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前几天发表的“以‘大治理观’看社会工作部”的文章，反响较大。但言犹未尽，现就这一话题再谈点自己的看法。“大治理观”是基于中国治理实践提出来的一种治理理念。治理作为一个特有的词汇，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囯外引入的。当时对英语“GOVERNANCE”如何翻译成中文都存在争议，有的主张译为“治道”。我主张译为“治理”，并在《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一文。从外国引入的“治理”有很强的现代性，主要指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治理进入中国政治实践场域后，扩大到治国理政，包括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提出了“大治理观”，相对从外国引进的“小治理观”而言。“大治理观”突出国家对社会治理的主导地位。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着一个超大规模且急剧变动的社会如何治理的问题。依靠社会的自动平衡显然不够，只有依靠党和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国家主导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特点，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因应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国家没有相应机构的重要原因。“大治理观”汲取了由外国引进的“小治理观”的现代性精粹，这就是多主体共治。广义的治理包括统治、管理和治理，狭义的治理专指多主体共治。我国从社会统治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反映了治理的现代指向，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走向是一致的。即使如此，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性也并不都来自国外，恰恰相反，在相当程度具有中国根基和特色。西方现代国家主要依靠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治理社会。这一制度由监狱、警察、律师等构成，是一种硬治理，治理成本高。中国历史上对社会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社会内生力量治理，是一种低成本的软治理。传统国家无警察。传统中国更是“小政府大社会”。美国的中国学大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特别惊诧地写道：近4万官员竟然管理着近四亿人口的国家？中国正是依靠社会内生力量，才得以实现“皇帝无为天下治”。为了回应“费正清之问”，我2015年发起和推动了大规模的“深度中国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仅仅已出版的便达6千万字。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是如何依靠社会内生的力量进行自我治理的。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群众成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枫桥经验”。改革开放后强化法治。但是仅仅依靠法治这一硬治理远远不够。将人民群众带入社会治理，实现政府、社会与群众共建共治，强化软治理势所必然。早在2010年，中央还在使用“社会管理”一词时，广东云浮在共同缔造活动中便提出了“共谋共建共治共享”，将人民群众带入社会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广泛吸纳各种治理资源，尤其是社会内生的力量，它比过往单一的政府管理，成本小，效果好。2022年，湖北省广泛开展共同缔造活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共建共治，不仅解决了大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而且正在建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治理体系的完善自转实现长治久安。“大治理观”一是强调国家对社会治理的主导性，二是强调社会参与的基础性。社会工作部正是因应共建共治的要求而设立。有人认为用群众工作部更好，这说明社会性或群众性是社会工作部的特点，它与政法机关相辅相成，各有重点。如果说政法机关着重于硬治理，主体是国家；那么，社会工作部着重于软治理，更加重视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

构建新阶段乡村共同体需要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将国家与社会视为单一悖论体系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两个部分。重建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碰撞和互动，分布在规则认知、情景空间、主体行动、目标价值四个闭环式的现实逻辑链条内。由此暗示乡村共同体是动态的、富有弹性的和可持续的，为回应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构建乡村共同体，需要在超越“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前置预设下，将“机械”与“有机”视为实现社会团结的手段，从而培育国家与社会相互补充、修复的结构性条件。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社会团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建设乡村共同体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题中之义。乡村共同体不仅要实现乡村社会内部的融合，还要适应城镇化的步伐达到城乡融合，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不同层次的团结。截至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乡村有50992万的常住人口，乡村共同体正面临乡村空心化、原子化和城乡差距扩大的挑战，其异质性、不稳定性和非均衡性日益明显。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共同体展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鲜明底色，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重塑乡村共同体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内置目标，还是推动社会团结、实现国家善治的必然路径。乡村振兴需要在借鉴城镇化有益经验的同时，重新审视乡村的主体地位，构建乡村共同体。为此，学术界围绕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取向之策略。

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观察人口转变过程及其重要转折点在多大的显著性意义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无疑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恰当角度。从相对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后的恰当应对，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把受人口因素影响的长期趋势与受各种不测因素影响的短期冲击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波动性，在熨平周期的同时，使宏观经济在正确的轨道运行，从供求两侧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迄今为止，我们从经验上能够观察到的人口转变最高阶段，就是一个国家在相继经过两个人口转折点之后，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看似水到渠成的老龄化，都展现出类似的现象，揭示了同样的逻辑：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既表现在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进一步弱化趋势上，也表现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既然这种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新挑战是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正确的选择便是利用机会窗口和调整空间，认识、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应对这些新挑战。一、人口转折点人口转变发生从低到高的阶段性变化，其原始驱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虽然一个时点上的生育水平未必对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育率的长期下降终究会积累足够大的势能，使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发生根本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人口变量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因此，人口总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在数量上达到峰值的时刻就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与此相应，峰值之后的负增长更具有改变经济增长常态的效应。为了清晰地观察中国的人口转折点，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展示了两个人口峰值和两次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及人口总量峰值和负增长。归根结底，认识人口转变阶段的目的在于理解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或者说，还不是人口变化因素冲击经济增长最严重的情形。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在人口总量于2022年达到峰值后，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应该说，这才是最具标志性的人口转折点。人们在谈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挑战时，通常用人口老龄化这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其实，这样说过于大而化之，常常让人看不到老龄化语义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在人口总量中占比的提高，尚不足以揭示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全貌，更表达不出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二、充分认识“人口红利”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这样的人口结构就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占比低。一般来说，这就是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那种合意的人口结构特征。反之，一旦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而占比下降，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快从而占比提高，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这种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红利理论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增长理论中破土而出，人口红利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和智库的热门话题。然而，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理论流派的话，总体来说，它始终没有在经济学甚至增长理论中获得过主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这一流派过于局限于用单一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解释。例如，在该领域，多数研究只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观察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显著性和幅度。如此这般进行的人口红利研究，不啻对分析的范围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抚养比这个人口变量之外的变量，甚至很多增长核算和增长回归中采用的多数其他变量，从根本上说都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站在纯粹的学术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能与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保持逻辑上的内在衔接，并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进而阐释清楚人口红利，这种理论范式便失去对前者作出颠覆性修正的良好机会，致使人口红利理论在增长理论中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不过，归根结底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认识现实中的人口红利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设想一个生产函数，其中等式右边的各种变量均被用来解释等式左边的GDP增长率。根据经济学家具有共识的生产函数自变量，我们可以观察其中的每一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实际上，借用生产函数这个概念，意图就在于揭示人口红利的具体统计含义，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现象。下面，我们看“生之者众”条件下的情形。第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用人数来衡量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全是劳动力，因为在符合法定就业年龄的人口群体中，总有一部分由于在学、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显然，只有那些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劳动力。不过，劳动参与率（即希望就业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决定了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情形下，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当这个人口群体增长快的时候，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明显。第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资本投入，包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为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投入的资金。这种物质资本的投入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意味着具有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因此社会有条件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丰富，就可以使物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维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避免出现资本投入内卷的现象，就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第三，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产生的性质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两个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出，通常由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投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投入的产出贡献之外的产出增长，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除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新机器设备的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就意味着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实现重新配置。对中国来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有利的人口结构在上述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生产函数中相应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合成的结果就是强劲的产出能力，使一个经济体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然而，“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特征就日益转变为“生之者寡”，上述各种与人口相关的因素或变量就会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就转为负值。这通常会通过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素质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减速等，使潜在增长率下降。由此可见，并非从劳动力丰富这一个特征即可充分认识人口红利，也不能单纯观察经济计量模型中设定的代理变量（即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作用，而需要认识到几乎所有增长因素或解释变量都反映出人口红利的作用。一旦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作出新解，即人口红利的解释。这样做，即便不算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谈增强一些解释力。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可以说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地批评东亚经济模式和中国发展奇迹的学者。他认为，无论是当年的“亚洲四小龙”，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实现高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和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改善，因而统统算不上是增长“奇迹”，增长速度也是不可持续的。这里，关于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贡献，克鲁格曼看得完全正确，然而，正如前面讨论的，这恰恰就是人口红利的表现。克鲁格曼并不了解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所以作出符合理论预期却不符合实际经验的判断。此外，之所以在“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中看不到生产率的进步，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从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观察生产率的源泉。（作者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选摘自《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第四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乡村发现转自：社会学吧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县域一头连着城、一头带着乡，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被提及13次、“县城”被提及2次，相关内容包括“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等等，明确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其中，县城作为县域的中心，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规划了清晰的目标——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市政设施基本完备，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有效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改善。县域经济有哪些特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应注重解决哪些问题？围绕上述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有什么特点？郑永年：以往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里，例如各种资源都向特大城市北上广深集中。但现在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这些特大城市本身已缺乏更多新的空间。仅仅一个特大城市就有2000多万人口，更不要说每个省会城市本身也集聚了本省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现在若要改变这种城镇人口高度集中的趋势，就要强调县域的作用。目前县域更多地分布在三线、四线城市。我们必须注意到，从财政上看，有一些县因缺乏增长的内生动力而遇到财政困难，这种情况对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同时，如果我们持续地让大部分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都流向超大城市，那么广大三线四线城市就可能会一直衰落。在北上广深，住房主要体现为刚性需求，但在三、四线城市基本已经很少有刚性的购房需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这种城市化模式，虽然能够带来可观的GDP增长，但也可能产生一些社会的负面效应，尤其是人口。现在大城市生育率普遍更低，中国去年开始经历人口负增长，因此需要解决目前城市化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改变城市化的发展方式。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宜居宜业”。我觉得还应该提出“宜育”，并把它放在首位。如果一个城市光生产GDP、不生育baby的话，这个城市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县域，不仅仅关乎经济问题，它还涉及人口、社会、生态问题。从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更强调县域经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在大城市的规模已经足够大了，缺乏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北上广深或者各省的省会城市已难以源源不断地容纳流入的人口，那么鼓励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县城工作和生活就变得非常重要，能够为城镇化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二是我国要建立消费社会，但目前很大一部分的中等收入群体都集中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及前者，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较小。所以现在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级城市，也是考虑到要将县域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居住地，他们拥有很大的消费潜能。所以，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不仅仅要从经济上考量，还要从社会效益上考量。此外，从行政体制上来看，几千年来县一直是最稳定最基本的国家治理层级，县稳定了，整个国家就稳定了。县级再往下就是乡镇，是中国的基层社会，所以在整个行政体系里最关键的就是县。现在我们要重新突出县在行政体制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我们谈县域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县的多方面功能，一是制度方面，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二是县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三是社会功能，尤其是县在促进生育方面的作用。所以发展县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要鼓励城乡双向流动《21世纪》：日前，广东发布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你如何理解文件提出的“统筹抓好产业兴县、强县富民、县城带动”？郑永年：这部分内容我在负责具体研究。产业兴县、强县富民、县城带动非常重要。这其实包括了三方面的综合式的现代化。一是经济现代化，属于物质层面现代化，也就是要考虑如何发展县域经济。不仅仅指的是传统的农业，更重要的是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要在这些方面大做文章。要实现县域经济现代化，就要注重科技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撑。现在农民土地比较分散，仅仅依靠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对农民个人的收入增加作用有限，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城乡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满足县镇扩容提质空间需求。这正是县域第二个层面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这要求我们要建立健全省级统筹、市负主责、县镇村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举例来说，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实现把县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源更好地统筹起来，有助于避免一窝蜂地生产某种流行的产品，避免过度生产造成的恶性竞争。县域制度上建立健全省级统筹，就能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分工，分类引导差异化发展。浙江一些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已经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劳动分工模式，其他地方也可以参考借鉴。制度现代化，就要把市场规则、管理标准等做起来。中国很多农产品质量都很好，但是为什么在世界市场上还缺乏一定的竞争力？就是因为没有制定标准。最后，农村的人的现代化很重要。农村现代化缺的不仅仅是资本，更是文化。现在很多农村都存在人口净流出的情况，留守的往往是老人和小孩，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即支持农民进城，同时也要让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有走进县域乡村的需求和动力。在此过程中，要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优秀的农耕文化恢复起来，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农村如果没有做好文化保育，就很难让人留下或者吸引更多的人进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不光是农民，城市居民也应是农耕文明延续发展的载体。《21世纪》：所以正如你所说，发展县域不仅是经济、物质层面的事情，也需要制度、文化、人口等多个维度共同促进的综合性改革。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在农村，广大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现在有2000万左右人口，但实际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城镇户籍人口，而是农业转移人口。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已经高度发展，就认为“三农”会消失。我们要逐渐改变对城乡问题的认识，摒除“身份”观念，即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所以不能让农民的身份成为他们进城以及留在城市的障碍。例如现行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改革，都应将农民的关切也一并考虑进去，包括探索取消户籍限制。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从当前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进城打工的农民，如果没有这些农民工，各个超大城市、大城市都会缺乏动力，经济失去活力。因此，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让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全面地覆盖这些对城市建设有巨大贡献的农业转移人口、新市民。这是我们在讨论发展县域的时候，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平衡问题的关键。（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乡村发现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23年3月23日）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近日，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学界反应强烈，但在理解上也存在偏差。有的不理解为何将民政部的基层政权相关职能划入社会工作部，有的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相等同。我们团队基于中国治理实践，提出了国家对社会治理的“大治理观”。它有助于理解社会工作部的构建。“大治理观”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统筹性，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并相互联系的系统和整体，需要对各个部分进行统筹，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学术理论界深入推进城市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主要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学术理论界深入推进城市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这里主要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科学指明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发展基础、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中国的城镇化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必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坚持的原则。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特色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到“新型城镇化道路”，再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化。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我国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并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四个方面。其中，以人为本是根本，重点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优化布局是路径，重点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生态文明是理念，重点是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传承文化是使命，重点是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四个基本原则也是对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的高度概括，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主要区别所在。中国的城镇化为什么要走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这就指明了中国的城镇化加快转型、走出新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这里所讲的“四个有利于”“两个受益”，从多领域、多层面、多视角全面阐述了走新型城镇化之路的重要意义。反之，“如果城镇化路子走偏了，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化解，则可能积重难返，带来巨大风险”。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这“四个更加注重”与前述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目标都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明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路径以人为核心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出系统阐述，明确了其科学内涵和推进路径。把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针对传统城镇化中存在的“重物轻人”“要地不要人”等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镇化要回归到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中国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常住在城镇，但尚未在城镇落户定居，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为了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够稳定下来、落得住，提出了“三个优先”，即“优先解决存量、优先解决本地人口，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等重要论断。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这些重要论断和重要理念，凸显城市发展的人民属性，进一步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说。以人为核心优化配置公共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提出了人地匹配的思想：“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如果城市只要地、不要人，占用了农地，而人口却融不进来，建成的住房、基础设施等就会闲置，不可能有合理的投资回报，还会损害农业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人为核心、按常住人口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的思想，为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深刻揭示城镇化的规律和重大关系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具有自身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提出了“两个过程”的重要论断：“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既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还揭示了城乡发展的两大规律，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城镇化是涉及人与自然、城与乡、不同城镇、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把系统观念贯穿新型城镇化全过程，为把握规律、统筹协调好城镇化的重大关系作出科学指引，进一步拓宽了新型城镇化的理论视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提出“环境容量的基础是生态空间”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出“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创新发展了绿色城镇化理论，为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指明了方向。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处理好城乡关系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乡协调发展”，指出：“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没有农村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推进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把城镇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深刻揭示了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关系，为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布局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强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弱化虹吸挤压效应”“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理论，为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产业发展格局提供了科学指引。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好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要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这种同向行动和同向发力是协调协同的重要基础，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提。只有城市政府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城市理论，为走好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提供理论说明和支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才知道古人诚不欺我！等了很久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是正面回答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问题，唐部长四个维度概括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指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四条基本途径。与我原本自定义的“在党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所创造的经济形态，可以是由财政资金、村集体资源、农民资产、工商资本共同构成、共同创造、共享分配”，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我学历低，没有那么强的概括性。针对这个问题其实老早就想谈一点的，但是总觉得自己不是权威，讲出来别人也不信。现在官方都这么说了，我也能稍微讲一下。无奈最近接待任务太重，到现在才有点空闲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1）产权关系明晰—公与非公的一体两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然是一种集体性质的产权关系，但是这种产权关系并不是对一个个体的定义，而是对某个集合的定义。改革开放几十年，单纯的依靠村集体已经很难将集体经济做强。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旧有的集体经济自身所存在的某些效率方面的弱点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然是原有的村集体与新的成员组成的新的经济形态。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看，其必然是存在一定量的集体经济的，这是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发展的角度，它又需要有新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因素，这是现实国情。这样所诞生出的集合体，只要产权组合是清晰合理的，能够说明占比份额的，能够明确各自关系的，都可以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治理架构科学—事情有人管当前乡村的很多问题，总结起来就是治理混乱。当然，我觉得学界搞得三权分置、三治融合都很好，但是都有点绕人。落到村民这里，基本诉求就是事情有人管。乡村不是城市，城里的社区大部分只有生活功能，而这部分功能又被小区物业分割一部分，社区管理起来就相对容易。乡村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古代有宗族，建国前期有大队，事情其实还是有人做的。改革开放后，村集体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很多村的两委形同虚设。没人给钱，自然就没人干活。因此，我认为解决治理问题，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财政负担村两委的工资，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可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当前财政的状况大家也是知道的，做这种兜底式的解决基本不可能。需要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出一个费用池，维持基本的村两委班子的运行，否则没有人做，事情就无从解决。完全依靠群众自主自觉，目前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千百年都没能成功的事情，不要指望在一时以一种最为简便的方法解决。如果能够像部分省份解决养人的问题，治理问题就解决了一小部分，剩下的确实要靠合理的制度安排，必须要理清哪些归村里管，哪些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衡量标准其实并不好定，只能模糊的用“谁受益，谁负责”的基本原则，这只是大框架，很多具体内容要根据村里的现实情况来做，比如环境整治问题，村民家里的庭院肯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家门口归谁管呢？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村里找人负责打扫；道德水平高的，可以村民自发；实在难以判断的，硬性划分各家的清扫范围。总之要一事一议，但总是能够梳理清楚的。各自的职责都划分好了，村两委就要做好村里的服务，包干到人也好，统筹分类也好，具体的职能划分可以不统一，但是事情要做好。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职责划分必须一杆子到底，不能多头管理，不能交叉处理。村委的职责划分好，各项工作开支也要有落实。当前所有地方村财镇管，村里花一分钱都要经过严格的审计。逻辑上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实操作基本可以认为是人为制造障碍。比如，村里办活动让干部去采购物品，村干部是没有概念需要什么发票的，更不知道规范。很多地方都是普通收据，村干部拿回来，会计这边说用不了，那这笔钱就出不去，让村干部贴钱做事，第一回可以，第二回就要骂娘。还有劳务，现在很多劳务也出不去，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农民只认“拿钱办事”的道理，其他是不管的，钱不到，矛盾就多了。针对这些并不大的小金额费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包干法或者是其他的限额支取的方式，至少得让村里有钱能够维持和运转。对于有集体经济的村庄，可以直接定比例作为运转经费，对于没有村集体经济的村庄，可以适度考虑合村，自己都不能维持，建制存在也意义不大。让村两委下面有人干事，有资金干事，才是治理的基础。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村里必须有不同的责任主体，比如妇女主任要做好妇女组织的工作，族长要管理好宗族内部的事务，文艺队要安排好村里的文化生活，村两委下面一定不能是空的，必须要有各种组织。只有众木成林，才有勃勃生机。（3）经营方式稳健—自主造血，持续供血个人认为此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中最丰富也最一针见血的就是经营方式稳健。当前全国做的好的众多样板村，多少是资不抵债的？多少是完全靠国家输血才能维持的？以后这样的乡村都不能是样板了，必须有自己的造血功能。产业可以不大，经营可以不现代化，但一定要能维持自己的运转。稳健的经营方式，其实背后离不开会经营的人。我在浙江见过众多的老板村官，从商场上杀回来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实践，这样的人只要没有贪婪之心，大都可以将村庄慢慢搞起来，只不过是时间和规模问题；我也见过很多书记，平日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等着拿工资，什么任务布置下来都是摆烂，倒数第一怕什么，反正也不关乎前途。两种人都有，且都普遍存在。怎么选村干部就成了关键。其实需要打破这个思维，村两委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分开设立，不必“两块牌子一个班子”，现在一肩挑下村一把手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那么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另外找人担任。不可避免会有内耗，但是有经济头脑才是经济组织的核心。甚至也不必是村里选，浙江的农村职业经理人很多都是外地的。虽然浙江农村职业经理人选出来的结果目前看来成果并不明显（大部分都是看上那一年二三十万的工资编了一个不错的简历，实际经营能力有限），但思路是好的。这次提到的是稳健的经营方式，可以认为更看重经营的可持续性而并非暴利性。稳健可以理解为“平缓而持续的上涨”，经营方式可以不新颖不高大上，只要能够缓慢增加就可以。这也给跟风村庄悬了一把剑，那些一味的用博眼球方式、所谓的网红项目来获得短期流量的村庄都是不可取的。有了这个内涵框定，现存的样板村估计要淘汰掉一大批，大浪淘沙，真金始现。（4）收益分配合理—收益与经营挂钩其实在讲第一部分产权明晰时就应该谈到这个关系，要打破产权占比和收益占比相挂钩的传统思路。在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三权分立后，经营权和分配权都应该适度让渡给新加入的非公有制经济。村集体并没有经过市场考验，他们的集体资产也并非个体奋斗而来，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如此，经营就应该交给会管理的股东，收益应该跟经营挂勾。当前的集体资产大多是存量资产，不使用也不会流失，使用或许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失。比如村里的山川湖泊，不做旅游一分钱收益没有，做旅游考虑周到也不会造成过大的损失，但是做和不做之间，就相差了不少收益。这部分收益却是实打实的增量。与其资产闲置，不如获得收益。这就要求村里不要贪心，要按照自愿的原则划分收益权。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要考虑到村庄在这里发挥的作用，考虑到整体的长远发展，要给予村集体经济充分的保障。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最难做，做大饼不易，分大饼也难。不必追求一致，几方能够谈妥，事情就办下去，不能谈妥，就任其发展。市场总会用自己的方式淘汰一批村，莫要着急。二、

3月20日上午，江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清荣一行到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交流，并举行座谈会，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陈文胜接待来访各位专家。刘清荣副主席简要介绍了江西省社科联《老区建设》杂志的创刊、办刊历史，在创刊37年以来，该刊始终扎根江西红土地，情系老区、宣传老区，紧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服务三农等主题，刊发相关领域文章，为老区乡村振兴、经济社会发展凝聚社会力量、营造良好氛围、提供理论支撑。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学术月刊，特邀请陈文胜院长担任《老区建设》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陈文胜表示非常荣幸地获邀担任编委会委员一职，并接受了刘清荣副主席送达的聘书，双方就如何办好一本高水平的刊物进行了深入交流。（胡勇）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带来的思考导读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他在这一著作的开篇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格局，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正面临全新挑战，因此，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这对于中国都市化道路及乡村变迁的模式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孟德拉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这样的问题：“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从其科学属性来说，生产土豆与制造卫星缺乏严格的可比性，但是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在解决农业问题上，走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发生初期，就通过农艺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把农业作为科学与工业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农业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最先进的，但是，在纯粹农业发展数千年后，农业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结构而存在着，面对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业没有汇入工业的发展之中，而是与工业“滞后式平行”的方式循着“两条轨迹”发展着，这是中国农业之所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就农业本身而搞农业，这一方式在中国奉行三千多年。但是，在现代社会把农业置于工业发展之外，作为传统的国家“两部门经济”的存在形式，使农业只能是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进化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质”的飞跃。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都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走进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提高都市化水平→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创造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体系→这一社会与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与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相辅相成→最终使“乡村人”成为“都市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方社会的历史是乡村都市化。乡村都市化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没有了城乡差别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就没有了属于乡村的农业。为此，应该创造并选择“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中国农业一直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虽然沿海都市及地区的农业在近代以来有一部分开始踏入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中，但是始终处在“商品经济的边缘”。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农业已经不可能成为“独立靠天生存的自然系统”，而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关系，依靠工业与高科技为发展基础的经济系统。如果能确立这样的认识前提，中国农业社会的转型才不仅仅是站在都市社会之外，而成为都市社会转型的“不大转动的外围”。近几年来，由于市场关系中人们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不合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弃农经商”，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也存在。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工商业的低投入高产出；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自身的“比较贫困的概念”。从理论与实际需求的关系来说，越是发达地区，越需要良好的农业条件作为其发展、生存的前提。因此，无论本质关系上还是理论认识上，加快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都市化进程和水平，是在整体上转变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摆正农业与都市工商业发展关系，尽快使农业形成“工业农业模式”。其基本的理论认识及方式选择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1.都市社会结构变迁最终是以实现城市化和都市现代化为目标。加快社会整体的城市化、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为中心构建农业经济，形成四种模式：一是大都市圈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如上海地区的农业，可称典型的大都市农业；二是都市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主要指大中城市郊县农业，可称为都市所属农业；三是城镇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城镇农业经济；四是商业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规模性的商业农业经济，以各种各样的农业经济公司、农业经营的服务公司和托拉斯为其主体形式。这些可归结为一个总体概念，即“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这一目标的发展指标之一，是在未来50年内使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都市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50%以上。2.为了适应发达地区都市的高速发展，发达地区应该尽快形成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工业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和结果，没有规模农业，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能力。3.要尽可能地加速农业的商品化和经营集团化、托拉斯化的进程，并形成专业性农业经营模式，至少在发达地区可以首先实行这一经营形式。使经营土地的人成为懂得商品经济规律，懂得高科技的社会群体。这样可以少走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使农业生产者不仅是农业经济的生产者、创造者，而且也是都市经济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同时又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作为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4.创造都市型结构农业。值得理论界思考的是，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再用传统农业方式创造新的传统农业，即用落后创造新的落后。有些学者仍然在用传统的方法指导现代农业，甚至用现代的方法装点传统农业，这犹如在一双传统的“三寸金莲”上绣上现代符号，或者是在“三寸金莲”上装上一个集成电路。但是，这样让被束缚的“三寸金莲”腾飞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打破旧的结构关系，创造新型的结构与功能，才能使传统农业走向新生。在与西方发达农业比较中，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把中国的农业放在都市经济的结构框架中来发展，最终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生产形式，而形成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创造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并构建布局合理的区域发展中心，即区域“发展极”，使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形成区域性社会协调机制，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说中国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的地域社会结构关系正在形成，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的重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在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着作用。当前的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应该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性原则，即在政策上创造区域性“发展极”是中国农业经济及乡村的特殊需求。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之一。但是，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够自然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都市，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城镇与都市并行了数千年。中国乡村都市化的理论问题，应该走出原来的理论误区，很多小城镇不具备“累积循环因果原理”，因此相当多的小城镇，只是在原有水平上“停滞维持发展”，不增长，也不扩大，进而不能形成有利而合理的地域生产力布局。所以，有的地方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也与地域结构的生产力布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小城镇才具有都市的“循环累积”发展的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人把工业化和都市化严格区别开来，西方学术界把都市化与工业化看作是“有区别的同一过程”。从现实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过程，小城镇要成为都市必须具备多重条件，虽然学者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不一，但有一点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即在大都市经济辐射圈——区域“发展极”的功能覆盖下，小城镇发展为都市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一定区域内，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成为都市，只是其中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城镇才能发展成为都市。无论是中国历史上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当代中国小城镇的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是地区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区域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极”的合理关系。“发展极”作为都市群的主体部分，往往是一定区域最新成果和创新集团的发展区，往往是一个都市群的创新区，经济发展最前沿区，有着某种示范作用，必然会不断地向市场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及新生活方式等，只有小城镇成为大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结构构成部分，区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与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而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结构在区域空间意义上的扩张，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城镇能够成为都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通过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创造“乡下人”走进都市的社会机制，创造抛弃旧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发展空间。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发现节选自：《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第二章节内容，篇幅所限，注释详见原文。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基于农村“共同缔造”实践的考察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共同缔造推动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施政理念和政策行为，有助于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从微观层面寻找通向共同富裕的路径。共同缔造具有共同性、行动性、群众性和社区性等特征。它产生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活动中，但其理念与方法同样适用于微观层面的共同富裕。共同缔造包含的“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为农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关键词：共同缔造；施政；共同富裕；农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宏大而艰巨的目标，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多学科视域中的共同富裕研究”成为2022

共谋乡村振兴之路书讯｜陈文胜新著《中国农业何以强》出版上线湖南卫视｜湖南师大举行农业强国建设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全局，对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刻阐述，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小农户的生存和发展状况。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扶持小农户，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强调这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进一步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升到正式法律层面。可以明确地说，思考如何为小农户进行赋能，避免小农户被进一步“去能”，具有重大而鲜明的时代意义。基于上文分析，我们提出以下赋能路径：一、由基层党组织引领小农户开展合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小农户只能作为拥有更多现代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市场主体的依附者或雇佣对象，也只能获得相对廉价的雇佣工资。只有真正通过合作的方式，将各家各户有限的要素和资源合理有效地组织起来，共同分担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成本，共同开展成本门槛较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有组织地开拓产品销售渠道，小农户才可能摆脱对强势市场主体的依附，也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那么，如何加强小农户之间的组织性？如同小农户难以独自承担昂贵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成本、难以独自开展适度规模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难以独立开拓市场销售渠道一样，大量分散的小农户也面临较高的合作成本问题。在当前乡村青壮年成员大量外流的情况下，最有活力的成员不在场，小农户之间开展合作的成本进一步提升。单家独户的力量非常有限，多数小农户不会主动去克服较高的合作成本，积极开展合作，以至于小农户虽能够意识到合作具有广阔的收益前景，但各家各户仍然陷入“囚徒困境”，极少有人为大家的共同长远利益而出来领头。由此，推动小农户之间的合作，在起步阶段必然离不开能够帮助小农户有效克服合作成本的组织者。这样的组织者需要具备公共奉献精神，也要具备一定的成本承担和风险承受能力，一定的要素、技术和知识积累，唯有这样才能筑牢组织小农户的坚实基础。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就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就是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虽然把城市建设得更大更漂亮，路更宽，楼更高，但没有根本解决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城镇化水平提升很快，城镇化质量却有待提升。城镇化的本质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和城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出现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靠城市建设就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1年的64.72%，提高了46.8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一千多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能够在城市居住和生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了不起的成就。城镇化水平65%并不是最终目标，未来很可能超过75%，甚至80%。很多学者的预测还是很乐观的，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于2030年超过70%，2050年超过80%。也就是说未来十年，还将有一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我国城市和城镇人口总量将超过10亿。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不仅能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能持续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城镇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很快，水平已经很高，但城镇化质量仍有待提升。现在统计的口径是城市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有城市和城镇户籍的人口不到50%。2021年末，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达到29251万人，跨省转移的有1亿多人。所谓农业转移人口有三个特征：第一，都是农村户籍，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第二，报酬较低，获取的报酬很难把全家转移到城市；第三，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很多人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些人将来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仍然是个未知数。如果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民工回到中西部，回到农村，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会不会下降？逆城镇化不仅会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难以提高收入，沿海地区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显然不利。农民工回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收入下降。如果收入不升反降，消费需求无法提高，我国工业化也将受到影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出口贸易不容乐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大开放，继续提高各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把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作为主要着力点。其中，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民工收入和消费能力就是促进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有效途径。提高中小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二、三产业依托城市布局和发展。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特殊的优势。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便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谓之“虹吸效应”，因此大城市会越来越大。问题是城市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大城市病”如影随形，生活成本提高，交通拥堵加剧，环境质量恶化，管理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周边的中小城市对经济要素的竞争处于明显劣势，城市规模很难随之扩大。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和中小城市对产业和人口吸纳能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都市圈是都市辐射影响的范围，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所谓都市就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辐射功能强的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谓之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谓之特大城市，300万至500万谓之I型大城市，因此，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可界定为都市。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已有30多个都市，因此可形成30多个都市圈。都市圈规划和建设的目标是同城化。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使都市和周边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加强对周边城市乃至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使城市周边地区同步发展起来。都市圈和周边的城市圈相互耦合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范围比都市圈要大一些。城市群发展的目标是网络化。通过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每个城市成为城市群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城市之间加强分工与合作，变分力为合力，变单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无论都市圈，还是城市群，对中小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交通的网络化和便利化，使中小城市的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中小城市便有条件承接从大城市转移来的产业。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城市规模随之扩大，与大城市的差距将会缩小，合理的城镇体系可望形成。这对防治“大城市病”也是有效的，有利于都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减轻都市的人口压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推动沿黄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减量增效，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所谓

贺丽君致辞湖南日报|辛贤:面向农业强国建设的理性审视与多解探究——评陈文胜新著《中国农业何以强》农民日报｜黄祖辉:大国小农的强农之路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实施农业强国发展战略，打造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共谋乡村振兴之路刁乾超:在《中国农业何以强》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湖南日报|辛贤:面向农业强国建设的理性审视与多解探究——评陈文胜新著《中国农业何以强》宋亚平:需要正视农业农村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刘茂松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乡村发现转自:《湖南日报》2023年3月2日

当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发展难，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与持续发展。上自中央领导人，下到普遍老百姓，一提到这个问题便无限郁闷，非常头痛。一，何为“千年未有之变局”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采取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举措，如不断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减免农民税费负担、实施种田综合补贴、扶助“龙头”企业、培育新型主体、鼓励土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等诸多办法。希望能够摆脱“山穷水尽”之窘境，开拓“柳暗花明”之新局。当然，这些努力确实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至少延缓了“三农”问题走向恶化的脚步。但从整体上看成效并不大，没有真正转化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持久“动力”。实事求是地讲，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的势头在很多地方仍然涛声依旧，包括土地、资金、人才与劳动力等诸多生产要素仍然一江春水般向非农领域流淌，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不断显性化和严峻化。这就是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二，到底是谁“惹的祸”主流声音认为，“三农”问题的久治不愈，病根还是“内因论”。如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组织化程度低下问题、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陈旧问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问题、科学技术推广乏力问题，还有金融政策供给不配套、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问题等等。因此，多数人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农民群体的弱势性和农村社会的封闭性，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抱怨。其实，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现象的趋势化与严重化，关键的缘由并非是农民群体不种田，也不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更不是高层决策有失误，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三农”之外的力量，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这一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必然产物，也是现阶段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亦是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遭遇过的历史故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便开始厄运当头，每况愈下。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也不管传统的个体农户还是新型的经营主体，凡属务农的劳动一般都呈现出不断内卷化的颓势。就算美国、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看似繁荣昌盛，实际上也都是依靠政府特别优惠的政策扶助，包括各种名目的大量财政补贴，才能艰难地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以，尽管我国目前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的状态来势汹湧，犹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般，但尚不能称之为“奇葩”，只能算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三，认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自工业革命以来，紧密围绕工业经济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始终雄居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领域比较效益的“制高点”，这是新兴工业社会之所以成为传统农业社会“掘墓人”的核心原因。18世纪英国和欧洲的“圈地运动”，其血腥掠夺农业与残酷剥削农民的性质不容抹杀。然而，它创造了两个客观后果：一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市场化了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二是造成了广大农村耕地资源的高度集中，适应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内在要求。这两条，恰好为后来英国和欧洲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保障。同时，由于城市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流通与配置，从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心舞台。放眼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争先恐后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奔跑。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讲，城市不仅是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活家园，而且这里还蕴藏着许多适合自己发展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机遇。所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村生活模式已经无法承载广大农民群众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了。人们不断地向城市聚集既是天经地义的公民权利，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和必然表现。完全可以断定，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浪潮的强劲冲击之下，传统的农业产业的逐渐溃败和农村社会的全面凋零，还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包括绝大多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导致农业人口严重老化与农村不断空心化的悲惨格局，都将是无法躲避的时代宿命，带有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这种现象属于是全世界带普遍性的问题，不会因为哪个国家有所特殊性而可以超凡脱俗。四，过去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是教训为了挽救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的局面，这些年来我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除了年复一年大规模的基本农田改造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之外，还有诸如“普九”运动；“税费改革”；“村村通”、“组组通”、“户户通”公路工程；基本养老与新型合作医疗，户户修建沼气池、家家改水改厕与旧房危屋改造，以及“乡村书屋”、“当家塘”等等，几乎年年都有新的支农政策出台和工程建设下村。据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框算，2019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财政再到社会各界“合凑”，每年的各项支农款总额达到了5万亿元。客观地讲，这些支农政策与工程建设（包括动员社会资本支农）都是政府为农村办的好事实事，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许。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源并没有起到挽救农业、留住农民、繁荣农村的理想功效。因为时代不同了，外部力量成为了事物变化的主要依据，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发挥着强大的磁场作用和虹吸效应，诱惑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口潮水般向城市涌动。就连当初为缓解农村缺钱困难而创立的那些农村商业银行，也很快变成了城市资本掠夺农民财富的“吸血鬼”。这种趋势下，你纵使有能力往农业农村投入再多的钱，结局也只能“打水漂”，拐个弯儿又很快回到了非农领域。打个不适当的比喻，现在的农业农村就好比是躺在ICU里一个病入膏肓的危重患者，浑身插满了输血、输氧、输液、导食、导尿和监测仪器的各种管子，每天消耗着大量的富贵资源。明知其必死无疑，却仍然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抢救。这样搞下去，最后必然会是无可奈何的人财两空。所以，一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抢救农业产业与乡土社会的许多作法，包括支持鼓励农户埋头种植与盲目养殖，“一窝风”地开展并无真正特色的乡村旅游；运用行政和规划手段推动并组合村；选派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教基层干部精心描绘“富春山居图”；倾力打造浓郁“乡愁”等实践活动，实质上都是怀念即将消亡的旧时代而谱写的一首首挽歌。但是，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已如那艘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游轮，尽管你一直在深情地吟唱着“我心永远”，这条船却不可避免地会在茫茫冰海中沉没。五，恐怕还得要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农业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明显地走到了终结点，与之相依存的整个制度系统和多数政策手段皆不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要求了。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工业化、城市化这个历史大趋势、时代大方向、社会大格局，正确分析、具体解剖、科学判断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状况、本质属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从。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有必要冷静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些年来中国“三农”工作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理念、新路径来重新探索、谋划、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把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和方式方法的换代转型挺在前面，整体上努力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这样才能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很多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推进，从而切实推进农村产业的全面创新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转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名著中提出实现农业与工业产业高级综合，工业反作用农业，发展现代化农业，最终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马克思农业现代化理论内核是农业生产领域引进和运用资本要素以及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农产品工业加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农头工尾服全链，商科文旅全场景”的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十八大以来全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乡村发展活力明显增强。然而，当前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面临新的挑战，农业增加值占比下降，种粮比较效益不高，经济作物品种老化，优质畜禽水产品比例偏低，农产品精深加工率和农业品牌影响力与农业大省地位仍不相称。因此，湖南实施农业工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对于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千亿产业，这是发展湖南现代农业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推进县域工业化的重大举措。湖南农业生物资源丰富，发展优势特色千亿产业有比较优越的生产条件。然而“千亿产业”并不是数字归大堆，而必须全面进行产业结构变革，打造千亿级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集群，以增加农民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为此，建议在全省实施“优质-特色-迂回-转化-营销”的优势特色农业农业全产业链战略模式。1.首抓优种优品开发战略。放弃以往“边际土地粗放开发”战略，实行“优种优品开发”的集约发展战略，彻底解决“劣品”问题。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充分运用信息和生物技术、标准化生产来改造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打造“湘农名品”系列公共品牌，开发“营养好、口感好、品像好”且无公害、高效益、可持续的新食品和适于工业加工的农副产品，把农产品和农业制成品优质化率提高到95%以上。2.创建高效特色专业生产带。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和种养方式特点，依据市场和农产品转化的需要，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规划发展有特色品牌的专业生产带，如优质高效的水稻生产带、专用粮生产带、饲料生产带、食用油生产带、水果生产带、牲猪生产带、家禽生产带、林产品生产带、渔业及小水产生产带等，建立工业加工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把农产品品牌化率提高到60%以上。3.建立工业装备农业的迂廻生产体系。迂回生产拓展产业链具有两大意义：在组织方面推进合作化和规模化生产，深化农业产业内分工，组织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生产；在技术方面全面采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有效使用农业生产资料如农业机械、农机具、化肥、农药和现代农业设施等，特别是把化肥农药利用率由40%提高到55%以上，实现农业良种化、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信息化。4.发展工厂化再制造的现代制成品农业。农产品加工转化是我省发展千亿级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最关键的环节，必须以县城和城镇为依托，以技术开发为引领，实现农业产业及企业结构调整升级，由作坊粗放式加工向工业精制化制造转型，建好一批产加销一体化、有规模、有优势、有品牌、有市场的大龙头企业，形成一批各有特色的制成品农业工业区，把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由53%提高到75%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比由2.55:1提升到3.5：1。5.按市场变化整合现代农业生产因素。市场“营销”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是农产品生命线。因此，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要建立以冷链物流为支撑的产品定制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零售等数字化营销系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且附加值高的产品，把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到90%以上。上述五个方面是构成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的有机整体，每个环节都极为重要，其中加工环节是战略重点，市场营销则是决定性环节。目前湖南农产品加工业水平相对较低,企业规模不大，产品档次较低。在全省50650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仅占10%，其它46000家规下企业年营收规模平均不到900万元，总的状况是大的不是很大，小的不精不特，特别缺乏像河南双汇那样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航空母舰”和浙江现代农业精细深加工的“专精特新”。因此，农产品加工业升级是湖南发展县域工业化，打造十大优势特色农业千亿产业链的战略突破口和战略抓手，应作为新时代的一场重要的农村经济变革来对待。建议以抓铁有痕的韧劲和狠劲开拓前行，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由农业、工信、科技、金融、商务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制订规划、政策和措施，组织全省，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本文系作者在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的“农业强国建设研讨会”上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参加《中国农业何以强》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我与陈文胜教授相识于2017年，2018年11月1日，在农业部主办、我社承办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高峰论坛上，陈教授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会议。2020年以来，我们合作出版了《论道大国三农》《大国种业安全之维》，今天又是作为《中国农业何以强》图书的出版单位受邀参加座谈会，可以说缘分不浅。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农业农村部直属的中央大型综合性出版社，1993年，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首批15家“全国优秀图书出版单位”之一；1998年，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全国优秀出版社”光荣称号。今年是中国农业出版社成立的第65个年头。多年来，中国农业出版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持服务“三农”的办社宗旨，以农业专业出版为特色，面向大众读者，依托雄厚的出版资源和高素质的出版队伍，出版了一大批立足“三农”、服务社会的优秀读物，牢固确立了在“三农”图书出版领域的主力军地位。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这些，为我社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纵观世界强国发展史，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必须有强大农业作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基本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正当其时。在此背景下，陈教授的《中国农业何以强》出版，很有意义，值得好好研读和学习。我认为该书的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点意义：一、这本书率先发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农业强国应该如何建设？全书从大国农业的中国之问、农业供给侧性改革的时代之问、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之问、农村土地制度历史演进的改革之问四个维度，直面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重点，同时又回望了小岗村农村改革，探讨农业经营的未来趋向。全书立足当前我国的国情、农情，探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尤其是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深入探讨。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伴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关于农业强国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端，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三农工作者加入进来，一起谱写建设农业强国的新篇章。二、这是陈文胜教授多年深入“三农”一线工作研究成果的一次厚积薄发。陈教授长期关注基层，对中国的“三农”发展做了大量的基层调研和长期的跟踪研究，这是多年考察和研究后的成果总结。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农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时候，在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下，该书的出版正当其时。这是长期扎根三农沃土、饱含三农情怀的人才能做到的事。三、本书拓展了学术性读物的读者阅读圈，让更多的人关注三农。全书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语言简洁，结构清晰，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专家可以读，农业农村领域的干部可以读，基层的三农工作者也可以读，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学术性理论型读物的读者阅读圈，对于普及三农政策动向，服务广大三农读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中国农业出版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抓手，创新出版形式，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三农工作，服务农业产业行业发展，服务农民读者，服务农业农村干部，服务城乡居民新需求，谱写新时代“三农”出版新篇章。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陈教授的新作《中国乡村何以兴》，我社正在筹备出版中，敬请关注！谢谢大家！（作者系中国农业出版社佳虹出版中心主任）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农业强国建设研讨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学习座谈会暨《中国农业何以强》新书发布会在湖南师大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举行农业强国建设研讨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学习座谈会暨《中国农业何以强》新书发布会在湖南师大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举行2023年2月26日上午，由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湖南省中国乡村振兴研究基地共同主办，湖南五八农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农业强国建设研讨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学习座谈会暨《中国农业何以强》新书发布会”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

2023年1月出版购买方式：1、微信扫描（或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2、《中国农业何以强》当当网购买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9511427.html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意义与内涵特征在“和”字上突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乡村发现转自：微观三农

近年来，县中没落的消息时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引发人们的讨论，而与之更为弱势的乡镇中学，似乎很少听闻，仿佛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春节期间返乡，受初中母校校长，也是我曾经的数学老师的邀请，时隔23年回到母校参加初三学生的春季开学典礼。老师之所以发出这个邀请，也是学校当前遇到的一个痛点，他们深感当前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希望我能以校友的身份谈谈自己的成长故事给学生一些勉励。再度回到曾经学习的地方，校园的硬件设施已经焕然一新，无论是操场（有篮球场、足球场）、图书室还是教室条件（电子化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很多教室因为生源的减少已经空置了。令我意外的是，目前在校的老师基本还是23年前当时在校任教的老师，毕业班的老师几乎都是当时给我们年级任课的老师，并且也都开始担任学校的各项行政职务。目前全校就15名老师，后来补充的新教师几乎没有，相反一波一波的教师正在流失与退休，与23年前相比，已经仅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据校长介绍，全校原本仅有1名化学教师，在去年退休以后，因为没有编制也无法补充，只能依靠借调的手段向教育局申请从其他中学临时借用了1名老师。事实上，在我们毕业后的前几年，就已陆陆续续听说中学的一些比较好的老师都已经进到县城的学校任教了。只是，没想到中学老师不仅锐减了三分之二，而且几乎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当社会形势与教育形势都发生在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乡镇初中的师资状况却几乎定格不动了。当然，乡镇中学师资的减少首先是与生源的锐减直接相关的，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和生育人口的减少，目前全校学生也就300人左右，大约是我们当年一个年级的生源，同样减少了三分之二。从这个角度上说，教师与学生的规模还是按照差不多的比例匹配，只是优秀的老师越来越少，优秀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少主要是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为了县城房地产的开发，地方政府不断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其中优质的教育便是影响许多家长购房的因素。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也会竭尽全力争取在县城买一套房，使得孩子从小便能在市县的小学、初中读书，享受比乡镇中小学更为优质的教育，而县城中小学的扩张也同时吸纳了更多的乡镇中小学教师进城。另一方面，受地方教育政策的影响，乡镇的优质生源也逐渐被县城的中学垄断，县城初中每年都从乡镇小学选拔生源，目前每年大概将小学成绩前20名的学生全部吸纳到县城初中就读。面对余下基础较为薄弱的生源，镇中老师深感无力，老师的积极性也大大受挫。与此同时，当前被留下的镇中学生从家庭条件来说基本上依然都是农民工的孩子，或者说也都是留守的青少年，由爷爷奶奶在家看管。但父母也基本都实现了在镇上购房，偏远山村的孩子已经很少了，基本家里到学校都在半小时的路程里。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代的孩子并不存在温饱问题，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留守，父母更是通过金钱补偿满足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物质需求，包括每个同学几乎都有一部手机。但是，当前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乡土社会的农业耕作记忆，对于“穷”和“苦”的命运认知是较为薄弱的，这也导致孩子们迫切想要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内生动力与二十多年前的我们相比是有着较大的差别。据校长介绍，现在一届100个左右的学生，上学距离超过半小时需要住宿的学生仅仅10多个了，这与当年接近80%的住宿生有着巨大的反差。初中生未能在校住宿，使得学校老师对学生的约束和影响大大减弱，相反这些留守的青少年受到手机的影响甚大，不少学生甚至沉迷于手机游戏，导致学业荒废。从目前的学业来看，学校的副校长告知，现在的学生依然停留于应试教育，课本以外的阅读几乎没有，镇中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的综合素质差距越拉越大。当乡镇中学的孩子无法脚踩泥土汲取乡土社会的勤奋、上进等品质，同时又不能与城市的孩子站在一个起跑线，他们也就很容易成为踩空悬浮的一代，越是前行，越容易被甩开。综上可以看出，乡镇中学的没落，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经济分化与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综合效应。城市化的的进程中，农民的经济分化影响着农民进城购房区域位置的差异，也就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差异。同时，教育资源在县域的快速扩张和垄断，同样加速了镇中优质生源的流失。如此一来，乡镇中学这些被剩下的弱势群体孩子，教育也就很难成为他们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阶梯了，相反正在加速一代又一代人的分化。（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乡村发现转自：新乡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为什么要建设农业强国、建设什么样的农业强国、怎样建设农业强国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既立足当前，部署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也着眼长远，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必须深刻领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明确主攻方向和战略重点，不断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着力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铆足干劲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深刻认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意义。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农业强国既是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是相对滞后的，如果不能尽快赶上来，就会影响现代化强国的质量和成色。同时，农业强国建设也能够有效挖掘和激活农业农村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宏观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全面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能。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强国不能有软肋，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只有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在重要农产品供给、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不受制于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才能把牢发展主动权，确保国家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全面理解农业强国的深刻内涵。我国要建设的农业强国，既要具备世界上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也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虽然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不同，但国际上农业强国都具备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共同特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遵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集约化内涵式发展，推动农业由大向强的转变。同时，还要从我国国情农情出发，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工作要求。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要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做好整体谋划和系统安排，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做好规划衔接。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作者单位：中央农办秘书局；乡村发现转自：《农民日报》2023年2月16日第1版）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2月17日下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春季学期研究生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里仁楼举行，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教授，副院长陆福兴教授、瞿理铜副教授和全体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陈文胜教授对过去一年乡研院师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他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能够再接再励，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争取更加长远的进步。随后，各个年级的研究生们依次发言，汇报新学期的计划和目标。同学们纷纷表示，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会持续锁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坚定信心，明确责任，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和驰而不息的劲头，争取在新的一年绘就浓墨重彩的一笔。乡研院的三位老师分别讲话，对全体学生提出了殷切希望。瞿理铜老师特别强调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和言语表达的逻辑性，他希望学生在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以保证论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把质量关。陆福兴老师表示，乡研院在过去一年中稳中求进、硕果累累，希望乡研院的全体师生可以持之以恒，继续奋发图强。陈文胜老师在总结讲话中对同学们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在时间上从严管理，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任务；二是在学术上严格规范，端正学术态度，恪守学术道德；三是在理念上要明确方向，着重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四是在能力上自我突破，努力实现全方位发展。（凌力群）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乡村发现转自：微观三农

春节年年有，年年大不同。人们只要到乡村走上一遭，就能感受到，中国广大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的日新月异，还有乡村文化、精神面貌的大幅提升。这一点，我们通过游子们春节返乡时的观察与记录就可以看到。尤为可喜的是，今天，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正在日趋多元：本地的、外地的；国有的、民营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乡村建设不再只是政府的职责和担当，正在成为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将乡村建设主体大致分类，除了村集体之外，还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四大类。这些主体虽然定位不同、路径各异，但扬长避短、协同互补，形成了乡村建设的“大合唱”。政府在乡村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主导者。政府具有决策施策、整合资源等重要职能，能够统合社会各界力量，有效达成乡村建设与振兴的各项目标；社会组织包括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他们不仅具有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强大优势，能够动员号召有关主体资源互补、合作共创，而且能敏锐地发现市场需求，提供专业方案，探索以社会创新的方法解决乡村建设中的各类社会问题；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现象近年来日趋普遍，而且发挥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并充分把握市场机会，而且善于通过市场化方法，将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的培育发展紧密结合，同时带动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乡村；在乡村中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各路贤能，也在乡村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具有血缘和地缘的天然优势，不仅了解农村政策，熟悉乡村历史人文，而且有资源、有实力，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他们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因此易于得到村民认同。需要看到，那些身在远方却心系家乡的游子，也是为乡村发展投注热情与智慧的重要成员。一方面，他们能够发挥自身优势，随时为家乡发展提供建议、输送信息、聚合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节假日、调研学习等返乡机会作为回馈乡土、投身建设的重要契机，身体力行为家乡发展作出贡献。他们是家乡与远方之间的“信息桥”，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黏合剂”。在乡村建设中，不同主体具有不同优势，也存在各自的短板，必须通过政策制定、投入带动、管理创新等，充分调动其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形成不同主体优势互补、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乡村建设新格局，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全面振兴。乡村建设是一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全方位的建设工程。不仅要实现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实质改善，也须提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文明风貌。因此，需要更多地协同高校、科研机构、文艺团体等力量，鼓励其深入乡村，展开社会调查、助力文化活动等，唤醒沉睡的乡村文化，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让广袤乡村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摘要：村级治理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是为了让农民群众有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美好生活不能“等靠要”，而应当由农民群众自己创造。三农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群众工作，通过国家资源下乡等各种有利条件，克服如农民进城等各种困难，利用各种制度如土地集体所有制，借用各种机遇如解决村庄中的矛盾的过程，将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重建村庄公共性，积累村庄政治势能，也就是重建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与既不民主也不公正的传统自治不同，建立在农民群众主体性基础上的村级治理，是以民主、公正为前提的。重建村庄公共性，建设一个基于村庄的强社会，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关键词：乡村治理；资源下乡；强国家与强社会；去公共性；公共空间；三农工作；村庄政治；土地确权；信访制度当前时期，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正在进城，尤其青壮年农民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大量进城，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日益萧条。国家通过落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提供了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村级治理向何处去，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一、问题的提出村级治理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保留自治空间，通过村民自治来应对村庄公共事务，达到基层治理有效；二是行政化，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来直面农户，由国家直接回应农民需求，达到国家治理有效。从当前全国乡村治理实践来看，主流方向是行政化，即由国家通过项目制直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几乎不再承担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责任，村级组织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任务、应对上级要求、应付上级检查监督，村级组织变成了乡镇的下级，村干部公务员化，村级治理行政化。村级治理行政化可能存在的问题有三：第一，农村基层多样性与复杂性被忽视，国家下乡资源的标准化和规范性与基层实际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难匹配；第二，国家包办农村公共品供给，导致农民“等、靠、要”，甚至在国家项目落地时频频索要超额补偿的钉子户；第三，农民“等、靠、要”，村庄缺少内在组织与动员，就无法抑制村庄搭便车行为，以及因此无法进行超出基本公共品的更高水平公共事业建设。国家通过村级组织直接面对每个农民，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农民的问题，满足农民的诉求，就无需将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国家资源下乡了，基层治理越来越行政化，农民从国家下乡资源中获得了基本公共服务，农民没有也不必要组织起来。为保证资源下乡的有效性，国家对村级治理进行严格规范和监督，村级组织日益被纳入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除村级治理行政化以外，还有一种可能，即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下乡，在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或让农民因此组织起来。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提升相得益彰，农民组织起来不仅可以更加精准地表达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有能力对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而且有能力满足村庄其他公共事业建设的需要，比如建设更加宜居的村庄环境。当农民能够组织起来有效回应村庄公共事业建设需要时，这个村庄的治理就有内生动力，这个村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村庄公共性的强社会。这个强社会就有能力对接强有力的国家资源与动员，就可能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达到高水平的治理有效。没有村庄公共性，缺少自治空间，过度行政化，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基层强社会的。当前中国村级治理中存在着去公共性的问题，本文拟对当前村级治理中去公共性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重建村庄公共性的思路。将农民组织起来，建设一个有能力接应国家资源的基层强社会，才能实现基层治理有效。二、村级治理中的去公共性：现状与原因传统时期，村庄要承担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承担国家赋税，二是提供村庄基本公共品。如何分摊赋税及村庄基本公共品责任，就需要有村庄中的公共讨论，就需要形成共识，就需要相对的公平合理。正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形成了相对公平合理的责任分摊，村庄才可以相对低成本地完成国家税赋任务，也才能保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后不久，国家开始向农村大规模转移支付，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农村，农民不仅不需要缴农业税费，而且国家直接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品，村庄不必再通过内部筹资筹劳来建设公共品了。之所以国家直接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其中一个原因是取消农业税后，村庄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大幅度降低，筹资筹劳困难，“一事一议”难以应对钉子户，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国家不得不出手直接为农户提供基本公共品。村庄公共品供给状况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可谓是利害攸关。取消农业税前，村庄公共品（公益事业）是搭农业税便车来筹资筹劳的，取消农业税也就同时取消了之前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的强制性，因此就有村民想搭便车，造成了村庄公共事业建设的困难，导致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缺乏基本公共品，生产生活秩序无法维系，村民利益受到影响，村民就有组织起来的动力，村庄就会产生强大的组织起来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诉求与行动，就会对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中的搭便车者采取惩罚措施，防止其他村民也搭便车。村庄为保护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而有强烈的组织起来的动力，从而也就会有组织起来的行动，这些动力与行动逐步变成村庄共识，形成集体情感，有人说直话，有人唱黑脸，村庄每个人都受制于村庄规范的约束，村庄也就有了公共性。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村庄公共性的重建：一是中国开启了快速城市化进程，进城的农民越来越多，村庄边界开放，农民收入多元化和农村社会多元化，重建村庄公共性的难度大幅度上升，因为村庄很难惩罚搭便车者；二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影响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国家很快介入进来，通过项目下乡缓解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许多农民发现，自己不努力也可以由国家来解决之前只能靠自己解决的公共品，因此他们就没有组织起来的内生动力。之所以国家会介入村庄基本公共服务，一个前提是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也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向农村转移越来越多的资源，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不仅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国家全面承担起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责任。国家资源下乡几乎必然是标准、规范与程序、监督检查的下乡。站在乡村治理的层面来看，过去乡村治理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税费任务和组织农民进行公共事业建设，这两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与群众打交道，要真正深入乡村社会中。现在国家资源下乡，乡村必须按国家要求保证资源安全落地，乡村治理的重点就从与全体群众打交道变成与重点农户打交道，从组织农民达成村庄分摊税费共识到协助国家项目落地，乡村组织工作重点变成了“对上”，村级治理中组织群众的必要性大幅度降低。国家不再向农村收取税费，而是向农村大规模转移支付，上级就特别不愿意农村再有麻烦事情。做好事得留好名声，但问题是，好事其实不好做。比如，既然是国家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就是国家，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落地就可能遇到钉子户索要超额补偿，工程队为推进项目不得不满足钉子户的无理要求，一个钉子户得到好处就会引发其他农户争当钉子户。若人人都想当钉子户，国家项目落地就很难，好事就做不好。国家越来越多地向农村转移支付，也就有越来越多资源需要进行精细治理，需要用来防止小概率事件，以及需要用于为农户提供上门服务。乡村治理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任务，接受上级监督检查，由上级考核，乡村治理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很可能会被上级认为基层工作不力。基层治理不能出现意外，出现意外就是工作不力，玩忽职守，就要受到惩罚。对每次上级要求进行回应并记载留痕，在出现意外时就可以减轻责任。所有上级为免责也都倾向于通过顶格管理，提出各种顶格预防措施，让基层进行以防万一的准备。基层不可能对上级各个部门的各种高要求进行认真回应，基层能做的就是在形式上应付，这至少表明态度上好的，万一出事就可以减轻责任。结果就是，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普遍且持续的形式主义。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上级不向农户收钱，还给农户发钱，上级就尤其怕麻烦，就希望农村没有冲突、矛盾，即使有矛盾也不上交。上级倾向于通过记录基层工作中出现矛盾与事故的多少来对基层进行考评。国家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不仅不再承担税赋，而且不再承担村庄基本公共品供给责任。村庄内分摊责任分配义务的政治就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必要了，村庄因此出现了去公共性的问题。当前，对乡村治理公共性状况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资源下乡，还有若干政策实践助推了乡村治理中的去公共性，或去政治。代表性的政策实践如土地确权、信访制度和市长热线。笔者下面将对此作简单讨论，首先讨论土地确权。三、土地确权与去公共性中国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政策，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户享有承包经营权。分田到户时普遍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为了公平，分田时普遍按远近、肥瘦搭配，因此土地分得十分细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规定土地承包期为15年，时间是从1982年到1997年左右。对“15年不变”的理解普遍是承包期为15年，具体承包面积则要依据家庭人口增减进行调整，甚至很多农村打乱重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土地调整的好处是，可以借土地调整来调整农户与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一些地方借土地调整减少不愿缴纳税费农户的承包面积，一些地方借土地调整实行“两田制”，即将集体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责任田不仅要负担农业税而且要交纳一定承包费，这实际上很容易侵犯农民利益。贵州湄潭县1987年开始实施“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很快就被国家政策采纳，到1997年第二轮土地延包，30年不变就明确规定是30年土地承包权和承包面积及地块的不变。后来进行土地确权，进一步重申以上原则并给农户发放了标有“土地四至”的土地确权证书。之前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生增死减”的土地调整，因为农民认为土地是命根子，如果家里增加了人口却没有增加承包地，将来恐怕粮食不够吃，这是一种生存伦理的逻辑。实际上农民要求调整土地，更多是为了借土地调整，将之前过于分散细碎的土地“小块并大块”，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和农民进城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是，土地调整也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虽然土地产出有限，农民却认为土地承包权是自己的，每个农户都会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解释，维护自己的权益。集体也借土地调整来重新清理农户与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调整土地时，村庄积累的各种矛盾借机爆发，村干部不得不先解决村庄积累的各种矛盾，再来调整土地。结果，土地调整诱发了村庄各种潜伏的冲突，一次土地调整就像一次地震，闹出各种动静，甚至引发上访。能力不足的村干部是不敢调整土地的。反过来，又正是借调整土地，真正触及村庄存在的（或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通过土地调整来解决矛盾，就可以极大地提高村干部威信，增加村庄共识，释放怨气戾气，提高村级治理效能。实践中，越是治理有效的村庄越是能调整土地，越是能调整土地的村庄往往越是治理有效。反过来，越是治理能力差的村庄，越无法调整土地，越是无法调整土地的村庄治理就越积重难返。调整土地必然要经历一个冲突的过程，冲突就意味着矛盾冲出村庄，到了县乡。县乡两级肯定不喜欢冲突，因此就倾向于通过土地确权来限制经常性土地调整所造成村庄冲突，结果就是通过土地确权，从法律上规定了土地调整的不合法。这导致之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调整也就不再可能了。问题在于，土地调整并非仅是“生增死减”的问题，而牵涉三个更重要的方面：第一是随着农业机械化与农民进城而来的农地如何与农业生产者之间有效匹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地块分散与地权分散的问题。第二是土地调整，也就是农民之间及农民与集体之间责权利的重新清算，是“算平衡账”的过程。正是借助土地调整，农民与集体之间建立了长期的通过记账来体现的权利关系（债权债务），建立了公共的利益空间。第三是每次土地调整都是对村庄社会关系的总清算或总动员。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就是周期性地解决积累的矛盾、开展可以预期的村庄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村庄社会性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调整中最重要的是借“生增死减”对村庄社会关系进行总动员，从而创造出村庄的公共空间，也就为有效的村级治理提供了政治社会和利益条件。冲突是有意义的。因为怕冲突而不愿意面对矛盾，就失去了解决矛盾的机会，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影响了村庄治理有效。四、信访制度、市长热线与去公共性作为法治的重要补充，信访制度为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救济渠道，基层可以通过上访来反映情况、提出诉求，从而让中央更好地了解基层情况，回应社会诉求。基层诉求中很重要甚至最重要的是对地方政府工作的不满，认为地方政府没有按中央精神做好工作，甚至有违法乱纪、欺下瞒上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因此通过上访向中央反映情况，国家与农民联合起来抑制地方政府乱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制度对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国家合法性、提高执政能力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信访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国家十分重视信访制度建设，因此农民自然就很愿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提出诉求。农民反映情况很可能夸大，提出的诉求很可能不合理，中央就要进行甄别。中央不可能事事亲自甄别，而只能交给下级政府办理，一级一级向下交办，结果很可能交办到了农民所针对的政府那里，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就会带来新的信息失真。在信访数量比较小时，国家有能力认真对待每件信访，且从中获得对情况的判断、对基层的洞察，这个时候中央很欢迎信访。如果信访太多，中央难以及时处理，信访就可能成为负担。尤其是大量集体上访的群众到了北京，很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因此中央开始依据信访数量来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信访量居前列的地方政府会受到通报批评甚至有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信访量大往往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地方不满意的群众多，这就说明地方工作没有做好；第二，大量涌入北京上访造成不稳定，地方政府要为此负责任。一旦以信访量对地方进行考核，地方就一定要对基层进行同样的信访量考核。当上级将信访数量和越级群体上访纳入对下级的考核指标时，甚至作为一票否决项目时，就会给无理上访者以极大的能通过上访来要挟基层达到目的的幻觉。基层为了减少信访、息事宁人，就可能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花钱买稳定”等手段，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激发更多无理上访者提出更多无理诉求。与信访制度很类似的一个制度是市长热线。设立市长热线的初衷是方便市民反映情况。市民反映了情况，提出了诉求，政府就要解决问题。如果政府不解决问题，市民就没有打市长热线的积极性，市长热线就成了摆设，不能发挥作用。如果要解决问题，就不仅要将市民反映的情况转交给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而且要对转办的部门和基层组织解决问题是否认真尽责进行考核。最简单的考核办法是调查打市长热线的市民对解决问题的满意度。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和北京都对市长热线解决问题的满意率进行严格考核，对于满意率低的部门和基层组织进行通报批评，扣发奖金，甚至处分到个人。向市长热线提出诉求能迅速得到回应，就会激励市民将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诉求都通过热线反映上去。市长热线过热，难以应对几乎无限的不合理诉求，地方政府就只好软化对热线问题满意率的考核。信访制度和市长热线都是有效的制度，却都存在局限性，即信访制度和市长热线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度强调，过度强调就会破坏制度内在的平衡，造成制度失灵。既不能太重视，又不能不重视，是治理的艺术。现在很多地方强调精细治理，似乎只要认真细致、做好预案，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反过来以为之所以治理中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治理不精细。然而，精细治理也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基层社会本身就不规范，精细治理的标准化规范化难以适应基层实际，很容易陷入治理困境；第二，精细治理往往演变成不计成本，投入大量行政资源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造成高昂的治理成本；第三，精细治理应对常规工作也许勉强可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精细治理将无能为力。其实购买服务，即由地方财政为城乡居民购买服务，已成为发达地区一种常规的治理模式。购买服务的关键是服务本身，而实际上，由服务所带来的组织性、公共性和一般服务能力比服务本身更重要。全国几乎每发生一次恶性事件，有关部门就会下发全国紧急整改的通知，以防小概率事件。发通知本身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发通知，再出现第二例类似事故，有关部门就会受到舆论围攻，被指责玩忽职守。如果下发了整改通知，再出现问题就是下级责任。有关部门下发整改通知时，一定是高标准、严要求，到了基层几乎不可能真正按上级的高标准、严要求进行整改，因为基层没有那么多资源投入进去。关键是小概率事件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发生某方面恶性事件只有一两例，投入整改的资源动辄成千上万元，仅仅防范几十万分之一的事件，基本上等于白白投入整改资源，因此到基层必然是应付。基层应付的原因有二：第一，上级部门太多，下发高标准、严要求的整改通知天天有，改不胜改；第二，防小概率事件要靠运气，既然只是小概率，那就是很难防的。反过来，若每个小概率事件都认真去防，基层治理资源就远远不够。上级部门不对事件性质进行分析，只是为了推卸责任要求地方严格进行整改，基层就只能应付，治理变成空转。这种情况也具有普遍性。五、基层治理去公共性及其后果当国家必须从农村汲取资源时，国家就不得不保留基层的政治性或公共性。基层社会必须要就税赋任务进行分解，农户必须分摊村庄基本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任务分解和责任分摊涉及每个农户家庭的切身利益，农户不能不牵涉其中，不得不就任务分解和责任分摊进行沟通、协商、决定，在沟通、协商和决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斗争，有不公平，有强制。当然也有最低限度的共识。对于拒绝共识的农户（钉子户），集体将采取软硬措施，包括对钉子户的强制或边缘化。农村基层（主要是在村庄）发生的任务分解、责任分摊的过程，就是村庄政治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村庄公共性的过程。一般情况下，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必须要缴纳税赋，且必须要有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品，村庄就必须有政治过程，就必然产生出村庄的公共性。取消农业税及国家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使得村庄不再需要就税费分解和公共品责任分摊进行协商。国家现在大力度惠农的结果是有能力为农民提供超出基本公共品的资源支持，比如美丽乡村建设。既然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所需要的资源，且国家可能为农民提供美好生活的支持，农民再自己组织起来建设美好生活就显得不明智。国家输入农村的资源越多，农村就越缺少组织起来的动力，村庄就越是容易去政治化，村庄就越缺少维护公共性的动力。国家分配资源建设村庄公共品，在项目落地时也会遇到索要超额补偿的钉子户，从而影响项目落地。不过，这类钉子户所针对的是国家资源，既然国家资源是必然要落地的，村庄基本公共品供给责任是由国家来承担的，那么这些钉子户索要超额补偿就既不会损害村民利益，也不会影响村庄公共事业建设。成功索要到超额补偿的钉子户就成为村庄中的“能人”，甚至众人效仿的“英雄”。既然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是为农民做好事，国家就希望农村社会和谐，没有矛盾。由于涉及上级对下级、地方对基层的考核，因此国家肯定不希望农村经常出事故，群众经常找麻烦，有问题就通过资源来解决。既然国家有充沛的资源，上级又不愿意再惹农村的麻烦，基层治理就必然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怕麻烦，怕斗争，怕矛盾，怕出事情，村庄治理必然是去政治的，村庄的公共性也就消失了。这样一来，虽然表面上村庄治理中的各项任务都完成了，各种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系，但问题在于这个结果缺少村庄内部的政治动员过程，村庄内部没有在达成结果过程中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妥协，没有经过斗争，甚至没有充分暴露出矛盾，也就不可能形成村庄共识，产生集体意志，村庄公共性严重不足。村庄公共性不足会造成对村级治理不利的三种后果。首先就是对钉子户抑制力的不足。一方面，钉子户是借国家资源落地来索要超额利益，并没有损害其他农户的利益，但钉子户在村庄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而且被村民认为是有本事的人、善于维权的人，是村民中的英雄。如果所有农户都做钉子户，国家资源下乡就会变得困难。另一方面，村庄内缺少共识，缺少通过斗争形成的规范，农户的行为只是个体行为，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公德，若这种钉子户谋利的行为方式扩散成为一般农户的行为模式，将导致所有村级治理都无法达成共识，村级治理成本大幅度提升。第二，国家资源自上而下的转移与村庄的实际需求差距比较大。如果村庄没有公共性，就无法形成集体共识，就难以表达出公共品需求偏好，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就难以与农民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对接，从而就无法为农村精准供给公共品，国家资源下乡效率就比较低。第三，农民缺乏公共性，没有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去建设超出国家供给基本公共品之上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得到，在国家提供基本公共品以外，农户自己要在市场上积极获利，同时，村庄层面的美好生活比如宜居环境，需要村民集体去创造。缺乏公共性、不能一致行动，当然就不可能创造美好生活。六、重建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村庄公共性的重建要以利益紧密相关为基础或前提。如前所述，一方面，当前时期农民正在快速进城，乡村社会重组，农民利益多元化，传统封闭的村庄结构被打破，使得村庄社会关联度大幅度下降，村民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减弱，一致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国家现在不再收农业税赋，且国家几乎包揽了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之前作为税收单元和公共品基本供给单元的村庄不再存在或不再重要，作为集体行动者的村集体变得远不如过去重要；再者，诸如土地确权、信访制度、市长热线以及全国所有村庄都已经开放的“党群服务中心”等，都在增加国家与农户的直接联系、降低村社集体的重要性。这个意义上讲，要在当前村级治理中形成具有强动员能力的公共性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必要的。村庄公共性的建立不仅要利益相关，而且要有利益争夺和利益分享。取消农业税前，如何分摊国家税赋，如何承担村庄公益事业筹资筹劳，都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农民为责任分担而激烈竞争，作为村民当家人和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也介入其中，基于村庄共识好言相劝，甚至与村民“打成一片”，村庄因此形成了基本规范和共识，村庄秩序得以维持。现在国家不收税且国家包揽农村基本公共品，国家直接面对农户，作为税收和公共品供给单元的村庄重要性下降，这是不利于建立村庄公共性的。不过，国家不向农户收税，过去为分摊税赋责任而产生的村庄紧张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国家包揽基本公共品，农户之间也不再需要在筹资筹劳时斤斤计较了。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大为缓解，甚至变得失去关联性，而只有国家为农户包揽公共品供给责任的关系。因此，重建村庄公共性就必须要建立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重建村庄政治性。如何才能重建村庄公共性呢？笔者提出三点初步设想。（一）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解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3日，《中共中央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保护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最新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和美乡村建设及乡村文化保护。如何理解文件中对于和美乡村的关注？如何守护乡村文化根脉？文件内容又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在接受南方农村报采访时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和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指明了新时代我国乡村现代化的方向。保护以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在内的优秀乡村文化，为国家的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丰富的文化基础。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申了这一表述。从建设美丽乡村到建设和美乡村，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含义发生了哪些变化？“过去讲美丽乡村，人们很容易把美丽理解成外表的形式上的美。比如有的地方把沿街的墙刷白了，认为就是美丽的。”朱启臻认为，美丽的本质特征在于和谐。“和美”概念的提出，把中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提醒人们美不是仅仅指外表的形式美，必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什么样的乡村才称得上宜居乡村？朱启臻认为，宜居乡村即适合乡村居民生活的乡村，囊括衣、食、住、行、购物、交往、娱乐等，具体包含住房舒适、卫生整洁、生活便利、办事快捷、方便交往等方面内容。同时，安居、乐业密不可分，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村民就近就地就业是和美乡村创建的前提，而乡村振兴大背景为宜业乡村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乡村振兴新理念围绕着“和美”展开的，无论是宜居，还是宜业，落脚点都是“和美”，“和美”贯穿在乡村建设整个过程中。不过，朱启臻强调，有些地方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片面理解“美丽”，强迫村民把路边菜地变草坪；拔掉院落里的丝瓜、南瓜等蔓生蔬菜，改种花卉；砍掉果树改栽景观树。在他们的审美理念中，草坪、花卉、景观树等才是美丽的，而蔬菜、果树影响村貌。朱启臻指出，首先，和美乡村建设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因此要坚持“少拆房、慎填湖、不砍树”的理念，尽可能在原有乡村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其次，和美乡村要讲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追求“一刀切”式的整齐划一，是地方特色的毁灭性灾难。多样化、特色化、个性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追求；再次，和美乡村建设要弘扬“和善有爱”的道德观。上慈下孝、守望相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与人为善等传统美德在乡村建设中要发扬光大，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起来。守护乡村文化根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建设，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此外，文件特别强调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朱启臻认为，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乡村文化。“农耕文明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其中包括丰富的农业文化，如种植制度、栽培方式等很多已经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在朱启臻看来，地方品种、生产经验、栽培方式、农业信仰、传统农具及其使用等，其中所凝集的生存智慧至今依然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他看来，通过玉米和大豆的间作来增加粮食产量的做法，就是借鉴了传统农耕文化的智慧。朱启臻认为，农耕文化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所以要传承和挖掘，“乡村振兴所有方面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朱启臻说。“现在很多人不太明白乡村有什么文化，导致在建设过程中对乡村文化的破坏。”朱启臻强调，在理解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农民是乡村文化的传承人，最近一些年通过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建设文明乡村，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只有从保护村落开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此次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朱启臻教授作为中国老年与老年医学学会农村养老分会主任委员，特别关心乡村养老问题，“相比城市，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要严重得多。”朱启臻认为，现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儿女们忙于打工挣钱，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确实力不从心，家庭伦理道德日益淡薄，尊老、敬老、养老传统被弱化。此外，为数不多的技术工也外出打工挣钱了，村里服务业出现了空白。“房子漏雨、水管漏水、安装玻璃、换煤气罐、家电维修，以及购物、理发、快递收发等，过去依赖邻里互助，现在则越来越依赖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在朱启臻看来，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老年人，容易产生焦虑、孤独、抑郁和悲观等一系列不良情绪反应。“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公共服务，特别是养老服务，是应对乡村迅速老龄化的现状提出来的，所以非常重要。”朱启臻认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高社会化供给程度，一是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大力倡导“孝道”文化，让年轻人认识到尊老、爱老、敬老的重要意义；二是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可以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从打麻将、晒太阳、闲聊等被动的“熬时间”，转向更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同时，也要看到乡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就业特点、文化变迁等对家庭养老的挑战，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为家庭养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乡村发现转自：南方农村报）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导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3日发布，这是进入新世纪，从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出台的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今年工作的核心工作重点是什么？聚焦了哪些具体问题？我们又该怎样筑牢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为农业强国的建设开好局，起好步？1、没有农业强国，也就没有整个现代化的强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非常重视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背景是我们的二十大提出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觉得是一个号角，真正建成一个农业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也就能实现。另外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尽管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占就业的份额非常之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业的GDP份额虽然只有1%左右，但是强大的农业实际上是支撑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讲未来的100年农业强国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从今年开始。2、如何看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看了整个中央一号文件后，给我内心冲击最大的内容就包括，我们要真正建成现代化的农业强国，需要“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这给出一个强大的信号，就是如何通过科技的进步，通过我们装备能力的提升，通过我们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农业回报的提升，来真正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强国。我觉得这方面的内容表述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们的农业强国一定是要跟世界可比的。这个可比性是在哪呢？就是说没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就不可能真正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强国，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实打实的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如何看待“稳产保供”的重要性？农业强国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自己的吃饭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的话，很难说是一个农业强国。所以我们看农业比较强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障能力和农产品的供给能力都是非常之强的。比如说像美国，农业只占1%的GDP，但是它的农产品出口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中央一直强调我们的主粮一定是要装到我们自己的碗里，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安全保障，也是一个农业强国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些年农产品的供给，我们主粮的增产一直是保持可持续性，但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农产品的稳产保供，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这是个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4、为何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农业概念的拓宽。粮食的安全保障是我们的基本保障，但是农业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土地能够提供的产出也是全方位的。另外，随着我们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质量需求的提高，实际上需要更多样化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土地的概念，对农业的概念，对食物的概念都需要有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央文件专门拿出一小节来讲“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我觉得这是中国要发生的一场农业概念的革命。5、如何理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还需“更加注重扶志扶智”？通过各种力量帮助我们最后的一拨绝对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脱贫攻坚我们取得了史诗般的成就，但是从客观规律来讲，从可持续性上来讲，我们现在还面临两个非常大的问题，已经脱贫的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因为从贫困研究来看，一个人贫困的发生有他特殊原因的，我们通过外在的力量让他在一段时期内摆脱贫困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最终要把他彻底从贫困的陷阱里面出来拉出来，还需要他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我们的一些政策、项目产业，对一些贫困人口，一段时期里摆脱贫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项目和设施的贡献是一次性的。另外，产业的发展也是有它的规律的，需要市场的连接，需要企业家的能力，需要当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脱贫人口如何不返贫上面临的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什么在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就后，还要非常客观的强调防止规模性返贫，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需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在人的问题和产业的可持续性问题上，付出更艰巨的努力。（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乡村发现转自：村庄与城市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全国吹响了拼经济、抢机遇、提信心的“冲锋号”，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重心是什么？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接受南方农村报（下称“南农”）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全力以赴拼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三农”的底盘必须要稳住。要找准定位，聚焦重点，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一条多元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之路。“以‘三农压舱石’的稳定性，特别是农业的稳产保供，应对国内国际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异常重要。”张红宇在采访时数次强调。国家对“三农”投入力度前所未有南农：党的二十大提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建设农业强国，“危”和“机”分别是什么？张红宇：建设农业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伟大理念。中国农业现代化开启新征程，未来发展方向是建成农业强国，并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贸易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等综合力量组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目标相互契合。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核心思想是既要有全球农业强国的一般特征，也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农情，突出表现为：保障重要农产品充分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契合，促进农业从业者收入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中国农业全球话语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是一个关键年份。聚焦“三农”工作重点，才能攥紧开局主动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从我们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风险挑战。一是从国内来看，国内经济增速放慢。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1.02万亿元，增长3%，这是多年来GDP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农业生产平稳有序，但城乡居民收入滞后，对农产品的消费有所放缓，需求不旺盛。例如，以生猪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起起落落，对农业生产无法充分发挥正向带动作用。二是从全球来看，农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全球疫情至今没有宣布中止，疫情、俄乌冲突等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的冲突，导致全球一体化受阻，全球单边化、碎片化、集团化趋势有所抬头，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面对客观存在的常态化危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是国家掌控的“武器”，要实时发挥作用。因而，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稳产保供，保持平稳有序增长，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显得十分重要、日益迫切。从大历史观把握“三农”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们又面临着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全党全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从党的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三农”工作作出部署、指明方向、提供明确要求。这是最大的机遇。二是全社会关注“三农”的氛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浓烈。“三农”工作不仅是政府的任务，现如今社会各界、各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农业和非农企业，都投身进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的行列。以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还有以广东碧桂园为代表的房地产企业，都把农业搞得有声有色。三是国家对“三农”工作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面对旱情、水灾、台风、洪涝等极端气象灾害，全国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仅去年，中央财政三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合计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较2021年翻了一番。此外，国家每年对“三农”的各项投入约2.4万亿元，而2021年全国农业增加值为8.3万亿元，相当于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25%，力度非常大。四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空前发挥。国家健全种粮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实现粮食生产“十九连丰”。此外，2021年中国生产了8990万吨肉类、6464万吨水产品，分别占全球总量28%以及36%左右；生产了7.7亿吨蔬菜，2.99亿吨水果，分别占全球生产总量的1/2以及1/3以上。中国人均重要农产品占有量大大超过全球人均占有水平，是全球名副其实的农产品产出大国。可以说，我们是农业大国，有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我们是农产品消费大国，有建设农业强国的前途；建设农业强国，我们有方向、有目标。今年“三农”的核心工作，就是把握机遇，克服外部的不确定因素，把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作为扩大内需的抓手。全力以赴拼经济，农业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做好耕地保护和种业振兴两篇文章南农：在粮食生产方面，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创建”。为什么有这样的提法？工作重点应放在哪几方面？张红宇：“三农”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提升自给率，努力实现供需平衡，为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我认为，应该做好耕地保护和种业振兴两篇文章，依托自然资源和科技潜力，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在耕地保护上文章。耕地是粮食的生命线，但目前耕地保护的形势却相当严峻。从数量上看，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面积约20.3亿亩；去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面积是19.18亿亩，相当于近10年来，累计消失耕地面积超过1亿亩，平均每年消失面积约1000万亩。从质量上看，耕地等级可分为10档，第1等级最好，依次递减，目前全国耕地的平均等级在5等左右。所以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不断挖掘耕地增产潜力，逐步提升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因地制宜建设高标准农田，针对平原地区，应遵循“成片连方、宜机作业、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安全”原则；针对丘陵地区，应遵循“排灌水能上能下、农机作业能出能进、土壤改良”的要求。在种业振兴上做文章。目前，中国玉米单产高于世界水平，保持在420-430公斤/亩，但美国玉米单产保持在700-800公斤/亩；中国大豆单产是132公斤/亩，世界平均水平是188公斤/亩，美国大豆单产是230公斤/亩。相比之下，中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重点瞄准提高玉米、大豆单产，把当家品种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南农：一号文件提到，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国家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义和背景是什么？将对各地抓保供稳产起到什么作用？张红宇：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下推动出台粮食安全法，主要考虑集中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是稳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全力以赴拼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大前提是生存无虑、发展有机。农业出了问题，食不果腹，经济发展无从谈起。第二是守住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底线。我们从过去吃得饱，到现在吃得好、吃出花样、吃得踏实，出台粮食安全法，则是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到规范化，让全党全国肩负起粮食安全的责任，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第三是增加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底数。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达到历史高点的1.62亿吨，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率已达到19%，肉类对外依存度也达9%。疫情和国际局势剧变等不确定因素相互叠加，牵动了国际秩序的变化。因此要居安思危，摸清粮食的底数。第四是把握建设农业强国的底气。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推动出台并实施粮食安全法，坚定了我国实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底气，让中国真正跃身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农业强国。事实上，如果我国粮食能在总量方面保持可持续增长，有足够高的自给率，不依赖或尽量减少对外依存度，我们就有了充分的粮食“自由”，而这种粮食“自由”这种粮食“自由”事关生存、事关发展、事关安全，对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都是异常重要的。粮食安全法出台后，将会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鼓励全国上下形成“抓粮食、促稳产增产”的氛围，规范农业生产、耕地保护等各项工作，并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监督和考核。海洋牧场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产业南农：一号文件提到，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今年把设施农业提到粮食生产的高度。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您有什么建议？张红宇：党的二十大提到，树立大食物观，向森林、江河湖海、设施农业要食物。设施农业是保障农产品充足供应的重要来源，围绕“稳产高产、优质高效，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做文章。首先是稳产高产和优质高效，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设施保障了农业，尤其是大宗农产品的“数量”，这是“质量”的基础，减少了对外依存度；在做好“量”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农业“质的飞跃”。其次是提升农业的竞争力，与美国的资源密集型农业和日本的技术密集型农业相比，中国农情的优势更多表现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具有多元化农业的特征，发展设施农业体现了农业多元化的竞争力。因此，设施农业有利于保数量、保质量、保多元化，千方百计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业链、供给链韧性。发展设施农业，要理清以下几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规划布局、统筹安排、循序渐进上，承担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新业态的打造和创新，应该交给企业。二是处理好不同经营主体间的关系，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设施农业体现的经营主体间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公司+农户”的组合方式，要让不同主体都能在其中实现互利共赢。三是处理好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关系，发展设施农业还要畅通产销之间的渠道，做到生产与销售互通共赢。南农：一号文件提到，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广东近期也提出高质量打造海洋牧场。在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广东打造海洋牧场的意义是什么？张红宇：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粮食的概念进一步扩充为食物，不断丰富。从生产端来讲看，要向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保障体系，把农产品保供的根基扎得更牢。从需求端来讲，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多元、优质，践行大食物观，打造海洋牧场，满足了城乡居民多元化的食物需求。广东耕地资源有限，粮食生产能力有限；而海域十分丰富，是典型的海洋大省，人均水产品占有量、消费量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广东的科技创新能力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打造海洋牧场有着非常好的技术支撑。因此，广东高质量打造海洋牧场，这是广东建设农业强省的突破口，是广东发挥农业强省的潜力所在，是农林牧渔业增产增收的有效保障，是实现农业科技进步的有效载体，也是广东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产业。（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乡村发现转自：南方农村报）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中共中央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六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数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一、“地价增值归公”大错特错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当年孙中山先生受该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论“土地涨价归公”多么振振有词，其背后的经济学却是错的。这种经济学认为，世间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难道真有“成本定价”这回事？举我桌上的茶杯为例，如果它从

第三，传统农事系统和农本社会价值仅仅是乡村粘住人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传统的城市未能形成能够大规模吸纳人力的“城市文明”。按照施坚雅（G.

过去20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数千人次，在全国近1000个村庄开展调研，累计驻村超过10万个工作日，近距离观察乡村变化。在理论研究之外，还以随笔和政策报告的形式将一线情况记录下来。一、基层形式主义的七类根源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出现了形式主义顽疾。不仅耗费大量的国家治理资源，而且降低基层干部的工作效能感，并在广大群众中形成十分负面的观感印象。基层形式主义源于以下七个方面：一是乡村事务密度与基层体制空转。目前，我国乡镇规模一般为两三万人，行政村一般为一两千人。人口规模决定了乡村事务密度。乡镇对两三万人的服务和管理，村级组织负责对全村的服务和管理。乡村社会具有全息性，乡村治理涵盖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管理、从食品安全到移风易俗、从社会稳定到厕所改造等内容。乡村作为治理实体，需要回应辖区范围内所有人的诉求，应对全息社会的全部事务。乡村治理的外延很大，但是具体到每一项事务，密度并不是特别高。当前除了代收合作医疗费用和新农保两项常规工作之外，大量的乡村事务属于低密度事务。透过县乡村考核办法大体可以看出基层工作的范围。以中部某县为例，乡镇对村的考核办法包括24大类200多个小项，这表明村级工作至少包括200项以上。在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一些村庄以留守老人为主，常驻人口仅为两三百人，人口数量甚至低于政府下达的工作事项。通过规范体制、正式组织和规章制度去应对这些低密度事务，造成每项具体工作处于不饱和状态，规范化的组织运行就演变成为体制的空转和人员的空忙。二是权责失衡与基层避责。权责不对称是基层常态。“三农”工作由国家定调，具体任务由基层完成，国家通过责任层层下压来推动工作。压力型体制还存在层层加码的特点，即工作任务每传递一个层级会增加一部分压力。乡村组织处在整个治理体系的末端，权责失衡状态因而最为严重。与工作压力层层加码相对应的是问责力度越来越大，乡村基层组织需要承接所有层级下达的任务，面对所有部门的监督考核，乡村基层承受的问责压力最大。然而，主要扮演执行者角色的乡村组织，掌握的权力和控制的资源极其有限，乡村组织按照事务的轻重缓急配置人力物力，在处理好一部分必须要完成的事务之外，还要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去应付那些完成不了的事情，通过形式主义来避责。比如，涉及安全风险的一些部门和责任人通过定期巡查、留下巡查记录等方式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三是软性指标的硬性考核。目前，指标化考核被广泛运用于乡村工作中，基本操作方式是，县委县政府综合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本级工作安排，汇总形成乡村全部工作任务，按照门类将任务分解为各个子项目，再按照任务的重要程度对每项工作赋值，形成县对乡村的考核办法。考核办法涵盖乡村全部事务，构成乡村开展工作的指南。指标化考核不仅覆盖范围广、涉及事项繁多、过程复杂，而且存在大量的软性指标。这与考核办法的制定方式有关。县委县政府领导制定考核办法，全县所有涉农局委办，都将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塞入考核指标。各个局委办都想“出成绩”，因此会尽量提升本部门工作在考核中的权重，增加考核范围和提高考核标准。一些实质权力部门，不仅设置基本考核任务，还附加一些本部门的创新工作，进一步加重考核压力。考核任务通过汇总形成，每个部门都努力凸显重要性，在原本不少的必要性工作之外，增加大量的附属工作。大量的软性工作成为必须完成主科，乡村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应付一些“可有可无”的工作。四是基层“创先争优”走向常规化。指标量化和任务赋值是政府考核的基本手段，为了激励下级政府积极作为，政府所制定的考核办法不仅包括基本工作任务，还会设置自选项目和加分项目，要求下级政府不仅做到基本工作达标，还要做出特色。以县对乡镇的考核为例，全县一二十个乡镇年终看分数的排名，站在乡镇的角度看，不仅要努力提高考核分数的绝对值，还要做得比其他乡镇好。乡镇为了提高考核分数，一是确保基本工作不能扣分，二是努力争取额外工作，如承担试点任务、争取县级重大项目、自设工作创新等，以获得额外加分。实际上，同样面临着横向排名的县级政府与县级部门，也存在着创先争优的积极性，因此，县级政府和县级各个部门也努力设置各种创建工作。创建的要点在于“求新”，创建性工作要做到今年与去年不同，本部门与兄弟单位不同，做法相同但叫法不同，叫法相同的要做到材料宣传不同。在成熟的体制下，这些缺乏长期规划的工作创新很难转化为一般“经验”，名目繁多的基层创建活动大多变成了无意义的折腾，消耗基层人力物力，人为制造出形式主义。五是顶格管理与小概率事件应对。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基本格局发生巨变，群众需求和社会矛盾处于流变状态，基层政府面临的社会治理压力随之增大。相对于社会流变形态，基层政府存在体制上的惯性，社会治理需求与社会治理供给产生张力。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务，各级政府对下级组织采取顶格管理措施，要求基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治理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消除。为了减少突发意外情况，基层政府设置横到边、纵到底和囊括辖区内所有事物的治理网络，体制越来越复杂，运转成本也十分高昂。基层治理存在“小概率”事件的悖论，譬如，某一地区出现某一突发事件，不仅当地政府立刻开展全面排查，全国其他地区也需要制定紧急预案。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全国每天都可能发生不同的突发意外情况，偶发的意外情况经过舆论发酵，演变成社会治理事件。“小概率”事件主导社会关注力，乡村治理被全国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情况牵着走，基层负担加重。六是基层承担的责任无边界。乡村组织具有常规治理能力，按照政策法规处理常规事务。基层治理的难题在于，存在大量缺乏政策依据的社会剩余事务。例如，有农民提出二十年前因计划生育结扎而造成身体虚弱，要求政府给予政策照顾。农民显然不可能通过医疗鉴定程序，对其诉求提供佐证材料，但是又要求政府必须解决问题。乡村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承担社会治理的属地责任，对于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必须解决，对于缺乏政策依据的群众诉求，则需要做好解释说明和维护稳定工作。部分农民所坚持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或是不满足政策条件，成为社会治理例外。乡村基层既要担负属地责任，又要依法依规解决这些剩余事务，还要做到群众满意。很多时候，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基层政府通过政策变通去解决问题。在依法行政和基层体制规范化运行的背景下，乡村组织需要做大量的形式化工作去抹平政策执行上的漏洞，做到“逻辑上”合理。七是模糊社会难以适应规则之治。乡村组织一头代表国家，一头接触群众，国家政策具有规则性，乡村社会存在模糊性，乡村组织通过形式化的工作，实现对模糊社会的规则之治。以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为例，调查发现，村干部调解一项矛盾可能花费半个小时，但是却需要花半天甚至更长时间去做调解的档案材料。当前，司法部门将一直存在的农村调解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矛盾调解档案制作是司法部门考核乡村调解工作的主要指标之一。站在乡村角度来看，为了应对司法部门的考核，不仅要化解群众之间的纠纷，更关键的是要按照调解规范补齐材料。实际上，农村调解具有即时性、权宜性，调解过程高度人格化，司法部门制定的矛盾调解规范化流程，不仅不能提高调解效率，反而消耗乡村干部精力。模糊社会与治理规则之间永远存在缝隙，纳入体制化管理的乡村基层组织，做了大量的形式化工作来调平这些缝隙，造成基层形式主义。二、破解基层形式主义的办法当前出现的基层形式主义，与乡村治理转变有关。现代治理的本质是规则替代人格，严密的规章制度、可操作的程序与合规性是衡量现代治理体系的直观标准。数字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是提升治理效率的关键。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形式化工作超越了治理需求，形式变成困扰治理运作的负担时，形式化工作就变成了形式主义。破解基层形式主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乡村组织赋权。当前国家与农民被调整为输入性关系，国家不再依靠乡村组织执行强制性的政策，国家通过乡村机构精简、财政体制改革等方式上收权力，乡村变成服务型组织。然而，乡村治理除了承接国家资源输入和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之外，还要办理一些裁决性的工作。纳入体制化运转的乡村组织，一方面要面临越来越高的工作规范化要求，同时要承担社会治理的无限责任，存在严重的权责失衡。服务群众不等于无原则、无边界地提供服务。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需对乡村组织重新赋权，使之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具备依据程序裁决是非的合法能力，通过赋权提升乡村治权。二是理顺县乡村关系。县级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县级党委政府具备相对完整的人事权、财权和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力，中央确定乡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总体方向，县级政府进行资源统筹和政策整合，确定当地“三农”工作的基本任务。县级政府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任务，需过滤掉软性工作和上级政策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县级政府将具体任务安排下去，乡镇承担工作落实责任。在现行体制下，县级局委办与乡镇同为科级单位，但是前者在地位、待遇、工作环境、干部晋升空间等方面优于后者，县域内的优秀人才和优质资源从乡镇流失，造成县乡“头重脚轻”，县级部门膨胀，传达工作的超过落实工作的，下发文件的超过执行文件的，督查工作的超过执行任务的，乡村干部疲于应付。对此，要调整县级资源配置，实现县域治理资源向一线下沉，将精干人力从县局委办配置到乡镇，减少下达指令部门，充实基层治理队伍。三是强化村民自治功能。近年来，一些地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将村干部变成全职干部，推行村级“坐班制”，用管理公务员的办法管理村干部，村级自主治理的空间缩小。村级组织行政化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弹性空间消失，国家刚性的权力和规范化的政策，在面对流动的农民、模糊的乡村社会和灵活多变的农村事务时，容易出现“高射炮打蚊子”。强化村民自治功能，一方面可减少基层形式化工作，另一方面，将村民自治摆在乡村治理前头，通过群众自治来解决农村事务，实现“小事不出村”，相当一部分矛盾便不会进入到乡镇和更高层级，客观上解放了国家正式体制。四是激活群众主体性。随着“三农”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的方面发展，乡村工作从过去的“一笼统”治理转变为精细化治理。基层出现形式主义与工作过程越来越细、越来越宽有关。以农村改厕为例，国家将改厕定位为民生工程，站在农民的角度看，厕所具有极强的私密性，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一些地区通过行政手段推动改厕工作，政府出钱、制定标准后，聘请工程队实施改厕，强制要求农民参与。这种改厕做法将政府与农民变成对立性关系，好事办不好，民生工程变成了“伤心”工程。实际上，可将改厕工作定位为改善农民人居环境的村庄公共事务，采取“民办公助”的工作办法，政府在吸纳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改厕方案，核定每个村庄和农户的奖补资金，由村委会或村民理事会组织实施，将改厕变成村庄内生的公共品供给。农民有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国家投入少量的财政资金就能够撬动乡村公共治理能力。乡村治理应避免政府包办代替，尊重农民的主体性，用民生投入激活群众参与治理，减少行政干预和由行政干预所引发的形式主义。五是妥善对待小概率社会事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广大农村难免会发生意外突发情况，大大小小的矛盾是社会常态，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防万一”的成本极高。基层治理应追求矛盾发生后的有效应对，而不是试图事前消除所有的可能性。所谓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是要对社会形势作出科学研判，见微知著，从各式各样的问题中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科学决策。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在出现突发意外情况之后，要对事件本身作出判断，如果是偶发情况，做好善后工作即可，如果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则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一般办法。各级政府还要提升舆情引导能力，避免将偶发情况变成重大舆情事件。针对小概率事件，只看结果的形式化处置方式，不仅造成基层形式主义，而且会将局部的小概率风险汇聚成为整个社会不稳定的大概率事件。六是科学制定乡村工作目标。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工作，一些地区将战略变成策略，试图以三五年之功达成未来三十年的乡村建设目标。不切实际的政策层层加码，最终催生出基层形式主义。我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上限，城乡关系没有确定，乡村形态没有固定，乡村治理面对的是高度流变的基层社会。乡村振兴和开展“三农”工作要坚持“久久为功”。一些地区脱离乡村振兴长期规划，将短期目标定得过高，造成体制过热，基层人力物力资源不足，必然以形式主义应付。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需把握乡村发展规律，科学制定工作任务，处理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避免因基层政府激进行为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形式主义。七是健全基层工作容错纠错机制。考核是推动工作的抓手。基层在考核中落后的，面临着被约谈和被问责的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考核仅仅是手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县级政府与乡村在完成工作任务和改善乡村面貌上的动机是一致的。减少基层形式主义，关键是避免考核手段的异化。落实基层工作要坚持县乡村一体，共同担责，合理分工，协作推进。破解基层形式主义，一是推动县级部门下沉，使之多多参与一线工作，避免县级部门变成官僚机器。二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基层在切实落实工作的过程中出错后，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程序实现免责。一些地区联合县委县政府主要部门，成立联席会，对基层创新工作中的出错进行审查，审查结论构成县纪委部门对事故责任定性的依据，实现容错纠错程序化。这类地方做法值得总结推广。(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课题组；乡村发现转自：《田野来风》2022年第23期）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

摘要：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城乡隔离；等级产权；县域经济；农民福利；一、引言与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应，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不足20%迅速提升到2021年的64.72%,平均每年增加1个多百分点，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表征。其中，“大国大城”[1]的路径选择，表达了地方政府“大城市偏好”的普遍事实。尽管大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否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尚未形成定论，但因大城市不断扩张所引发的城乡分配不均、城市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则日益凸显[2]。在经济学领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涓滴经济学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刘易斯[3]指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部门的转移，农业人口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迁移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收敛于均衡工资率，经济二元性消失。所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农村生产力。涓滴理论则基于其市场信念而天然地假设，充分的市场竞争因要素报酬的边际递减而诱致要素流动，要素回报率的收敛特征将实现区域均衡。因此，大城市的繁荣将通过要素流动和投资、消费实现向落后或贫困农村地区的涓滴。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范式，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试图以工业化与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涓滴经济学，均表达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内生于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理论主张；城乡融合发展依赖于城市充分扩张过后的要素回报率的收敛，也表达了农业农村在融合过程中的被动性地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初期发展资源和资金的有限性，被迫选择集中资源优势发展工业和推进城市增长极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放松户籍制度，允许人口流动和自由择业，消解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打破中国区域经济低水平均衡格局，实施基于涓滴思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而实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策略。然而，以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并由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表现在：第一，城乡的人口流动并未有效收敛城乡劳动力的工资率，反而加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3.33的峰值，基尼系数显著高于国际警戒线；在工农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情境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反向流动现象，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存在极大错位。第二，基于涓滴思想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反而不断加剧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与社会群体之间的“马太效应”。农民获得感不足、农村凋敝、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加突出[4,5,6]。显然，以“大国大城”的城市化模式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并非符合中国国情的恰当的战略选择。本质上而言，中国的城乡问题不仅面临着解决要素流动和财富享益的“纯”经济难境，而且同时面临着历史遗产和制度基因的双重裹挟。古代中国“内城”“外乡”的持久性对立以及区域性分割所固化的历史遗产，构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心理隔阂和意识障碍，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存在城乡社会结构的“认同距离”;当代中国城市的等级产权体制，决定了大城市具备资源竞争优势并形成对周边区域的虹吸和扩张，对近邻城乡居民产生“相对剥夺”。城市具有土地城镇化的强烈激励但缺乏人口城镇化的内在动机，加剧了城乡关系扭曲，由此形成的中国城乡发展基本格局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农村依然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陷入多重困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既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体系转型的阶段性趋势，也是加快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乡村“镇”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性选择。本文关注两大主流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背离，一方面揭示中国“城”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另一方面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情境中的产权根源及其约束，从而在深刻理解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的内生性与特殊性基础上，阐明县域城镇化、县域经济以及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农民福利改善的发展价值，由此深化对中国的城镇化与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认识。二、中国情境：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中国“城”与“乡”的区域空间和发展边界明显，呈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与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涓滴经济学思想是打破城乡发展界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但两大理论主张均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相背离。(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神话”刘易斯[3]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并将二元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一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部门”;二是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较高的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其中，传统部门中存在可以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刘易斯指出，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境下，现代部门通过对传统部门低效劳动力的吸纳实现工资率的平滑和收敛，从而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流动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我国长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三套马车”制度安排阻隔了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体制更为明显[7]。改革开放之后，放松户籍制度，赋予广大农民自由流动和择业的发展权利，引领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明显的变化是，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逐渐成为农民家庭收益的主要来源，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改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占比从2006年的43.1%降至2019年的35.3%;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占比由2006年的46.2%增加到2019年的76.7%。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表明，我国从事农业经营的纯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已经从2011年的66.3%下降至2018年的63.7%,完全非农的农户占比也相应由7.5%增长至9.6%1。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总体上与刘易斯所揭示的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相吻合[8],但并未呈现出长期的一致性。《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的数据表明，2008—2019年，我国农民工的年均增长率为2.35%,但同期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速仅为1.99%,且增速从2009年的3.5%降至2019年的0.92%。相反，本地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速为2.93%,从2009年的-0.66%增长至2019年的0.71%。进一步的分析表明，2009—2019年，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农民工数量以年均3.45%的速度增长，而跨省农民工年均增速只有1.09%,并且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从2010年的3.71%下降至2019年的-1.13%。可见，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背景下，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刘易斯模型似乎在中国出现了“失灵”。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与市场的同质性。应该认识到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特殊性：第一，中国城乡分割存在着多重的历史和制度诱因，“城”“乡”的割裂格局是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和城市化进程诸多问题的重要致因[9,10];第二，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不仅仅是生产力差异问题，所有制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一般的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难以破解二元困局；第三，城市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效率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并不完全匹配，现代市场经济正逐步诱导资金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流动，削弱了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生活压力巨大，失业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农村凋敝且出现边缘化现象，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城乡融合发展陷入困境。显然，有必要对中国发展情境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对接进行必要的反思。(二)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涓滴经济学思想缪尔达尔[11]提出的扩散效应与赫希曼[12]提出的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共同形成了“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并用于分析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由此形成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两种作用力：一是极化效应(回波效应),表现为发展资源和生产要素从低发展水平区域向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向上”汇聚，但同时将诱发区域间更大的发展不均衡和公平缺失；二是涓滴效应(扩散效应),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通过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的“向下”流动惠及周边发展不充分地区，实现区域间的融合发展与均衡发展。所以，“极化”与“扩散”表达了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威廉姆森[13]指出，在区域发展的起步时期，极化效应出现并带来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二元结构特征突出。进入发展成熟期，扩散效应将引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趋于收敛与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为方法论，选择了非均衡的发展路径。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线索，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表象。其中，大城市的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3年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数的5.23%,2008年占比为21.39%,2018年占比达到30.81%。1990—2021年，中国名义GDP增长了61倍，人均名义GDP增长了49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31倍和28倍。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上升到1999年的0.437[14],进入21世纪，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之后则一直维持在0.46以上的高位水平，2020年依然高达0.468,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82年的1.98(以农民收入为

这几年村子里的老人陆陆续续离世，每年春节回家总会发现又有些“爷爷奶奶”再也见不到了。住在塘对面的表爷今年87岁。去年拜年时与他坐在炉火烧得暖烘烘的屋里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讲我当过县官的太爷爷怎么败家挥霍，讲我爷爷如何命苦，讲日本军进村时的炮火烧掉了他的茅草屋。今年再见到表爷时，他穿着灰白色保暖衣裤，带着草帽，低着头坐在屋门口晒太阳，形容枯槁，没有了精气神。我叫了他一声，只是缓缓抬头喊了一声“燕儿”，头便又沉下去。表爷有6个子女，一直是比较享福的，最近十来年基本没干过重活。不过照顾老人是非多，免不了吵吵闹闹，媳妇女儿们已经满腹牢骚。子女们担心表爷活不了几天了，商量的是每五天一轮，抓阄决定顺序。表爷不知道还有几个月的寿命，子女们都希望别拖到茶叶忙季，不然会把他们害了。爷爷今年85岁，是小队里比较高寿的几个老人之一。长寿且身体不错是一件令老人们骄傲的事情，表爷会爽朗地说“我可比你爷大两岁”。坐着没事的时候，爷爷会数一数本队里的老人，88的老张，87的表爷，90岁的谢奶，92岁的苏奶，都是爷爷的同辈人。说起他们时，爷爷脸上会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是有人陪伴走到最后的欣喜，那些是与爷爷经历过无数长河岁月的“朋友”。爷爷们不忌惮谈论生死，“去年谁谁谁死了，谁谁谁日子不长了，我也不知道有个几年了。”爷爷说等开春暖和了把今年的柴火背回来。到了爷爷这个年纪的人，每天都是数着日子过的，过一天算一天，今天不想明天事，今年不备明年柴。然后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等死”，尤其是在孤独中等待死亡说起来是一件特别凄惨的事情。但对于爷爷这一辈老人来说，却非全然如此。老人已送终，儿子已成家，孙子已长大，爷爷们的人生任务早已完成，剩下的日子便是过自己的生活，从50岁开始每天都是好日子，若是能活到80-90岁那便是祖上烧了高香。对于高寿而亡的人，村里人都不太会伤心，而会说他们是有福之人。子女进城工作生活，老人留守村庄，却也并非独自面对死亡。在吃完中饭百无聊赖的下午，老人们会在村子里转一转走一走，去“朋友”家里坐一坐，你今天来我家门口，明天我去你家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两句，一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他们每天都在准备着与这个世界告别。然而死亡不是只有老人才需要面对，还有一些遭遇意外的年轻人、中年人们。意外的车祸、意外的疾病，每年也会带走个别村庄人，于他们而言，如何与这个世界告别，如何与亲人告别是更加困难的。邻居二爹前年正月，因拜年喝酒骑车时出车祸不幸离世，当时村里一片哗然，无不惋惜。意外来得太突然，没有给人任何缓冲的余地。自家二爹去年夏天检查出肝癌晚期，只能靠化疗延缓最后时刻的来临，好在是撑过了新年。村里人无不惋惜，“女儿出嫁，刚抱外孙，才刚到享福的阶段”。与老人离世不同，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总会掀起村庄人的同情与诧异。对于老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死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把死亡分为生理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是指逐渐退出社会交往和公众生活，退出村庄话题、舆论以及事件的中心，渐渐地被大家所遗忘。老人死亡是一个从社会性死亡到生理性死亡的渐近过程，世人对他们的遗忘发生在他们肉体生命消失之前，他们在退出这个世界之前清零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没有了人情债，回到了生命最初的状态。而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则是生理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同时展开，所以会在社会层面上引起更大的震动和讨论，许多社会关系面临着重组，许多安排和计划要面临更改，没有结清的人情债也会成为当事人心中的遗憾，也会给相关的人留下隐忧。人生在世，原本就是由许多意外构成的。邻居大娘说，母亲生我弟弟时，生到一半怕疼生不下去了，不论接生婆如何安抚劝导，母亲都没法继续坚持了，当时父亲和爷爷商量着找几个邻居帮忙步行抬母亲送到乡镇医院开刀。邻居大娘听说此事，到家中把母亲呵斥了一顿，才让母亲发狠把弟弟生下来，弟弟生下来时，脸色已经憋得发紫。我和弟弟听完，唏嘘不已。意外才是生命的常态，没有变故的生活则是一种偶然，所以才有了大家在新年里对一帆风顺、平安如意的美好祝愿与期待。每每听到村庄里这些老去离世和意外死亡的事情都会略略叹息，但并不会太动情。感伤生命流逝感伤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柔软一面的体现，对生命毫无怜悯甚至于践踏生命则是人性最极端的恶。不过不同的是，这些村庄人于我而言并非抽象的生命，他们都是曾与我的生命产生过交集的人。童年的生活、节日的记忆、故乡的四季，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存在，也正是他们丰满了我的“家乡”，绘就了我的来处。但对于他们的离世又不会太伤心动情，就像蜻蜓点水一样，轻轻在心底划过便消失地无影无踪。如此疏离麻木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常常觉得新生代的我们是不是“情感荒漠化”。情感上的冷漠疏离在于交往上的缺失和感情的累积。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是生于村庄，但并非长于村庄。求学生涯，结交朋友，心理成熟，喜怒哀乐等等都不是在村子里发生的，对于村子的情谊、对于村里人的认识便缺失很多事件的铺垫。不仅仅是我们，常年外出务工的父母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爱恨情仇留在了其他地方。和邻居阿姨聊天时，她兴奋地说起自己打工时如何不畏车间拉长和经理的强权和鄙视，带头争取他们做工的权利，其过程描绘之细致，情绪之激动，让我明白这是属于她的“英雄时刻”。在外打工不仅有这样的英雄时刻，也有更多地受累受气的伤痛时刻。然而远离村庄家乡的他们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或许有时能够在打工地遇上好心人施以援手，从而结识下一段情谊和缘分。只是当这段打工时间结束后，这样的情谊和缘分也便到此结束。母亲前年打工时遇到确山的一对母女，与她们特别聊得来，甚至认女孩做自己的干女儿，视频通话时总要给我炫耀一番。然后过年返乡之后没多久再也没听母亲提起过她们。流动时代，每个人的经历和情缘不再发生在固定的时空里，而是弥散在不同的时空里。每一段故事，我们是和不同的人一起经历的，有太多经历太多情感太多喜怒哀乐交付给了流动的人和不断变幻的地点，村庄和家乡越来越无法承载一个“完整的我”。“一切美好事物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当村庄是生产生活统一体时，这里有竞争、有互助，有吵闹、有温情，有爱也有恨，彼此之间深度相处，种下情缘，面对故乡、家乡人事的变动自然会产生心理波澜。对于家乡愈发疏离淡然，在于与他们从未产生许多情。如今村庄愈发成为纯粹竞争的空间，其留存的一套传统社会时钟秩序甚至成为年轻人的压力源。这里不再有激烈地吵闹，只有暗暗的较劲儿，不再有紧急之时的援手用以缝合竞争带来的过错。沟通愈发成为春节拜年时的一件难事。以送快速的方式拜年，主人家想法设法凑牌桌，都是为了避免新年问好之后相顾无言的尴尬。面对同村人离去时情感上的麻木冷漠不是某代人的问题，而是流动时代的社会性困境。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本书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之际出版，全面探讨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顺应时代要求的理论研究。

近期，记者在苏中粮食主产区里下河平原一处田野看到，水稻收获后小麦已播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2022年开春之前，这块农田曾被挖掘用于养蟹。和全国多地一样，基层政府强化了严守耕地红线的复耕行动，当地整治推进“退塘还田”。对耕地更严格的保护正在转向以立法为导向的精准保护。2022年10月，自然资源部起草的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完成了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环节。意见稿明确“本法所称耕地，是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每年可以种植一季及一季以上的土地”。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曲福田等专家认为，突出耕作层是此次耕地保护立法的一个突破。在此立法原则下，曲福田等专家认为，在“三调”公布的结果中，全国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对这部分以种植非粮作物为主的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可纳入耕地保护的范畴，对其中的优质耕地积极引导有序恢复，为粮食安全储备充足的耕地资源。一、8700多万亩其他类型用地有恢复潜力曲福田近年来领衔开展名为“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创新与立法建议”的课题研究。课题组专家认为，现行国家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给出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的概念释义。在实际操作当中，国土“一调”“二调”对耕地的界定基本一致，即有耕作层且能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国土“三调”对耕地的认定则执行“所见即所得”原则，以是否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为衡量，以土地利用现状与种植属性为依据判定耕地，排除了未种植农作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由于耕地内涵和判定标准不同，国土“三调”与“二调”耕地面积出现较大差异。以江苏省为例，“三调”耕地6148.39万亩，比以“二调”为底图的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结果（6894.21万亩）少745.82万亩，该数据与全省“三调”中标注即可恢复属性的园地、林地、坑塘水面的面积大致相当。从全国来看，“三调”数据显示，共有8700多万亩其他类型用地即可恢复为耕地。自然资源部有关人士透露，“三调”将主要流向林地、园地等的8700多万亩耕地统计为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主要原因在于：这样区分地类后，可以有效支撑对耕地“非粮化”的管控，同时更好地落实2021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规定。曲福田等专家探讨认为，定义耕地时强化对“耕作层”这一关键内涵的界定，有利于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也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对8700多万亩“准耕地”价值的认知和监管。这些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相当部分是原来优质耕地，仍是粮食产能重要组成部分，是藏粮于地的载体。围绕自然资源部起草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征求各界意见，曲福田等专家建议完善耕地定义为：耕地，是指主要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能持续耕耘的土地。在耕地定义中突出“耕作层”，适用范围更加清晰，保护重点更加明确，既包括现在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常见农作物的耕地，也包括种植中草药、（鲜切类）花卉等作物，或临时种植（果）树苗等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土地。同时，排除破坏耕作层的设施农用地，例如地面硬化的养殖场、水田深挖改造形成的单一养殖水面等，切实将即可恢复耕地纳入耕地保护与管理的范畴。二、为妥善保护提供指引对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妥善保护一定程度可以弥补近年来全国耕地数量的减少。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受市场环境影响会出现波动，地方政府可在保护耕地的原则下因势利导。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对于农民而言农业结构调整有市场风险，单户粮食种植虽然效益不高但收益稳定，还可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人专业种植。有关部门可及时了解农业结构调整用地的收益变化、农民的意向变化等，采取有益于其他农用地“还粮”成耕地的举措。从用地的角度来看，随着设施农业等成为一些地方重要的增收渠道，用地转换成为发展之需。按照现行政策，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其中，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田；破坏耕地耕作层，不得不使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补划。在严格耕地保护的背景下，给这些“准耕地”明确身份，有利于严格规范设施农业等的用地管理。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纳入耕地管理，有利于准耕地有序回归。东部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这个县在“三调”中标注为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约为15万亩。当记者问这些地块以后如何规划用途时，他认为当县内的一部分耕地经批准被用作建设用地时，这些“准耕地”将来可以恢复为耕地，以实现耕地保护“进出平衡”的考核和工作目标。长期从事土地保护研究的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姜海等建议提升等级监管。希望在耕地保护法中明确因农业结构调整转换为其他农用地，但耕作层完整，即可恢复为耕地，尤其分布在平原水网区的农用地，宜参照耕地严格用途管制，可参照耕地管理但不享受或部分享受耕地保护有关补贴。非农建设占用此类农用地的，应按不低于地区平均耕地质量等类别补充相应数量的耕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今年来，武冈坚持以推进社区网格化服务为切入点，以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为落脚点，不断探索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实现服务“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面对面”的转变，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和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坚持“三力联动”，激活网格“细胞”。积极探索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推进社会治理资源下沉网格。党员聚力。坚持把党支部建立在网格上、把网格内党员编入楼栋党小组，积极探索社区网格深层次嵌入党建模式，全面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制度，常态长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切实把党的触角延伸至“神经末梢”。目前，全市建立16个网格党支部、201个楼栋党小组，打造党建示范小区4个,党员干部报到服务1.12万人次。干部接力。以一定范围地理空间和一定数量人口为对象，按照“属地管理、规模适度、标准统一、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将全市4个街道16个城市社区划分为4个大网格、16个中网格、126个小网格、272个微网格，下沉市、街道、社区三级干部132人担任网格长（员）。社会助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发动网格内退休职工、红小帽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选聘微网格员，坚持让群众凝聚群众、群众服务群众、群众引领群众、群众宣传群众、群众监督群众，走出了一条“花小钱办大事”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目前，武冈根据实际情况统筹选聘社区微网格长（员）272名，实行一年一聘。坚持“三化同进”，升级网格“内核”。充分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事熟”优势，促使社区网格化服务治理更高效、更便捷。责任明确化。以争创一批“四零”街道和社区为目标，由各级网格长（员）承担河长、林长、路长、田长等工作职责，常态开展工作政策宣讲和隐患排查消除，着力推动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防学生溺水、禁毒和反电诈、信访维稳等工作相关负面指标“断崖式”下降。培训常态化。由市网格办牵头，定期组织城市社区网格员业务培训2轮821人次，有效提高网格员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特别是对在网格化服务中表现优秀的年轻人员，定期统一组织开展常态化的思想、技能培训，积极引导发展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社区干部后备力量，让优秀网格员在服务中茁壮成长。管理规范化。设立16个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综合办公室，研究出台《武冈市城市社区网格员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社区“两委”成员为城市社区网格员一级管理主体，统筹推进网格服务的全面实施，并发放《网格员工作日志》，从严管理网格员日常工作。坚持“三网融合”，建强网格“阵地”。全面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实现工作协同、数据共享、智慧升级。融合应急网。整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系统，组建应急指挥中心“1+N”大数据平台，接入各类视频监控资源3.2万余个，推动“人防+技防”网格体系加速形成，不断提升网格服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融合法治网。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全面升级打造16个城市社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并将网格化服务管理与矛盾调解中心相融合，推动矛盾在线化解、群众难题在线解决。融合信息网。结合“敲门行动”上门入户摸清底数、录入信息，并按照“一户一人”模式建立微网格微信群，网格员通过移动设备app即可实时开展网格化工作，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截止目前，网格员整改各类隐患9.2万余个，现场处置有关工作1.1万余个，化解各类矛盾纠纷0.94万起。坚持“三制齐下”，畅通网格“循环”。健全完善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推进网格化服务治理运转高效。闭环运行机制。制定《武冈市网格化工作流程方案》，严格规范“问题排查、采集上报、交办处置、督查督办、办结核查、结果反馈”闭环流程，实现网格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建立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联席会议，确保网格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研究、稳妥解决。在民意调查中，群众对社区网格服务满意度达97.91%。监督考核机制。建立街道、社区、住户三级监督评比体系，由社区“两委”成员兼任的城市社区网格员按原社区干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非社区“两委”成员的城市社区网格员开展季度和年度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定，以工作考评70%和群众评议30%两项组成，季度和年度考核不过关的及时调整、重新招聘。保障激励机制。出台《武冈市网格员考核激励方案》《网格工作积分设置细则》，整合农林水利、生态环保、交通运输等部门资金专门用于基层网格化工作经费及微网格员信息报送奖励经费，市财政每年投入300万元用于奖励“四零”即“零信访、零事故、零案件、零疫情”网格，并开设积分超市，及时兑现参与问题上报、矛盾调解、义务投工等行为的奖励积分，推动了一大批优秀的网格员成为社区“网红”“名人”。(作者系中共武冈市委书记；乡村发现转自:红星云)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2022年，疫情如翳，让我们暂别田园牧歌，再历沧海桑田。从年初封控到年末放开，艰难剞劂的一年终于走完！辞旧思新，让我们回顾在颠簸中依然前行的2022年乡村建设，并以再迎春山姿态展望2023年！一、2022年乡村建设回顾4月，住建部财政部公布了2022年40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每个给予5000万—7500万的资金支持；4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40个2022年国家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获得中央财政补助；5月，全国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10月，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了2022年百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近期，2023年涉农投入的大部分已按2022年规模提前下达到省里。12月，文旅部公布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湖南、陕西、宁夏等多个省份确定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或行动方案；浙江省公布了两批共339个未来乡村名单，探索了未来乡村的九大场景。……2022年，乡村也遭受了灾痛，经历了多次破防！4月，长沙城乡结合部自建房发生垮塌事故，造成53条鲜活的人命遇难！7月至8月，南方省份遭遇持续干旱，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8月，全国现存最长古廊桥，宁德屏南万安桥突遭大火，毁于一旦！受疫情影响，一些地区农作物烂在地里，许多人失业返乡啃老“吃余粮”。特别是当前奥密克戎的冲击下，一些农村地方缺少医生和医疗物资，尤其是很多留守老人境况实在堪忧！过去二十年，全国大力开展乡村建设，经过了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阶段，实施了大量建设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以大刀阔斧的姿态走完了乡村建设上半段路程，下半段该迈出怎样的步伐？尤其是如何继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如何让乡村在满足全社会需求中前行，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考。二、乡村人居建设的迷茫与转型乡村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虽已有目共睹，以前乡村建设基础很弱，建什么都是对的，通过大踏步往前建设，大部分短板都补齐了，但是也有一些乡村建设过于超前超规模，存在偏差。乡村人居建设的十字路口下，未来怎样科学前行？下一步乡村建设谁来干？怎么干？做什么？往哪个方向？钱从哪里来？有些基层乡村建设者感到迷茫。乡村人居建设已基本满足实际需求。随着人口流失，现有的产业设施、公服设施、基础设施、住房等尽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短缺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但是从区域共享、城乡一体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每个村、镇都建设独立完整的生产生活设施。该建的都建得差不多了。未来乡村人居建设需求并不旺盛。现在农村里65岁以下的人很多都进城了。中年人进城带孙子，年轻人进城体面就业、找对象和精彩生活，儿童进城上学成长，一部分老人就医和养老，大部分农民只在过年才回家，乡村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现在年轻人更关注城市生活和体验，而不是产业和就业。未来城镇化率将达到85%，还有15%人口在农村地区，其中10%左右在城市郊区，只有5%左右的人在真正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的再好，农村住房建的再好，人居环境建的再好，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离开。乡村人居建设标准过于理想。过去按着城市和我们想象中的理想乡村建设标准来建设乡村，不少地方为乡村建了大马路，宽广场，有些不亚于城市高档社区的标准，造成大量浪费。我们的社会财力、乡村经济条件支撑不了这么高标准的建设和维护。如果把我们理想的乡村建设标准定为一百分值的话，现在的欧美都只能达到七八十分。乡村人居建设面临资金匮乏。当下许多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无力建设，有的工资都受到影响，有的城市建设也不活跃，反哺农村的建设资金捉襟见肘。乡村人居建设走向何方？乡村人居建设下一步怎么突破？是按照原来方向不断再投入，还是要找准它的趋势，找准它的核心点重要点，研究将来到底是谁在乡村里居住，研究他们所需要的乡村。到了精准跟随农民未来迁徙生活发展趋势建设的时候了，到了去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助力乡村建设的时候了，到了顺应逆城市化需求的时候了，到了有些实在不适宜居住和生存的地方该放弃的时候了，到了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了，到了把“三农”问题聚焦到老人老村老田“三老”问题的时候了……三、经济缓行下，乡村如何进行巧而微建设？可用的钱不多，倒逼我们不得不研究乡村建设巧发展、微建设。多用自然的山水林田果树去扮靓乡村。过去的乡村建设用了很多城市建设手法，用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去建设乡村的人居环境，但是人们对乡村最感兴趣的是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乡村的传统做法。未来我们要多用巧借自然山水、多栽花树果树、栽植本地树种的方法去扮靓乡村，达到既省钱、又让城里人喜欢的目的。要把80-90年代建设的乡村风貌当做历史文化遗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改革开放之后建设的房子，这些房子从唯美的角度来看并不美，但与解放前的传统乡村和新世纪的高质量乡村一起，共同形成了乡村发展历史的美。不要轻易的穿衣戴帽或盲目的改土做旧，花了不少钱，但并不真正美。要创造乡村自我造血机制。我们要利用城郊、生态资源良好的地方开展旅居，适度发展乡村地产。要在一些乡村旅游的基础上，打造网红乡村。对于大量普通乡村，要把乡村景观资源串珠成带，通过旅游线路构建乡村集中连片发展带。通过这些新的乡村发展模式来升级吸引城市人休闲、观光和旅居，来赚取资金，支持乡村建设和发展。盘活乡村闲置废弃资源租售给城里人。要盘活空心、废弃的住房、仓库、校舍和农业设施等乡村存量资源，引入城里业主或购买者，成为乡村闲置废弃资源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将带来大量的乡村建设资金人气和先进理念带来活力。四、逆城市化视角下，乡村如何从满足城市人需求中获得新发展？过去大多以城里人理解的农村人所需要的乡村去建设乡村，其实并不符合农村真正的需求。农村人喜欢什么样的乡村建设呢？农村人理想的乡村建设科学合理吗？反之亦然，城市如何建设？城市也是乡村人的城市，乡村人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呢？其实，我们作为城市人，我们研究城市对乡村的需求更为精准和真实。我国乡村建设已从乡村需求主导转到了城市和乡村共同需求主导。未来乡村发展的新机遇主要在于城里人的外溢，也就是逆城市化。许多农村人都将梯次进城，农村人并不爱农村，反倒城市有一部分人更喜欢乡村，会到乡村去生活。乡村建设要兼顾城里人的需求去建设，不能再单纯考虑农村人的需求，那么城里人需要什么样的乡村呢？城里人喜欢风景零距离的乡村。城里人追求的不仅仅是与风景有一定距离的乡村，最喜欢在风景之中，跟风景零距离、在风景之上的乡村。他们喜欢水边水上、树上树下的、山上崖边的住房，出了门就可以戏水，站在阳台上钓鱼，背靠着山享受山的凉爽，远眺山谷。城里人喜欢直接参与的原真乡村生活。城里人远离大自然，困在钢筋混凝土之中，有一块小小的地还种点菜，或者在阳台上或者在办公室的桌上养些植物，没有空间。他们非常渴望大自然，喜欢乡村田野原真农业体验。他们对这种体验趋之若鹜，而且这种农业生产生活是要原真的。城里人喜欢粗糙斑驳自然的乡村人居环境。他们渴望这种粗糙的石板，凹凸不平的木板，而不需要钢筋混凝土的、贴着挂着瓷砖的别墅似的房子，连石头都是机器切的，木板也都整整齐齐光洁度很高。他们内心渴望回到他梦中的乡村的感觉，抚平精神上的创伤。城里人喜欢朴素人情美的乡村熟人社会。城市里边高楼大厦形成冷漠的城市空间，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但是乡村独有熟人社会，乡村里没有隐私，人与人之间很朴素很直接，这种氛围乡村独有。城里年轻人喜欢网红乡村。年轻人喜欢互联网阅读，喜欢发朋友圈，喜欢能带来视觉震撼、超尺度、打卡式、不寻常规的网红式乡村。这些乡村非常有特点，利于传播。城里人喜欢交通便捷信息通达的乡村。近年来新修的路大多原来都是针对农村人需要所修的，没有针对城里人到乡村来做建设，未来怎么去把这些“各自为政”的路巧妙的串联起来？城里人喜欢有归属感有恒产的乡村。有恒产才有恒心，城里人才会把资金投入进去，才舍得花钱，才有归属感，才能沉淀起来。我们可以放开部分产权交易，打出广告：我在村里有块田，我在村里有间房，我在村里有片林，我在村里有口塘，我在村里有头牛……五、后疫情时代下，乡村如何应对冲击？2022年是疫情三年最艰难的一年，放开之后不少地方乡村老人感染，对乡村建设影响巨大。疫情加速了乡村社会演变的进程，把很多问题凸显了出来。疫情对农业种植、养殖带来影响。很多餐馆都关门了，农产品需求降低，导致很多菜烂在地里也没人要。受到乳业消费放缓与饲料价格上涨挤压，许多牧农无法承受持续亏损，忍痛倒奶杀牛！后疫情下，农牧业如何快速恢复呢？返乡人员对农村带来负担。一些城市疫情严重，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些年轻人回来之后，既不会种田，也不愿意种田，只能在家里啃老，把家里的存粮吃了,给农村带来很大的负担。真是应了“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些返乡人员，我们该如何引导他们？是留在乡村发展产业？能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留住他们呢？这些产业能发展起来吗？能维持下去吗？未来他们是再回城市，还是去县城？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疫情影响农民健康。到了年底放开后，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医护人员缺乏，农民健康意识比较淡薄，乱吃药、乱用药的情况比较突出，一些地区“抗疫三件套”对症并不精准。同时，农村老人大多离群独居，全国6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人口约2/3生活在乡镇、农村，其中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农村占比甚至接近全国一半。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农村人员流动性将加大，还将加重农村医疗防护负担。针对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如果简单把农村乡镇医院都配上ICU病房，全国需要非常大的量，会造成调配效率不高、调配不方便、医生配备不足等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还是要加强集聚，加强救护车配置，让偏远地区老人能很方便的到县城、乡镇去就医。2022年，乡村建设晓寒守晨，既往艰难残影虽在，晨钟暮鼓催人向前；2023年，乡村建设，期许与迷茫并存时刻，躺平和亢进皆不可取。唯有心怀期望，唯有坚韧温暖，唯有负重不弃，唯有深思笃行，方能于守望中檗蘖新生，拂云后再见春山！(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乡村发现转自:乡村建设

编者按：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辛贤教授在《经济日报》理论版撰文发表《加快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强调我国农业强国的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现予以转载。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明确了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都离不开农业发展。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历史积淀决定了我们建设农业强国必然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都对加快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提出了鲜明要求。农业大而不强特点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单产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位居前列。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目前仍然只是农业大国，还不是农业强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建设农业强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业具有基础地位，农业强国建设绝不单单是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农村、农民问题紧密相连的系统工程。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首先要深刻认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农业大而不强，竞争力偏弱。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我国农业增加值达1.28万亿美元，占世界农业增加值的31.1%。同时，我国也是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之一，2021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3041.7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1354.7亿美元，其中大豆、种子等重要资源性农产品长期处于净进口状态。虽然部分农产品进口是为了调剂国内品种，但也反映出我国农业竞争力不强的事实。与美国、荷兰等主要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都不高。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1.5%，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与国内非农生产部门相比，农业科技应用、生产方式、劳动者素质等相对落后，2021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效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之比为1：4.3：3.5，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加速向非农部门聚集。如何在刚性资源禀赋条件下发挥农业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小农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农业生产力等，都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已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此外，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人居环境不佳等问题。同时，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传统农民家庭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弱化，农村经济繁荣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不足，亟需采取有力举措加以解决。立足我国国情建设农业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各类矛盾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加快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位置。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强大的农业，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具备深厚的农耕文明历史底蕴、丰富的资源种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等许多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也存在科技转化率相对较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历史欠账多等一系列现实阻碍。这决定了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利用有限的资源保障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同时保持乡土文化传承，绝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农业强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近年来，我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农民整体收入中的占比也在下降。这导致农业生产激励减弱，加之生产要素成本居高不下，农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推动农业发展，不能一味依靠政府主导、财政政策，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自发调节。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完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宏观调控、支持保护等作用。完成好艰巨的历史任务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一过程必然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一是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二是要不断夯实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备了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基本条件，要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充分释放农业生产要素活力，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三是要重视汲取历史经验。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要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乡村发现转自：《经济日报》2023年1月17日）觉得好看点个【在看】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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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自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难看岀，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实践逻辑。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主要着力点，显然，其内涵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呼应，其政策意蕴也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另外，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的关键。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一、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说只关注质量而不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长区间，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确保有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并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农业农村是经济增长所需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其生产的农产品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主要由农业中的动植物生产来提供，且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原料都是由农业来提供。农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农村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但是，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随着其投入量的增加而降低。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则意味着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的全面发展，这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等优越条件。另外，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促进了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延伸了产业链条，内化了交易成本，助力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高劳动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2018-2021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7.43%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大国，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的重要举措。强国农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是具有国际竞争力，能自主掌控农业关键技术，既能守住国家农业安全底线、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食物高水平、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大国小农、人多地少、不同区域农业资源禀赋悬殊和集体公有制度的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强国农业普遍特征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必须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小农与现代农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农业强国需遵循的有效路径包括：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和双层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建构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农业统一大市场；发展强村富民强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科教兴国带动农业强国战略。关键词：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诸多内容涉及我国“三农”的发展，不仅对党在十八大以来在“三农”领域取得的成就作了系统总结，而且对新征程上的“三农”工作和发展提出了明确指向和具体要求，因此是引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走向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后，又一次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新要求，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乡村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2021年到2035年时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阶段，同时，2035年还是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用新理念、新思路，全面推进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进程。本文构建了我国农业强国的内涵、关键和路径及行动逻辑框架图（见图1），并分别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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