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fano Pollio | © unsplash.com我们对于恐怖的渴求、对怪奇事物的好奇心和幻想，是恐怖电影出现的缘由，也是这个文化类型历久不衰的原因。恐怖电影帮助我们实现了现实世界里无法经历的幻想世界，感受感官的强烈刺激，直探心灵潜意识的黑暗深处，结束之后又可以安心重回平凡安全的日常生活环境。观影过程中加快的呼吸和心跳、激增的肾上腺素，也是一种直面内在恐惧的过程。西方的恐怖类型来自于十八、十九世纪哥特小说的文学艺术传统，从理性启蒙的严谨解放出来，把对超自然、超现实、集体黑暗的迷恋藉由书写而释放，例如第一部哥特式小说：霍洛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小说《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5），场景在闹鬼的城堡，故事里有骷髅显现、天上掉下盔甲、秘密通道、自己移动的肖像画和自己关上的门，这些超自然元素都在后来的恐怖电影中反复被再次创作。其他源自哥特时期的恐怖因子，有些营造出心理上的恐怖，例如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的多重人格、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厄舍府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里的精神错乱和抑郁；有些则是超自然的形象，例如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德古拉》（Dracula）是吸血鬼的始祖，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是第一部科幻小说，也是第一次出现科学实验下产出的怪物，两百多年之后回头看也还是很前卫的概念；有些是因为身体的丑陋或缺陷，例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钟楼怪人》（Notre-Dame de Paris）。电影初始之际，这些元素就已经融入到新兴的移动影像里。早期的电影制片和电影魔术师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喜欢利用胶片剪接、上色、场面调度的技巧，制造视觉幻像与特效，他有部两分钟半的短片《魔鬼庄园》 （Le Manoir du Diable, 1896），主角是个在中世纪城堡施法术骚扰旅客的巫师，乔治·梅里爱用剪辑手法拍摄出突然出现又消失的人或物（例如白衣没有脸的鬼魂形象）、变形（metamorphosis），也用特效化妆、炫技手法、慢动作和快转、重叠影像营造恐怖氛围，这些风格和技巧大开恐怖电影先河，也延续到了今天。
《魔鬼庄园》© senscritique.com
罗伯特·维恩（Robert Wiene）1920年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是恐怖类型的里程碑，也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里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电影的框架叙事由不可靠的叙事者视角出发，卡里加里博士是精神失常的催眠师，利用控制梦游者进行谋杀。手绘而成的布景呈现不规则、不平衡的扭曲建筑，各种引人不适的斜线和斜角贯穿电影空间，门墙倾斜、窗户是菱形的，强烈的黑色线条和几何图案与惨白的脸孔形成反差。这样的恐怖电影美学风格是独特的，也常被用来引以为例，讨论恐怖电影如何捕捉社会文化潜藏的暗流，例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著名的专书《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他认为电影艺术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心理状态和集体精神，20年代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M》、《大都会》等德国表现主义视觉风格和叙事技巧，表达的是德国民族于一战后逃避现实的渴望，同时又恐惧混乱、希冀秩序，希特勒的崛起便是这种心态下的结果。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 film-rezensionen.de
《大都会》| © lovedesigner.net克拉考尔将电影视为洞察人心和评价历史的窗口，不乏受到批评，因为潜藏的民族心理常常是流动的、千变万化的、含糊暧昧的，每部电影包含的其实是复杂而且有时相互矛盾的信息，所以恐怖电影流露出的社会文化表征也应该是开放和浮动的。不过，克拉考尔所提出魏玛时期对于“恐怖”的想象，也的确反映出对于“被操控”的恐惧。像是《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被控制行动的梦游者，或者《泥人哥连》（Der Golem, 1915）引用中世纪犹太传奇中被赋予生命的泥塑雕像，都是人无法为人，非人却被迫为人的无奈、绝望与孤独，直到今日也是恐怖的主题。
《泥人哥连》| © cinematicrandomness.com第一部把西方吸血鬼形象影视化的电影是F.W. 茂瑙（F. W. Murnau）的《诺斯费拉图》，用黑白光影戏剧性的强烈对比营造昼伏夜出的吸血鬼形象，1979年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Nosferatu: Phantom der Nacht）就是对这部经典的致敬和再创作。西方的僵尸则是从乔治·A·罗梅罗（George A. Romero）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1968）开始成为经典恐怖角色。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的《偷窥狂》（Peeping Tom,1960）和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k）的《惊魂记》（Psycho,1960）擅长的是英式的心理恐怖，画面上可能什么都没发生，但是借助变换镜头视角、快速剪辑、大特写、音乐，雕琢出充分的气氛让观众自行脑补。其实，想象里的恐怖总是比视觉看到的恐怖还要更吓人，因为脑海里的恐怖总是先行一步，一直预期而恐惧着可能看到的下一个画面。70年代开始出现混搭各种元素的恐怖电影，偏好极简叙事和模棱两可的开放结局，主角可能并不讨喜，无法让观众产生认同，更加着墨的是他们的情绪动机和直觉反应，他们通常更加焦虑，受制于更深沈的文化偏执。例如韦斯·克拉文（Wes Craven）的《隔山有眼》（The Hills Have Eyes, 1977）、史丹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改编自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说的《闪灵》（The Shining, 1980），结合气氛烘托手法、心理恐怖、血腥暴力的恐怖、癫狂、鬼魂和超自然元素。西方关于鬼魂、恶魔的恐怖电影里，被多次改编的《无辜的人》（The Innocents, 1961）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 1968）都是以被恶魔附身的孩子为主题。关于死亡之谜、丧失亲人的悲伤、伤痛症候群的主题，或者涉及脆弱的人群像是婴儿孩童、身心障碍人士，常常会撩拨出心里更底层的恐惧，而最日常的生活、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是恶魔入侵到私密的家庭场域的突破口。这种西方的恐怖脉络里包裹了基督世界的精神观，魔鬼是跟上帝对立的，一般相信正邪大战了好几千年，而圣水和十字架可以击退鬼怪，驱魔主题的创作里也常常有满脸厌倦的神父和不信上帝的家人，靠的是信教善人和教会的正气拯救不信教的罪人。
《罗斯玛丽的婴儿》| © bloodygoodhorror.com
日本恐怖片的鬼魂则建立在本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根据日本神道，人死之后变成鬼魂，需要净化的仪式才能让愤怒的鬼魂安息，否则他们将在人世间复仇。民间故事里，常有无辜女性被男性残酷杀害、她们的灵魂幻化作复仇的鬼怪等故事。因为承袭这样的民俗文化，日本恐怖片里的鬼魂多半是女性，拖着扭曲的身体寻求报复，著名的《午夜凶铃》（Ringu, 1998）、 《鬼水怪谈》（Dark Water, 2002）、《鬼来电》（Chakushinari, 2003）都在叙事和美学上和这个传统有关，也都被好莱坞翻拍成美国电影，不过在同样的叙事基础上却创作出大不相同的成品。东方的恐怖电影偏好意在言外，而西方电影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制造最大程度的惊吓，大量用快速闪入的惊悚画面，企图营造更直白、更高效的恐怖氛围。而日本恐怖片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焦虑，例如被压抑的女性意识、校园霸凌、与社会同化的压力，在改编版里都失去了文化情境和力度，被功利主义式地转变成更容易消化的娱乐产品。恐怖片里的介质是与时俱进的，《午夜凶铃》里贞子从立体方盒状电视机爬出来的场景，如今已不复见，当代的恐怖是来自于网络和社群媒体。《解除好友》（Unfriended, 2014）电影全程只看得见计算机屏幕，叙事由主角在计算机上的视频谈话、讯息内容、社交网站推进，恐怖氛围也来自屏幕视频的视角局限性，和隔着屏幕观看却无法自救救人的无助感。这样的“计算机屏幕恐怖类型”（monitorhorror genre）后续被重复创作了很多次。德国导演西蒙·范霍文（Simon Verhoeven）2016年的《好友请求》（Friend Request, 2016）虽然并非屏幕恐怖类，可是也从社交媒体出发，由交友请求、取关、网络霸凌，最后演变为超自然的恐怖。在德国最享受吓人乐趣和恶心美学的导演是琼格·本特格雷特（Jörg Buttgereit），他的电影常常聚焦自杀和暴力的死亡方式，例如《死亡之王》（Der Todesking, 1990）碎片式呈现七则自杀和暴力死亡的故事，由尸体缓慢腐烂过程的特写贯穿全片。本特格雷特一年后发行的《困惑的浪漫》（Nekromantik,1991）则是关于一对恋尸癖情侣，里面的奸尸、虐待动物、血腥而大胆描绘的尸体和器官受到极大争议，甚至在德国被禁，这是纳粹德国之后就没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恐怖电影也进入了艺术电影和影展圈的范畴，被称作艺术恐怖片（art-horror），例如《鬼书》（Babadook, 2014），单亲母亲和年幼孩子因为一本童书里的恶魔而陷入恐怖循环，背后却是失去挚爱的绝望、细腻感人的舐犊情深，和心魔的具象化。这样深思熟虑过的恐怖片也包括《生人勿进》（Let The Right One In, 2008）、《哭声》（The Wailing, 2016）、《蝙蝠》（Thirst, 2009）、陈可辛的《三更之回家》（2002），和今年夺下香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的《南巫》（2020），这些电影都并非为了恐怖而恐怖，而是在恐怖的框架里，放入人心如鬼域的层层包覆、然后再细细拨开——其实恐怖并非他者，恐怖即人性。《生人勿进》| © 2guys.red40net.com作者：陈韵华，电影学博士，自由策展人以及电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