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他者”?|德国评论家反思德国恐华情结根源
我是在科隆艾伦菲尔德区长大的。我从家出发,沿着五号线的方向走五分钟,拐过两个街角,就来到了塔库路与伊尔蒂斯大街十字路口。曾经有好几年时间,每天早上7点35分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准时赶到这个路口,然后在这里等一个同路的小伙伴一起去上学。
作者:田晓菲(Lea Schneider),1989年生于科隆,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居住多年,是自由撰稿人,译者及评论家,现居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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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陛下之舰“鸡貂号”之所以驶入海河,是因为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一直在觊觎“太阳下的一席之地”。自1842年大英帝国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取得”了第一批所谓“租界”(即缩微版的殖民地)之后,德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一直呼声不断,要求德意志在其中分一杯羹,这些呼吁者中包括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当时他作为德意志协会主席对占领中国市场的必要性极尽渲染,甚至将其上升到事关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
中国国内掀起反帝反殖民运动之后,欧洲列强向中国派出了所谓的“惩戒考察团”。为了给即将远征东亚的德国军团鼓舞士气,德皇威廉二世还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扬言“不留一个战俘,格杀勿论![……]愿德意志的名字通过你们以某种方式在中国留下千年印证,从此再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恐华情结之所以无处不在,与德国和欧洲思想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至今日,倡导个体之理性与自决的启蒙主义理念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法律与文化习俗,而与此同时,这一理念也是在与中国等“他者”文化的区分中逐渐形成的。在黑格尔等西方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史之外”的“他者”,以从众、驯顺的文化心理而著称的中国人则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日后在此心理图像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文明优越论于是宣称,欧洲人有权对中国以及其它“落后”民族进行殖民,以便此等落后民族均可分享西方的“文明与进步”。直到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在关于中国的媒体报道中看到这种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幻觉的各种升级版本,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人无异于一群被洗脑的政府顺民,既没有任何行动力,也对行动力这种东西漠不关心。
欧洲文明优越论宣称,欧洲人有权对中国以及其它“落后”民族进行殖民,以便此等落后民族均可分享西方的“文明与进步” | © wikipedia.org
而最初作为一门殖民主义专业建立起来的德国汉学也是上述启蒙主义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对中国进行控制。最早一批设立了汉学专业的研究机构中包括汉堡殖民主义研究所,即今日汉堡大学的前身。而从最近接连爆发的排华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与正视和反省德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暴行还相距甚远。就连《镜报》(Spiegel)这样的所谓严肃媒体,也一仍其旧地在新闻标题中正常使用着诸如“黄祸”这样的字眼。“黄祸”这一概念是由俾斯麦的党羽,作家斯特凡·冯·库策(Stefan von Kotze)等人在二十世纪初最先提出的,其目的则在于煽动社会上的仇华情绪,为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提供理论支持。
上述种种无不是充满了暴力的历史。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的历史,即德中两国间的友好交往、作品译介,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持续数百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历史事实并非与殖民侵略互不相关,更谈不上清白无辜。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把这部分历史同时也讲述出来,以便揭开将中国视为“大国他者”的恐华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建构的本来面目——谎言。
原标题:《世间万物,其来有自》
作者:田晓菲(Lea Schneider),1989年生于科隆,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居住多年,是自由撰稿人,译者及评论家,现居柏林。田晓菲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论文以及翻译,然而她最钟爱的是融合三种形式展开的创作。柏林Verlagshaus出版社刚刚出版她的著作《中国书箱:人民共和国的新诗歌》(Chinabox. Neue Lyrik aus der Volksrepublik,2016)以及《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2020)。
翻译:史竞舟
版权:文章:歌德学院、田晓菲(Lea Schneider)。本文为共同创作书名,转载条件相同,须经3.0德国授权。
焦点话题:仇恨
你的名字是仇恨
晚餐时你吞下5根针,或6根
却丝毫感觉不到它们的尖锐
你砸破金黄的鸡蛋
是太阳不能孵化的私生子
一旦出生,他们就会弑父娶母
分割阳光灿烂的遗产
——许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