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贺雪峰: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几对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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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全国强力推进的精准扶贫成为了基层治理中的工作重心，也引发出各种问题。某种意义上，当前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极大地困扰了基层干部，引发了新的干群矛盾，造成了资源的无效投入。造成当前农村扶贫工作种种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对扶贫工作中的若干关系缺少辩证思维，以下简单讨论几对辩证关系。
按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到2020年中国要消除贫困，这个消除贫困并非是说2020年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贫困了，而是说，国家要对所有低于贫困线的农户进行社会救助的兜底，通过社会救助兜底，避免困难农户落到贫困线以下，从而可以保持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平。
贫困是伴随人类社会以来的长期存在的现象，当前世界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仍然有10亿左右，按国际通用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大约5000万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之初，按国际标准，中国一半以上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已摆脱贫困，中国减贫成为国际减贫最为重要的成果，或者说中国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减贫成就的原因是持续发展经济，整个中国从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行列进入到当前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农民提供大量城市就业机会是中国取得伟大减贫成就的关键。
当前中国还是有5000万贫困人口，国家有能力为这5000万贫困人口进行社会保障的兜底，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减贫事业的伟大胜利，当前中国还有虽然人口占比不大数量仍然不小的5000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很复杂，往往居住在深山大川，交通不便、文化程度低、自然条件差，这个人口占比不大的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可能还要因地施策、因人施策，还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脱贫过程。既然过去贫困已经伴随我们数千年，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急于在很短的时间彻底消除贫困，就要有一点耐心，就要想出更好的对策，采取更稳妥的减贫办法，以免欲速则不达。
当前扶贫十分强调精准，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过去扶贫不精准造成了严重资源浪费，为了提高扶贫效果就必然要求精准扶贫。
不过，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也只可能是相对精准，而不可能绝对精准。比如，就精准识别来看，因为农户收入中往往有比较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收入和现金收入，收入数字化程度比较低，因此很难精准统计收入，在缺乏精准数字统计情况下，识别贫困户还不能完全离开社区瞄准，即还需要借助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在熟人社会，民主评议很难避免人情与权力因素的影响。因此，识别贫困户要保证100%精准是不可能的，尽可能降低人为误差则是可能的。再如，就扶贫措施精准来看，因为农户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市场也是不断变化的，任何精准扶贫措施在落实过程中都可能遇到意外，从而造成扶贫措施打折扣，甚至变得不可行。这个意义上讲，扶贫措施也不可能要求百分之一百精准，更非自始至终不能改变与调整，而是要求在制定扶贫措施时，要因户施策甚至一户一策，不要过于盲目、主观，要对农户情况及周边环境、市场条件进行尽可能认真仔细的分析，避免不必要的差错。
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发生贫困多的地区往往是老少边穷地区，也就是自然经济成份比较重、收入很难精准统计、各项精准都要打折扣的地区。
进一步讲，精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概念，当前贫困高发老少边穷地区往往也多是传统农业社会，传统社会性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模糊暧昧，非得要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理念去要求传统农业社会，就可能劳而无功，甚至起到反作用。
当前确定贫困户一般是按收入来定，即凡是人均收入低于地方贫困标准即为贫困户，地方政府对贫困户建档立卡进行帮扶，以助其脱贫。除收入型贫困户以外，还有一种贫困户也引起村民同情，也值得重视，就是支出型贫困户，尤其是因为各种天灾人祸造成家庭重大支出陷入贫困的情况。典型如重大疾病比如家庭成员得了癌症。癌症治疗花费很多，贫困户可以在医疗报销上享有一定优惠，因此，很多地方实践中将家庭人均收入高于贫困线两倍以内的农户列为边缘贫困户，凡是边缘贫困户家庭成员得重病的可以享受贫困户的医疗报销待遇。
除天灾人祸造成的支出型贫困以外，还有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支出贫困类型，即子女上学引起支出的贫困，尤其是多个子女上高中、大学，不仅减少了家庭劳动力，而且要支出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这样的家庭很容易陷入支出型贫困。在很多地区的实践中，这样因为子女入学而形成的贫困户被纳入进帮扶中来。
不过，当前中国大学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尤其是家庭子女接受了较高阶段教育也就积攒下来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有能力获取更高的市场收入回报，这个时候用国家扶贫资源进行扶持是否会有违公平原则，值得讨论。
绝对贫困户主要是指缺少劳动力，不仅缺少外出务工收入，而且缺少基本农业收入，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农户。中国实行了10多年的低保制度，对于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户实行应保尽保，这个意义上，当前农村绝对贫困户是极少的，绝对贫困现象不说已经消除，至少也是相当罕见了。
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少边穷、集中连片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劳动效率低、家庭收入少，甚至多数农户家庭收入都在贫困线以下。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只有当农户家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才能摆脱贫困。或者说，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个农民家庭就可以摆脱贫困。这些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率成反比。
第二种发生相对贫困的地区是一般农业地区，自然条件并不太差，而当前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使得所有农户都有免费获得的宅基地，也都在宅基地上建有住房，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承包土地是按人口均分的。这些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收入水平远超过贫困线，进城务工农户将土地流转给那些不愿或不能进城的具有劳动能力的留村农户，留村农户因此可以扩大土地耕种面积，获得农业收入，从而远远超过贫困线。在这样的地区出现贫困户，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家庭中缺少强壮劳动力，既无法外出务工，又无法从务农中获取收益，从而成为了贫困户。
不过，对于缺少家庭劳动力的相对贫困户，随着时间推移，其子女逐步成长起来，并具备劳动能力，就可以改变相对贫困的状态。
当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户已经很少，相对贫困户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只是在某个时期贫困，随着家庭周期的改变而会改变其贫困状况。
在基本上不存在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异往往并不大，尤其是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老年父母留村务农，每个农民家庭都分有相等的承包地，进城务工也面对同样的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因此也就有大致相差不多的收入机会。农民之间收入差异往往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家庭周期，家庭周期中劳动力比较多时，这个家庭收入机会就多，而家庭未成年子女多时，这个家庭可能会收入有限。不过，再过一段时期，未成年子女成长起来，家庭劳动力就多起来，收入就高了。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勤快还是懒散。勤快节俭有计划的家庭会比较富裕，好吃懒做的家庭比较贫困。
在农户收入差异相对较小且相对贫困往往是好吃懒做造成情况下面，如果扶贫支持力度比较大，贫困户所得好处比较多时，未被纳入到贫困户的一般农户就会产生出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会对地方政府的扶贫十分不满，并因此降低地方治理的合法性。相对来讲，低保政策与扶贫政策有差异，因为低保强调补差，即低于低保线的收入部分由国家进行补差，而扶贫是强调发展，这样给予的发展资源和帮扶措施都是以富裕为目标的，这样一个仅仅比一般农户收入水平低一点的贫困户却可以获得远远超过补差的资源补贴，这样势必引起村庄中的不平衡。尤其是贫困户的主因是好吃懒做造成的，这样的扶贫就客观上造成了奖懒罚勤，就与农村熟人社会基本价值观发生了大冲突。
评定贫困户最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是经济收入状况，其他比如住房等等只是参考。并且住房好坏也与经济收入有关，有了较高收入而住危房是不合情理的事情。
问题是造成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是经济原因还是文化原因?或者说，农民的贫困究竟是经济贫困还是文化贫困，这是一个问题。
好吃懒做型的贫困还是只是个体懒惰，这样的懒人往往在村庄中受到鄙视，正是受到鄙视的懒人被纳入到贫困户，才引起村庄中靠勤劳节俭摆脱贫困农户的不满。
如果好吃懒做不只是个体行为而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这样引发的贫困就是文化贫困。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受到教育相对较少，相对于较高的收入，农民更倾向有较多自由支配时间，并用这个自由支配时间喝酒、赌博、睡懒觉，从事农业生产也多为粗放经营，外出务工受不得约束，虽然收入不多，却大吃大喝，送人情、办酒席都是大手大脚。有钱多花，无钱少花，不会算计。西南Y县在扶贫攻坚中开展“革除陈风陋习、助力脱贫攻坚”活动，“重点革除大操大办、宴请频繁、好吃懒做、轻视教育、封建迷信、邪教歪理、吸食毒品、聚众赌博、重男轻女、诚信缺失等十个方面陈风陋习，让群众转变观念，从思想上脱贫”。原因就是当地存在比较普遍的文化贫困。
如果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文化原因，不是客观原因而是主观原因，则要扶贫就首先要改变农民的文化，让农民尤其儿童接受更多教育，这样一种文化扶贫要比经济扶贫困难得多，需要时间也漫长得多。文化基因不改变，任何帮扶措施都是没有用的。而当前中国扶贫攻坚的老少边穷地区既是当前中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又往往是文化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就不只是要在经济上着手，更要在文化教育上着手。这些地区的扶贫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一竟全功，而需要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当前一个时期的扶贫强调帮扶到户。不过，在全国绝大多数普通农村，只要农民家庭有劳动力，农户家庭就可以或外出务工或留村务农，务农时可以通过流转进城农户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从而获得高于贫困线的收入。或者说，在全国绝大多数普遍农村的贫困户要么是缺少家庭劳动力，要么是好吃懒做农户，这样两种农户都是无法进行帮扶的，通常的办法就是纳入低保兜底。或者说，我以为，在全国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扶贫是假问题，低保兜底是真问题。
当前中国贫困主要集中在集中连片的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尤其是基础设施不好，教育落后、信息闭塞，改变这些地区贫困的办法首先是改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教育文化条件，因此，这些地区的扶贫重点就不是个人，而是整村推进，整体帮扶，帮扶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对于自然条件特别恶劣，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村庄要实行整村搬迁。
整村扶贫的好处是，不必将村民人为区分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然后给予贫困户以超过预期的大力度帮扶。国家只对村庄低保户进行“补差”，其他扶贫资源集中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就可以缓解因为人为区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所产生的识别难题，又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为所有农户提供更好的提高收入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户收入最重要办法是让有条件农户相互竞争过好日子，激励所有农户通过个人努力来追求美好生活。相对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农户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一户努力又会激发更多农户努力，从而调动起所有农户比学赶帮超、致富奔小康过的积极性。
当前扶贫很重要的一个帮扶手段是通过贷款支持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包括养殖种植业，以增加农户收入。不过，当前中国主要经济发展机会在城市，城市二三产业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甚至当前中国城市普遍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因此，与其帮扶农户发展农业生产，不如鼓励农户家庭强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一人进城务工，全家摆脱贫困，绝不只是口号，而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农业生产怎么办?当前中国农村，对于高寒山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机械化程度也低，今后当逐步退耕还林。对于一般农业型地区，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主体大体有两个群体，一是缺少在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耕种自家承包地，虽然难以致富，却不仅可以获得农业收入，而且种田让生活变得有意义。这些中老年人种田，精耕细作，粮食产量是很高的。
二是不愿进城的“中农”群体，这些中农群体通过流入进城农户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副业或手工业或经营小农机来从农村获取收入，从而依靠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这样由本村本土“中农”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后劲。
当前农业中最应当警惕的是，各地扶贫都试图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农业资本、发展农业产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发展经济摆脱农村贫困。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政府鼓励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少失败多，资本下乡也大多不成功，这不仅与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本性有关，而且也与当前农业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现状有关。
中国正处在最为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内涵，扶贫也不应离开这个时代内涵。通过鼓励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既可以缓解农村的贫困，又顺应了城市化的时代要求。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就应当搬迁扶贫。有些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太过恶劣，只有通过搬迁才能真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彻底摆脱贫困。
农户从之前无法养活自己的村庄搬迁出来，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收入。一般来讲，搬迁到新的住处，很难在新的住处获得耕地，而没有耕地，搬迁农户中缺少进城务工经商能力的中老年人就缺少从农业获取收入的机会，这样就不仅会产生中老年人收入机会的减少，而且会因为没有农业就业而出现无所事事的问题。家庭收入少，又无所事事，即使搬迁住房建设再好，这样的搬迁扶贫也容易出现问题。因此，搬迁扶贫一般倾向在老村庄附近搬迁，或安置到集镇上面。在老村庄附近搬迁，好处是仍然可以在之前的土地上耕种，农户为了便利耕种，就倾向不拆除旧房子，结果就是搬迁之后新建住房无人去住。搬到集镇的好处是交通便利，坏处是远离之前的土地，离开土地后，中老年人的收入就成了问题。
搬迁移民的最大受益者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可以方便进城务工经商。从农户家庭来讲，只要有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这个农民家庭就可以获得远高于之前农业收入的家庭收入，就可以摆脱贫困。而搬迁到集镇，国家通过扶贫资源支持农户在集镇低价获得住房，就为农户城市化提供了极大便利。
搬迁移民的成本是很高的，只有对于那些自然条件的确十分恶劣，一方水土确实养不活一方人的村庄才实行搬迁。具备一定农业生产条件，可以为农村中老年人提供农业收入与就业机会的村庄，则不应随意搬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公众号 新乡土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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