个鸡蛋，还有四分之一块黄油。”之后她缩在床上一天没有起床。
11月被勒令搬家后，安娜·诺瓦克还表示“我会想办法”，到了1月份，她又说自己没什么计划，不知道该怎么办。“拖欠了这么一大笔房租，我真怕以后再也租不到房子了。”说着，她把目光转向贴在墙上的一幅圣像，上面画着迷途者的主保圣人——圣安多尼。“我真怕会一直过着这种与人群隔绝，一点快乐都没有的日子，你知道吗？我没信心了。”
她对自己的生活心生厌恶。“不吸毒，不酗酒，结果还是掉进底层。”剩下的只有债务，救济餐，收容所。只有摇尾乞怜。
“你告诉我，我真的这么没用吗？”
原标题：《贫困在德国：无家可归的柏林一家人》
翻译：史竞舟
版权： © Tagesspiege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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