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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性丑闻的背后 | 德国宗教现状漫谈
2020年，德国共有2220万名天主教徒和2020万名新教教徒。去年，退出新教和天主教的人数分别为220000和221390。
文 / 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本文首次发布于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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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曼海姆内卡劳区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中学（Johann-Sebastian-Bach-Gymnasium）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入学候选学生名单很长，家长每月需缴纳的父母金在33-77欧元之间（学校还能从巴登-符腾堡州和巴登新教教会得到补贴）。所有在校生都要参加宗教课程（新教或天主教），还要去附近的圣马太教堂参加礼拜和祷告。
“你们是不是只招收信教的孩子？”我就此采访了两年前来到巴赫中学的新教课程教师阿米莉·米格（Amelie Mieg）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之久的天主教课程教师柯内莉亚·布莱尔（Cornelia Breyer）。
“当然不是！”两位受访者忙不迭地摇头说。
“我们也不会宣称只有自己的教派才代表真理。” 阿米莉·米格介绍说。“有些身为无神论者、穆斯林或者佛教徒的学生担心自己的信仰会遭到批判，但我们其实不会那么做。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他们的信仰。宗教多样性使得我们的小组讨论变得更加有趣和鼓舞人心。特别是在高年级，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远离教会机构，对信仰形成自己的见解。”
“许多人发现，本应一心向善的教会反倒成了许多恶行的始作俑者。”柯内莉亚·布莱尔叹了口气说。“我试图向学生解释，好牧师的数量其实是坏牧师的几倍还多，但做坏事的人吸引了周遭全部的注意力，而好牧师却鲜为人知。我想，这或许就是学生除了参加学校的礼拜活动外，不再去教堂的原因。宗教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像前几代人那样重要，许多人甚至都不以信教者自居。他们积极投身社会领域，为气候变迁和公平正义不懈斗争。那些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与教会则没有那么多瓜葛。”
“那你们的学校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呢？”我问。
“那是因为我们所宣扬的价值。”阿米莉·米格说。“我们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而不是金钱。我们鼓励承担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我们的学生会去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机构实习。我还会教他们尊重不同的宗教和世界观，向他们强调众生平等。我会让他们感受到团体归属感的重要性，但不会把他们硬拽到我们这边。”
“我们当然会讨论很多与上帝和耶稣相关的问题，但我们也会顾及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东方宗教。”柯内莉亚·布莱尔补充道。“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开放的讨论环境。我希望学生们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对事实作批判性的质疑。这是我一直所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让学生们敢于开口提问，敢于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
“那你们实现这些目标了吗？”我追问道。
“两三年前，我们学校出了一起小小的丑闻。”柯内莉亚·布莱尔笑着说。“一位现已退休的宗教课教师在课上讲到婚姻这个话题。他给学生解释为何在天主教眼中，同性婚姻无法成为获得恩宠的圣事。但学生却以为他是在抨击同性恋。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还引发了抗议和争论！学生们团结一致、公开表明立场的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教师也以幽默的方式接受了这一切，他在教室门口挂了好几个月彩虹旗，以表明他对同性恋绝无不敬之意。”
上课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课堂。
我在教室里环顾了一周。墙上没有悬挂任何宗教符号或标志物，课前也没有举行集体祷告。十二名年龄在15-16岁之间的学生围坐成一圈。柯内莉亚·布莱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词：“神学”和“道义学”（Deontologie）。这节课谈论的是伦理上的两难困境。柯内莉亚站起身，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父亲罹患癌症时，我一直担心他会因为疼痛难忍求我帮他赴死。我之所以有这种担心，是因为天主教明确反对安乐死。但面对饱受折磨的父亲，我真的忍心拒绝他吗？我必须承认，自己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父亲最后还是在医院里安详离去了。”
学生们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啃着三明治，喝着果汁，看着平板电脑。柯内莉亚·布莱尔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那么堕胎呢？”一个女生问。“教会说堕胎是谋杀。”教师回答说。“但谁都无权对你的行动指手画脚。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所有后果也必须由你自行承担。”
下课铃将我带回了现实之中。
离开学校前，两位老师带我参观了“寰宇一家”商店。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公平贸易的项目。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家由学生、家长和老师义务经营的商店里购物。售卖T恤衫、配饰和食品的所有收入都将被捐赠给贫穷国家的相关项目和公民。“在这里，孩子们早早学会了乐于助人。或许，这也是德国有那么多人投身社会服务的原因之一。”我若有所思地说。
“在我看来，许多人投身社会服务，是为了消除良心的不安。” 柯内莉亚·布莱尔在临别时说。“他们想：世上有那么多苦难，而我却过得这么好。我应当为他人做些什么。”
为穷人提供膳食
“从我记事起，家人和学校就鼓励我拿出一些时间做公益。”沃尔姆斯救济餐桌会负责人汉斯-于格·塞尔特（Hans-Jürgen Sehrt）说。“我当然可以成天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看报纸，毕竟我同餐桌会90多名志愿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已经顺利退休了。但那样的话，我得无聊死了。”
“到你们这儿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我问。
“我们帮助所有人，不论其宗教信仰、出身和文化背景。”汉斯-于格·塞尔特不无骄傲的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既有保加利亚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叙利亚人，也有德国人。所有每月付完房租和杂费后手头余款不足430欧的人，都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比如有些退休者每月有600欧退休金，但可用来维持生计的钱只有200欧。那些刚刚抵达德国的难民，也不会在我们这里空手而归。大多数情况下，教会都会把他们送到我们这儿。”
“教会也给你们提供帮助吗？”
“是的，尽其所能。当然，教会的处境现在也不太乐观。但好在我和牧师私交不错——虽然他信天主教，而我则是新教教徒。当我们的食品分发站因疫情封锁被迫停业时，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们需要40名志愿者运送食品。’他马上询问了自己的教众，于是我们很快就有了一批志愿者。就这样，我们的服务对象每天都能收到配送的食物。有时候，我们还会合作举办活动，例如在‘斋戒与行善’行动中，信徒们可以在祷告结束后自愿向我们的机构捐赠一小笔钱，比如2欧元或5欧元。”
在德国的4240万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中，仅有约10%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德国2020年有2220万名天主教徒，较1990年减少610万。德国人26.7%信仰天主教，24.3%（即2020万）信仰新教。去年，新教和天主教的退教人数分别为220000和221390。德国现有12.5万名天主教牧师（1997年仅有约1.8万）。而研究新教的神学专业大学生则从1990年代的7800人下降到2000年代的2400人。
上帝普爱众生
从天主教牧师住宅步行到救济餐桌会仅需几分钟。这座白色的大房子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脱落泥浆。巨大的绿色百叶窗保持敞开。窗外就能望见沃尔姆斯大教堂，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红砂岩建筑。内城里尽是土耳其烤肉店、水烟吧、亚洲按摩院和美甲沙龙，而牧师住宅的位置正好远离喧嚣。这里甚至望不见马丁·路德纪念碑——1521年，后者曾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当着查理五世的面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沃尔姆斯拥有德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那您的教区现在情况如何呢？”我这样询问沃尔姆斯大教堂主教托比亚斯·谢菲尔（Tobias Schäfer）——这个身材瘦削、两鬓斑斑的男人身着灰色牧师领衬衫、黑色敞扣羊毛衫和深色裤子。他抿了一口咖啡，苦笑着对我说：
“自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以来，沃尔姆斯一直是一座新教城市。许多来我们教堂参观的人，都惊叹我们的教堂如此宏大，教众却少得可怜。是的，尤其是在性侵丑闻曝光以后，我们的信众越来越少。但留下的这些人都是虔诚的教徒。”
德国主教会议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946年至2014年间共有3677名未成年人遭1670名神职人员侵害，这一数字占受调查神职人员的4.4%。受害者主要为男孩，其中过半数不满13岁。
托比亚斯·谢菲尔介绍了教会针对MHG研究（调查教会性丑闻的专项研究——译者注）报告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我们通过制订方案，对受害者进行援助并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所有神职人员和教会机构雇员都必须在行为守则上签字，还要提供详细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参加专题培训。当然，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清算过往的速度依旧缓慢。要知道许多案件发生在数十年前，调查起来既艰难又费时。”
“丑闻有没有影响神职人员的数量？”我问。
“我三十年前在美因茨神学院就读时，那里有上百名学员。”托比亚斯·谢菲尔说。“现在学员只剩下了十人，其中四人来自非洲。随着我这代人逐渐退休，我们的机构正面临重整。”
“那应该不会再修建新的教堂了？”我问。
“现在的教堂就已经太多了！”这位主教回答说。“另外，我们也没钱建设新的教堂。”
“荷兰已有教堂被出售给个人或公司。”我插话说。“有座教堂被改造成了蹦床公园，另一座则成了咖啡馆。”
“大多数德国教堂都受文物保护，我们根本无法出售。”托比亚斯·谢菲尔说。“但德国也已经开始出现将被列为文物的教堂用于世俗用途的情况。”
“但你们敢悬挂彩虹旗吗？我已经在天主教堂里见过不少。这是否算是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呢？”我问。
“今年三月，梵蒂冈寄来的公函禁止我们为同性情侣赐福，这引发了许多人的抗议。”这位主教介绍说。“我本人随后也在网上发表视频声明，对这一决定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上帝普爱众生，那我又怎能因为一个人是同性恋或是跨性别人士，就拒绝给他赐福呢？当然，德国的天主教会里也有保守势力，所以我们必须就此展开对话。但教皇冲我们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在变化，科学在进步，我们也必须接受新的认识。”“您刚才强调上帝普爱众生。那么德国教会是否也会为难民提供帮助呢？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波兰的东部边境地区正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而许多神职人员却对此保持沉默。”
“2015年，许多难民涌入德国（累计超过百万人——作者注），我们当然要向他们伸出援手。于是，我们将牧师住宅的顶楼改建成了可容纳15个难民家庭的公寓。这些公寓至今仍由难民居住。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难民照顾小组，帮助他们实现融入、学习德语以及填写复杂的表格。”
“你们是否仅帮助信仰天主教的人？”我追问道。
“当然不是。”托比亚斯·谢菲尔生气地说。“无论属于哪个教派，我们都会对其伸出援手。不过，我们中间的确有人对此表示不解。”
“天主教今后将如何发展？您对此保持乐观吗？”
“是信仰让我天生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托比亚斯·谢菲尔说。“我相信上帝会指引我们，不会抛下我们不管不顾。我当然无法预见世界十年后的样子，但我相信一切最终都会变好。”
重燃热情
“我认为，当下的危机恰恰也给了教会以新面貌示人的机会。”维滕堡福音教教区总牧师兼负责人加布里埃尔·梅茨纳博士（Dr. Gabriele Metzner）说。当时，我们正一起坐在他的办公室。它位于维滕堡老城一座文物保护建筑的一楼，紧邻马丁·路德曾经布道的圣玛丽城市教堂。25岁的安娜-尼可勒·海因里希（Anna-Nicole Heinrich）今年当选德国新教教会代表大会主席。此外，阿奈特·库尔舒斯（Annette Kurschus）成为新任理事会主席，汉堡主教基斯滕·菲尔斯（Kirsten Fehrs）成为她的副手。“由女性担任这些要职是否预示着变革的来临？”我问。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加布里埃尔·梅茨纳说。“但我也要指出，女性并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体系之中。早在上世纪20年代，新教教会就掀起了追求两性平等的浪潮。二战期间，许多女性承担起牧师的职责，当然那时还是以非官方的身份。在被从战场上归来的神职人员取代之后，她们感到十分失望。直到60年代，德国才正式任命了第一位女牧师。一开始，女牧师被禁止结婚，因为人们认为女性不能在行使牧师职责的同时，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至此以后，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现在，牧师早已不是被男性垄断的职业。”
“教会让女性担任诸多要职，是否也是想消除性侵丑闻的影响？”我追问道。
自1950年以来，地方教会的主管部门已经接到881起针对新教教会和社会机构的性侵投诉。大多数案件涉及社会机构和孤儿院。
“不，这个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加布里埃尔回答说。“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强调我们正在做出多方努力，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并防止性侵事件在未来再次发生。再说回您的问题：男女两性都有善良和邪恶的一面。在我看来，一口咬定‘男人是邪恶的，而女人是善良的’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之前的案件中，也存在女性罪犯或帮凶。”
例如2010年7月16日被迫辞去汉堡主教职位的玛利亚·耶普森（Maria Jepsen）。据《明镜》周刊爆料，她1999年就知晓教会中的一位牧师性侵未成年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或许我是站在波兰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在那里，总有一些上了岁数又没有子女的男人希望限制女性的权利。”我说。
“这我很能理解。但无论是在社会还是教会中，只要我们仍然还拘泥于陈旧的观念，就无法促成任何改变。”加布里埃尔·梅茨纳叹了口气说。“我们不应只谈男人和女人，而应关注各式各样的人。”
“已婚并拥有孩子的同性恋女性是否可能在教会中担任要职呢？这类情况在瑞典已经出现了。”我追问道。
“当然！”加布里埃尔回答说。“我们的体系中既有男同也有女同。性取向根本不会影响任职。我想，上帝也不会介意这些，因为他普爱众生。另外，德国新教教会代表大会还对同性婚姻和各类异性婚姻一视同仁，这令我颇为高兴。要知道，与天主教的‘一言堂’不同，新教十分推崇多样性。”
“新教教会要怎么做才能阻止更多人退出教籍呢？”我问。
“我们必须就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气候变迁、不平等和偏狭加剧等重要问题发声，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不快。”加布里埃尔·梅茨纳说。“我们不能害怕批评。我们必须无所畏惧，敢于与邪恶斗争。我们必须帮助人们重燃热情，让他们感觉到：‘是的，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十二座教堂和一则后记
我现在住在德国。我家周围有六座村庄，它们相距一公里，最多也不超过两公里。这六座村庄共有十二座教堂。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因为新教教徒见天主教徒修建教堂便不甘落后，反之亦然。
这十二座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引人瞩目。每隔一刻钟，钟声都会传到散落在山丘上的房子里。每到周日，催促人们去做弥撒的钟声也会准时响起。但这时候情况就复杂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神职人员和信众，弥撒只能在各教堂间轮流举办。人们如果不想迷失方向，就必须密切关注互联网或教区新闻里发布的通知。
一个周日，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教堂，却发现参加礼拜的只有13个人，也就是说每座村庄平均两人。而且，只有两人尚未两鬓斑白。
原标题：《德国教会 | 绝望者的归宿：德国人的宗教信仰》作者简介：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毕业于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后进入位于华沙的波兰记者学校学习。她从事记者和翻译工作，与《选举报》及其新闻子刊《大画幅》、专业杂志《特性》、门户网站weekend.gazeta.pl以及歌德学院在线杂志保持合作。此外，她的文章也发表在《普世周刊》、女性杂志《你的风格》《历史新闻周刊》和《政治》杂志上。她曾获德波合作基金会资助，并入围2019年和2021年德国-波兰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记者奖终选名单。乔安娜·斯塔扎科现于德国生活。翻译：徐胤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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