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 尤迪特·赫尔曼专访
© Michael Witte
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尤迪特·赫尔曼专访
1998年，28岁的尤迪特·赫尔曼在德国出版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这部包含九个短篇的小说集，故事场景多设置在作者出生并成长的城市柏林，赫尔曼敏锐地捕捉到自己的同龄人在世纪之交的微妙时刻沉浮于都市中的疏离轨迹，以平静、简约、克制的语言摹划出他们的爱与渴望。书籍出版后，迅速获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认可，她的书写被认为是代表了“新一代的声音”，并很快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处女作既大获成功的作家，尤迪特·赫尔曼的创作节奏显得非常沉得住气。经过2003年的《除了幽灵，别无他物》和2009年的《爱丽丝》这两部短篇小说集的打磨推进，赫尔曼充分证明了自己在短篇小说上的创作才能。她总在跟自己的人物一起成长，或者说，她总是清醒地把握着同代人的欲望与迷茫，抽取丰沛的瞬间将之凝结在自己的故事中。
2014年赫尔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有爱的开始》。这部以跟踪狂这种看似更加疯狂极端的对爱的追索作为起点而展开讲述的小说，在更加宽广的容度上展示出赫尔曼对于自己长期关注母题的新的探索：平凡之人，困就于范式生活之中，渴望难以获得的爱与交流，却因不善言谈或更深的空虚而卡在中途。赫尔曼在采访中说道，“我可能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这种接触的成败是一直驱使我前进的主题。”正是这一直驱使她前进的主题，俘获了无数与她共鸣的当代读者的心。
近日，赫尔曼受邀接受采访，与中国的读者分享她的写作，她对时代的感知，以及她最新长篇小说《家》的创作想法。
陈思安：阅读您的小说，我首先会被您强烈的语言风格所吸引。即便经过了翻译，仍然能够感受到强有力的节奏感，叙述通常在平静、简洁、克制的推进下进行，将人物或淡漠或风暴似的内心铺展在读者面前。大部分作家在创作早期通常很难做到语言上的克制，但您的第一部短篇集似乎就立刻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我知道您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曾在柏林新闻职业学院（Berliner Journalistenschule）学习记者写作，也曾经作为记者在报刊实习，但您似乎很快就意识到小说才是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我想知道，接受记者训练和实习的工作，是否对您发掘和发展自己的语言风格产生了影响？语言风格在您的创作中被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尤迪特·赫尔曼：您所分享的阅读印象（特别是说我“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让我颇为欣喜。我常常想，虽然我在记者学校时从未想过从事文学创作，但那段经历的确影响着我的写作。我当时想当一名旅行记者，但很快就在这条道路上败下阵来；教新闻报道课的老师批评我毫无区分新闻文体和文学文体的能力，说我写出来的都是拙劣之作。对我来说，这番评价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它导致我放弃了新闻写作，转投电台报道。因为电台报道中可以由他人开口说话，而我只需把他们说的串联在一起。我过了很久才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而这离不开记者学习所打下的基础。无论如何，我还是学到了要使用简短的句子、朴素的语言和开门见山的文字，而这些当然都是写作的基础。但抛开这一切不谈，其实我每写一本书，就感觉自己对写作知之甚少。每写一本书都是从头开始，而在这条道路上唯一具有确定性的就是语言，也就是我对于语气、音韵和节奏的设想以及对声调的认识。在写完一本书的初稿和二稿，进入或许是最后一稿的三稿阶段时，我会大声朗读文本。这其实是以某种方式在演唱它，聆听它，希望它能够拥有特定的声调，拥有像诗歌一般的韵律。我会调整句子和标点符号的位置，会将画面从文本中删除，又加入新的画面——我就这样反复尝试，直到最后创作出一种（或许只有我能听到的）曲调。这部分工作是最振奋人心的。我愿意一次又一次从头开始重新写作，挑战一本书的写作，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夏屋，以后》（Sommerhaus, später）1998年出版后迅速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德语批评界认为在您的小说中传达出了“sound of a new generation”（新一代的声音）。在中文阅读界中，读者也确实感到了您的作品与我们过往阅读经验中的传统德语文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观感。您的小说里的人物、故事与传达出的情绪，具有强烈的当代性，能够跨越文化与语言区隔与其他国家的当代读者建立联结，因此也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您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疏离感，从常规认知的正常生活轨道中稍稍偏离出去，在迷茫求索未知的途中试图把握彼此间脆弱又恒定的关系。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提到，您一直在跟着自己的人物成长，似乎一直在写同一些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故事。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与读者认知当中的“当代性”的关联？读者在您作品里感受到的具有共通性的时代情绪是您经过观察思考后以小说形式精炼出来的，还是您更倾向于抛开阐释专注讲好同代人的故事？
我觉得自己更倾向于把阐释放在一边。我会让自己沉浸到内心世界中，将时代的普遍情绪、文学传统、一代人可能的声音以及文学界的期望统统隔绝在外。这就像是在屏住呼吸，试着放空脑袋。我想的只有我的故事，我的人物，以及我试图在文本中表现、确立和留存的幸运与不幸。文本具有私密性。这话说来或许有些矛盾，但文本不属于任何人，而仅仅属于我，或许还属于我笔下的人物。在一本书出版后，如果读者能从中读出当代性，那我固然感到欣喜——但同时我也有些迷茫和惭愧，因为这种亲切感是我在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甚至是我所极力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写作。如果我带着文本走出内心世界，将它放到意识的现实当中，从字面上去审视我所讲述的一切（例如我在讲述谁的故事，它可能引起哪一代人的共鸣），那么文本就会陷入崩塌。对我而言，文本是超越时代的。
“爱”、“关系”与“（难以满足的）渴望”似乎一直是您小说里比较重要的母题。《夏屋，以后》里的九个故事大部分都涉及到这些主题，《除了幽灵，别无他物》（Nichts als Gespenster》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幽深和混沌的那部分情感，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本书里的写作手法更加丰富和复杂，也更加幽默和讽刺。《所有爱的开始》则是以跟踪狂stalking这种看似更加疯狂极端的对爱的追索作为起点而展开讲述。“爱”与“渴望”是文学中经典而长久的母题之一，每一代作家都希望对此做出自己的回应，我想知道对于您来说，这些主题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在每个创作阶段，您对这些主题的看法和表达有什么变化吗？
我可能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这种接触的成败是一直驱使我前进的主题。每写一本书，我都要重新开始我的认识。尽管如此，有一种认识仍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它事关爱的可能、爱的多彩以及爱的多面性。《夏屋，以后》讲述的是对自己的爱以及对他人自私的关注。在《除了幽灵，别无他物》中，爱变得更为宏大也更为恭顺，它不仅表现为对人的爱，还包括对地方和对梦想的爱，以及对某种期待的热爱。要知道保持期待远比满足期待更为可贵，当所有期待都被满足，剩下的只有绝望。“你幸福吗？”这是“对阿里·奥斯卡森的爱”（Die Liebe zu Ari Oskarsson）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所思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见到绝美的北极光时的幸福；这种幸福感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任何希望而产生。这就像对孩子的爱和对父母的爱。在我的新作《家》（Daheim）中，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主选择的孤独以及追忆过去时的爱。
每个成名作家多少都经历过自己与某种身份、某个文学热潮（不得已）绑定在一起的阶段。对您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是20年前被评论界认为是Fräuleinwunder （年轻女性奇迹，见注）领军人物的阶段。如今Fräuleinwunder的热潮已经过去，人们也在反思其中将作家简单归类以及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20年时间过去，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已经走向更加细化和深入的阶段，同时也产生了更复杂的讨论和更分化的走向。在热潮消退后再回头看，现阶段您对女性作者的身份，以及女性文学议题本身，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感受吗？
我感觉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棘手，越来越犹豫，也越来越沮丧。我看待事物的目光不再是中心化的——我不再站在中央，而是站在边缘。写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时那种不言而喻的感觉消失了。这个世界需要我的下一本书吗？我的写作是否有意义？我的写作是在向谁诉说？我想追问什么？这些东西是否值得追问？我是否需要建立联系？还是将一切留给目光和感觉？这些都是我新近的感受，它们与性别无关，更多是关乎中性意义上的作家身份认同，关乎文学本身。我希望阅读，也必须阅读，因为阅读是根本，离了阅读我就无法存在。但我必须写作吗？在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将事物的复杂性融入文本之中——但又有哪段文字能经得住考验！这些问题困扰着我，影响着我，伴随我找寻小说的开头。担忧、怀疑和模糊的恐惧——我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无意义与不连贯。我不能写一本随随便便的书。我写了又扔，又写，又扔，等着真正的文章能在层层被舍弃的文本上出现。正是这种奇特的渴求，使得我最终得以打破疑虑。那些异响变得越来越微弱，想要试着写文章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至于女性作者身份和女性文学这类问题，我会在写作之外参与讨论，在写作之外（以一位读者或一个女人的身份）对此进行思考。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您小说里很迷人的一部分是那些隐藏在表层文字之下的东西：平静克制的对话下人物涌动的情绪，点到为止的描述，情节之间的空白，隐而未说的事实，隐喻性的存在。这种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进行想象的共振，与作者共同完成作品内核的探索。您好像是一位很信任读者的作家，愿意引着读者去往更深处，中途丢掉了他们也不会太担心。我想知道这种写作方式对您来说，更多是出于性格和喜好，出于对写作技巧的偏爱，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或许我以某种近乎矛盾的方式对读者保持着一种无可比拟的信赖。而那些真实存在于我周围的人，我反而不指望他们能读懂我，理解我的想法。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表达，无法被人理解，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们大家都是孤立的存在）。光有语言还远远不够，而且语言还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当我想到读者的时候——这必然是在我的书完工之后，写作时我会避免想到读者——我相信他有能力跟上我的步伐。我不仅相信这一点，还切实地知晓这一点。他会理解我，他会实现共情。他会用自己的问题、期望、画面和憧憬填补我留下的空白，他将能发现文中神秘的留白，并将其表述出来。
我原则上认为，一部作品一旦付梓成书，被人们所阅读，就成为了独立的个体。它不再属于我。它属于读者——我的画面成为了他者的画面。有可能转变过程并不符合我的本意，但这是我必须接受的，是一个必要的过程。电影会增强这种效应。马丁·吉普肯斯在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拍成电影时，曾将自己的初步构想发给我看。我读了他的构想，感觉他几乎就是作家眼中的理想读者。除推荐一两名演员外，我没有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也无意插足其中。观看这部电影，就像是在窥视他人的脑袋和想象：这是一份礼物，虽然我不会完全赞同其中的每一个演员阵容和场景。但由玛利亚·西蒙饰演的叙述者和由奥古斯特·迪尔饰演的小说同名故事中的菲利克斯将我笔下的情侣演绎得恰到好处，故事也仍然发生在美国内华达沙漠中的奥斯汀小镇。在他们演绎的故事中有一处拥抱的场景是我没有写出来的，但我的确动过这个念头，而他们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这层意思。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惊喜的事情——这个实验成功地证实了我的魔法思维。我的小说《所有爱的开始》（Aller Liebe Anfang》）被改编成了话剧。舞台的背景是一个拳击台，话剧的主人公是拳击手；这幅画面的确出自我的笔下，但直到它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真正领悟了它。在这个例子中，导演为我诠释了我本人的小说。这样的改编是我所喜闻乐见的。
您的最新长篇小说《家》即将出版中文版，与中国的读者见面。这部作品中47岁的女主人公离开了你过往小说中故事经常发生的场景：城市（更多时候是您长期生活的柏林），去往海边的村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这本书的德语版2021年4月出版后收获很多好评，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真正的存在主义小说，具有魔法般的力量，故事里的人物跟您一起走向更加成熟。您能否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家》讲述的是一个中年女子寻求人生转折的故事。她抛弃了固定的生活模式，尝试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她去往与自己毫无关联的陌生地点，希望寻找一张空白的纸，在上头梳理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失去期待的女人，但在遇见了一些与她一样独立而孤单的人之后，这些相遇促成了柔情与改变，让她在突然之间找到了自己失落的根。人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看待这本书，那它或许就是一个关于觉醒和开启新人生的有趣故事。但它其实有着双重立足点，同时也在讲述创伤、回忆以及回忆的不可靠性，讲述分别和爱的难解。我希望，人们可以站在双重视角下看待这部作品。
*编者注：“Fräuleinwunder”(译为“年轻女性奇迹”）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指战后德国年轻、富有吸引力、现代、自信和令人向往的女性。千年之交，德语文学界也经历了一次“Fräuleinwunder”——包括尤迪特·赫尔曼在内的一批年轻女性作家几乎同期首次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尤迪特·赫尔曼1970年生于柏林。她的处女作 《夏屋，以后》（1998）获得非凡反响。2003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其中一些故事在2007年被拍成电影。2009年出版的《爱丽丝》（Alice）包括五部短篇小说，在国际上受到好评。2014年，尤迪特·赫尔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有爱的开始》。随后在2016年发表短篇小说《莱蒂公园》（Lettipark: Erzählungen），获得了丹麦布里克森短篇小说奖。尤迪特·赫尔曼因其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克莱斯特奖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奖。作者在柏林生活和工作。2021年春，其最新小说《家》（Daheim）在德国出版并获得莱比锡书展奖。
陈思安，作家、戏剧编剧、导演。“声嚣”剧读节创办人及艺术总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体内火焰》《活食》《冒牌人生》等。戏剧作品《凡人之梦》《在荒野》《冒牌人生》《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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