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tin Valentin Menke / Bon Voyage Films.jpg俊斯·琼森（Jöns Jönsson）是新生代德国电影中深具潜力的一名导演，毕业于与柏林相邻的波兹坦的巴伯尔斯贝格影视学院（Hochschule für Film und Fernsehen Potsdam-Babelsberg，缩写为HFF），毕业作品《哀叹》（Lamento，2014）进入柏林电影节的德国电影单元，筹备第二部长片《公理》（Axiom，德国，2022，108分钟，剧情）时被选入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s）发展剧本，今年携片来到电影节第二竞赛单元——奇遇（Encounters）。如同访谈时导演所说，谈论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包含一些剧透几乎就完全没办法谈下去。所以，开诚布公地说，《公理》的主角朱利叶斯是个病理说谎者，他构建出的自我形象全是一场表演，在没有被揭穿之前，总是披上假冒的身份而不愿意直面真实的自己。他英俊潇洒、充满魅力，聊起天来总有源源不绝的趣闻轶事，而且察言观色的能力比所有人都强，看上去好像总是站在小群体里的中心位，可是一旦有人发现他是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他就会立刻逃离现场，抽离出已经建立的人际网络。这个主题有着很深刻的延伸性，每个人行走江湖总是多多少少戴着一层伪装面具，商场上也常奉行“弄假直到成真”（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而我们的“真实身份”有多少是真正真实的呢？本质上不真实的自我形象和人际关系，是不是让每个人都看似左右逢源，其实内心非常孤独？俊斯·琼森说，从这个面向看来，他和作家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的观点一致，我们其实都为每个新认识的人创造出自己的另一个新身份。俊斯·琼森身兼编剧和导演推敲打磨多年的作品，是一个深入研究后的个人肖像，却不执着于给人物心理活动找出解释。剧本、演出、运镜、配乐各项工种严丝合缝，环环相扣，剧本里的对话毫无赘字而且充满伏笔，所有的细节都有背后的原因，每一个眼神、迟疑，都隐藏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期待、群体对于各自角色和位置的体会和微小的不安。这是导演对于人际交往的细密观察，也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代关于社会的讨论，包括社会阶级概念隐藏的刻板印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奴隶制、不合现实的社会期望、工作场合理论上应该人人平等的概念、宗教信仰与无神论之间的争辩。在柏林居住、学习、工作多年的瑞典人俊斯·琼森是新柏林人的写照，给德国电影带来多元视角的新气象，他在访谈的时候有一说一，没有想过的、不知道的事也如实回答，不加矫饰。他的真诚坦率像是自己对于“真实”的理解、对电影主人公朱利叶斯对于“真实”的回避，一种行动上的回应。《公理》导演俊斯·琼森（Jöns Jönsson）| © Anna Intemann这是今年的柏林电影节里最有趣的电影之一，这个有趣的故事源自于哪里？这里应该给读者一个剧透警报，如果不谈及主人公的话，就很难继续说下去了。电影主角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这个想法来自一个朋友跟我提过的轶事，他说一起工作的新同事总是讲一些奇怪的故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性格很迷人。这个新同事和电影主角一样，也想带他的朋友去湖上玩帆船，不过因为种种与电影剧情设计不同的原因，一直没有成行。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思考着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的行为方式其实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同时也开始针对这个主题进行大量研究，见了一些心理咨询师，还读了很多相关书籍。我思索了很多关于我们人类、身份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真实身份”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 “做自己”？ “做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关于“我是谁”的概念常被认为是一个既定的公理，一种已形成的通则，可是就像电影的主人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多变的身份，随时会把一切都调整为符合自己想要呈现的形象，“身份”完全是一种建构。《公理》剧照 | © Martin Valentin Menke / Bon Voyage Films.jpg电影名称 "公理 "是怎么来的？主角和朋友们在树林中谈论宗教信仰时，提到"作为公理的上帝 "，之后衔接到拍摄的一些空景，在鸟语花香中仰望天空，俯视一片片叶子顺着河往下流动。可以把“公理”背后的想法做一些扩展说明吗？这个标题指的是主角的生活结构。他一直在调整他所说的话，也一直在转变身份，在你提到的那个对话中，他和这个基督徒，他们谈到了上帝、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现今还会有这么年轻的人信仰上帝，主角的这群朋友其实并不理解。电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是主角与这个基督徒的相遇，一个病理性说谎者遇到了一个选择相信上帝的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我喜欢把这部电影称为灵性喜剧（spiritual comedy），一种新创造出的类型，而这是第一部电影，我希望之后还会有更多的灵性喜剧，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喜剧还不够多。给电影贴上这些标签总是非常困难的，而重新创造尚未存在的新标签则更容易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灵性喜剧，这里有很多荒诞和幽默的情况。在我写《公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不同面向放在一起，思考人类究竟是什么，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公理》剧照 | © Martin Valentin Menke / Bon Voyage Films.jpg莫里茨·冯·特劳恩费尔斯（Moritz von Treuenfels）的表演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他对这么复杂的角色的诠释不仅令人信服，而且极具魅力，以至于在整个影片中我都一直为他感到非常焦虑，担心他的谎言会被揭穿。你能谈谈如何选择莫里茨·冯·特劳恩费尔斯担任主角吗？他就是你在撰写剧本时脑海浮现的形象吗？他非常合适，我可以公开地这么说。他在试镜中表现得非常好，对我来说，决定让他出演是非常容易的，我考虑到主角需要有这种能量、要很有魅力，而且应该长得英俊，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演技要灵活，因为这个角色的地位在整部影片中时高时低，有时可以通过眼睛看出他是人们可能仰望和钦佩的人，然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像被打趴在地上那样，满脸羞愧，这就是朱利叶斯的旅程。我很高兴莫里茨·冯·特劳恩费尔斯还不是那么出名，也没有拍过很多电影，虽然他在剧场有很多演出，但是只拍过一些短片，在电影界是个新面孔。在德国，电影和戏剧是相当分裂的世界，而我总是喜欢挖掘出电影屏幕的新面孔。像你所说的，谎言被发现、被揭穿是如此的可怕，就像失去面子的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恐惧。有一个法国影集叫《传奇办公室》（Le Bureau des Légendes），是一个惊悚系列，有四、五季，非常惊险刺激，里面的间谍和特工去俄罗斯或伊朗执行任务，他们总是得假扮成其他人来收集信息，例如假装自己在伊朗的某个地方担任核能科学家或其他工作。真正可怕的时候，并不是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折磨或杀害的时候，而是当有人在办公室里静静坐着，可是你眼看着这个人的谎言将要被揭穿了。《公理》电影中的莫里茨·冯·特劳恩费尔斯 | © Martin Valentin Menke / Bon Voyage Films.jpg《公理》不只是关于《天才瑞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1999）那种不能面对自己真实身份的人，需要潜入别人的躯壳，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同时也是关于周围的虚伪和刻板印象，有一些场景让人想起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白痴》（Idiots，1998）。能谈谈你的看法吗？我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这部电影关注这个特殊个体之外其他别的事情，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在不同类型的情况下，在群体中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其中包含社会阶级、谁是主导者、什么时候开始发言，我们所说的一切和我们的行为发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总是无意识就会注意到我们在周围环境中被如何看待。在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从观众知道这个人几乎从不说真话开始，他就像是变成了一把手术刀一样，切开了表象，像一个观察社会行为的工具。《公理》剧照 | © Martin Valentin Menke / Bon Voyage Films.jpg你毕业于巴伯尔斯贝格影视学院，对于“柏林学派”（Berliner Schule）这个统称有什么看法？作为一个非德国人，你是否看到德国电影逐渐发展出多元的声音和更多的多样性？我很高兴能在德国学习电影，在电影学校期间过得很愉快，跟瑞典相比，我更喜欢在德国拍电影。柏林学派对很多人的影响很大，是那些年里唯一能看到的德国电影，也是对之前那个时代只有大量商业喜剧的一种反应。现在，大家挣扎着想要摆脱这个标签，因为这个词语在业界是负面的，于是许多柏林学派的导演试图做一些完全不同的电影、做类型片，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电影人其实不应该考虑这么多的分类，应该考虑你自己的电影想要什么。德国比瑞典大多了，所以也制作出更多的电影，有更多有趣的电影人。而且我不知道瑞典电影的方向是什么，在斯德哥尔摩的电影学校训练学生的时候，很着重技巧和手艺，而并不着重于创作出作者电影，而这一点在柏林是比较受重视的。作者：陈韵华，电影学博士，自由策展人以及电影评论人。
延伸阅读
· 2022柏林电影节明日开幕 | 于佩尔荣获终身成就荣誉金熊奖
· 柏林学派：“新德国电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