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看不见的，人们只会看到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人” | 德国退休老人的生活

样图 | 图：Pexels

坐着旅游大巴或房车四处游玩，牙齿洁白整齐，钱包鼓鼓囊囊。晚上斟一杯葡萄酒，坐在西班牙庄园的露台上乘凉。在许多波兰人眼里，这就是德国退休老人的典型生活。但随着研究和访谈的深入，我愈加发现这种刻板印象站不住脚。

文 / 乔安娜·斯塔扎科

👴👴👵👵

隶属于海德堡奥古斯丁养老院的两幢高楼光鲜亮丽，豪华大气。它位于一座小山之上，附近有一座难民营和一片外墙已经开始褪色的住宅区。我去位于养老院十层的公寓里拜访吉塞拉（79岁）和霍斯特（86岁），从他们家的客厅和卧室向外望去，莱茵河平原的辽阔景象看得我一时目瞪口呆。山下人来人往，车流涌动。在看不见的远处还战火纷飞，病毒肆虐，人心惶惶。而山上的寂静，让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是的，这里很安全，我们很少离开这栋楼。”霍斯特说。

“但我每个周一还是会去一趟小学。”吉塞拉指着山下的一座蓝色大楼说。“我在帮助一个九岁的突尼斯女孩学德语。我们一起读一小时童话。这所学校四分之三的孩子都有语言问题。不少奥古斯丁养老院的住户主动报名，为他们提供帮助。”

吉塞拉和霍斯特的一天始于8点。他们一边喝着咖啡，听着广播里的新闻，一边在小厨房里准备早餐。他们9点去楼里的游泳池做水上健身，然后就到了看报时间。到了12点半，他们去餐厅吃午饭。那儿的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在桌上的鲜花散发着热带水果的芳香。

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被用于安排丰富的业余活动：养老院里开设了语言班、艺术工作坊、讲座、电影和戏剧演出、展览、品酒坊以及发廊和按摩院。此外，这里还有俱乐部、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和一座小教堂。人人都能在这里自得其乐。

“包括午餐在内的所有服务都包含在了总价之中。”吉塞拉说。“医护人员的现场服务则有保险公司承担。”

“前台24小时对外开放。而且每间公寓里都安装了紧急呼救装置。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霍斯特笑着说。“说实话：我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

奥古斯丁养老院的两幢14层高楼里住着约350名老人。租金视房间大小而定，吉塞拉和霍斯特住的这套58平米公寓月租4000欧元。

“我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安享晚年。”霍斯特说。“我投资股票，按月缴纳法定护理保险和人寿保险。另外我也参与了企业养老计划。”

霍斯特告诉我说，他年幼时父母双亡。由于家里没钱，他不得不从高级文理中学提前辍学，提早工作谋生。经过为期两年的职业培训，他成了一名售货员。后来，他经人引荐，得以进入一家银行工作。

“当时我就对有价证券充满兴趣。”霍斯特回忆说。“于是我又接受了三年的银行职员培训，边学习边工作。我热爱这个职业。在晋升为部门负责人之后，我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也终于有闲钱进行投资。”

“你的养老金多高？”我问他说。

“加起来超过4000欧元。”霍斯特回答说。

“我每月只有150欧元，这还是不久前才新出的规定。之前我一分钱都拿不到。”吉塞拉插话说。“在德国，打理家务和抚养孩子显然什么都不算。另外，国家还要综合考虑我俩的收入情况。幸好我父亲还算有钱，他给我留下了一处地产和一幢房子。是的，我大半辈子都是一名家庭主妇。高中毕业后，我曾参加银行培训，并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半年后我就认识了霍斯特，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结婚至今已有57年了。”

吉塞拉回忆道，她第一次接触奥古斯丁养老院，是在三十年前父亲生病的时候。当时她就意识到，他们夫妇很快也将面临同样的境地。他们的女儿远在柏林，儿子在波恩生活。他们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与奥古斯丁养老院签约时，霍斯特临近60岁，而吉塞拉当年53岁。

“霍斯特恨不得当时就搬进来住，而我似乎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吉塞拉回忆说。“但在我丈夫提前退休，而我又因为从楼梯上跌下而行动受限之后，我明白已经到时候了。正好当时奥古斯丁养老院有人去世，空出来一间公寓。”

他们迅速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并完成了体检。根据规定，搬入奥古斯丁养老院的住户必须身体健康。

“老了就不中用了。”吉塞拉在临别时说。“我的脑子还算管用，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就算还能清醒地思考，但人已经走不动了。这让我有些心烦意乱。但又能怎么办呢？既然住进了这里，我们就不会有别的家了。”

样图 | 图：Pexels

德国的养老体系

德国的养老护理是基于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覆盖约82%职工、也即近5500万人的法定养老保险。第二大支柱是企业养老计划，第三大支柱是私人养老计划。
法定养老保险为税前工资的18.6%，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均摊。目前，常规养老金的参保年龄不分性别，均为67岁。
2018年，德国共有约1825万退休人员，全德当年的养老金支出为2771亿欧元。仅0.2%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超过2400欧元的常规养老金。19%的女性和11%的男性每月养老金不足300欧元。
1962年，平均每个退休人员对应六个积极参保的在职人员。199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7，2017年又继续下降到1:2.1。到2050年，60岁以上人群将占到德国总人口的30%。

萨克斯、高跟鞋与爵士乐

如果67岁的玛丽见到吉塞拉，或许会同她击掌问候。她心胸开阔，活泼好动，一点都不服老。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老得可怕，甚至快要死了。”她对我坦言。“但我不会对此耿耿于怀。我已经接受了早晚要离开人世的事实。”

玛丽告诉我，60岁生日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那天，我望着镜子对自己说：‘亲爱的，如果你还想尝试点新鲜事，那就趁早吧！’”

“那你做了什么呢？”我问。

“我去上了萨克斯课程。那一直是我的梦想。”玛丽笑着说。

她所使用的1960年款Selmer Marc VI萨克斯是一件稀有品，也是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她去两个音乐老师那儿上课，平时更爱光脚演奏。只有登台演出时，她才会穿上自己的高跟鞋。

“两年前，我在一个爵士乐工作坊中和一些音乐人相谈甚欢。我们决定一起组建一支乐队。”玛丽说。“乐队包括两名萨克斯手，一名鼓手，一名吉他手，一名钢琴师和一名打击乐手。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但他现在高中毕业，已经搬到别处去了。我是乐队中最年长的人。去年，我仅上音乐课就花了数千欧元。因此，我也尝试在养老金之外赚取其他的收入，以便每月至少有1500欧元在手。我希望保持多年以来的生活水准。仅靠每月700欧元的养老金还远远不够。”

早在多年前，玛丽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每年，养老保险公司都会给我寄信，告知我已缴保险金额以及将来的养老金数额。”玛丽说。“年轻的时候我还不是很在意，但过了30岁之后，我开始想：‘哦，该死，我得慢慢考虑养老的事情了。’”

自1987年来，玛丽一直在多家出版社担任自由编辑。

“幸运的是，德国的艺术家和时事评论员均可参加艺术家社保基金。该基金会支付大部分的法定养老、医疗和护理保险，总计每月超过500欧元。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帮助。”玛丽说。

此外，玛丽还将自己的钱投资到了人寿分红险中。

“我原本希望靠利息安享晚年，甚至还指望从中再挣些钱。但现在我觉得做自己被骗了。不仅利率降到了0%，而且由于通胀的出现，我的积蓄甚至还缩水了10%。我的计划最终未能如愿。另外，养老金的支付标准也在2002年下降了数个百分点，我最终拿到的钱也比当初承诺的要少。”玛丽说。“要是我现在还单身的话，可能就要入不敷出了。”

玛丽和她的丈夫每月要支付500欧元房租以及其他日常开支。他们每月仅在食品和衣物上就要花费约400-500欧元。

“或许每月1000欧也能凑活着过，但那样的生活毫无品质可言。不过我不会自怨自艾。”玛丽说。“这是我选择的人生，也只能由我独自承受。我会靠做编辑赚一些外快。但一个67岁的人反应肯定没有从前那么敏捷，做任何事情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一切，把工作、家务和所有烦恼统统抛在一边。你知道哪有这样的好地方吗？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玛利亚笑着我问。

一个长跑者的孤独

古斯塔夫（应受访者要求，对其作化名处理）可以给玛丽推荐许多个这样的地方。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四处旅游。

“等我一退休，就背上行囊出发。”这个58岁的男子这样对我说。“我想从北角一路游向意大利南部，从爱尔兰经波兰前往乌克兰边境。”

古斯塔夫在一家工厂从事三班倒的工作。头两天从6点干到14点30分，随后的两天从14点30分干到23点，然后连续三天从23点干到第二天6点，之后可以休整48小时，然后从头再来。

“在连续倒班工作26年之后，我已经厌倦了这种需要不断调整作息的生活。我想提前退休。”古斯塔夫说。

古斯塔夫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一个厚厚的、写有“退休”字样的文件夹。

“哦，这封信里说，我可以在66岁零6个月时退休。”古斯塔夫用手指敲打着文件说。“也就是说，我还要继续工作八年多的时间。”

“你能做得吗？”我问。

“不可能。”古斯塔夫坚决地说。“或许我还能再做个五年。那时我63岁，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每提前一个月退休，我的常规养老金就会被扣除0.3%。也就是说，我要少拿大概13%的养老金。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你知道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继续翻阅着他的文件夹。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场电视辩论里看到了一幅年龄分布金字塔图。”古斯塔夫说。“我当即明白，法定养老金可能还不足以支撑我的退休生活。那时我才三十岁出头，每月收入大致为2000欧元。于是，我开始参加私人养老计划，每月缴存110欧元。退休后，我可以一次性支取这些存款，也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古斯塔夫已经为退休做好了万全准备。| 图：Pexels

这还没完。古斯塔夫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张Excel表格。

“2005年，联邦化学行业雇主协会联合矿业、化学和能源产业工会发起成立了养老基金，由雇主和雇员按年缴存款项。我每年要缴存约3000欧元。该基金由银行负责管理和投资。我一退休，就能一次性支取数万欧元或按月领取分红。不过，我还要为此交税。”

就是这些？不，古斯塔夫又拿出了另一份文件。

“哦，在这里。”他骄傲地说。“你看，我所就职的公司还在内部为员工设立了养老基金。这里写着，我每月可以领取800欧元的企业养老金。”

我已经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你一共能拿到多少钱？”我问古斯塔夫。

“如果只算法定养老金，那我每月可以拿到大概1200欧元。”古斯塔夫说。“但有了其他这些养老计划，我最终拿到的金额是这个数目的2.5倍。”

“这么高的养老金在波兰是难以想象的。”我叹了口气说。

“有可能，但你也得考虑德国的生活成本。”古斯塔夫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每月家庭开销在300欧元左右，还要支付超过500欧元的保险和数百欧元的餐费。幸好看病不用花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我最多只需支付10欧元。”

“为什么德国人会这么细致地规划自己的养老金呢？”我问。

“从前的家庭世代同堂，亲人之间可以相互照应。”古斯塔夫说。“后来，人们发现要想追求事业的发展，就要懂得灵活变通。于是，有些人远赴世界各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今天，已经没有人指望家人会照顾他安享晚年。法定养老金可以确保老年人在家中或养老院享受护理服务。因此，我也惊讶为何许多德国人要在晚年移居国外。”古斯塔夫说。“最近，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些德国退休老人移民保加利亚，因为那儿的生活成本要比德国低许多。我就想知道谁会在那里照顾他们，以及这一切需要多少费用。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值当。近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78岁德国老人的故事。他已经在法兰克福机场滞留了一年。他在国外生活了太久，以至于已经被德国的社保体系除名，回国之后身无分文。这让许多德国人感到震惊。”

“但是德国的餐馆、咖啡馆、音乐厅和电影院里到处都是老年人，他们显然都对生活很满意。”我插话道。

古斯塔夫摇了摇头。

“贫穷是看不见的。”他回应说。“但德国有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和近一半的女性每月常规养老金都低于600欧元。如果不采取其他预防措施，他们现在就将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公开场合，人们只会看到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人。”

当然，这人就是我！

在曼海姆旧消防局文化中心的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几对老年夫妇正在舞台上跟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摇摆。另一些人则坐在吧台旁喝着饮料。在这里，我结识了柯内莉亚——一位身材娇小、打扮精致的66岁退休老人。

柯内莉亚喜欢外出，平日的生活丰富多彩。周一到周五，她要去上萨尔萨舞课、去健身房并和朋友见面。周末的时间则用来陪已经与她交往了二十年的伴侣。

“我们没有住到一起，这未尝不是一件坏事。”柯内莉亚笑着说。“相反，我们尽可能找机会出门，周游世界。我们已经开房车游遍了整个欧洲，去过纳米比亚和南非，还去过美国、夏威夷和墨西哥。现在，我们正计划去以色列和约旦游玩。但愿新冠疫情别让我们的计划泡汤。”

柯内莉亚没有财务问题。她家境富有，父母给她留下了一些遗产。在德国，大多数教师都具有公务员身份。身在其中的她也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

“我一辈子都在教数学和物理。”柯内莉亚说。“一年半前，我以65岁的年龄退休。现在，我每月可以拿到2600欧元。”

柯内莉亚告诉我说，公务员在德国可以享受许多特权：他们不会被解雇，由国家支付退休金，且只需支付70%的医疗保险。例如她每月就仅需支付200欧元。

“一开始，我无法想象离了学生该怎么生活。我担心自己会在退休后一蹶不振。”柯内莉亚说。“幸好前夫邀请我去他的公司任职——离婚后，我们依然是朋友。这样我就可以在打发时间的同时，学习新的事物。我主要做销售和联系客户的工作。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但孙女出生后，我还是选择了离职。我更希望能给女儿提供帮助。”

“我觉得你似乎对一切都很满意。”我看着她说。

“变老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柯内莉亚笑着说。“我甚至都不想重回30岁。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渐渐学会珍惜许多东西。你有读过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书吗？她在书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认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吗？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突然发现：当然，这人就是我！” 

德国公务员享有许多特权 | 图：Pexels

在别处

人们在曼海姆感受到的是富足，而在巴巴罗萨之城凯泽斯劳腾，贫困的迹象则颇为明显。尤其是在周二、周五和每隔一周的周四下午。这时候，那些最为穷困的居民都会来餐桌会领取食物。凯泽斯劳腾餐桌会为800余人提供帮助，其中四分之三是退休老人。

“过去这两年，前来寻求帮助的老年人明显增多。”凯泽斯劳腾餐桌会负责人彼得·伦克（PETER LENK）介绍说。“我想，他们从前不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愿意丢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退休老人需要帮助呢？”我问。

“德国的最低养老金实在太少了。”彼得叹了口气说。“假设有一对这样的老年夫妇：丈夫生前挣得不多，每月的养老金不到700欧元。在他去世后，他那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妻子只能得到丈夫养老金60%的遗孀养老金，也就是每月420欧元。她该怎么靠这点钱过活呢？别忘了，只有约45%的德国人有自己的房产，剩下的人每月都要支付数百欧元的房租。”

“那这些人怎么维持生计呢？”我追问道。

“他们会申请社会援助。”彼得介绍说。“2021年1月1日，德国出台了基本养老金制度。月养老金收入不到400欧元的人将得到更好的帮助。但正如一位德国记者所说的那样：每一场餐桌会都是对社会的无情鞭笞。毕竟我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政府一直告诉我们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可是哪有什么事不用借助外力就能自己好起来？有人每月领取数千欧元的退休金，另一些人则在忍饥挨饿。富人如果少拿5%的钱，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你知道为啥政客希望一切保持原样吗？因为他们不想动刀割自己的肉。”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与餐桌会（食物银行）活动 | 图：Pexels

凯泽斯劳腾餐桌会的食材是来自Globus、Lidl、Rewe和Edeka等连锁超市。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处理那些未能出售、但却可以安全食用的商品。

“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和难民可以从我们这儿获取蔬菜、水果、面条、大米和面包。”彼得逐一列举道。“他们可以自行挑选亟需的东西。许多人不是拎着购物袋，而是带着小型手推车参加活动。我们所提供的食物他们多半得吃上两个星期，因为两次报名参加活动必须间隔14天。但现在也有许多其他援助机构为他们提供帮助。”

“你觉得自己的养老金够用吗？”我问彼得。

“我已经知足了。”彼得笑着说。“我妻子和我都过得很好。”

“那你为什么要义务为餐桌会工作呢？”我追问道。

“我16年前退休时，就决心每周做一天志愿工作。”彼得回答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从一天延长到了三天。幸好我也说服一些熟人加入了近来。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人已经84岁了。我们合作融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仍然需要不断招募志愿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心理上适应这份与贫穷打交道的工作。这对双方来说都不容易。”彼得叹了口气说。

只要情况允许，就要昂首挺胸！

“我的许多朋友都去餐桌会领取食物。”现年75岁的多丽丝介绍说。她来自奥斯特霍芬。“幸好我不在其中。我还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多丽丝十分勇敢。为了与我见面，她必须从一楼走下楼梯。每走一步，她都得小心翼翼地扶着栏杆。在一次失败的膝盖手术之后，她的腿变得极为僵硬，上下楼梯就成为了难题。在助行车的帮助下，她迈着小步子缓缓前行，来到了我们相约见面的那家咖啡馆。

“我最近去看了一家养老院。”喝咖啡时，多丽丝告诉我说。“毕竟总有一天，我可能没法再在家里呆下去。那里的人跟我说，养老院床位现在平均要等3-5年。”

“你不能去孩子家住吗？”

“不，我不想去。”多丽丝极力否定这一想法。“我不想给任何人造成负担。每个人都需要自由空间。”

多丽丝说，她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或公寓，因为她不愿意为世上的任何东西贷款，因为她不想欠债。

“我现在住的房子归我儿子所有。”她说。“我付他的房租不多，350欧元再加上附加费用，总计大概500欧元。”

多丽丝是一位遗孀，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和曾祖母。她的丈夫身体健康，酷爱运动，但在28年前与她一同度假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几年后，她也得了中风。

“当时我已经过了50了，原本想要提前退休。”多丽丝回忆说。“但我所供职的娜佳电信运营商却说我只能得到97马克，也就是大致相当于50欧元的企业养老金，因为我在那里只工作了八年，还不到十年。于是，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忍痛又干了两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但这番努力无疑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追问道。

“因为我除1000欧元的常规养老金外，还能够拿到700欧元的企业养老金。”多丽丝微笑着说。“我可以为孩子和孙子存点钱，买东西时也不必锱铢必较。我有个72岁的女伴在一家话务中心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已经病得很厉害。但她的养老金如此之少，以至于她顾不上自己的健康，还要为了每小时挣5欧元去照顾别人！许多我认识的人整天在电视机前度日，因为他们无力负担其他东西。”多丽丝叹了口气说。“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们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多丽丝认为，衰老虽然会带来种种限制，但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我会看很多书，也会听音乐和做饭。我的三餐都很有仪式感：我会铺好桌子，点上一根蜡烛。至于一个人吃饭，我倒没有那么介意。”多丽丝说。“另外，我也注重维系友谊。假如没有他们，我的世界才会真正崩塌。今年夏天，我打算和朋友去波罗的海的疗养院度假。世事难料，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作者简介：

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毕业于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后进入位于华沙的波兰记者学校学习。她从事记者和翻译工作，与《选举报》及其新闻子刊《大画幅》、专业杂志《特性》、门户网站weekend.gazeta.pl以及歌德学院在线杂志保持合作。此外，她的文章也发表在女性杂志《你的风格》、《历史新闻周刊》和《政治》杂志上。她曾获德波合作基金会资助，并入围2019年德国-波兰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记者奖终选名单。乔安娜·斯塔扎科现在德国生活。

原标题：《“贫穷是看不见的，人们只会看到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人”》

版权：歌德学院波兰分院

翻译：徐胤 

👴👴👵👵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